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代对于静安先生之影响

除去前文我们所分析过的几点性格方面的因素以外，对于静安先生治学之转变及其自沉以死曾给予极大之影响的，则是静安先生所遭遇的时代的激变。静安先生在世的短短五十年（1877—1927），恰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多变故的一个时代。只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则甲午中日之战发生于他十八岁之年，戊戌政变发生于他二十二岁之年，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发生于他二十四岁之年，辛亥革命发生于他三十五岁之年。而辛亥革命以后，紧接着就是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北洋军阀之混战，中国北方形成了一片混乱的局势；而南方则有讨袁之役，有护法之役，有各省各地此起彼落的割据和叛变，有各党各派旋组旋改的夺利和争权。继之孙中山先生决定了联共政策以后，于是又开始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以及国民党内部联共与排共之争，以迄于北伐战役开始，那已经是静安先生自沉的前夕了。静安先生个人的悲剧之演出，其背景便恰好是这半个世纪的多灾多变的中国的苦难。

我们把静安先生这一位学者的悲剧与时代之变乱结合上如此密切的关系，也许会有人不以为然。因为从静安先生的生活来看，他一生所过的完全是专力于著述的生活，对于政治根本没有表现过任何兴趣。王德毅在其所撰《王国维年谱》之《叙例》中，就曾经说：

观堂一生无意于政治活动，而为一纯学者，常说：“余平生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故本谱于政治变动，除一二重大者外，皆不叙述。

这种看法，从静安先生之不慕荣利，惟以著述为事的超然敻绝的人品来看，原是不错的。同时其平生著作中，表示对功利之鄙薄，以为研究学术当取超然之态度以追求真理的话，更几乎随处可见。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静安先生乃是一位知与情兼胜的天才。他一方面既以其天才的智慧，洞见人世欲望的痛苦与罪恶，而有着超然功利的理想与人品，因而不肯涉足于争权夺利的实际的政治生活；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其深挚的感情，对此痛苦与罪恶之人世深怀悲悯，而不能无所关心。这种富于悲悯之心的情怀，乃是使静安先生终于陷入矛盾而无法解脱的一大原因。而这也便是他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之性格的最大相异之处。这种差别，透过他们的著作便可明白看出。叔本华之哲学著作，只是以哲人之冷眼，指出人世间凡夫俗子的愚昧，其口吻乃是冷漠的，有时还带一点讥讽的意味，他自己则是狂傲的，自命不凡的，对于人世是无所爱、也无所关心的。而静安先生则不然。静安先生的口吻乃是感情的，悲天悯人的，哀人而且自哀的，对人世是有所爱也有所关心的。叔本华有时会不惜为自己而伤害他人，而静安先生则是宁可自己忍受痛苦也不肯伤害他人的。所以叔本华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独善其身地乐享高年，而静安先生则不免于因为关心人世而反为人世所累，终生陷溺于矛盾痛苦，竟以自杀终其生了。不过静安先生究竟只是一个学者，他之对于人世的关心，也都只是表现于他的学术研究中。如果有了这种认识，再来读他的学术著作，就会发现他的研究对象及他的研究途径之转变，几乎莫不与他对人世之关心有着密切的关系。李长之在《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一文中，就曾经说：

他治学的变迁，显然是支配于时代和他的性格。他的五十岁的一生中，有几次大事变，差不多都和他的治学的变迁相应。

这话是不错的。因为静安先生虽以其超然之品格，不喜言功利，也不喜涉足政治，可是他的深挚的感情，却使他不仅对世变有所关心，而且每一次世变的苦难，都在他内心中留下了极深巨的创痛。这种外来的创痛，与他原来所禀赋的忧郁悲观的性格，形成了他内心中的两重煎迫，而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也就是他在这两重煎迫中，一方面想为自己求得安慰寄托，一方面又试着想为人世求得拯拔救赎，所从事的探索和寻觅。下面就让我们试从这种观点，来对静安先生学术研究途径之转变，以及他最后因矛盾和绝望而终于走上自杀之途的一段痛苦的经历，一作研析。

