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可以简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但准确地说它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外交”这个概念是指各国政府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政策和交往过程。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当代国家的对外关系，则会超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历史中，除以中国政府为主体的外交关系外，还包括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行为者的党际关系，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主体的军事外交，等等。它们在中国对外关系的不同领域、不同时期，发挥着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从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进程看，随着经济的日益开放与社会的迅速变化发展，中国对外关系的内容已经和必将变得更为广泛、丰富和复杂。

关于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地区后，那里实际上存在的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从法理上说无疑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部分，当然它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部分。理由很简单：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但是，如何定位、定义和阐述台湾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是非常敏感、复杂和困难的课题。迄今为止，在所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教科书中，都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始终与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处理台湾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密不可分。显然，台湾地区对外关系的演变对中国对外关系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逐步研究和补充这一领域的内容是重要和必要的工作。

二、教学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而且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首先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是当代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与外部世界交往，越来越迅速和深入地融入世界，中国对外关系必定会是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部分。可以这样说，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和认识，对当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理解肯定是不完整的。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知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是一类不可缺少的重要知识，是培养人文关怀和提升智慧的基本和关键性要素。当然，历史知识有档次之分，这里指的主要是理性的知识。这些理性知识是认识当代重大事务的基本参照、比较体系和坐标，是启发智慧的基本要素。失去了历史知识的支撑，很多思考就失去了逻辑的起点和参照系，既不可能形成经验，更不可能产生智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作为历史知识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也包含其中了。

在历史研究中有一些重大的命题，如个性与共性、偶然与必然的关系等等；也有一些关乎人类命运的思考，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等等的关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规律（如是谁在创造历史，以及如何创造历史），国家的起源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和本质，等等。对这些基本命题和思考的探索与回答，同样在影响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认识和理解。

就中国人的内心关怀而言，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是认识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之关系的重要部分和重要环节。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国人不仅迫切需要了解世界，而且至少也是同样迫切地需要了解自己，包括了解自己曾经根据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政策为指导，以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与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相处和交往。

中国人的这种关怀源于对中国人个体、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等的命运的期盼和无法回避的关心，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赖以存在的支柱。大量的中国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研究都证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等种种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基本名称，都是在同其他人民、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交往和比较中产生和确定的。当我们提到“中华民族”，就会想到勤劳、勇敢、智慧、坚忍不拔和热爱和平。这些不仅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概括出来的，也是在同其他民族交往和比较中概括出来的。当我们问，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会想到“东方的”、“历史悠久的”、“近代遭受过侵略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等等。这一系列的概念更是从国际交往中概括和定义出来的。

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可以说从那时以来的全部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同中国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中外关系的极其复杂性导致了中国人对中外关系认知的严重矛盾性，并极大地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大规模变革，甚至部分决定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式、规模、深度和客观上越来越激进的进程。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历史的缘起和发展，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外关系史发展过程中一次革命性的跃进。不过客观地说，时至今日，中国人在如何认识对外关系方面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同近代历史中产生的基本问题一脉相承。对那些问题的认识和回答，必将极大地影响中国人的未来。

上述非常基本的历史过程必然促使中国人希望了解，自己的国家曾经同外部世界形成过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会形成那样的关系；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对我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应如何定义过去所经历的种种过程，包括苦难和教训；今后应该如何定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等等。没有哪个问题是可以轻易给出答案的。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未必就能完全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不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肯定不能全面和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以上仅仅以最基本的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为例，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对塑造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影响。作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而且今后必定会更加重要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必定要不断形塑并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公众普遍认同的自我形象，并通过持续发展和调整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行为，界定与自我形象相符合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确定今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其中包括世界观、基本价值和行为规范等，从而影响中国和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和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必定是中国人认识和理解当今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学科。中国人既需要从中得到自信，也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确实是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必不可少的重要知识。

再次，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有所谓“经世致用”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必定会对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对外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如同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一样，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是在各种有价值的参照体系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必定要受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的影响。这个知识体系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一是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各种理论知识；其二是其他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历史和经验；其三就是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知识，包括对历史过程的真实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合理总结。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治理过程是比较重视历史经验的，这个特点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它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尽管就现实情况而言，一些方面包括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经验所应该和必然产生的巨大作用不够重视，甚至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不如国际关系史或一些大国的对外政策史研究更重要，当然更不如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重要了。由于档案没有完全解密，有关研究受到比较多的限制，这些都是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客观因素。但主观上由于不了解以致不重视甚至无视这部分历史经验已经和必定会继续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而导致不重视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则是应该避免的。因为历史反复地证明，对于决策者或决策主体来说，历史经验是一类任何理论研究都不能取代的参照体系。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经验也是任何理论知识都不能取代的参照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今天和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态的基本分析和判断，并进而影响对外政策的质量。

三、学习的基本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对外政策、对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重要的外交活动、有关的外交人物和丰富的外交思想，等等。认识和掌握这些丰富的知识有很多角度，也有很多历史线索。其中基本线索有三条，即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国的国内政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

（一）中国革命运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首先必须理解近代以来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理解中国革命运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天然联系”。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同中国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同建国前历届政府的外交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基于对此前中国外交的彻底否定和深刻批判，而不是此前中国外交的自动延续或有意继承。在这方面，世界上相反的例证大大多于相同的例证。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发生对研究革命国家的外交是有典型意义的。

所谓“天然联系”，从历史连接的意义上，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直接转变过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同外部世界建立了某种联系，如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一些国家从事民族和革命运动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有抗日战争时期与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关系远谈不上是丰富全面的，但对后来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形成、组织建构和人员构成等等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不过，所谓的“天然联系”并不仅仅是，而且主要还不是指“历史连接”。它的核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最初动力直接来自中国革命运动，它在形成阶段的主要目标产生于中国革命运动，它的主要特点也是由中国革命运动所塑造的，而且它也是直接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延续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对外政策就是在国共内战后期（1948年冬至1949年春）制定的。在最深层面上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核心价值如独立、平等和尊严，以及以平等为中心的现代正义诉求等，都是在革命运动时期酝酿成熟并最终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之中并逐步扎根。所以，只有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才能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的来龙去脉。

