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位在玩具厂大火中幸存的湖北打工妹晓明说：“我们村在大山里面，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要到我们家，你必须得走上大约一个小时……”与这位为了“看汽车”、“看火车”不得不离开家乡进城的“打工妹”相比，铁凝笔下那位台儿沟的农村姑娘香雪无疑要幸运一些，因为“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尽管“……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却给台儿沟姑娘们带来了巨大的愉悦，她们可以“看火车”去了。

在《哦，香雪》中，“火车”是最为关键的物象和载体，它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乡村飞驰而过时，无疑构成可以观看的“景观”，但小说中“被看”的“火车”，不是“飞驰”的“火车”：当“火车”向“姑娘们”驶来时，香雪“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只有当火车停下来，由“速度”带来的“震惊”才渐渐平息下来，静止的车厢成了她们目光搜寻的所在，姑娘们——以凤娇为代表——用灵动的眼睛捕捉到“妇女头上别着的那一排金圈圈”, “比指甲盖还小的手表”, “屋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的“电扇”，当然还有香雪发现的“皮书包”。而当一个“白白净净”、“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的年轻乘务员出场时，“看”与“被看”的多重关系就显示出来了：姑娘们“看火车”; “火车”（上的人们）不也在看这些姑娘吗？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火车上的人们是如何看“看火车的姑娘们”，却把这一潜在的“目光”转化为姑娘们内在的“自我观看”和“自我审视”：

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

……

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就是《哦，香雪》中“火车”所起的作用，它不是飞驰而过，而是“停留一分钟”。这不仅给姑娘们“看火车”的可能，而且在看的过程中，赋予她们“被看”的自觉——一种“主体性”的获得：“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这种对自我的观看和对自我的发现是通过“火车”这面镜子实现的，她们刻意打扮，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火车“看”。而更进一步的是，她们与火车上的人有了交往：首先是“物的交换”，用核桃、鸡蛋、大枣换“挂面、火柴、发卡、香皂”，甚至“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对于农村女孩来说，香皂、发卡、纱巾和尼龙袜……这些琐碎、贴身的小物件，成为她们想象外面世界的媒介和通道，她们沉浸在这种物的获得和讨价还价的快乐之中。有了买卖，让她们和火车上的“城里人”形成了一种“物”的关系，但透过“物”，姑娘们还幻想着建立起某种“人”与“人”的关系，譬如那位“白白净净”、“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的年轻乘务员，就成了她们幻想投射的“对象”：“‘我看你是又想他又不敢说。他的脸多白呀。’一阵沉默之后，那个姑娘继续逗凤娇。”

与姑娘们的“幻想”不同，香雪同样是透过“物”与“火车”发生联系，却发展出另一种对“人”与“人”关系的幻想。香雪与其他的姑娘们区别开来的是，她眼中的“物”和她们眼中的“物”是不同的：她看不见凤娇眼里的“金圈圈”和“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只看得见“皮书包”。虽然大家对她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但香雪的“特别”已经处处显示出来，她的外表，“要论白，叫他们和咱香雪比比。咱们香雪，天生一副好皮子”；她做起买卖来，“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 “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她还抽空“打听外面的事”, “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的人”, “什么是‘配乐诗朗诵’”……渐渐地，香雪从“一群姑娘”中脱颖而出，所有的铺垫只因为“香雪是学生”，所有的不同就在于她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小说的目的很明确，因为香雪的特别，她幻想的对象不可能是那个“北京话”，需要有另一个“对象”来承载香雪的幻想。这就是那个神奇的“铅笔盒”——“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叫人瞧不起……”——之前的那些吸引姑娘们目光的“金圈圈、手表、发卡”，都是为了给“铅笔盒”做铺垫，与“铅笔盒”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问题在于，香雪为什么“看火车”时，会把眼光集中在一个“铅笔盒”上，在心中如此热切渴望拥有一个“铅笔盒”呢？并且把那么多的幻想寄托在一个“铅笔盒”上呢？值得注意的是，整篇小说以“看火车”为主要场景，唯一插入的另一个地点，是离台儿沟15公里以外的公社中学，香雪就在那儿上学，她和另一群姑娘们是“同学”：