（一）静安先生早年读书之志趣及时代变乱对其所产生的第一度影响

静安先生在十八岁以前，所接受的可以说完全是旧式教育。据《王国维年谱》所载，他幼时曾入私塾，并曾习举子业，然而他并不喜欢时文。而除去在私塾所受的教育以外，则静安先生的父亲乃誉公虽因洪杨之乱弃儒从商，然而贸易之暇颇攻治书画篆刻及诗古文辞，所以静安先生亦曾从其父学习骈散文及古今体诗，并自攻金石书画。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静安先生曾自叙其早年读书之经历云：

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散文骈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

又据静安先生童年密友陈守谦祭先生文云：

余与君之订交也，在清光绪辛卯岁，君年才十五耳。……无一日不相见，见辄上下古今纵论文史，或校勘疑误，鉴别异同，间为词章彼此欣赏。……其时君专力于考据之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

从以上的记述来看，静安先生虽在旧式传统教育中，却已表现出他个人的志趣，他所喜爱的乃是史书和校勘考据，他所不喜的则是《十三经注疏》和科举时文。以静安先生之性格及理想，他之不喜爱拘限人思想的腐败时文，几乎乃是必然的。至于他之不喜爱《十三经注疏》，则一方面可能因为年岁尚幼，对于十三经中某些基本的价值，也许还不能真正了解；而另一方面则一般经师所讲求的琐屑的章句之学或空疏的义理之学，也似乎一直都并不是静安先生的志趣所在。这情形不仅在静安先生幼时为然，即使当他后来步上考古的途径以后，他的志趣与一般经学家也是有着不同之处的。所以吴其昌在《王观堂先生学述》一文中，就曾经说：

先生非经学家也。此语或不为世人所喜，然先生之非经学家，自可用事实证明，而无庸以言语强辩者。先生于《易》、《诗》、《书》、《礼》、《乐》、《春秋》，皆并未尝有一部专著。其可纯粹目为经学著作者，仅《尔雅草木鸟兽虫鱼释例》一卷。……与其目之为经学，为注释《尔雅》之书，毋宁目之为史学，为上古事物名称及方言语音之源流变迁史也。著《洛诰笺》……乃在考证殷周之际之史事及历朔。……其余门人……所记之《仪礼讲授记》及……《尚书讲授记》, ……先生之意，皆不在经，前者在考证三代之制度，后者在考证殷周之大政。……以先生本非经学而为史学，其治诸经，以经传为古史史料之渊薮也。

这一段话，所见极为深入。静安先生之志趣，确实在史而不在经。他对于历史之兴趣，不仅早已表现于其对《汉书》之喜悦，及以岁朝钱购前四史的童年阶段，稍长而后，他更曾就中国全史写成咏史绝句二十首，且曾以其识见之过人而蒙受到罗振玉的赏识。静安先生逝世后，《学衡》杂志刊出此二十首咏史诗，编者曾加按语云：“右诗二十首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静安先生对于历史，确实有一种综览古今，观其成败，以求鉴往而知来的志意和眼光。这种用意，在他后来所写的《国学丛刊序》中，于论及史学之意义与价值时，曾经有极明白的阐述：

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

又云：

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

因此之故，除历史外，静安先生同时也喜欢与史料有关的古文字、古器物的考据之学。虽然他在少年时代，未必便有如他在《国学丛刊序》中所叙述的对史学之意义与价值的深刻的认识，可是他对于记述人类经验的历史有兴趣，又喜欢校勘考据，则其关心人世与追求真理之精神，却是从他幼年的读书志趣中，便已可窥见一斑了。