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同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革命运动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关系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造成巨大的冲击、痛苦和破坏。从清王朝崩溃到辛亥革命失败，无论中国的统治者和各种政治势力基于什么样的现实需要，试图或已经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以建立符合他们利益的对外关系，其后果几乎都是造成中国的各种权益不断地丧失，以及外部列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日渐深入。

另一方面，正是不断加重和深化的民族危机成为一度消沉涣散的革命运动再一次兴起的催化剂，导致了一波又一波并日益加速的社会下层的民众反抗运动和上层的各种形式的改良运动，并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汇聚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冲击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站在这场运动前列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未来的革命运动必定同时兼具政治社会改造和民族解放的双重使命，它的目标就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种以平等为其核心诉求的全新的中国对外关系，进而争取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

20世纪初兴起的反帝革命运动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而呈现了新的特点。中国共产党诞生本身就同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很多地区蓬勃兴起有直接的关系，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在亚洲广泛传播有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共的诞生和发展同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极为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密切相关，即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推行面貌一新的对华政策，裂解了列强在华的权势体系，缘起于中国下层社会和知识精英的反帝革命运动，终于得到一个大国真诚的同情与支持。“走俄国人的路”，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执行“联俄”政策，成为当时一大批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择。这一选择对1949年以后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将推翻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作为它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奋斗目标之一。他们将中国民族解放与革命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等，几乎从一开始就铸成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政治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对外政策等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这个认识框架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认为：“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国际和苏维埃俄国——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同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极为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密切相关的。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俄国的诞生对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至为巨大和深刻的影响。不仅列强在华的权势体系由于苏俄推行面貌一新的对华政策而出现裂解，而且缘起于中国下层社会和知识精英的反帝革命运动，终于得到一个大国真诚的同情与支持。“走俄国人的路”，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执行“联俄”政策，成为当时一大批中国政治精英的坚定选择。这一选择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正是基于上述的信念和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从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并领导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北伐战争，再到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这历时十余年的国内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与国际社会的全部联系，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当然也得到了苏联的各种支持和援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法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但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导致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不过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

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包含的重要观点之一便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它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订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提出的“一边倒”方针也说明，他们开始考虑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与中国革命运动之联系的重要性，还是因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又同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从革命运动的领袖向国家领导人的转变密不可分，或者说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层面。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一套有关国际政治的理论观点、他们在革命时代对中国对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关于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和坚持。任何一项对外政策原则能够有长期的生命力并得到公众的持久支持，必定是因为它同一国之国内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能够反映一国之基本的国内需求和理解。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和坚持，最初是同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贯彻可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联系在一起。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不久，及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中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特殊，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历史逻辑与观念逻辑相互影响并高度统一的发展进程，最终铸造了新中国外交的最主要和最坚定的指导原则。

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和坚持固然有其客观需求，同时也需要有其他条件。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同样提出在外交中要独立自主，但在现实中却难以贯彻、难以坚持。晚清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列强有能力对中国内政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它们甚至能够直接利用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纵横捭阖，从而达到操弄中国对外关系的目的。从中国内部看，不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以至于后来的国民政府，无一不是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党同伐异，互相倾轧。在几乎所有那些矛盾、纷争的背后，都或明或暗地可以看到列强操弄其中的魅影。

中国共产党与当时中国所有其他政治集团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它有至今看来也是罕见的极为坚强的组织。中共的领导核心是由一批有着共同理想的政治精英所组成的，他们长期保持着高度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意志，甚至有着相同或类似的政治性格。因此，任何一个大国当时几乎都没有可能在中共内部找到它们可以利用的矛盾，以达到影响中共内外政策的目的。这一特点在4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显得尤为突出和鲜明。

另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治组织曾经像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那样坚忍不拔地深耕中国农村这片政治土地，从而获得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真诚和长期的支持与拥护。这片政治土地在那个时代蕴含着惊天动地的力量，同时又与中国现代政治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他们改造中国乡土社会的史无前例的努力，将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与中国革命运动联结起来，从而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没有这样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直到今天都视为指针的“独立自主”原则，最终必定会成为一句空话。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即为前车之鉴，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曾经从国际上赢得了列强赋予的巨大合法性，它最终却由于失去了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而土崩瓦解，并沦为列强的附庸，仰人鼻息。

从更深的层面看，中国的对外关系不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形态，以及今后可能会出现多么复杂的变化，它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和愿望。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大国，任何政治集团如果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不能从中国社会中获得政治合法性，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得到中国民众的基本支持，其对外政策都将是软弱无力和难以长久维持的。

其次则是中国革命在最后阶段那种大规模群众和武装斗争的进程与形态，以及这种形态之深层反映的革命领袖对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认知与经验。毛泽东这一代中共领导人差不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他们几乎都走过一段从救国到革命，从学习西方到赞赏十月革命、信奉共产主义的心路历程。他们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所加于中国人的耻辱，使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激进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结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那种任人宰割和欺凌的屈辱地位，以及摧毁造成中国这种地位的国际体系。他们认为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压迫和不平等。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的经验也在激励着他们。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君主立宪到五族共和，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系列的变革和革命呈加速度的发生和发展，社会思潮也在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中飞速变化。那个革命的时代造就了革命的思维方式和革命的激情。中国的政治精英越来越相信和追求激进的变革，并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王侯，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泽东是他们中的典型。中国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荡涤旧中国一切污泥浊水的洪流，是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奋斗，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空前壮举，是一首无比壮丽的史诗。毛泽东相信，这场革命不仅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可以也应该创造出全新的中国对外关系，一举洗刷中国一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并进而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新型的国际秩序。可以说毛泽东等一代人的政治经验在中国社会中造就了对革命的长期崇拜，其影响至大且久远。

总之，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它的特点和本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影响至深且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从其产生之日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实现中国革命运动的目标。

