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中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和发展（1949—1955）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此为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亦开始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这场革命运动历时20余年，是一个渐进并在最后阶段发生飞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这场革命运动和建国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形成了处理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概括地说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独立自主”，“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能不能提出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运动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衡量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一个政党的政治水平和能力的最本质的标准之一。当中共领导人开始发展党的对外关系时，他们面对的历史与现实是中国已经沦为被列强共同侵略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是中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不仅国家没有实现统一，而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内部也不统一。这种状况使列强不仅可以用武力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可以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状况，瓦解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或者改变其发展方向。在这方面，中国近代民族革命运动失败的历史提供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时期，曾经多次面临外来的干涉。例如在抗战前期，发生过以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政策的干预；抗战胜利前后，有过以美苏协调对华政策为背景的美国和苏联对中共战后政策的干预；1945年末到1946年春，美国曾经试图通过调处国共矛盾，影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解放战争后期，苏联曾经试图干预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则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企图通过与中共中央建立某种形式的接触来影响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当然，美国和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它们介入中国政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之所以要干预中国革命运动，都是为了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共领导人不能提出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下放弃中国革命运动的奋斗目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同他们能深刻理解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坚持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有直接的关系；同他们能合理地处理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任何依靠外来援助才能生存的政治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的，当然也不可能自始至终地完全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在中国政治中实际上失去了合法性。战后的国民政府是极为典型的一例。它在战后获得了空前广泛的国际承认，但最终因为未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支持，从而在内战中成为失败者。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失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沉溺于国际支持而忽视了中国民众的基本诉求，从而失去了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基础。

反之，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革命时期，并没有得到持续和大量的外部援助。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中共领导人相信，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主要力量，存在于亿万中国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民众之中，坚韧不拔地从事组织和动员人民大众的工作，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因为有了这样坚固的基础，在中国历史转折的时刻，中共才有勇气有力量抵制住来自国际的巨大压力，挑战战后东亚的大国体系。

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认识处理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涉及更为深刻、复杂和长久的问题，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在抗战初期，中国有一部分人过多地强调外援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他们与外国势力有某种联系，他们在认识上的真正失误在于过高地估计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世界政治的中心在欧洲，“东方问题是围绕欧洲问题的一个部分”。中国抗战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一方面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外援，但无论如何外援都会是相当有限的，中国必须坚持自力更生才有出路。

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他深入分析中国革命运动在以美苏矛盾为中心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是有限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也是有限的，中国革命运动必须也只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共必须依靠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力量，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国情的这种认识，是中共中央始终强调并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重要思想根源。

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同时受到几个大国侵略或干预的半殖民地国家。列强之间不断因利益冲突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各个政治力量提供了纵横捭阖的广阔空间。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在对外关系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列强在中国的关系的变化，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为中国革命运动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外部环境，或尽可能地减少党在国内斗争中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中央能否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善于利用列强在华利益纷争的局面，是他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1940年末，毛泽东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作为中共中央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原则。在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一再显示出它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的对外政策，它要处理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中共中央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一直指导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这不仅是因为观念的延续性，也同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即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在革命运动的后期提出的。随着建国的进程，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外部事件和处理重大外交问题后，才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对外政策。1954年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1955年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是当时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次最重要的实践。可以说，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标志，中国形成了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