而当静安先生十八岁这一年，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中日甲午之战。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使得中国从英法联军之役后所训练的有名无实的海军一败涂地，一挫于鸭绿江口，再败于旅顺港口，而全军覆没于威海卫之刘公岛，同时陆军亦大败于平壤。于是日军遂长驱直入辽东，清廷乃不得不割地赔款以议约求和。自兹而后，列强之野心竞起，争求划地。德租胶州湾，俄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九龙，法租广州湾。当时的中国真有所谓豆剖瓜分、危亡无日的形势，于是全国有志之士乃莫不致意于革新，以求救危图存之计。当此之时，静安先生遂亦有意于新学。在其《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即曾云：

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赀供游学，居恒怏怏。……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之役。二月而上虞罗君振玉等私立之东文学社成，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焉。

这是静安先生为学之途径因受时代影响而第一度转变的开始。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先把与静安先生发生密切关系的《时务报》馆及东文学社略加介绍。

先是康有为与梁启超提倡变法维新之说，曾先后在北京及上海成立强学会。后因守旧派之参劾，强学会遂遭查封，而以所余会款重组报馆，以梁启超为主笔，以汪康年为经理，于光绪二十二年发刊《时务报》于上海。同一年，罗振玉亦于上海创办农学会，翻译各国农学书报，后来因缺乏译才，乃于次年以私赀设东文学社，聘请日人藤田丰八为教授。罗氏《集蓼编》曾自叙其有志于新学及创立东文学社之经过，云：

时我国兵事新挫，海内人心沸腾。予欲稍知外事，乃从友人借江南制造局译本书读之。……予窃意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

又云：

藤田剑峰（按：即藤田丰八之字）学士，性伉直诚恳，久处，交谊日深。一日，予与言中、日唇齿之邦，宜相亲善，以御西力之东渐。学士极契予言，谓谋两国之亲善，当自士大夫始。于是日本学者之游中土者，必为介绍。然苦于语言不通，乃谋创立东文学社，以东文授诸科学。

又据黄孝可《藤田博士小传》，亦云：

三十岁在上海，与罗振玉共创东文学社，以日文教授科学，翻译日本新刊书籍，为清末新学勃兴之先驱。

就在这种新学风气日盛的时候，静安先生也因有志于新学来到了上海，而且进入了在当时以译授新学为务的东文学社。不过静安先生进入东文学社以后，他所感兴趣的学科，却并不是当时一般提倡新学之人所重视的科学，反而乃是他在英文教师日人《田冈佐代治文集》中所偶然看到的康德与叔本华的哲学之说。虽然庚子乱后，静安先生又曾以罗振玉之资助，一度赴日本拟学习理科之学，而未几即因病返国，乃弃科学而专力于哲学之研读，其后更自哲学转及于文学及美学。静安先生在其《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曾自述其自修习理科之学转为哲学之经过云：

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文学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时方毕第三读本，乃购第四、第五读本，归里自习之。……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赀，使游学于日本，亦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故抵日本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于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又在其《自序二》中，叙述其自研读哲学转及于文学之经过云：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从这些叙述看来，静安先生这一次治学途径之转变，其导源乃是由于世变而有志于新学，而其结果则是放弃了当时新学所重视的理科之学，反而决意从事于哲学及文学之研读。

这种转变过程，自表面来看，其本末因果似乎相差极远，然而如果对静安先生之性格有较深之了解，我们就会发现此种结果就静安先生而言，实大有其自然如是之理由在。第一，静安先生重视理想而鄙薄功利，欲使其完全从事于以实用功利为目的之学问，原为其天性所不相近，故虽亦曾一度有志于理科之学，而终于半途而废，此其一。再则静安先生之天性又复悲观忧郁而喜欢追究人生终极之问题，是就静安先生言之，则解答人生之根本问题的学问，固当较追求一时现实之功利的学问尤为重要，故乃决心从事于哲学之研读，此其二。三则静安先生又原具有由于“知”与“情”兼胜之禀赋所形成的矛盾之性格，此种性格遂使静安先生在研读哲学的途径中又产生了可信与可爱的矛盾，于是乃又欲从文学之研读及写作中，求得直接之慰藉，此其三。除去以上的三种原因外，另一点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静安先生之治学途径虽然已自修习理科之学转而为哲学及文学之研读及写作，可是他原来关心世变的一点初心，却依然尚在。于是静安先生此一度治学途径之转变遂透过他个人的性格及理想，由单纯的追求新学，而演变成为一种既欲求其可爱复欲求其可信，既欲借之以为一己寻求安慰寄托，更欲借之以为人世求得拯拔救赎的双重微妙的结合。他这种双重的追求和向往，我们可以从他这一阶段的著作中得到清楚的证明。