（二）国际环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互动

国际环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影响是一个不需要更多论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本来就是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在不少方面就是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做出的反应。不过对国际环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间的联系和互动的内容，仍需要有进一步的理解。包括国际环境作为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包括哪些内容？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产生影响？以及在那些重大事件中它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仍大有丰富和深化的必要。

在最表层，国际环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影响表现在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认识这些变化。从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历史进程看，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外部环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冷战阶段，另一个是“后冷战”或冷战后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世界政治的最主要特征，被简单地称为是美苏两极对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支配着世界政治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走向。后一个阶段被称为是走向多极世界，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一超多强”，这种力量格局和多极化发展趋势支配着世界政治。当然两个阶段只是大略的划分而已，随着近十几年来“全球史”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成果描述出一个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的世界图景。实际上在每个阶段都有远比所谓“两极世界”或“一超多强”、“多极化趋势”等复杂得多的内容，它们同样是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

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爆发的冷战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美苏两国在中国既互相限制又互相妥协的政策，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即二战结束后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帝革命运动竟然没有受到列强的直接军事干预，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在中国出现的美苏互相遏制，国共一竞雄长的局面，使国共两党都有机会尽其所能地利用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争取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条件。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更具有智慧和谋略，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坚实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美苏冷战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外部条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外部环境，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应付美苏对抗的局面而制定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必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将摧毁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1945年8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条约为蓝本的国际秩序，有关国家必将面对一个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从后来的结果看，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胜利发展，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逐步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势力和利益被彻底清除出中国。苏联则相反，其政治影响逐步扩大，直到与新中国结成同盟。苏联固然在客观上占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地理上与中国接壤，美国则远在万里之外。但导致上述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苏同中共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苏联是中共的支持者，不论这种支持达到何种程度和有何种复杂的特点；美国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对者。中共中央选择“一边倒”向苏联的对外政策，其实施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即站在苏联阵营一边，与美国对抗。建国初期这种对外关系格局的出现，除了前述理论观点和经验使然，也是中共中央当时在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中，针对美苏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做出的反应，是中共分别与美苏互动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对外关系随之发生的变化，同样包含着对变动的外部环境做出反应的成分。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美苏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的变化，苏联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变化，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变化，等等。

从美苏关系的变化看，60年代末美苏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形成了战略均势。这一变化是美国宁愿选择对苏“缓和”的基础和根本原因。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不久，即开始推行缓和政策，声称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要开始一个“从对抗走向谈判”的时代。根据尼克松政府的设想，美国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美苏的全面缓和，首先就是要争取同苏联达成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协定》。这标志着尼克松“缓和”政策的阶段性进展，“缓和”一度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代名词。

尼克松政府推行缓和政策有其复杂的国内外背景，这项政策反映了这个时期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决策者对这种变化的认知及选择的应对之策。美国已经无法像以往那样，在所有的战线上采取咄咄逼人的遏制战略。在美苏战略打击力量达到可以“确保相互摧毁”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通过谈判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60年代在欧洲出现了缓和的进程，并对当时的东西方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法国戴高乐的“缓和政策”到联邦德国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均表明在欧洲的东西方关系缓和已经成为大潮流，而且不可阻挡。美国实际上面临着欧洲缓和的大环境的压力，它只有顺应潮流，扛起缓和的旗帜，才能继续领导其盟友，并将欧洲的缓和控制在美国的战略轨道内。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进入70年代时，苏联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使它终于能够在战略核力量领域达到与美国相抗衡的地位。美苏核均势的形成给双方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对外政策问题，即在美苏关系中选择继续对抗，还是选择缓和。苏联选择了前者。

1972年5月，美苏签订《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为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奠定了基础，尽管是不牢固的。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标志着美国不论是否情愿，都已经将苏联视为平等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各个领域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苏联的立场，并更愿意做出让步。

另一方面，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也认识到，苏联的核战略力量与美国相比，处于劣势，而且即便如此，美国也不会停止加强其核力量。所以，苏联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订后，不仅没有停止进行军备竞赛，反而进一步投入巨大的资源，加倍地努力增强自己的战略核打击力量。在整个70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军备竞赛，取得对美国的军事战略优势。

这一时期苏联的重要外交成果之一，是促成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并于1975年8月在赫尔辛基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文件确认“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并确定了建立欧洲安全与合作体制的原则。苏联领导人认为，欧安会的召开和“最后文件”的签署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得到西方大国的承认，苏联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得以加强。

在欧洲的外交成就使苏联外交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欧洲缓和的基础上，继续在亚洲推行缓和政策，通过缓和来谋求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安全。一是利用欧洲方向的安全压力缓解的机会，在其他地区扩张，谋求对美国的优势地位。苏联选择了后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美军撤出印度支那和越南完成了国家统一，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干涉以彻底失败而结束。苏联领导人因此相信，印度支那的形势表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在决定性地下降，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和意愿，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地区进行干涉，这对苏联是历史性的机遇。这一时期，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内部矛盾复杂尖锐。美国力量的衰退和这些地区形势的动荡等等，对苏联形成了巨大的诱惑。这个时期苏联的经济持续增长，外汇储备状况明显改善，这些都加强了苏联通过提供对外援助来扩大政治影响力的能力。这些因素促使苏联领导人走上了扩张的道路，在中东和非洲到处干涉，四面出击。

几乎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直接面对的外部环境也出现了两个基本变化。一个是中国同苏联从盟友变成敌人，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也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构成了严重的挑战。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全面破裂，随后中苏、中蒙边界紧张局势迅速升级。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从1964年10月起到1969年3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4189起，比此前增加了三倍。持续升高的紧张局势最终在1969年3月酿成了双方在中苏边界东段的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并在同年夏季蔓延到中苏边界的西段。此前不久，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在促使中国大幅度改变对外政策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它推动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问题。8月23日，中国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苏联进行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谴责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结果”。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确认了当时的世界局势是美苏“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判断，并断定苏联已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对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个战略性判断，导致了后来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

