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宗教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宗教的历史几乎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长，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也没有使宗教意识衰退。因此宗教信仰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一种普遍的、长期的社会现象，将来也仍然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56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宗教信仰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由于宗教与人类的生存以及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了解中国宗教信仰发展的历史及其特征，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莫过于佛教和道教。
2.1 佛教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的古印度，在三大宗教中创立最早。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许多门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对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与发展、佛教的基本教义以及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考察，有助于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使学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2.1.1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与发展
佛教的创始人姓乔达摩，名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他出身于刹帝利种姓，是古印度北部（今尼泊尔境内）小城邦国家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大约与孔子同时。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传入中国，东汉初，汉明帝曾派人去印度求法，并由印度僧人翻译了《四十二章经》，据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佛经。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1．汉至南北朝
这一阶段是佛教的传入与扩展阶段。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只是把它作为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直到汉末桓帝时还把黄帝、老子与佛陀同祀，把沙门视同方士。因此，汉人出家为僧者极少。汉末以后，外国和中国西部地区来内地的僧人逐渐增多，翻译了不少佛经，印度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同时被介绍到中国，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曹魏嘉平二年（250年），正式建立了处理僧侣和僧团事务的制度，并开始有了正式受戒的沙门，佛教也开始受到社会上层门阀士族的欢迎。西晋末年，特别是进入东晋十六国以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连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所以很容易接受佛教关于彼岸世界的宣传。这一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很快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南朝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自称“三宝奴”，四次舍57身入佛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梁朝时有佛寺2846座，僧尼82700人。北朝历代帝王也大多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又营造了龙门石窟。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的佛寺就有1376所。随着对佛经研究的深入，开始出现了中国自己独立的佛教学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后来的佛教宗派。总之，这一时期佛教已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2．隋唐时期
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中国佛教进入了成熟期和鼎盛期。其标志有三：一是寺院林立，二是僧尼众多，三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涌现。据载，隋代有寺院3985所，僧尼有236200人；唐代有寺院近5万所，僧尼三十多万人。寺院占有的土地达上千万顷，寺院奴隶15万人，不仅拥有强大的寺院经济，而且享有免赋免役的特权。此外，隋唐二代的佛经翻译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前代，达到了最高成就。唐代汉译佛经已达二千多部，七千多卷。
最能代表隋唐佛教特点的，是佛教宗派的涌现。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僧侣采取了世俗地主宗法制度的传法方式，即师父在传授佛法的同时，也把寺产传给嗣法弟子。南北朝时由于寺院经济尚在形成之中，而且当时只有学派，尚无宗派，所以还不可能有这样严格的嗣法制度。佛教要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就必须适应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并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修行体系。到了隋唐时期，某些大寺院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吸引更多的信徒，便主要依据某一经典加以发挥，于是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派系。
隋唐时期形成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又称法华宗，智顗创立）、三论宗（吉藏创立）、法相宗（又称唯识宗，玄奘创立）、律宗（又称南山宗，道宣创立）、华严宗（又称贤首宗，法藏创立）、禅宗（慧能创立）、净土宗（又称莲宗，昙鸾、道绰、善导创立）、密宗（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创立）。前面的两宗产生于隋代，后面的六宗产生于唐代。
佛教宗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成熟，也标志着佛教已经完成了它的“中国化”进程。从此以后，它就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中国佛教”了。
3．宋代至清代
