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发展与波动的十年（1956—1965）

从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它的主要特点可以用“发展、探索与动荡”来概括。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次大会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时期已经结束，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共未来将以国家的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在这个战略性的转变过程中，中共八大提出了新的外交方针。这个新外交方针大致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6年中共八大形成，并在会议期间被系统地提出和阐述。

中共通过八大的政治报告和相关的会议发言，在建国后首次对中国对外政策作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这些论述对后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看，八大提出的新外交方针一方面是理解后来十年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线索；另一方面也是衡量后来十年中国对外政策起伏的坐标。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围绕坚持、发展还是否定八大的外交方针展开的。

在中共八大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在这十年中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国对外关系向前发展，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国内外不断变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领导层就对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外政策出现过波动，对外关系的某些重要方面甚至出现了动荡，其中有很多需要探讨和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苏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中的重中之重。在本章论述涉及的十年中，中苏关系从进一步密切合作开始，最终发展到同盟关系破裂，这里既有极为深刻的原因，也有极为深刻的教训。中苏关系密切友好集中体现在两国建立的同盟关系曾经获得巩固和发展。中苏同盟是中国近代以来同大国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同盟。这个同盟的建立和维护是中国对外关系中一个全新的事务。在中苏关系出现波动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为处理好中苏同盟做出了努力，也进行了探索，在这方面留下了重要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总而言之，中苏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块基石，中苏关系的动荡直至破裂，对中国对外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冲击，是导致中国安全战略、对外政策等进行全面调整的重要原因。

在这十年中，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特别是中国与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和深化，中国在亚非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迅速上升。另一方面，与中国建交国家的数量明显增加，即使美国竭尽全力地推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国家达到了40多个，其中包括了像法国那样属于西方阵营的大国。

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逐步形成了对亚非拉新独立民族国家的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促进发展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对外援助的八项指导原则，以及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五项指导原则。中国同亚非新独立国家关系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改变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面貌。

另一方面，中国明确和坚决地支持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向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并开始执行援越抗美政策，这项政策一直持续了十年。援越抗美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外援助行动，对这个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

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是这个时期中国处理的重大问题。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边界，大部分没有划定，同邻国中的多数国家存在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为了解决边界遗留问题，中国政府进行了积极和慎重的探索，逐步提出了解决边界遗留问题的指导原则，并总结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在这个时期，中国先后同许多邻国签署了边界条约，解决了很多边界遗留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印度政府利用解决边界遗留问题推行领土扩张政策，导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被迫进行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通过这次自卫反击战，中国政府总结了边界军事冲突的经验。

同建国初期相比，这个时期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发展，包括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改善或发展，特别是在1964年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发展的重要突破。中国同美国举行了多次大使级会谈，双方在会谈中没有就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取得进展，但通过大使级会谈，有助于双方了解对方的政策，并在紧张时期使对方清楚了解自己的立场，对防止双方发生军事冲突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变化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日益广泛和更为复杂，所以也不断出现新的需要探索的领域和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发展与探索并行，是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

通观这十年的中国对外关系，不论是发展还是探索，都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正是在复杂多变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中国对外关系也呈现出起伏动荡的状况。这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恶化，既有外部的原因，有时也同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变化有关。相比较而言，中国内部因素对中国对外关系起伏动荡的影响更值得关注。

这十年中国对外关系在发展中出现起伏和动荡，有一部分原因是主观的，即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从建国即开始了，但一直持续到这十年之中，甚至更长远一些。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内部和外部形势的剧烈变动，都有可能导致对外政策的波动，并进而表现为对外关系的波动甚至动荡。当然，国内因素对对外政策的复杂影响由于长期被忽视，的确需要给予较多研究和说明。

提出应该关注中国内部因素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一个具体的原因是这个时期恰恰是中国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时期。探索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一个内涵极为深刻和道路必定曲折的过程，大量的事实已经表明，这个过程中的每次重要变化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外关系，甚至造成对外关系的起伏和动荡。可以说这个时期中国在外交领域的探索与对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探索是相伴而行和互为表里的。

从中共八大召开前，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探索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处理中国面临的独特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中国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如何认识和合理地处理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同一些周边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如边界问题等，从而建立起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如何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包括如何同一些亚非新兴民族国家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又支持那些国家内部存在的革命运动。在这十年探索的过程中，中国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促进了对外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深刻的教训，付出了代价。对这些都有必要进行总结和反思。

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动荡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反映。例如中苏关系曾经获得进一步发展，然后又从恶化走向同盟的衰亡。在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时，中国同一些周边国家妥善解决了各种复杂的问题，包括边界问题、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等等。同时也同有的邻国关系恶化，如同印度处理边界遗留问题失败，甚至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造成这种结果的责任主要是印度利用解决边界遗留问题，推行领土扩张的政策。在处理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使中国在亚非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尚待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如何制订合理的援外政策，第二次亚非会议流产的教训，等等。总而言之，这十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内容既丰富也庞杂，其中大量的内容值得深入地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