另一个变化是，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酝酿重大的调整。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尖锐对抗和在越南战场进行的间接战争，一方面推迟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进程，但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根本改变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很快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由于长时间对外干涉，战线拉得太长，特别是长期陷入越南战争，导致其实力地位明显下降。为了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和避免苏联继续扩大其优势，尼克松上台后不久便公布了他的新战略构想，推行以“缓和”为重点的对苏政策，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策略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当时美国面临两个严峻的挑战：其一是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使美国政府在国内外陷入巨大的困难；其二是其全球战线过长，国内经济呈现衰落的征兆，已经难以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

在政策层面上，尼克松政府强调在一些地区收缩战线，在亚太实行“尼克松主义”，在军事上从准备同时“打两个半战争”改为准备同时“打一个半战争”。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出题为《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的咨文，阐述了美国外交应该有三个支柱，即“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上述政策转变实际上反映了尼克松等美国领导人对国际政治的思考。他们认为，美苏两极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被复杂得多的“五极”（美苏中欧日）的权力结构所取代。这个新格局给世界安全形势带来的变化不容忽视，国际安全体系将由三个体系构成，即美苏的战略安全体系、已经出现的中美苏战略三角体系，以及美苏中欧日为主的多极经济体系等。

尼克松等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实际上是承认美国的地位相对下降，苏联、中国、欧洲、日本等的力量相对上升。美国必须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调整对外政策，利用各种复杂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尼克松、基辛格提出了“缓和”的战略概念，即以实力为后盾，通过谈判与对话来束缚苏联，达到遏制的目的。

尼克松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是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推行联华制苏的结果，是为了在与苏联抗衡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尼克松上台不久，就提出了以“缓和”和在亚洲收缩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尼克松主义”。1969年7月，尼克松出访亚洲，在关岛发表了美国对亚太地区政策的讲话，强调美国将继续承担条约义务，但是美国不能在每个地方的每件事情上承担每项责任，亚洲的盟友也要分担管理亚洲事务的责任。尼克松在《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中提出美国可以帮助盟友的防务，但不会承担保卫它们的所有义务。根据这种倾向于务实灵活的战略思想，尼克松政府逐步认识到，应该“抓住中国的现实”，并终于决定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

美国方面的战略调整和有关调整对华政策的宣示和措施，是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认识国际局势变化和思考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国际因素。1969年秋季，在初步稳定了中苏边界局势并大致判断清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方向之后，中国领导人决心迈出缓和中美关系的步伐。1972年2月，在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以后，尼克松终于实现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从而迈出了中美和解并最终实现正常化的第一步。

在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和中美关系开始缓和的背景下，针对冷战中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中国从7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被称为是“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民族和各种政治力量，组成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国际统一战线，其中主要是反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这个时期提出的“三个世界”思想，就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表现；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比较系统地体现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三个世界”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对美苏关系格局变化的反应。毛泽东使用这个概念并试图据此建立一套理论，目的主要还是回应世界政治中的另一个巨大变化，即二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历史性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国家力量蓬勃兴起，正成为世界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以及因中东石油输出国联合限制石油出口所造成的石油危机等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和判断。他们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就是要为中国在日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界定位置，以及为相关的政策提供认识框架和理论支撑。相比较而言，中国在这个时期对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重视的程度大大超过后30年，其原因需专文探讨。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巨大影响，学术界至今还缺乏深入的探讨，这需要弥补。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相继发生了原属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的剧变和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世界政治局势由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中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世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外部环境最大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方面包括：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明显地开始推行更为积极的扩张政策；过去在制衡美国的各种国际政治力量中起最主要作用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如何完成国家建设和战略定位，以及推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等，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苏联阵营的瓦解方式导致一些地区出现政治动荡，国家分裂、宗教矛盾等不断发生，甚至酿成流血冲突；两极格局的崩溃造成非洲、中东等很多地区动荡不安，等等。

在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前后，中国领导人显然已经在关注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当时中国面对的一个直接和突出的问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制裁。在这个背景下接踵而至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成为推动中国领导人提出“韬光养晦”政策的主要国际背景。

从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形势虽然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苏联解体后所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国内，不断地出现关于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研究和讨论。特别是针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的讨论，从90年代中期到末期，从未中断并日益深入，在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时甚至达到一个高潮。这些讨论的发生和持续本身就表明，国际环境对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影响正日益深入，因为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变化，人们必然更加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其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不论是从讨论的基本结论还是从客观的实际情况看，都可以说中国在冷战结束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决定从那时以来中国对外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关键原因之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表明，保持对外政策基本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必要的和合理的。

以上指出国际环境的变动及其与中国对外关系之间互动的重要影响，除了因为这是理解中国对外关系发展方面必须认识到的一个基本因素之外，还是因为它可以促成更有启发性的思考。在上述互动的过程中，中国人对世界国际政治潮流（有时被称为是时代）的认识起着关键的作用。历史进程表明，决定中国外交成败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是首要条件），就是中国人对世界政治潮流的判断合理与否，包括全面认识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潮流的发展方向，合理判断它们在各个阶段上的影响和相互关系。世界政治潮流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是由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格局通常都是在它们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来实现飞跃性发展。

二战结束至今虽然有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期，决定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潮流在本质上并无变化。这些主要潮流包括：（1）世界强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与对峙；在后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一超多强之间复杂的合作、竞争与地缘政治对抗。（2）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后果，即大批新独立的国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新兴力量，并在冷战后形成世界政治中一些新的力量中心。（3）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潮流的快速扩展，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冷战结束后，现代化潮流的全球性愈显突出。（4）科学技术巨大跨越式的进步，它持续不断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包括改变大国政治的存在和发展方式。（5）意识形态斗争，在冷战时期比较集中地表现为美苏两国围绕两种社会制度和新兴国家现代化实现模式的激烈斗争，同时也存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思潮；冷战后则演变为“西化”与非西方思潮、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的争论与斗争。