中国封建社会从中唐开始走下坡路，而中国佛教也由此走向衰落，但它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演变着。北宋约有寺院四万多所，僧尼最多时达458800人。宋代译经规模虽超过唐代，但成就不大，影响也小。真正代表宋代佛教成就58的，一是修建了大量寺院，其中河北正定龙兴寺的摩尼殿，不仅代表了宋代佛殿建筑的特殊风格，而且也是中国现存古代建筑的孤例；二是首次雕版印刷佛经，并出版了集佛经之大成的《大藏经》。
元代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也保护汉地佛教。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万人，江南寺院的佃户达五十余万人。可以想见元代寺院仍十分富有。元代还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大藏经》。
明代佛教寺院约以万计，僧尼最多时达五十多万人。寺院占有的土地，有的上千亩，有的上万亩。明代以前，佛教藏经都是“筴梵”本（即大折子本），携带、阅读都不方便。明万历年间刻印了《方册藏》，从此有了线装本的佛教大藏经，在佛教史上具有较大影响。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但清初仍有大小寺院近8万座，到了清末，僧尼更达八十多万人。清末民初一度出现“庙产兴学”的风潮，由此也可想见，清代佛教的经济实力仍然是相当可观的。不过总的来看，宋代以来，佛教虽在寺院、僧尼的数量上有所增加，但其势力和影响却是每况愈下了。
2.1.2 佛教的基本教义及其中国化
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因果报应轮回说以及三法印等。四谛即四条真理，包括苦谛（苦的内容）、集谛（产生苦的原因）、灭谛（苦应该消灭，达到涅槃）、道谛（消灭苦的方法，即八正道）。佛教认为“人生皆苦”，除却生、老、病、死诸苦之外，还有精神上的一切痛苦，如“求不得苦”（物质、精神得不到满足所产生的痛苦）、“爱别离苦”（不得不与所喜爱的分离所产生的痛苦）、“怨憎会苦”（不得不跟所憎恶的在一起所产生的痛苦）等，总之，人本身就是苦，这就是苦谛；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各种生存形式的痛苦都导源于情欲，这就是集谛；生存没有自由，只有欲念的寂灭才能获得自由，这就是灭谛；欲念可以通过导向涅槃的“八正道”而得到寂灭，这就是道谛。
所谓八正道，即八种正确的方法，亦即“四谛”中的“道谛”。它们是：正见（正确的见解）、正志（正确的思维）、正语（正确的言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正念（正确的忆念）、正定（正确的禅定）。人们如果按照上述“八正道”来观察、思考、说话、行动和生活，就可以由“迷”转“悟”，达到无苦的“涅槃”境界。
十二因缘因果报应轮回说，是佛教宇宙观、人生观和宗教实践的理论基础。它把人生划分为十二个环节，即“十二因缘”。排列顺序是：“无明”（愚痴无知）引起59“行”（善不善等行为）；“行”引起“识”（托胎时的心识）；“识”引起“名色”（胎中的精神与肉体状态）；“名色”引起“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生长完备）；“六入”引起“触”（出胎后开始接触事物）；“触”引起“受”（感受苦乐等）；“受”引起“爱”（贪爱等欲望）；“爱”引起“取”（追求执著声、色、香、味、触等）；“取”引起“有”（产生“业报”的各种行为的总称）；“有”引起“生”（来世再生）；“生”引起“老死”。佛教认为生死轮回之苦的根源在于过去世的“无明”和“行”二因，以此教导人们去恶从善、积德行善，以求得解脱。
所谓“三法印”，是指佛教所说的“诸行无常”（世界万有变化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现象皆因缘和合，没有独立的实体或主宰者）、“涅槃寂静”（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三法印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可用以识别佛典的真伪，有如印鉴之用，故名。
为了更好地落实教义，佛教还制定了一整套僧伽制度。僧伽即僧团，是出家的佛教徒的组织形式。有组织的修行生活是佛教的特点之一，僧伽制度即僧尼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定与传统习惯。除了僧伽，佛教还有在家的信徒，称为“居士”。佛教的戒律，有为僧伽、居士共同遵守的，如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也有专为僧伽制定的，如比丘戒有250条，比丘尼戒有348条，可见其严格程度。佛教徒为求解脱而出家修行，要出家先须剔发，这是取得僧尼资格的必要条件。僧尼须受十戒才成为沙弥或沙弥尼，再受具足戒后方可成为高一级的佛教徒比丘或比丘尼。
上述佛教的基本教义及其戒律、制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和宗派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机部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佛教教义在中国的演变，基本上是和中国古代社会思潮的变化相适应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中国正盛行神仙方术。为了传教的方便，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不仅把佛教与方术加以融通，而且有意调整译文，以避免与中国社会的政治伦理观念发生冲突。魏晋时期，宣扬真空假有的佛教般若学，更是与阐发有无关系的魏晋玄学相调和。一些佛教学者，如支道林等即具有浓厚的清谈色彩，而且爱好养马养鹤，赋诗练字，颇有名士风度。佛教本来不讲孝悌之道，主张“沙门不敬王者”，但东晋后期的佛教领袖慧远却有意把儒家的伦理纲常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沟通起来，竭力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长正合乎因果报应之说。晋宋之际的著名佛学家竺道生，更把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和玄学“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了“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和“顿悟成佛”的主张。这一主张大大拓宽了佛教的群众60基础，也大大简化了成佛的步骤，深受社会各界欢迎。
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们更是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产物。如天台宗标榜方便法门，借以调和儒、道思想；华严宗学者李通玄以《周易》思想解释《华严经》；密宗则以《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贞）配佛身的“四德”（常、乐、我、静），以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配佛教的五戒；禅宗更是对佛教理论进行了革新，它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融入佛教，使之精练化、世俗化，主张“直指人心”、顿悟成佛，摆脱了烦琐的修炼过程和经论词句的解释，从宗教角度说，缩短了天国与人世的距离。禅宗要人不离世间、又要超越世间，这其实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模式。
宋元明清时期，佛教更加注重调和中国传统思想。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圆自号“中庸子”，宣称自己晚年所作“以宗儒为本”，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儒释“共为表里”的主张，并认为佛教最重孝，“孝为戒先”。宗杲大慧禅师则说：“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大夫等。”号称明代佛教四大师之一的德清禅师，更是竭力调和儒道佛三家，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宣扬“孔老即佛之化身”，这就把佛与儒、道两家在理论、思想和道德实践等方面完全打通了。