公社中学可就没那么多姐妹，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象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从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她们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

……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又问。

香雪是在“女同学”反复的追问下，在同桌把“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哒哒乱响”时，才感觉到爹爹为她做的“铅笔盒”——其实是一个“小木盒”——“笨拙、陈旧……在一阵哒哒声中有几分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我们不难推测，如果没有意味着来自“大城市”、代表着“富裕”和暗含着“瞧不起人”的“铅笔盒”的存在，香雪还会不会感到“匮乏”与“渴望”呢？从“公社中学”到“看火车”, “铅笔盒”这一具有“光环”的“物”，被置放在“女同学”——“香雪”——“凤娇们”的三重关系之中，而这三重关系决定了“铅笔盒”的意义是“滑动的”：“铅笔盒”首先是“物”，但这个“物”的背后所承载的“想象”，不同于同样是“物”的发卡和纱巾，正因为香雪是台儿沟唯一考上中学的，她和凤娇们不一样，正因为她有“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的人”的焦虑，才更渴望获得“铅笔盒”。因为“铅笔盒”的背后是“上大学”，是“坐着火车到处跑”，是“能要什么有什么”……是对台儿沟以外“另一种世界”的渴望，是一整套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向“现代”的渴求。

毫无疑问，在1980年代“启蒙主义”主导的语境下，“铅笔盒”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但在《哦，香雪》这部当时颇受好评的小说中，“铅笔盒”的“现代光环”却并非自动获得的，相反，它是通过一系列“遗忘”和“压抑”的机制“生产”出来的。首先“遗忘”的是“铅笔盒”所包含着的“女同学”与“香雪”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那是“三顿饭”与“二顿饭”、“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的“不平等”；其次“压抑”的是和“铅笔盒”同样是“物”的“发卡”、“纱巾”的合理性，后者完全被视为“物欲”的代表，而毫无“铅笔盒”的“光环”。反过来，因为“铅笔盒”具有“象征性”，才保证了它的“物质性”可以被细致地描述：“在皎洁的月光下，她才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哒’地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值得注意的是，当香雪细细端详铅笔盒后，“她又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儿东西进去……”按照想象，装进去的似乎应该是铅笔之类的文具。但香雪第一次装进铅笔盒的，却是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子，而且小说特别强调了香雪满足的感受：“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联系前文对“看火车”时姑娘们精心打扮的描写，又似乎显示出某种对“物欲”更为复杂的态度。当然，这种态度在文本中只是一闪而过，没有得到正面展开的机会。

正是通过“遗忘”和“压抑”的机制，“铅笔盒”才完满地得到了它的“现代光环”，变成了“一个宝盒子”，直至将“铅笔盒”的“拥有者”也涂抹上一圈“光环”。从追着火车跑只因想打听铅笔盒的价钱，到坚定信心学着“北京话”轻巧地跃上踏板，换来铅笔盒并果断地跳下火车，这时的香雪已与以前的她告别。我们看到，在香雪仔细端详了铅笔盒之前，“她害怕这陌生的西山口，害怕四周黑幽幽的大山，害怕叫人心跳的寂静，当风吹响近处的小树林时，她又害怕小树林发出的悉悉索索的声音”，但香雪手中有“闪闪发光的小盒子”，这个“宝盒子”不仅让她不再“害怕”，而且还懂得了像“看火车”一样“看风景”：