中国对外关系60年的发展证明，中国外交与国际环境的互动曾经由于主观认知的历史局限性、片面性——忽视或过度强调世界政治潮流的某个方面——而受到影响，甚至导致对外关系出现全局性的错误。以前30年为例，毛泽东比较重视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前途和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突出任务。再如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认识，使毛泽东极为重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在一个时期形成了同时同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局面。如果将毛泽东这些认识分开来看，都各有其根据。问题是这样的做法严重忽视甚至无视世界政治中的其他潮流，诸如忽视追求现代化的世界性潮流，以及忽视科学技术进步对世界政治越来越突出的影响，等等。结果导致对时代问题的认识长期摇摆，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甚至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一度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等等。这些认识和政策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致使中国一度陷入孤立。

改革开放以后，在总结前30年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平”与“发展”两个主题的思想，即在各种复杂的世界政治潮流相互影响和相互激荡中，“和平”与“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主要追求和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世界规模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不存在对中国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这一思想是基于对大国关系、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的长期思考和判断，在80年代中期提出后经过多次争论和论证，在中国形成了高度的共识。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时时关注时代潮流的变化并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研究国际环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互动，是由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决定的，这个历史性的命题被简称为“中国与世界”。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十分重大的命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160年来，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和成败。这一古老命题演化至今，可以基本上浓缩为，或者说其核心部分就是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它所具有的宏大内涵和现实意义，以及对它的认识和结论等，不仅将决定未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走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发展方向。

从中国研究界思考的脉络看，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之关系这一命题的提出，最初是由思考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引起的。90年代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表明，影响中美关系的最深层因素，是中国与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这是由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中美各自在其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所处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当然，从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远不是中美关系可以涵盖的，尽管它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正形成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同时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麻烦，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谈论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与之相伴而生的诸如“与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全球化进程”、“建设性融入”、“做负责任的大国”等等观点，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在此领域的思考及其达到的深度。不过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并不是没有疑问的，也没有形成居主流的意见。如：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除了不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和争取从与之交往中获利外，是否要认同它？进一步说，冷战结束后中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要达到何种程度、取得何种成果，它才会明确地表示认同现存的国际体系？等等。

“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难题，无疑包括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主要与现存国际体系的一些主要特征联系在一起，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这个体系的主要规则是由它们主导制订的，当然也就更符合它们的利益，而且一些规则还在按照它们的愿望进行修改或调整。另一个更为深刻一些的因素则来自中国的内部，即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历史的进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道路固然给中国发展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构成了中国可以被接纳加入其中的基本根据。不过这条发展道路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步显露出来的某些特点，同样也构成了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融合的内在限度。正是内外两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内部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里，仍然难以明确它同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将完全认同现存国际体系这一点注定要经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必定会展现一些独特的面貌。

国际环境作为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容包括哪些，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产生影响，以及在那些值得研究的重大事件中，其影响达到什么程度等等，都是需要展开充分的讨论和研究的。

（三）中国内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句话在外交研究领域几乎像公理一样，是不言而喻的。在学术界，就某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研究，差不多都要涉及该国内部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特征，该国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国家发展战略或国内一些重大政策的变动，国内不断出现的新的重要的政治需求，由于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问题引起的政治斗争，等等。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都会对该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进一步说，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说只有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内政策与措施，并在该国国民的历史经历中占据核心地位，才能阐释和主导该国有关的对外政策和重大事态的发展，从而形成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对这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实际上历史的进程已经相当清楚地展示了中国国内政治对对外关系的重大影响，这种客观上存在并展示出来的影响，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中国内政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巨大影响，分析和阐述这种影响的过程、程度和独特的方式，应该成为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逻辑框架的组成部分，它是一条基本的线索。另一方面，如何分析和认识中国内政对对外关系的影响，不论是实证性研究，还是方法论的探讨，它们都构成了这个领域中的一类关键性知识。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未来的发展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同国内政治或国内各种复杂的因素纠缠在一起，甚至受到国内政治的决定性影响。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养成认知视角的自觉，是至关重要的。

所谓国内政治的影响，理解起来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比较直接的，其内容大致包括：（1）决策层内部在重大的政策问题上——对外政策方面甚或其他领域的分歧和矛盾等；（2）国内的发展战略或重大政策的转变，反映这些转变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等；（3）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媒体所造成的公众情绪变化等。这些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带动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变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历史看，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转变，影响是最大的。

近些年来，历史学家的大量研究表明，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访问莫斯科，为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奠定了基础，斯大林也从此决定，接纳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有关这次访问中一个不太被重视但十分重要的情况是，刘少奇在历时40多天的访问中，与斯大林会谈的次数并不多，他利用其余的时间参观访问了苏联的政府部门、职能机构和工矿企业，了解苏联国家管理和建设的各个领域，包括企业党组织的活动和作用。他回国时，可见到的是他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不过可能更重要的是他还带回了一套苏联的国家发展模式。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共领导人差不多就是根据这个模式建立新国家的。这导致新中国一诞生便与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全面接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教育、国防、外交等领域，从政策到体制，无一不是既迅速又顺畅，当然还有中国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由此可以证明，新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边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中共领导人选择的建国模式和发展道路决定的。

导致中苏同盟破裂和中国脱离苏联阵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不再能容忍这个体系中苏联与其他国家那种“父子”、“猫鼠”式的不平等关系。不过中苏关系破裂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当赫鲁晓夫试图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时，中国的发展道路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延伸。这也是导致后来的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它也是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的重要内容。

70年代初中国决定打开对美关系大门，主要是出于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但是，发展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与当时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政策极不协调，这其实是制约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使谈判长达多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或缺乏研究，给相当多的中国人造成这样一种看法，即只要在战略安全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就足以维系与美国的关系。但事实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只不过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却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时间上也是基本同步的。