先就其为一己寻求安慰寄托一方面而言，静安先生既为解答人生之困惑而有志于哲学，而又以其悲观忧郁之天性独好叔本华之哲学，因之乃受叔本华哲学中美学之说的影响，以美术之欣赏为使人超脱于欲望之痛苦的一种解救之方。此种欲借文学美术以寻求解脱安慰的想法，在他此一时期的著述中曾不时有所流露，如其《<红楼梦>评论》一文便曾论及人生及美术之关系云：

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

又于其《去毒篇》一文中论及文学美术之慰藉云：

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而雕刻、绘画、音乐、文学等，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则所以慰藉彼者世固无以过之。……而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尤大。

又在《文学小言》一文中，论及文学创作之快乐云：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

从这几段话来看，静安先生之欲借文学及美术以求得对人生痛苦之安慰及解脱的渴望，乃是极为明显的。所以他在此一时期中，除从事文学及美学之研究外，更曾致力于诗词之写作，便也未尝不是想从文学之创作中得到一种直接之慰藉及解脱的缘故。

可是另一方面静安先生关心人世的感情则又极为深挚，所以他在表面上虽然似乎转入了全然为己的哲学、文学及美学之研究，欲以之解答一己之困惑及求得一己之安慰，可是事实上他对于追求新学时的关心世变的初衷，则并未尝或忘。因此他乃在“为己”之学中，也同时寄托了“为人”的理想，一心以为从事文学、哲学及美学之研究乃是提高人民知识、复兴民族精神的唯一途径。静安先生的这一番心意，我们也可以从他此一时期的著作中得到证明。如其在《论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一文中，便曾论及哲学之重要性云：

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系之学故也。且夫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固哲学之事业。

又于其论《文学与教育》一文中，论及文学之重要云：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何则？彼等诚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国民之恃以为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遗泽，绝不能如此广且远也。

又于其《教育小言十则》中，论及广义的学术之重要云：

学术之绝久矣，昔孔子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学为国之不祥，闵子马以原伯鲁之不悦学而卜原氏之亡。今举天下之人而不悦学，几何不胥人人为不祥之人而胥天下而亡也。

又于其另一篇《教育小言十三则》中，论及时人之但知爱官职而不知求学问之弊云：

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无他好焉。其表面之嗜好集中于官之一途，而其里面之意义，则今日道德、学问、实业皆无价值之证据也。夫至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而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

透过这些文字，静安先生之对于世事的关心，以及他对于国家危亡的忧虑之情，是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得到的。这种关心和忧虑，在他这一阶段的著述中，几乎可以说随处可见。除以上所引的一些文字外，其他如《论平凡之教育主义》、《人间嗜好之研究》、《纪言》及《教育普及之根本办法》诸文，其见解亦多能洞见时弊，切中肯綮。如果静安先生乃是一位对世事无所关心，而果真但以自我研究著述为满足的人，则他绝不会对当时政治社会之弊病，有如此深入留意的观察，也绝不会在文字中发出如此至再至三的悲慨和呼吁。只是一般人往往只注意到静安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而忽略了他对于世事的关心，以及他欲透过学术以图挽救危亡的理想。而如果对于静安先生的这种心意不能有深切的了解，我们根本无法认知他前后两度研究途径转变的根本原因及重要关键究竟何在。这是我们所以要在此把这一点特别提出来加以说明的缘故。总之，静安先生在这一段转变过程中所表现的，乃是他既关心世变，又不能真正涉身世务以求为世用，于是乃退而为学术之研究，以求一己之安慰及对人生困惑之解答；而在一己之学术研究中，却又不能果然忘情于世事，于是乃又对于学术之研究，寄以有裨于世乱的理想。这种矛盾的表现，以及对这种双重追求的努力，乃是静安先生学术研究途径之转变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特色。