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象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象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啷啷”地歌唱。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象第一次认出养育她成人的山谷。台儿沟呢？不知怎么的，她加快了脚步。她急着见到它，就像从来没有见过它那样觉得新奇。（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就是“风景的发现”！只有拥有“铅笔盒”的香雪才能“看到”大山、月亮和核桃树作为“风景”的存在，在这幅“风景”中，“台儿沟”就像“火车”一样“新奇”。因为“风景”不是“自然风光”, “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也即只有伴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内在“主体性”的获得，才可能“发现风景”。所谓“无视外部”，并非“不看”，而是“重新观看”下“风景”的“陌生化”和“非亲和化”, “即为了使眼睛熟悉某种事物而让你看没看到过的东西”。正是“内在”的变化——通过“铅笔盒”，她获得了“个人意识”——香雪才会面对“熟悉”的“山水”，发出一连串的感叹：“原来是这样的”；她才会“象第一次认出养育她长大成人的山谷”。大山、核桃树作为香雪的“风景”而存在，而香雪也同样成为了台儿沟的“风景”。在根据《哦，香雪》改编的电影中，导演王好为把“风景的发现”进一步戏剧化了，他设计了一场小说中没有的戏：下雨天，姑娘们去候车室躲雨，与下乡写生的画家相遇。画家发现了香雪，并为她画了一张素描，并发生以下对话：“香雪惊异地问：‘这哪儿是我呀，这么好看。’画家指着窗外的山：‘你们看，这山好看吗？’凤娇：‘这有什么好看的，我们天天看。'‘我看就挺好看。’朵儿：‘你怎么能看出来？'‘你们也能看出来，是你们没注意看。'‘就说你们吧，不是也挺美的嘛，不信你们互相看。’姑娘们不好意思地相互打量着，美滋滋地扎着头笑。凤娇大胆地：‘可不，着—实—地—美！'”可以说，正是“铅笔盒”赋予她“看的意识”和“看的方法”，同时也给予她“看火车”时不可比拟的主体位置和主体性。

在“风景的发现”之后，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内在的人”，香雪立刻进入到对台儿沟的“充满力量”的想象之中：“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在香雪看来，火车已经不是“看”的对象，台儿沟拥有的全部美好都围绕着“火车”这一象征而展开，现代化的到来意味着台儿沟对火车和火车上城里人的占有和驾驭。尽管以香雪有限的想象力无法为台儿沟勾勒超出火车以外的图景，但既然火车都停下来，打开所有的窗户，还有什么不会为之所拥有呢？美好的承诺背后是香雪个人命运的改变。而这正是铅笔盒所具有的魔力：“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铅笔盒”、“读书”、“上大学”……这条路几乎成为1980年代至今农村孩子彻底离开土地，走向城市的唯一的捷径：在个人没有占有任何外在政治或经济资源的情况下，他/她的身体尤其是智力成为仅有的可供征用的资源。如果说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在教育费用（包括高中、大学）相对低廉的条件下，“读书改变命运”的口号对农村孩子还是鼓舞人心的，并能部分地兑现，那么随着教育的产业化、高校收费的激增，更别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读书，上大学”则意味着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而在香雪身上，性别的因素也变得至关紧要，因为在农村，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和时间都明显低于男孩。

只不过，这一切都还没有进入小说的视野中，我们只能猜想，当香雪手握着闪闪发光的“铅笔盒”，第一次认出养育她长大成人的山谷时，也许这距离她告别台儿沟，踏上火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但拥有“铅笔盒”之后的香雪，假设将来真是“坐着火车到处跑”的她，会不会在“别处”还遇到别的“女同学”，别的“铅笔盒”呢？那种被“铅笔盒”的“现代光环”所“遗忘”的“城乡不平等”难道真的能被轻易地“遗忘”吗？尽管在香雪心中升起了要让台儿沟改天换地的壮志，但不论她做出怎样的选择，当等待着香雪的姑娘们喊出“哦，香雪！香雪！”时，“她”已经彻底地远离“她们”了。本来在面对火车时，台儿沟的姑娘们对铅笔盒的渴望和对金圈圈的艳羡是同时存在的，但为了“铅笔盒”“现代光环”的完满，却必须“压抑”凤娇们对发卡、纱巾和金圈圈的欲望。然而，“欲望”可以“压抑”却不能“消灭”, “物欲”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以另一种形式重新返回。

这意味着被小说忽视的“凤娇们”也要踏上火车，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她们很快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命名：“打工妹”。尽管“凤娇们”今天也是“坐着火车到处跑”，发卡、纱巾甚至金圈圈对她们也都不再稀罕，但等着“凤娇们”的也许不是缤纷的城市生活，浪漫的爱情和洋气的衣服，而是直达她们身体和内心的经济和超经济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