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协调，这一过程的出现是以国家发展道路的转变为基础和主要动力的，它为中国同现存国际体系建立积极的和日益密切的关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并且使这种关系经受住了苏联解体及其阵营崩溃后中国战略地位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冷战后要中国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维持和发展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关系，至少也会困难得多。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也正是中国坚持按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导致中美关系被认为存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并经常出现波动。其实，80年代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已经证明，中国之所以后来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决心退出美国与苏联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当今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仍然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

第二个层次是同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如同20世纪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兴民族国家发展一样，中国的国家建设在1949年以后面临着一些基本的问题。任何政治力量、政党的存在或合法性，都同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有关；它们提出和推行的各种思想、各项政策，包括对外政策，也必须能够解决或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才具有持久性和指导意义。这些所谓的基本问题如下：

第一是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主权与领土完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它们不能受到侵犯和损害，或者不能让它们受到的威胁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国民普遍感到不安全，或者感到没有基本的发展前途。不论当今有关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问题存在多少争论，对新兴民族国家来说，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仍然是生存和发展的起码条件。

第二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或简称实现现代化。这也是新兴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上保持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对此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着高度的共识。在经历了建国后多年的曲折后，当今的中国有两个强大的推动力，推动决策者将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上。一个推动力是人们追求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另一个是人们试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追求。这两个动力产生于中华民族近代的历史和当今的中国社会，有着极其深厚的基础。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无可争辩的原则。

第三是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二战后的一些新兴民族国家长期存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课题，如越南通过十余年的战争，在1975年实现了国家统一；朝鲜半岛现在还处于分裂状态。国家统一问题对于中国更为突出，也更为敏感。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维护国家统一一直是政治治理的核心问题，也是一种“核心价值”。从历史上看，秦以后的中国一直是靠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国家统一的，没有任何一种历史经验证明，可以用别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或者说是维护这个价值。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高难度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争取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同时反对各种分裂势力，以及各种被认为可能导致中国出现分裂内乱的政治意图、意识形态和活动，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得到中国公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

第四是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形成。所有新兴民族国家都必定要经历一个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过程，并在已建立的核心价值基础上，形成相对牢固的国家认同，即对国家特性和基本形象的认知、认可甚至欣赏，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基本制度的信任和信心。这是历史进程决定的，二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冷战使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并经常在一些国家导致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华民族同样面临社会核心价值建构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同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其影响巨大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今后完成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过程，必定会伴随着对外政策的讨论，伴随着如何认识中外关系的讨论，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很可能会比以往更强烈。

第五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政治中独特的重大问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这类问题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如不同地区与中央的关系、对外部世界不同的依存程度、同中国周边不同的地区形成的不同的关系、受到性质和程度不同的外部影响、在不同边疆地区也面临着不同类型的安全威胁，等等。它们反映到中国对外关系上，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需求，甚至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更加全面地发展，以及中国地区社会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可能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影响。

第六是执政者的合法性问题。二战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的执政者都面临合法性的挑战，部分是因为这些执政集团最初得到支持是因为他们在革命阶段满足了公众对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独立的诉求。但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能否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必要的荣誉感，以及满足国民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日益强烈的要求，则成为对合法性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能否遵循大致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的正义程序；也取决于能否制定和有效地贯彻合理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在此前提下，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包括解决上述几个基本问题而创造比较有利甚至是越来越有利的外部环境，是衡量当今中国外交成就的基本标准，是执政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以上几个问题在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有时也是互为因果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不可拆分的框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必定要为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服务，为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从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历史看，即使出现过特殊时期，但绝不可能长期与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需要背道而驰。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分期

任何事物都是在时间中存在和发展的，而发展必定有其阶段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从形成到今天，同样有其阶段性，即它是由不同的历史时期相互连接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史从其渊源看，是有历史延续性的，包括前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之对外关系的继承，也有对它所衔接的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继承，这方面与国际法的相关内容有关。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对外关系毕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作为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在不断形成或改变其自身特点的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阶段性，是学习和研究它的必不可少的内容。

关于如何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不同时期，即“分期”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论著或教科书的相关内容，反映了作者各自的见解。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当代中国外交》是“当代中国”系列丛书中的一本。由于主编韩念龙、副主编钱其琛等以及各位编委均是中国外交界的重要成员，加之这本书编著和出版的背景，使它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该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分为四个时期，它们分别是：（一）1949年10月建国到50年代中期；（二）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期；（三）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四）1982年到1986年。该书出版于1988年，故没有包括对此后发展的概括。后来由外交部的裴坚章、王泰平等先生主编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三卷看，大致沿用了这个分期方法。当然可以预期，在随后出版的各卷有可能对1986年以后的发展划分不同时期。

《当代中国外交》对其划分的每个时期的主要内容均作了概括性的说明，但并没有明确说明划分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准。不过从书中的介绍和全书阐述的内容看，分期的标准是中国外交战略或者说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变化，出现这些变化则主要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给中国造成的影响，等等。

外交学院谢益显教授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和在2002年再版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是这个领域中影响比较大的力作。前一部著作写到1979年，后一部则增加了从1980年到2001年的内容。从史学方法的角度看，能写到这么近的时期是很不容易的。

这两本书并没有就“分期”作明确的说明，不过章节的设立还是反映出作者在“分期”上的看法。以2002年再版的《中国当代外交史》为例，该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分为七个时期或阶段。它们包括：（一）1949—1955年“独立自主，保障安全”;（二）1955—1965年“对外多方矛盾和反美统战”;（三）1965—1972年“‘反帝必反修’和反对两霸”;（四）1972—1979年“三个世界的划分和联美反苏”;（五）1979—1989年“不结盟与和平、发展为主题”;（六）1989—1995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七）1996—2001年“推动世界多极化，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从这些标题可以大致判断，这部论著主要是以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宣布的对外政策和处理的主要外交问题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的。