2.1.3 藏传佛教与达赖、班禅
中国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地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大多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喇嘛一词是藏语译音，意为“上师”，是藏族人民对有地位、有学问的僧人的尊称。密教中尊师如佛，以上师居首而倡“四皈依”，信仰者除皈依佛、法、僧之外，还要皈依喇嘛。其实，把藏传佛教称为喇嘛教，就如同称汉地佛教为“和尚教”一样，并不十分确切。藏传佛教的“显教”部分，其教义与汉地佛教基本相同；其“密教”的主要部分，如“双身法”——“欢喜佛”等等，则为汉地佛教所无。另外，“活佛转世”制度以及政教合一的体制，也与汉地佛教大不一样。
据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佛教最初传入中国西藏地区是在松赞干布（约617—650）执政时期。佛教传入之前，西藏盛行一种苯教。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并为她们带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逐渐发展起来。其后200年间，兴佛、灭佛屡有反复。至838年，佛教在西藏地区遭到禁止，是为藏传佛教的“前宏期”。
978年，佛教再从多康地区传入西藏，开始了“后弘期”，这是藏传佛教正式形成的时期。在前弘期，只有佛教与苯教之争，佛教内部没有不同的派系；到了后弘期，由于传承的不同而产生了若干教派。较大的派系有宁玛派（红教）、噶当派（老黄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新黄教）等。其中格鲁派是藏传佛教的最大宗派，格鲁，藏语意为善律，因这一派的倡导僧人严守戒律而得名；又因该派僧人都戴黄色僧帽，俗称黄教。达赖和班禅都属于黄教一派。现在青藏地区的六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均在拉萨市）、扎什伦布寺（在日喀则市）、拉卜楞寺（在甘肃夏河县）、塔尔寺（在青海湟中县），均为黄教寺院。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青海湟中人。吐蕃时期称湟中为宗喀，宗喀巴是对他的尊称。
宗喀巴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有贾曹杰与克主杰，前者继承宗喀巴的法位，为第一任甘丹寺座主，后者为第二任座主。宗喀巴的另一位弟子绛央却杰是哲蚌寺的建立者。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哲蚌寺的灵童索南嘉错继承其前世根敦嘉错的法位，开始了该派的转世制度。明万历六年（1578年），索南嘉错应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请，前往蒙古地区传法。俺答汗为表示感谢，赠与他达赖（蒙古语“大海”之意）喇嘛的称号，是为达赖名号的开端。绛央却杰和根敦嘉错分别被追认为一、二世达赖，索南嘉错则为三世达赖。索南嘉错虽被尊为达赖喇嘛，但并未经过中央政府的正式册封。直到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罗桑嘉错入京晋见皇帝，次年朝廷才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喇嘛”。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受格鲁派领袖人物五世达赖罗桑嘉错以及罗桑确吉坚赞之请，出兵击败该派各股敌对势力，从而成为各宗派之首。清顺治二年（1645年），固始汗把“班禅博克多”的称号赠与罗桑确吉坚赞，是为班禅名号的开端。“班”是梵语，意为学问高深的学者；“禅”是藏语“大”的译音；“博克多”是蒙古语智勇双全之意。当时克主杰被追认为一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为四世班禅，从此建立了班禅转世系统。四世班禅去世后，罗桑意希被认作他的转世灵童。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也受到清王朝的正式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规定其转世同达赖一样，均需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和册封才算合法。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格鲁派开始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解决法位传承问题，即活佛去世前亲自指定从某个方向寻找他的转世灵童，这个男孩必须是在该活佛去世时降生的，被视为活佛的来世真身。后因同时降生的男孩不止一个，乾隆五62十七年（1792年），清王朝正式规定达赖、班禅金瓶掣签转世制度。次年，清王朝颁布《钦定西藏章程》，使活佛转世制度成为定制。
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王朝正式授权七世达赖格桑嘉错管理西藏地方政务，格鲁派遂成为西藏的执政宗派。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该派在西藏原有的特权和制度便被废除。
2.1.4 佛教圣迹与文物
佛教在中国流传的二千多年里，给中国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和文物。国内现存最多的文物古迹就是佛教方面的，其中有些在国际上都负有盛名。这里择其要者作一简单介绍。
1．佛教四大名山
见本书“中国风景名胜”中的“文化名胜”部分。
2．三大石窟艺术
佛教留下的石窟艺术十分丰富，可以说遍布全国。其中最有名的是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合称三大石窟艺术。
有的书上把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加上，合称四大石窟。这些石窟是由建筑、雕塑、绘画组成的综合艺术宝库，它们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和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且早已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瑰宝。
3．四大禅林
所谓“禅林”，就是规模较大的佛教寺院。山东省长清县的灵岩寺、浙江省天台县的国清寺、湖北省当阳市的玉泉寺、江苏省南京市的栖霞寺，合称佛教四大禅林。这四大禅林都是隋唐时期形成的，一直保持了较大规模。如在宋代，玉泉寺占地达方圆10里，内有9大楼，18大殿，3700间僧舍，由此可见玉泉寺当年的香火之盛。现存四大禅林都得到了妥善保护，但规模都已不如从前。
4．十大坐佛
这类大佛大多单独营造，依山开凿，不包括石窟群中的大佛。全国已知的高度达20米以上的大型坐佛有10个：（1）乐山大佛，在四川省乐山市，高71米，为世界第一大佛，仅脚面就长达19.92米，可坐百余人。唐代开凿，历时90年。（2）太原西山大佛，在山西省太原市西，高约63米，环列的126根石柱上刻有《华严经》，北齐时开凿，历时25年，是中国开凿最早的大佛。（3）甘谷大佛，在甘肃省甘谷县，高38米，唐宋时开凿。（4）屏山大佛，在四川省屏山县，高37米，营造年代不详。（5）荣县大佛，在四川省荣县，高36.67米，宋代开凿。（6）大伾山大佛，在河南省浚县，63高27米，南北朝开凿。（7）潼南大佛，在四川省潼南县，高27米，宋末开凿。（8）彬县大佛，在陕西省彬县，高24米，南北朝时开凿，现有佛殿保护，是目前国内唯一坐在殿内，不受风吹雨打的大佛，不过人们只能远看佛头，近看佛脚。（9）石门大佛，在四川省江津县，高23米，明代开凿。（10）资阳大佛，在四川省资阳县，高21米，唐宋时开凿。
5．四大卧佛
（1）在四川省潼南县马龙山，岩石雕刻，长达54米，其中露相36米，隐相18米，1930年前后开凿。（2）在甘肃省张掖市，长34.5米，为木胎泥塑，西夏时（1098年）的作品。现有大殿保护。（3）在四川省大足县，岩石雕刻，长31米，宋代作品。（4）在四川省安岳县，岩石雕刻，长23米，大约为民国时所造。
