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化理论

全球化并不是某种单一、严密而系统的理论体系，它是一个理论群，围绕着全球化这一现象，学者们尝试着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

一、全球化理论先驱

工业革命使得原本差异极大的欧洲各国文化开始出现了相似性，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圣西门提议建立一个全新的泛欧政府，并且通过一本评论杂志《环球》（Globe）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在古典社会学家里，他最早看到了全球化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如果没有人类的统一，那么普遍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古典社会学家里，马克思对全球化的描述和论证无疑是最生动、最全面的，身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开始且日益紧密的时期，他从经济角度入手理解全球化，最早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全球化后果，多次提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但是他没有明确提出“全球化”，而是使用了“世界市场”、“世界历史”这些提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一书中，在分析“世界历史”时，马克思提到了他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可见，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普遍交往，彼此联系增强，这就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

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这段话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最完整的论述之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发展是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世界市场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并且使各地区、各民族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使得其他非经济方面的交往也随之发展起来。

资本从本性上会导致世界市场的出现，所以，“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在揭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时，马克思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扩张的动力来自资本扩张，而且首次提出了全球化进程里的时间和空间关系问题。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又进一步详细论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他说：“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又说：“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长……”可以看出，马克思提到了生产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这两类经济全球化的运作方式，而且看到了跨国公司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

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刻的批判者。跟后来受其影响的依附理论对经济全球化采取的强烈批评态度不同，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分析充满了内在的辩证法。他曾经举例，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具有双重使命，除了破坏之外，还有重建。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下残酷野蛮的殖民统治，但也承认殖民统治从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推动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他揭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但并不否认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

总而言之，通过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将导致全球化这一必然结果，并带来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他对全球化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历史进程，但是他也看到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和不平等。

二、20世纪上半期的全球化理论

20世纪上半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最重要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引起战争的原因之一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造成的国家间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矛盾。按照列宁的看法，造成国家间战争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争夺利润，而在于国家间确立霸权。战争爆发以前，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给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然而残酷的战争打破了这一期望，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和危机。一战后，德国学者奥斯瓦德·斯宾格勒（1880—1936）出版《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版，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一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批评了当时甚为流行的西方中心论，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描述，预言它终将走向没落。作者提出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八种文化平行发展，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个文化自己的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只能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历史，不同的文化是互不理解的，不能说有优劣和高下之分。

战争也促使学者们重新认识和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19世纪末，西方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约翰·霍布森在《帝国主义》（1902）一书中提出，当政府不仅保护资本家的海外经济利益和海外市场，还维护殖民地上本国国民的利益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各国的武装竞赛，这样一来，一个帝国主义时代俨然成形。

马克思本人基本上只针对一国之内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行分析，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他提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在列宁阐述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里，有三个都意味着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跨国活动，因此，他是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发展来定义帝国主义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直接影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中都可以看出列宁的影响。

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1．现代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西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的繁荣恢复了西方由于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独立运动而被摧毁的自信，同时，出于跟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考虑，区域研究开始流行，第三世界受到重视，在5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流行。跟全球化理论一样，现代化理论不是一个单一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群。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在美国主导世界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现代化理论，隐藏着西方优越论，这一时期所鼓吹的现代化可以简单看成是西方化的别名，实际上为西方社会开脱了对非西方社会落后所应负的责任。现代化理论主张一元的线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条历史发展线条上，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社会制度不合理，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获得成功，鼓励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经典现代化理论充满着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然而进入60年代，它遇到新的挑战。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出现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反而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产生现代化理论的发达国家本身也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深受传统社会影响的东亚并没有衰退，反而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这些现实直接对现代化理论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新理论开始挑战经典现代化理论，其中跟全球化研究关系比较密切的是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

2．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由拉美学者于60年代提出，代表学者包括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比什及其领导下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长期在拉美教学的德国学者弗兰克、巴西学者卡多索、智利学者法莱托、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等人。