北京大学杨公素先生和张植荣教授所著《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是独具特色的一部教科书。该书内容包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1年的中国对外关系，其中有专门一节论述了分期问题。作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应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1949年10月建国到1982年，持续了33年。其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49年到1963年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第二阶段是1963年到1972年实行同时反对美国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第三阶段是1972年到70年代末联美反苏统一战线时期。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实行和平与发展的全方位外交；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到21世纪初，实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作者同样没有就书中如何划分中国外交史的发展阶段提出明确的标准。不过总的看来，《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分期上的标准还是比较清楚和明确的，即主要是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作为主要标准，来划分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时期的。

外交学院张清敏教授主编的《对外关系读本》是一部为转业干部进行国情教育用的教科书。该书内容也包括从1949年10月到2001年的中国对外关系，并将这五十多年划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是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确立外交原则，巩固国家安全”时期；第二是50年代后期到1965年中期，“缓和与矛盾，折冲与共处”时期；第三是1965—1972年，“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修正主义”时期；第四个时期是1972—1982年，“反对霸权，维护和平”时期；第五是1982—1989年，“独立自主，不结盟；全方位、不划线”时期；第六是1989年到21世纪初，“广泛建立伙伴关系，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时期。从该书对各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描述与解释看，该书划分时期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和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的变化。

其他还有一些系统的论著，在分期上大同小异，在此不赘述。从上述论著中可以看出，在如何分期方面，不仅在应该如何划分中国对外关系的阶段上，存在多种不同的看法；而且在分期的依据或标准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问题是一些论著在如何划分历史时期方面，没有明确提出和说明标准和方法，甚至在一本书中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看上去并不符合基本的规范。这表明在这个领域提倡规范性的论述，还是有必要的。

如同学习和研究任何历史过程一样，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必须要了解，甚至首先要了解它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进一步说，要规范地学习和研究它发展的阶段性，就应该提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上述的各论著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的标准，但从它们的内容和逻辑看，作者实际上都是有自己的基本标准的，归纳起来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或者是以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为标准，或者是以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为标准，或者是二者混而用之。当然，造成分期标准不一致的原因是不同的作者对这些标准所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很正常的，学术研究中也不可能有唯一的标准。不过也应该考虑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即有些论著没有明确指出和论述自己分期的标准，是因为确实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或不够重视。这就在客观上导致一些论著在分期问题上存在着内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其结果有可能导致全书的线索不够清晰。

所谓对分期问题的规范性研究和探讨，首先就是提出明确和合理的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或者说是提出明确和合理的依据。当然，对什么是“合理的”，肯定会有各种解释和论述，争论也是在所难免的和正常的。

迄今为止有关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研究的各种理论、方法的发展，对明确分期的标准是有启发性的。综合地看这些理论、方法，就是要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放在一个层次丰富、复杂并互相影响的系统中进行考察，因为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都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且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各种因素之间，也是互相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例如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和决策者、政策执行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互动，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单独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那种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或对外关系的变化，简单地归结为对外部变化着的形势的反应，显然是不合理的。

探讨和介绍那些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是非常复杂的任务，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这里提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且比较系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分期的依据，即在分析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以中国对外政策发展变化为基本线索，以反映对外政策发展变化的关键性事件为标志，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中的关键是“对外政策”，因为它是国际国内两大体系互动的产物，又是对外关系发展的指导原则。对外关系的任何重大变动都可以从对外政策的变化中找到主要的和基本的原因。可以说对外政策构成了描述和解读对外关系的基本线索，也框定了所要研究的范围。这个标准大致决定了这本书不会只是描述中国的对外关系及其变化过程，分析不同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构成了本教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动为依据，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大致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5年，中国参加万隆会议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时期可以称为新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形成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1965年也就是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个时期是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并伴随着动荡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或《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发表开始，即“文化大革命”开始或“文化大革命”极“左”外交开始，到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这个时期可以简称为“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0年初。这个时期是建国后中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可称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关系的奠基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突出特征是逐步自觉地摆脱冷战国际体系的影响，开始独立自主地发展新型的对外关系。

第五个时期是从1990年春开始至今，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从总体上看，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中国对外关系的继续和发展，尽管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变化，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如果说中国对外政策出现了阶段性的重大的调整，主要是为了应付世界政治的巨大变化。毕竟，冷战结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然要做相应的调整。

五、研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教研领域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30年来，经过学术界共同不断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教研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课程和“中国外交史”的课程，还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这个领域的教研工作中来，研究队伍扩大速度较快，整体素质提高也比较快。另外，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研究越来越重视，在这个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发展非常迅速，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合作项目都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发展。

能够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学科发展的，主要还是已经出版和发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随着有关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是大量有关中共中央决策和中国外交档案的逐步开放，在研究积累和国际交流扩大的基础上，已经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它们包括不同类型的教科书、通史、专门史和专著，以及论文集，其中收集了很多质量不断提高的论文。

在出版的科研成果中，教科书类和通史类的著作占了一定的比例。这类论著不少是有关的课程教学的教材，同时也是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必读或必备之书。

教科书类和通史类的著作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外交学院谢益显教授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和《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这两部书有相当的连贯性，前一部是外交学院编写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史》的第三卷，同前两卷近代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是一个系列；后一部《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延续和概括了前一部的主要内容，并补充了1979年到2001年的内容。这两部书的主要特点是系统和全面，几乎是面面俱到地梳理和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各个方面，对中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立场和行为等等，都有比较充分的介绍。作为教科书从体系到内容看，都是比较全面的。

中国外交部裴坚章、王泰平两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是一部通史类的多卷本著作，目前已经出版了三卷，包括了从1949到1978年的中国对外关系史。这部著作同样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不过由于这套书是中国外交部的资深外交官主编的，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可以比较多地了解外交档案和一些实际情况，因此在反映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处理一些重要问题的立场和考虑等方面，更有权威性。从书的内容看，的确包含了不少院校学者难以了解和掌握的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卷书问世前后，还相继出版了中国外交部宋恩繁、黎家松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四卷，时间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重合，即从1949年到1978年。这部大事记以编年体的方式，记载了中国政府在重大外交事件中的立场、观点与态度。它们作为工具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除上述两部著作外，杨公素教授著的《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张清敏教授主编的《对外关系读本》、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曲星教授著的《中国外交50年》等等，都是近年来出版的有价值的通史类著作。

