论30年代林庚诗歌的精神世界

林庚（1910—2006），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转入中文系就读。他彼时曾热衷于旧体词的写作，在《清华周刊》、《文学月刊》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20余首作品，得到人们的赞誉。[1]林庚怀有一颗向往自由和创造的灵魂。这使他抱着“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2]的愿望，于写旧体词的同时，1931年也开始了新诗创作。在新诗的尝试中，他获得了一种解放了的全新感觉。在新诗创造热情的激励下，他决意放弃旧体词的写作，课业之余，全力创作新诗。经朱自清先生同意，由叶公超先生指导，他用来代替毕业论文的第一本新诗集《夜》，于1933年9月得以自费出版。从此，23岁的林庚，便步入了新诗“建设期”最年轻的探索者的行列。在为《夜》写的序里，前一辈新诗人俞平伯称许说：“他近年的兴味完全被‘诗’吸收了。他不问收获，只黾勉耕耘着”，“他的诗自有他的独到所在，所谓‘前期白话诗’固不在话下，即在同辈的伙伴看来也是个异军突起”[3]。

“异军突起”的青年诗人林庚，短短几年里，为新诗送来了他“黾勉耕耘”的新作：继《夜》之后，1934年10月，《春野与窗》由北平文学评论社出版。1936年2月，《北平情歌》由北平风雨诗社出版。1936年11月，《冬眠曲及其他》由北平风雨诗社出版。这些创作，或自由体，或格律体，在新诗现代性的探索中，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废名认为，林庚的《春野与窗》说明，“新诗可以不同外国文学发生关系而成为中国今日之诗也”[4]。然而林庚自己在30年代却说，来自法国19世纪的“象征派等自由诗体”，“代表一个新的方向的追求，影响于全世界的诗坛”，“虽然在外表上有些尝试是失败的，而实际的变化已深入到新诗坛的灵魂中，这乃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他又说：“中国新诗坛，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早期是以传统的英国诗为典范而进行着的，而近年来也转向自由诗的方向了。这自由的诗体，好像是在各方面的探索中，尚未达到完全告成功的时候，因此生命力还是无穷的。在寻求破格创新的浪潮中，重在别开蹊径，没有陈陈相因；一种草创的新鲜吸引了广大创造者的热情；这往往也是杰作易于产生的时候。”[5]林庚自觉地抱着一种“草创的新鲜”的“创造热情”，参加了“自由诗体”的探索，进入了与西方象征派相衔接的“自由诗”的“破格创新的浪潮”中，是多彩的“新诗坛的灵魂”的一个代表；又由于他的一些诗作，曾发表于影响很大的《现代》、《新诗》、《水星》等刊物，林庚遂成为30年代《现代》诗人群系中年轻的一员。

林庚的诗人才华与出色创作，引起了诗歌界的关注。戴望舒说：“在许多新诗人之间，林庚先生是一位有才能的诗人，《夜》和《春野与窗》曾给过我们一些远大的希望。”[6]李长之说：“林庚的诗的作风无疑地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他的进步是很迅速的，差不多每不到一年，就会有新的写诗的方法的获得”。[7]穆木天从唯物史观的社会学诗学批评出发，对于林庚的《夜》，进行了偏于否定性的评述。即使如此，他还是认为，“象征主义的要素，在林庚的《夜》里，是占有着支配的地位”，而在中国诗坛中，“象征主义的诗歌，总算是占有着相当的地位”[8]。到了40年代，对林庚在新诗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废名作了这样的论断：“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更重要些”，他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分晚唐的美丽”，“他的诗比我们的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