受到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关系。世界经济被划分为两极，即中心地区（西方发达国家）与边缘地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中心与边缘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被依附与依附的关系，中心国家通过制定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和不平等的产业分工来剥削边缘国家，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

依附理论的激进派曾经一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唯一出路是进行社会革命，与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实现自立，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依附理论是发展中国家学者首次提出的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理论，克服了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论缺陷。但是，依附理论概念混乱、论证不严密，其核心概念“依附”缺乏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依附既是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也是不发达国家落后的现实结果，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而且，依附理论仅仅从外部寻找不发达国家贫困的原因，没有考虑内部原因，将不发达国家简单地“一刀切”，不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无法解释诸如亚洲“四小龙”等在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中的经济腾飞现象，鼓吹切断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这一出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

3．世界体系理论

1974—1989年，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三卷本，正式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批评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论缺陷，认为现代化理论试图从国家层面解释世界史，缺乏世界眼光，因此注定是不成功的；同时，他也批评依附理论过于机械，无法解释诸如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运动这类问题。他采取了新的观察视角，用世界体系代替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考察16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借鉴了年鉴学派的方法，把世界历史同地区历史有机结合在一起。他提出，人类历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16世纪以来形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基本维度，世界经济体是整个世界体系的基本层面，是后两者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支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和追求普遍性的科学文明。他在依附理论“中心—边缘”二分法基础上增加了“半边缘”地区，提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等级结构，这一模式广泛存在于世界经济体、政治体和文化体内，半边缘地区既受中心地区的剥削，又反过来剥削更落后的边缘地区，但是，半边缘地区既可能上升为中心国家（如19世纪后期的日本），也可能后退为边缘国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断地把外围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体并使之边缘化，财富从边缘和半边缘地区转移到中心地区，中心和边缘的不等价交换和不平等国际贸易关系，保证了中心地区的资本积累，同时扩大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差距，加剧了两极分化。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整体发展，呈现出周期性节律（cyclical rhythms），即由世界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内在矛盾而引发的世界体系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出现。世界体系大约每40—50年重复一个周期，每一周期的停滞期都给生产格局的重组提供了机会，在世界体系内部发生相对的位置变化，而且也为下一周期的扩张做准备，使得世界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受到世界体系周期性节律的影响。

世界体系理论内容宏大，历史感厚重，自成一体，对当代世界的某些认识尤其有其独到之处。但是，这一理论引起的争议也不少。首先，世界体系理论没有提供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区分标准，比如，二战后刚独立的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属于半边缘还是边缘地区？

其次，沃勒斯坦犯了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他认为，国家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在世界政治体中的地位，然而现实是，二战后迅速发展成为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的日本经常被认为是“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冷战时期的苏联是政治强国，经济上却存在严重问题。

第三，沃勒斯坦为世界体系理论里的每一个关键概念都先入为主地赋予了某种功能，比如他认为世界文化体的目标是将产生于16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特殊文明变得普遍化，实质上是维护中心地区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使得世界体系理论对很多现象的推测难免片面化。

第四，世界体系理论过分看重外部因素，它提出，单个国家的地位和发展受到世界体系整体发展规律的制约，因而忽略了具体国家的特殊发展过程。

第五，世界体系理论是一个静态的理论。沃勒斯坦的目光只看到过去五百年的世界历史，没有看到在五百年之前，亚洲才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在亚欧贸易中欧洲长期处于出超地位，如果不是美洲殖民地为欧洲送来了贵金属，恐怕欧洲的边缘地位难以改变。因此，曾经身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弗兰克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立场发生重大转向，转而批评沃勒斯坦理论里潜藏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调。

第六，通过论证世界体系内三个等级结构之间的流动性和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发展，沃勒斯坦论证了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但是，他同时又说，当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过多且无规律、缺乏活力时，当危机严重到无法保证扩张时，现有世界体系就将走向终结，被新的世界体系所取代。然而，新体系究竟是什么样？如何产生？沃勒斯坦对于新体系的设计带有空想性和模糊性，在否定现有体系之后无建设，最终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与怀疑论。