6．两大木佛
一般为站立姿势。一是河北省承德市普宁寺大佛，高22.23米，是一尊千手千眼观音像，也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木雕佛像，用松、柏、榆、杉、椴五种木材雕成。二是北京市雍和宫大佛，高18米，地下还有8米，为弥勒佛站像，用整块白檀香木雕成。据记载，七世达赖从尼泊尔购来木料，经3年时间运到北京，乾隆皇帝花了8万两白银雕刻而成。
7．两大铜佛
一是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未来佛，全高26.2米，座高3.8米，净高22.4米。肩头可放一辆解放牌汽车。1914—1916年铸造，耗铜23万斤，为中国最大的一尊铜佛。二是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铜菩萨像，为一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全高22米，石座高2米，宋开宝四年（971年）铸造，是现存最早的铜佛之一。
8．一部金版《大藏经》
《大藏经》是以佛教经典为主，包括印度、中国等佛教著述在内的大型丛书，也是佛教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从宋代开宝四年开始刻印《大藏经》，最早的版本是在四川成都刻印的蜀版，后来传入日本和朝鲜，还出现了日文、藏文、蒙文、西夏文等版本的《大藏经》。不过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版本是金代（1148—1173）在山西解州（今属运城市）雕印的《大藏经》。这部金版《大藏经》共收佛典六千九百多部，后来藏于山西赵城（今属洪洞县）广胜寺，1933年才被发现。
9．一处石经山
在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附近，有一座以石刻佛经而闻名的“石经山”。据史书记载，隋代和尚静琬从北魏灭佛事件中吸取教训，发誓以石刻经，以永久保存。他64雇请工匠在云居寺附近开凿石洞，四壁刻经，又取方形石块刻写，藏于洞内。静琬死后，其弟子继续这一工作，其间断断续续，直到清代康熙时方告完成，前后达千年之久，共刻经一千多部，经版一万五千多块，分藏于9个山洞和一些地穴内。除少量损坏外，大多保存完好。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前些年曾将部分经版取出，在云居寺向人们展示，但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国宝，现已重新放回洞穴内。
10．一枚佛指舍利
所谓舍利，是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真身遗骨。据佛教传说，释迦牟尼死后，笃信佛教的阿育王把他的遗骨分成84000块，在世界各地建佛塔84000座，分藏这些佛骨舍利。据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内即藏有一节指骨舍利，是中国安置舍利的佛塔之一。据史书记载，唐代帝王曾多次从法门寺迎佛骨进宫供奉，明代万历年间也曾在修塔时打开过地宫，发现有舍利。但是否属实，一直难以断定。1981年原塔倒塌，以后决定重建。1986年在清理塔基时发现地宫，取出4枚舍利。其中一枚放置在四重宝函和棺椁内，外刻“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真身宝函”字样，证明这一枚是真身舍利，其余三枚为“影骨”（即复制品）。
2.1.5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文化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接触和吸收的外来文化。佛教的传入，不仅使中国有了新的宗教信仰，而且使中国人民了解了来自印度的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天文、医学、建筑等等各门科学，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佛教在古代两个文明地区——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中，起了特殊的桥梁作用。佛教传到中国来已有2000年，思想体系也发展演变成十多个派别，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下我们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1．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佛教哲学有着很高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范畴的分析，有着独到深刻的见解。佛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中国哲学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教以其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中国人重经验认识轻理论思维的传统思维方式许多新的启发，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思维水平。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史基本上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出现了新的变数。我们知道，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客观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同65时又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因此佛教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禅宗则进一步否定了传统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真实性。这样，禅宗就把传统佛教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成了主观唯心主义，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格局。
从哲学史上看，自魏晋以后，中国哲学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玄学，先是作为般若学传播的媒介，进而与般若学融会合流，最后为般若学所取代。宋明理学固然是儒学的一大转变，是儒学的哲学化，然而它受佛学影响的痕迹也是明显的。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都受到了华严宗、禅宗理论的影响。毋宁说是佛教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完成。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说，汉代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离不开佛教思想史，佛教思想早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经汉译可以说是中国翻译文学产生的标志。而其中一部分佛经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百喻经》等，历来为文人墨客所推重，被人们作为文学作品范本来研读。从题材内容来说，中国历代描写与佛教内容有关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许多志怪小说、特别是神话小说如《西游记》等，更是以佛经故事为主体的经典之作。《全唐诗》共收唐诗约50000首，而与佛教有关的诗作就占了近十分之一。汉译佛经的流传，不仅促进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而且直接创造了变文、俗讲、语录体等新文体。再进一步说，我们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种变文，也不难看出后来的评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所自。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和新的风格。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尤其是禅宗更是宣扬佛在自心、不必外求，所以在文学上形成了一种清淡悠远的意境和风格，追求所谓“韵外之致”、“妙悟化境”。如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白居易，宋代大文豪苏轼等人的诗文，都充满了这种禅境禅趣，以致有“诗不入禅，意必肤浅”之说。