如果将通史类的论著作为参照，应该说另外两类成果显然更引人注目，它们是专题类著作和论文集。专题类著作包括双边关系史如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中印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越关系史等等；重大事件如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关系正常化、人权问题、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等等；人物研究如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以及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研究等等。论文集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几乎涉及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所有重要事件、人物和思想研究等等。由于数量过大，在这里不做专门的介绍。

专题类著作和论文集这两类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的深度上，都应受到更多的重视。特别是在学习过程中，它们是对通史类著作的重要补充。这两类成果中很多优秀的论著对一些重要的专题都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并能反映有关领域的前沿状况。另一方面，客观地说，一些通史类的著作并没有能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这固然同通史类著作出版周期长有关，但也应该承认，目前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相对来说还有些封闭，学术交流还不够活跃，受到的限制还比较多等等，也都是原因。

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与教学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年谱编撰工作等取得了重要成果，从而为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了比过去有利得多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作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如同所有的历史研究领域一样，离开了档案、历史文献等，是寸步难行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包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八卷）、《建国以来中共中央重要文件选编》（二十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两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卷）、《毛泽东文集》（八卷）、《毛泽东军事文集》（六卷）、《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六卷）、《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已出版三卷）、《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已出版四卷）、《邓小平文选》（三卷）、《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江泽民文选》（三卷），等等。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以来，已经先后编辑出版了《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等。其他还有一些参与外交工作的中国领导人的文集，以及大量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出版的文件集等，都包含着设计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文献。

另一类极具参考价值的是一批高质量的中国领导人的年谱和传记，如《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邓小平年谱》，等等。迄今为止，中国已故领导人几乎都已经出版了年谱。这些年谱均为中共中央和军队的研究机构编撰，披露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此外有关单位还编辑出版了一些大事记，如外交部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已出版四卷）、《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等等。

80年代以来，还陆续出版了一些领导人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的回忆录，而且肯定今后会有更多的此类回忆录出版。这些回忆录中包含了大量很有价值的信息，对于了解历史中的有关情况是很有帮助的。其中一些回忆录还包含了当事人的分析和思考，本身就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总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与教学的进步，是得益于历史档案和文献的整理与编撰工作和大量回忆录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与教学的确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中也存在着对这个领域中高质量、高品位的研究成果的巨大需求。首先是国内社会对中国外交史知识的需求在90年代后半期明显增长，它在出版社的选题和有关图书的销售量等方面反映得尤为明显。当然也不可否认，这种需求中包含着猎奇成分，因为中国外交毕竟长期蒙着厚重的面纱。

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也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的对外关系，包括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因为它是了解中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很长时间以来，外国的学者们始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很多著名的大学开设有关的课程，并编撰了有系统的教科书。即使在中国对外不开放的年代，那些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外国学者们仍然锲而不舍地钻研，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充分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建筑他们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大厦。从实际情况看，来自世界的需求正与日俱增。国外学术界基于学科建设和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规模正在扩展，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同行交流，并获得更多的文献。可以预期，这方面的需求还会更加迅速地扩大。

与客观上日益扩展的社会需求相比，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显然还是需要加倍努力的。具体地说，有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增加较快，但内容重复的不在少数，特别是缺乏深入的和内容更为丰富的案例研究和理论方法的探讨。在这样的基础上，很难建立起既可靠又丰富多样的研究体系。

导致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它们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起步还是比较晚的，真正进入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这其中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档案开放的程度和速度限制了研究的发展。如上所述，目前已经大量出版了经过整理的历史档案和文献，特别是外交部档案馆开放等，为研究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但同学科发展的需要相比，这些仍然是很不够的。一些经过整理和修订的档案即使公布了，它们的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的。从学术研究的规范看，它们本身还是需要研究者进入档案馆进行鉴别和检验的。此外，还存在着政治、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制约。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是因政治宣传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是在近20年才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一特点对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例如在学术研究中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这些特点表现在研究成果中，则是不少论著欠缺创新性的思考，不重视基本的学术规范，以及文化品位不高，等等。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在民族情感的影响和限制下，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通常不愿意对“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政策行为中的负面内容作深入的批评和检讨，宁可轻描淡写，甚至有文过饰非的情况。太多的说教性的和情绪化的文字，有时会导致历史研究中所需要的比较和鉴别的敏锐性的钝化。因此，参与这个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的学生能够更明确、更有意识地树立独立思考的观念，是需要强调的首要问题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还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如何给学科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教研领域理应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不仅仅是从学科建设角度理解的问题，它涉及中国历史教学的责任和人文关怀。政治需要和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学科，缺少历史学的要素成为它的重要缺失。简而言之，中国外交史研究还是一块刚开始发展的领域，“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这本教材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顾名思义，就是提纲挈领地介绍1949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历史的主要内容，并大致反映学术界对这段历史中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作为教材，希望能为参加该课程学习的同学提供一个相对完整和比较清晰的时空框架，并通过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变化和发展的脉络，为同学们提供学习和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基本线索。全书共分六个部分，除导论外，其他五章按照时间顺序，分析介绍了各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变化发展的基本背景、重大政策和一些重要事件，并作一些概要的分析和评价。既然是概论，就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包括进来，相关的分析介绍也不是面面俱到的。内容的选择和评介主要反映了作者研究的特点和关注，同时也力求能反映学术界发展的特点。例如由于学术界研究的时间较长和历史资料相对更为丰富，对1949年到80年代中期相关内容的介绍相对更充实一些。这些问题在所难免，希望今后有条件时逐步完善。结语部分包括一篇关于21世纪初中国外交研究的综述文章，目的是帮助学习者了解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希望能对进一步学习和研究21世纪的中国对外关系有所帮助。本书后面附录的参考书目既包括这本教材写作时的主要参考书，也是为课程学习推荐的主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