四、当代全球化理论流派

罗伯森说过，20世纪60年代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时代，也正是在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预言，从那个时期至今，世界各个角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不仅成为我们身边的现实，而且也进入学术界，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目前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大致分成三类：极端论、怀疑论和变革论。

1．极端论

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当代全球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经济全球化正在建构新型社会组织，终将取代传统民族国家，市场将成为唯一的决定力量。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治理结构的出现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和融合，被视为新的世界秩序出现的证据，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国家或者无法控制自己领土上发生的一切，或者没有能力满足自己公民的要求。

极端论阵营内部可以大体分成两类：一方面是欢呼个人自由和市场原则的、目前在西方居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者，有时被称为全球主义者，另一方面是某些激进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全球化代表了压迫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前者对全球化持肯定态度，后者持批评态度，尽管存在着分歧，两者还是有着一系列共同特征的，即将经济因素看成是全球化的决定力量，忽视了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其他因素，尤其是作为当今世界首要经济和政治单位的民族国家的力量竟然被忽视。

代表性的极端论者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和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等人。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1990）一书中，福山提出，全球化通过三种方式来终结冲突：世界统一为单一的全球市场使得国家和个人的相互依赖程度增强，降低了相互攻击；民主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政治框架，政府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消费文化的全球扩散缩小了文化间的价值观差距，理解多于冲突。大前研一在《民族国家的终结》（1995）中，认为从四个I（investment——投资、industry——工业、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individual customer——消费者个人）可以看出民族国家正在消失，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无国界的社会，我们都要具备世界公民的眼光，才能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2．怀疑论

怀疑论者主要包括汤普森、赫斯特（Paul Hirst）及韦斯（Linda Weiss）等人，他们使用19世纪以来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数据，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试图证明极端论者夸大了全球化事实，建构了一个全球化神话，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

怀疑论者认为，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更高水平的国际化，国家依然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管理者，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家的主导地位不容忽视，经济全球化不是要摆脱国家，相反，正是在国家的支持下，经济全球化才有如此瞩目的成就。极端论无法解释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南北差距，造成穷国更穷、富国更富这一事实，在怀疑论者看来，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抛弃国家这一有效工具来规范和限制全球化的负面后果，经济全球化并没有造成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却加剧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不平等状态。

赫斯特和汤普森（1996）用翔实的数据表明，现在的国际经济并没有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比如用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主要西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开放度并没有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世界经济主要集中在欧洲、亚太和北美三个地区内部的相互交流，与其说是全球化，不如说是升级了的区域化。但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超过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这并不能说明汉语超过英语成为全球语言；同样道理，即使计算出西方国家在90年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一战前的水平，也无法体现出贸易在这两个时期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必须承认，当代国际经济与一战前有着显著不同：一战前，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只是少部分国家，大部分地区或者自我封闭，或者被封锁，没有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国际金融流量大大超越了一战前的水平，尤其是证券业和外汇交易发展迅速，虚拟资本总量超过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3．变革论

变革论者的基本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变革过程，造成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大规模变化，全球相互联系的程度前所未有，国家、跨国公司、社会组织、个人都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变革的世界。

变革论的代表学者包括罗伯森、吉登斯、贝克、罗西瑙、卡斯特尔等人。这些学者对全球化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评价不同，对全球化未来走向整合还是分类也各持己见，但他们都承认，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开放地、动态地理解它。

关于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变革论者既不同意极端论者的民族国家终结论，也否认怀疑论者的国家权力加强论，他们认为，全球化正在重组和调整国家的权力及功能，新的治理结构正在代替传统的国家形态，至少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族国家不再是治理的首要形式。这不一定说明国家被削弱，相反，国家需要找到合适的战略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有可能造成更具积极作用的国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