3．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古印度的佛教艺术主要是石窟雕塑和壁画，中国的石窟艺术正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石窟雕塑艺术的中国化，大约从北魏时期就比较明显了。以大同云冈石窟为代表，据说最早开凿的五个洞窟，其主佛像是分别仿照北魏五个皇帝的形象塑造的。北魏孝文帝时的造像又采用汉族地主的服装，逐渐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风格，不过仍然保留了印度佛教雕塑艺术的某些特点。至于壁画，自从佛教传入中66国，以佛教为内容的宗教壁画便逐渐发达起来，出现了像唐代阎立本、吴道子那样古今著名的宗教画家。中国美术史上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大有关系，由此可见佛教对当时绘画艺术的影响之大。另外，佛教版画也随着佛经的刊印很早就产生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就是佛经上的释迦说法图。中国的建塔艺术也起源于佛教，从4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兴起了一股建造寺塔的热潮，在中国现存古代建筑中，以佛教寺塔数量最多，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中国各地风景线的标志。在音乐方面，公元3世纪时的中国已有梵呗流行，唐代音乐更是大量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院中。
4．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音韵学，对生字的注音只靠直字注音法。随着佛经翻译的开展，中国音韵学的发展也大大加快了步伐。佛经是用梵文写成的，梵文是拼音文字，发音变化高低，要求很严。唐代名僧守温参照梵文，仔细分析汉语的音素，创制出30个字母，为宋人36字母的蓝本，中国音韵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过去中国字典中长期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汉语中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境界、实际、平等、现在、刹那、相对、绝对、清规戒律、一尘不染、三生有幸、一针见血、天花乱坠、头头是道、现身说法、心心相印、恍然大悟、想入非非、菩萨心肠”等等，都是来自佛经、佛语或佛教故事。此外还有大量从佛教生活化用而来的语汇，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等等。它们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词汇和语汇，成为中国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佛教对中国社会民俗的影响
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思想早已深入民间。中国人特别讲究行善积德，崇拜观音菩萨和弥勒佛。观音菩萨被尊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善神，因此对观音菩萨的信仰在民间十分普遍。弥勒佛则象征着未来和光明，可普度众生，使五谷丰登，民众长寿多福。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常常打出弥勒的旗号，来号召民众参加，期望弥勒出世，以改变他们的处境。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民间习俗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农历7月15日的盂兰盆会，12月8日的佛成道节，几乎成了全民族的节日。此外佛教的超度、拜佛、放生、素食、赶庙会等活动或戒规，也早已成为民间习俗，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2.2 道教
道教形成于中华大地，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从它形成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道教对哲学、经济、科技、文学、艺术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整个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2.1 道教的产生与发展
一种社会形象的产生，总是由一定的历史因素所促成。道教产生于东汉顺、桓之际，也有其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首先，东汉自顺帝以后，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政治日益腐败。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农民不仅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且遭受了连年天灾，生活十分悲惨，于是宗教的产生就成了现实社会的需要。其次，两汉时期有神论的高涨，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思想环境。汉代统治者为了在统一帝国内部加强思想控制，便大力提倡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使得汉代的各种学说都发生了向神学转化的倾向。西汉大儒董仲舒把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学说相结合，发展上升为神学体系。秦汉统治阶级本来就十分热衷先秦以来的神仙方术，终身求仙服药，渴望长生不老。东汉光武帝刘秀更宣布图谶于天下，这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朝野上下崇拜鬼神之风日盛，对宗教的产生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思想氛围。再次，佛教的传入大大刺激了中国本土宗教的建立。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东汉中叶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流传。外国僧人在中国进行的宗教活动，必然给当时的方士以很大刺激和启发，促使他们利用中国固有的原始宗教和思想资料去创造中国本土宗教。当时的神仙家虽然养生求仙，但只重个人修炼，并无固定的组织形式。而佛教作为一种完整形态的宗教在中国一经出现，就给道教的创立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板。特别是当佛教逐渐显示出理论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之后，必然会引起华夏文化系统的对应，这就使道教的产生具有了内在动力，亦即要建立一种本民族宗教的民族心理。