在此一研究阶段末期，静安先生所完成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则是为中国文学中一向被人所漠视的戏曲，整理出了一部溯源开流的划时代巨著《宋元戏曲史》。静安先生曾自叙此书之成就云：

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

在写作此一书的同时，静安先生还曾整理出来许多其他有关戏曲的著作，如《曲录》、《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角色考》等，都为此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关于静安先生之所以致力于研究戏曲的缘故，在其《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有云：

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予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

于是乃自叙其有志于戏曲之缘故云：

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

又于其《文学小言》中论及中国叙事的文学如叙事诗、史诗、戏曲等“尚在幼稚之时代”，而以为提高戏曲之内容为文学家之责任云：

元人杂剧美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又曾于其《教育偶感》中论及西欧诸大文学家如莎士比亚、歌德诸人之成就，乃在于彼等能够“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

从以上的几段话来看，则静安先生在此一阶段之致力于戏曲，其故盖有二端：一则乃是因为个人填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一动机固自与本文前所述之欲借文学之创作以求一己之安慰寄托者相符合；再则乃是元人杂剧文字虽美，而在内容、思想方面则不能与西欧之伟大作品相比，因之乃以创作有理想、有内容、可以表现人格之戏曲，为文学家当前之责任，此一动机则又与前所述之在“为己”之学中寄托以“为人”之理想者相符合。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静安先生所留给我们的却并不是一本伟大的戏曲，而乃是一部探本溯源的戏曲史。这种结果的形成，其故亦有可得而言者。其一乃是由于静安先生治学精严的表现。静安先生每从事于一种学问，莫不先致力于其基本有关材料之整理，如他后来治金文，则先成《金文著录表》；治元史，则先成《元朝秘史地名索引》；欲考证古史，则先致力于古文字、古声韵、古器物之学的研究。即使当他从事于词之写作时，也曾同时致力于词之批评及词籍之整理。因此当他的兴趣转移到戏曲方面的时候，他也便从事于戏曲史及有关戏曲资料之整理。这在静安先生所禀赋的“知”与“情”兼胜的性格而言，既欲求其“可爱”而同时也不忘求其“可信”，应该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其二，静安先生之所以只完成了戏曲史之研究，而没有更致力于戏曲之创作，应该乃是受了他自己所禀赋之才性的限制的缘故。静安先生早就说过他自己“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的话。盖静安先生之为人，反省过多，长于抑敛而短于发扬，此所以他虽亦有文学之天才，而其所长者乃但为以精简古雅取胜的诗词。至于戏曲，则因其篇幅既长，而且节目穿插、宾白科介，通俗而烦琐，此原为其才性之所短。关于此点，静安先生也早就先有自知之明。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便曾经说：“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因此之故，静安先生乃自有志于戏曲之创作，终而转变为有成于戏曲之研究，其原因乃全在于他自己所禀赋之才性使然。而《宋元戏曲史》一书，虽仍属于他治文哲之学一阶段的作品，可是他的长于考证之才，却也便已经于此可见。所以《宋元戏曲史》实在乃是他研究途径之转折点的一部作品。这部书的成就，该是养成他自己对于考证之学的兴趣与信心的一个重要关键。至于促成他以后决志自文哲之学退出，而完全转向考据之学的一个更大因素，则该是中国当时所发生的又一次激烈的世变。