如此一来，道教的形成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道教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独立的宗教，是在东汉顺帝年间。标志是民间秘密组织的产生和原始经文的形成。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另一支是于吉等人创立的太平道。据史书记载，东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张良的八世孙张道陵正式创立道教。当时他隐居四川鹤鸣山，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自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造作道书；同时吸收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创立了道教。因为凡入道者皆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68后，其子张衡、其孙张鲁继续在川西北和陕南一带传教。因后世道教尊张道陵为天师，故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张鲁归降曹操后，天师道获得合法地位，影响日增。西晋时张氏后裔移居江西龙虎山，成为道教正宗天师道的本源。
在五斗米道形成和传播的同时，于吉等人在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北）创立太平道。顺帝时琅琊人宫崇到京师洛阳呈献《太平清领书》170卷，并称是他老师于吉“于曲阳泉上所得神书”，此即《太平经》，后来成为道教主要经典。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曾利用《太平经》，失败后，太平道遭到镇压，但仍流传于民间。
东汉以后，道教不仅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但它的形态仍不完备。道教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团体是在东晋南北朝时才最后完成。
东晋时道教有了较大发展，建立起了较为固定的教会组织。同时道教内部也开始逐渐分化，其中一部分向上层化发展，另一部分仍为在民间流行的原始道教。东晋著名道士葛洪总结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的理论，为道教设计了种种修炼成仙的方法，建立起一套成仙的理论体系，对道教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葛洪的代表作是《抱朴子》，该书在极力推崇神仙长生之术的同时，又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以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他认为，道教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仁恕、信义、和顺为本，否则即使勤于修炼也无法成仙。由于葛洪主张炼丹服药以求长生，所以他创立的教派为丹鼎派。此后，上清派、灵宝派等相继出现。道教在上层化的同时，民间仍然流传原始道教。东晋末，孙恩利用民间五斗米道组织起义，后遭残酷镇压而失败。
南北朝时，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制定了一些教义和戒律，又参照佛经编撰了不少道教经典，终于形成一种正式宗教。北魏太武帝时，嵩山道士寇谦之称太上老君亲临嵩山，授予他天师之位，并传授道书及导引服气口诀诸法，命他“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道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北魏太武帝封他为国师，并采取了兴道灭佛的政策。从此天师道在北方得以广泛传播，被人们称为北天师道。
继寇谦之之后，南朝也出现了一个著名道士陆修静。他将自己搜集到的道经加以校勘整理，分为洞真、洞玄、洞神三大类，奠定了《道藏》的基础。此后他又编辑了中国最早的道经总目——《三洞经书目录》。陆修静还吸收佛教思想、仪节，认为修道应当用礼拜、诵经、思神三种方法，这样才能洗心、洁行，达于至道。于是他编撰了斋戒仪范类道经100余卷，使道教初步具备了统一的礼仪。经他改造过的天69师道，后世称为南天师道。南朝道士陶宏景继续吸收儒、释两家思想，充实道教内容，构造神仙谱系，叙述传授历史，主张三教合流，对以后道教的发展影响极大。这一派是为符箓派。
从隋唐到明代中叶，是道教的兴盛时期。主要表现在创立了相当系统化的道教哲学体系，在组织上存在全国性的管理体制和道官系统。唐代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门第，自称是老子后裔，把老子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并把道教列为三教之首。唐玄宗时两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庙，全国道观计有1687所，道士一万五千多人。
宋朝皇帝也与道教联宗，宋真宗宣称其祖赵玄朗为道教尊神，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又于太学中设立《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并亲自为多种道教书作注，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这时道教的宫观日益壮观，道士的人数大大增加，神仙谱系越来越庞大，经书数量也不断增多，而且已编成《道藏》正式刊行，研究道经的著名道士和道教学者也相继涌现。
元明两代也十分尊崇道教，明世宗甚至自号“玄都境万寿帝君”，亲自斋醮，不理朝政，甚至任命道士担任朝廷要职，使政教关系更为密切。明代中叶以后，由于道教所宣扬的长生不死与肉体飞升成仙理论在论证上太粗糙，在实践中也无法应验，所以道教的流传大大受限，逐渐趋于式微。清代皇室尊崇藏传佛教，对道教限制更严。乾隆时一度禁止正一真人传度，其官阶也由二品降至五品。道光时禁止张天师入宫朝觐，取消正一真人之号。尽管雍正、慈禧时因求长生不老之术，又转崇道教，但也只是昙花一现。道教在上层社会的地位日趋衰落，而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仍很活跃。民间宗教虽然派系繁多，思想渊源复杂，但其中有些教派在思想上乃至组织上与道教仍有一定联系。
2.2.2 道教的信仰和神仙体系
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道”，道教的教义和神仙方术思想，均由此生发出来。“道”在老子的《道德经》里被看做超时空的永恒存在，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道教的“道”与老子的“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道教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之源，但又从宗教的角度进行阐释，说“道”是“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人若得“道”，即可成神成仙，长生不死。