（二）时代变乱对其治学途径所产生的第二度影响

当静安先生正从事于《宋元戏曲考》之资料的研究整理时，中国近代史上又发生了一次极大的事变，就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次事变使静安先生治学之途径又发生了另一次重大的转变。在这次转变以后，他遂抛弃了以前所从事的文哲之学，而专走向考证之学的研究了。而且极可注意的一点乃是静安先生不仅不再从事于文哲之学，甚至有意避免去谈到他以前所曾从事而且热爱过的哲学与文学。日本人狩野直喜在其《忆王静安君》一文中曾经记叙此种转变说：

中国革命发生，王静安君携家与罗叔言君同来我国京都，居住了五、六年。在这段时间，他与我经常有往来。从来京都时开始，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似有所改变。这是说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例如在谈话中我提到西洋哲学，王君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西洋哲学。其后从元代杂剧的研究扩大成《宋元戏曲史》，此书对王君可说是业余的著述。正如其常谓杂剧的研究以《宋元戏曲史》为终结，以后不再研究了。当时王君学问的领域，已另转了一个方向。

研究方向的转变，对于一些兴趣广泛、天才过人的学者们而言，原无足异。只是静安先生对以前所热爱的哲学推称“不懂”，又对于所曾辛苦致力的戏曲说“以后不再研究了”，这种决绝的态度，才是一件可怪的事。因此后人对他这一次重大的改变，遂不免疑问丛生。

当然，对于静安先生这一次的转变，罗振玉乃是曾予以极大之影响的关键人物。据《王国维年谱》的记叙，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按：即公历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一举成功，是年十月，静安先生即携家随罗振玉东渡，寄居日本京都，与罗氏全家共居一处。日人狩野直喜《忆王静安君》一文，曾纪其事云：

王君寓居京都期间，日夜与罗叔言君生活与共。正如众所周知，罗君在小学、金石文字学方面是冠绝一时的学者，而且也收藏甚多古物，王君与罗君在学问上朝夕相切磋。

其后静安先生虽因人多地仄，自罗氏家中迁出另住，然犹日相往来。罗氏所藏甲骨、金石、简牍、书卷至富，所以静安先生研究途径之转变于考证之学，环境的影响自是原因之一。而且按罗氏自己的叙述，则静安先生之转变，原来更曾受过他一番劝告的影响。据罗振玉所撰《海宁王忠悫公传》云：

及辛亥国变，予挂冠神武，避地东渡，公携家相从，寓日本京都，是时予交公十四年矣。……至是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至于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莫由也。……公闻而愯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

关于这一件事，有些人以为静安先生治学途径之转变虽曾受罗氏之影响，然对于罗氏在《海宁王忠悫公传》内所叙述者，则表示怀疑。吴文祺在其所撰《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一文中，就曾对罗氏所云静安先生自焚其文集一事，提出了几点可疑之处。本文为避免行文之枝节芜杂计，对此一点暂时不拟置论。因为我们所着重的原来乃是静安先生治学途径之转变，如果其转变属实，其弃绝前此所研究的文哲之学亦属实，则其是否曾自焚前此之著述，于其转变之事实原无所增损改变，故可暂置不论。而我们从前面所引日人狩野直喜的记叙来看，则静安先生既对他前此热爱的西洋哲学推说“不懂”，又欲结束其对戏曲之研究，说“此后不再研究了”，而他手自编订的《观堂集林》，对于前此之著述亦复一字不录，则静安先生匪独治学之途径有所转变，其对前此所学之弃不复道的态度乃是显然可见的。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才是我们大可追索的问题。浅见之人往往把这种转变的因素，完全归之于罗振玉，甚且归罪于罗振玉，如史达所撰《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便曾经说：

罗振玉本是一个假借学问虚名来骗人的大滑头，他专以贩运中国古籍出洋及造作假古董弄钱为业。……这样的人，品节如何也就可揣而知。不幸王先生正在他做苏州师范学堂监督时去担任教课，于是被他拉拢着做他学问上的工具。