作为一种宗教，道教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长生不死和肉体飞升成仙，这是跟其他宗教派别讲“灵魂不死”的重大区别。生死问题是古今中外人人都十分关心的问70题，也是不少思想家、哲学家反复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上的三大宗教都看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先后提出了大同小异的生命学说：佛教认为人生充满了痛苦，不值得留恋，“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人们只有默默忍受现世的痛苦，不断行善积德，死后才有可能摆脱苦难，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基督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带有原罪，只有不断行善赎罪，才有可能得到拯救，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进入永生的天国；伊斯兰教也认为，人们死后才能见到真主和天神，一个人只有不断行善，死后才能永居乐园。总之，它们对现实世界、对人的死亡都表现得无能为力，劝人们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死后的天堂、乐园和彼岸世界。其实，几乎所有的宗教提出的都是“关于人死后如何”的问题，然而道教所要讨论的却是“人如何不死”的问题。道教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世间一切，人最宝贵。人能生活在世界上，这是一件乐事，相反死亡才是最大的痛苦。因此道教的基本教义就是千方百计地追求长生。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提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主张，认为人与道、天、地同等重要。《太平经》也说：“人居天地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正因为生命如此可贵，人们不仅应该努力提高生命的质量，延长生命的时间，而且应该努力求得长生不死。于是道教提出了一系列探索养生长寿和长生成仙的理论与法术，对人类探索生命科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有些学者所说：“道教的特色是长生不死，是面对死亡的主体性抗争。”“道教所沉思、所要设法解决的是如何战胜死神，把生命旅行无限延伸下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道教的神仙长生学就是死亡学，或者叫克服死亡学。”一般来讲，宗教教义都是讲“永恒”的，在中国古代，精神的永恒在佛教那里可以找到，但肉体的永恒却是道教的独家经营。佛主死，道主生；在佛教那里，精神的超越与肉体的死亡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涅槃必须苦行乃至舍身，而道教却连肉体也要长生不死。这可以说是道教与其他宗教派别最根本的不同。
由道教的基本信仰又衍化出道教的神仙体系。根据《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道教把老子视为“道”的化身，他由原始妙一之气化生出“洪元”、“混元”、“太初”三个不同的世纪，三个世纪又进一步衍化为“玉清境清微天，上清境余禹天，太清境大赤天”。此即道教所谓的“老子一气化三清”。道教所尊奉的三位最高的尊神就分别住在这三清天上，即原始天尊住玉清境清微天，灵宝天尊住上清境余禹天，道德天尊住太清境大赤天。这三位天尊各为教主，即三洞之尊神，统御诸天神，为神王之宗，飞仙之主，宇宙万物皆由其创造。
三清之下又有四御，是地位仅次于三清的四位天帝。一是昊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帝，总执天道，对众神发号施令，相当于人间的皇帝。不过在中国民间信仰中，玉皇大帝是最高的天神，他的地位高于太上老君，就像《西游记》中所描写的那样，这与道教神仙体系并不相同；二是中天紫微北极大帝，他协助玉皇大帝执掌天地经纬、日月星辰、四时气候；三是勾陈上宫天皇大帝，他协助玉皇大帝执掌南北极、天地人三才，并主持人间兵戈之事；四是承天效法土皇地祇，他掌管阴阳生育及大地山河，实际上是最大的地神。
道教常把日、月、木星、金星、土星、水星、火星以及28宿诸星和北斗星奉为很高的神灵；四方之神则是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四神。道教常以它们为护卫神，以壮威仪。
除以上尊神以外，道教尊崇的还有俗神，即流传于民间的神祇。其中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有带有明显的人间特征的英雄神、文化神，如关圣帝君、文昌帝君等；有被认为专门保护个人、家庭和城乡公众安全的守护神，如门神、灶神、城隍、土地、妈祖等；有被认为具有特定职能的行业神和功能神，如药王、财神等。此外是众多的神仙，即道教理想中的修真得道、神通广大的长生不死者，又称神人或仙人。最初流传的神仙多为上古传说中的人物，如赤松子、广成子、鬼谷子、容成公、彭祖、黄帝、王乔、西王母、东王公、玄女等；汉魏以后，多为道教人物之仙化，如安期生、三茅真君（茅盈、茅固、茅衷）、阴长生、王玄甫等；唐宋以降，则多为历史人物之被仙化，如八仙中之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等。
道教神仙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等级森严，其实是按照中国封建统治秩序进行组合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组织结构的投影。
2.2.3 道教名山和宫观
跟佛教一样，道教的流行也使道教胜迹遍布中华大地。其中名山胜地被道教视为神仙所居之洞府，或修道成仙之佳境。道教典籍称天下名山中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均为神仙所居之处。
道教修真养性的名山主要有五岳，即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不过就道教来说，更重要的名山还有以下几个：龙虎山、青城山、武当山、齐云山（参见“中国风景名胜”中的“文化名胜”部分）。另外，较有名的还有：
崂山，在山东省青岛市，宋元以后成为道教圣地，山中道观众多，以泉水著称。
罗浮山，在广东博罗县，道教称“第七洞天”。相传为东晋著名道士葛洪修道炼丹之地，至今尚有葛洪的洗药池、炼丹灶等古迹。
茅山，在江苏句容县，曾为南朝道士陶宏景修道炼丹之处。
此外，尚有陕西西安的终南山、云南大理的巍山等道教名山。
道观或称道宫，是道士修行、供奉祭祀神灵、做斋醮祈禳等宗教活动的场所。道教的著名宫观有：陕西周至的楼观台、河南鹿邑的太清宫、江西贵溪的上清宫、四川成都的青羊宫、江苏苏州的玄妙观、江西南昌的万寿宫、江苏句容的元符宫、浙江余杭的洞宵宫、江苏南京的朝天宫、北京的白云观、山西芮城的永乐宫、陕西户县的重阳宫等等。
2.2.4 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道教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同，它是唯一根植于本国的宗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道教的思想理论体系虽是宗教神学，但它的内容庞杂，与中国文化有着极其广泛的联系。中国古代文化有些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有些赖道教得以保存下来；另一方面，道教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在今天，还仍然产生着一定影响。
1．道教的社会作用
汉末以来，佛、道兴起，道教遂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由两家（儒家、道家）、两教（佛教、道教）所构成，四者以儒为核心形成一个共同体，这种格局基本上保持到清末。由于道教与道家最为接近，故而形成一种天然联盟，其力量足以与儒、佛相抗衡，儒释道三家的互相争斗又互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基本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道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儒学结成联盟，高举华夏正统文化的旗帜，攻击佛教是夷狄之法，与佛教争夺宗教阵地。其结果反而刺激了佛教，客观上使佛教加速了中国化的进程。
2．道教对中国科技史的影响
道教的某些活动包含了一定的科学精神，因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炼丹、铸剑，道教徒在从事这些活动时，积累了大量药物、冶金、化学方面的知识，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和冶金工业打下了基础。此外，火药的发明也与道士的炼丹活动有密切关系。据统计，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家，有重大成就的有27人，其中25人是道教徒，或深受道教影响。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专著《中国科技史》中说：“在中国文化技术中，哪里萌发了科学，哪里就会寻觅到道家73的足迹。”
3．道教对中国医药卫生和体育事业的贡献
人欲长生必先做到健康长寿，所以道教极重养生健身和发展医药，正如葛洪所说：“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在中国历史上，许多道士同时也是著名的医药专家。如晋代葛洪编纂有《玉函方》100卷，把古代各种医书中的验方编辑起来。为了应急，他又把方便的验方编成《肘后备急方》；南朝陶宏景也是著名的药学家，他的《本草经集注》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又对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加以增补，成为《肘后百一方》；隋唐时的道教徒孙思邈著有《千金方》，这是一部简易实用的医药书。后来他又撰《千金翼方》30卷，作为《千金方》的补充，后世尊称他为“药王”。近代道士陈撄宁对中医理论造诣很深，在道教界和医学界都有广泛影响。
中国传统的气功学多来自道教内丹学，道教有所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炼虚合道之说，而气功学就是其中积精累气之学，以吐故纳新、除欲静虑为要旨，具有极高的科学和实用价值。此外，道教武术在中华武术中也独树一帜，佛教有少林，道教有武当，前者重外功，后者则重内功，均为中华武术宝库中的精品。
4．道教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
道教的成仙思想和仙界构想，大大激发了作家、艺术家们的想象力，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即使是民间文学也是如此，从道教的八仙嬗变出“八仙庆寿”、“八仙过海”等许多生动的民间故事，流传甚广；诸如钟馗打鬼、关帝显灵的故事，则是道教仙话与民间传说的交融共存。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和神话小说，如《搜神记》、《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等，都直接吸收了道教神仙活动的题材。即使是《水浒传》里也有“张天师祈禳瘟疫”、“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公孙胜斗法破高廉”等章节。《红楼梦》中跛足道人的“好了歌”与甄士隐的解注，则起了提示全书主题的作用。晋代的郭璞、何劭，齐梁时的沈约、江淹、陶宏景等人都有游仙诗，蔚成一时风气。以神仙为题材的戏剧被称为“道剧”，明初朱权在《太和正音谱》里把元杂剧分为12科，其中“神仙道化”列在第一。元代马致远是道剧的代表作家，经他改编的《八仙庆寿》是很受喜爱的剧目，在民间广泛流传。
道教美术是以宣传道教教义与神仙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造型艺术。它包括日常供奉和用于祈祷祭祀活动的神仙画像或雕塑的神像、故事画、水陆画，以及宫观的藻饰与法器上的花纹图案、浮雕等。道教神仙画像和石刻造像直接以神仙为创作对象，形式多种多样。神仙绘画早在汉代的石刻、漆画及古器物上就有所反映。现存道教石刻造像，较著名的有福建泉州北郊清源山的巨型老君像和山西的元代龙74山石窟，此外还有山西晋祠的彩塑等。神仙画像则历代不绝，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洛阳北邙山玄元皇帝庙，其中的《十五圣朝元图》场面宏大，气势磅礴，曾引起大诗人杜甫的赞叹。吴道子画于河南鹿邑太清宫的太上玄元皇帝像，后刻石于苏州玄妙观才得以传世。唐末五代时，道教画家张素卿绘有《老子过流沙图》、《五岳朝真图》、《老人星图》、《二十四化真人像》等。现存的道教壁画如泰山岱庙天贶殿的宋代巨幅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描绘东岳大帝出巡和回銮的场面，规模宏大，人物众多，生动逼真的山水与人物相互衬托。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元代道教壁画，其中三清殿的《朝元图》，画道教神仙行列，层次井然，金碧辉煌；纯阳殿的《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共52幅，把山水、花鸟、人物交织在一起，是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元代的黄公望，明清的吴伟、金农，今人张大千等，也都画了以道教故事、神仙思想为题材的大量文人道画。还有一些道教的美术作品深入民间，如木板印刷的门神、财神、灶君等，对中国文化、民情风俗等都有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道教音乐是道士在道教仪式上所用的音乐，它包括独唱、齐唱、散板式吟唱和鼓乐、吹打乐以及合奏等多种形式。其中器乐形式常用于法事场面，声乐形式则是斋醮音乐的主要部分。道教音乐的乐谱有北宋的《玉音法事》，记录了唐宋间道教曲谱50首，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部道教音乐曲谱集，但因采用曲线记谱法至今还难以确译其音调。明洪武年间的《大明御制玄教乐章》，采用“工尺”记谱法记录道曲14首。1956年以后，音乐工作者曾搜集整理道教音乐，并编印成谱集。道教音乐是很美的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宗教音乐，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以前，南方诸省将看道场欣赏道教音乐视为农民文化生活中的盛事。至今流传于民间的“道情”，就是道教音乐的一种。
5．道教对中国民间习俗的影响
由于道教的许多活动在不知不觉中转化成了民间习俗，所以历代相传，蔚成风气。比如岁时节令、天灾疾疫、斋醮祭祀、求福免祸、丧葬等等要请道士诵经修福、超度亡灵。旧时扬州地区，二月过土地生日，三月过东岳生日，四月过神仙生日，五月过关帝生日，六月过二郎神生日，八月过灶君生日，成为民间惯例，而这些都不是道教团体有组织的活动，而是民间自发的与道教相关的行为。封建社会后期，行业神崇拜盛行，其中多为道教尊神。如铁匠崇老君，墨匠崇吕祖，染匠崇梅葛仙翁，刺绣崇妃绿仙女，文具商崇文昌帝君，乞丐、剃头匠崇罗祖大仙，按时祭祀，相沿成习，而所有这些与道教的宗教活动也无直接关联，只是民间的习俗。中国民间的一些传统节日，如9月9日重阳节，显然跟道教直接有关。至于3月3日蟠桃会（王母75娘娘生日）,1月19日燕九节（元代道教领袖丘处机生日）等，更是典型的道教节日。还有明代问世的道教《功过格》、《阴骘文》等劝善书，对民间道德生活有重大影响，起着移风易俗的作用。
总之，道教对中国文化有多侧面的影响，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
复习要点
一、基本概念 仁 义 中庸之道 道 四谛 八正道 十二因缘因果报应轮回说 三法印 居士 喇嘛教 三大石窟艺术 四大禅林 世界第一大佛 大藏经 舍利 五斗米道 太平道 北天师道 南天师道
二、思考问题
1．儒家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2．道家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3．中国最早的佛经。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4．隋唐时期形成的主要佛教宗派。最早的《大藏经》。
5．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的中国化。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6．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产生的时代。道教的起源与发展。
7．道教的基本信仰和神仙体系。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