这一段话，观其语气便非持平之论，对罗振玉之诋毁，固属一望可知，而把静安先生竟看做乃是一个可以被人用为工具而全无自我主张的人，这对于静安先生也同样是一种诬蔑。

关于罗振玉之为人及其与静安先生之关系，我们将留到下一章论及静安先生之自沉时再加分析。现在我们首先要辨明的，乃是静安先生治学途径之转变，是否也有属于他自己的原因；如果有之，则其原因又究竟何在。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肯一加深思，便会发现静安先生治学途径之转变，不仅有其属于自己的因素，更有着内在与外在的两种因素。先说内在的因素。第一，我们应该都还记得，静安先生在与新学接触之前，他早期读书时所感到兴趣的，原来就是历史和考据之学。这种兴趣，在他接触到西方哲学而引起的新的兴趣时，曾经一度被冷落。可是这种旧的兴趣，原是属于他的“求真”、“求是”及“关心人世”的天性的一部分，虽曾一度隐伏，然而并未尝完全消逝。所以当他一旦倦弃于新兴趣时，旧兴趣马上就抬起头来，引领他走上了考证古史的途径，而且获得了过人的成就。这是内在因素的第一点。第二，静安先生虽曾一度热心于文哲之学的研究，可是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却早已表示对于文哲之学的彷徨和缺乏自信。他不仅曾经说过“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的话，而且更曾自我分析其于哲学不愿终身从事的缘故说：

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来，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

至于在文学一方面，虽填词有所成功，而静安先生之志意，则并不以填写小词为满足，而有志于从事可以振兴国民精神的戏曲之创作。可是对此种创作，静安先生并无自信，他也曾自我分析说：

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

从这些话，明眼人自可看出，静安先生对于文哲之学盖早有绝望之预感，因而乃透露出终不得不从文哲之途退出而另寻途径的征兆。盖以静安先生之才性而言，他原是属于沉潜敛抑的一型，而不是属于发扬激进的一型，而他又以绝高之理想不欲为“第二流”之人物。可是要想做一个能自创立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却都需要有一种发扬激进的精神，需要有更热烈的感情或更不羁的才气，而无疑地静安先生的沉潜敛抑的性格，是与此种要求并不相合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则从事历史考证之学，他便既可以其天赋的直观与想象之能力而有新的创见，同时精严邃密的考证则又与其以理性见长的沉潜敛抑的性格大有相合之处。所以考证之学实在乃是与静安先生的才性颇相适合的一条途径。以静安先生之长于反省，对自己才性认识之深刻，对于自己应该从事哪一种研究途径，必有相当地考虑与选择，而他在考证之学的成就，亦足以证明他选择此一途径之并非错误。这是属于静安先生自己的内在因素的第二点。

关于外在之因素，则亦有两点可言。第一，自清季以来，地下之考古资料不断出土。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时静安先生二十三岁；光绪三十二年（1906），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赴新疆、甘肃一带考古，时静安先生三十岁。光绪三十三年（1907），英国考古家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石窟寺发现手写经卷，时静安先生三十一岁。又据翁独健所撰《伯希和传》云：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复至京师，得识直隶总督端方，相与研讨考古问题，且与罗振玉、王国维诸先生，商榷敦煌写本之研究计划。

可见静安先生不但生于考古资料大批出土的时代，而且与国内外考古家有极密切之研讨关系。在这种情形下，要说这一位好学深思的学者能不受到新出土的资料的吸引，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静安先生在其所撰之《最近二三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便曾经论及研究整理此种新资料之重要云：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况后此之发现，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

静安先生既对此项新发现之资料如此重视，则他自己之走上了研究考古的途径，岂不也正是一件极自然的事。这可以说是外在时代因素的第一点。

如果仅综合以上所举的两点内在因素及一点外在因素，那只能说明静安先生之研究途径转向考古的缘故，而并不能说明他何以竟至把以前的文哲之学完全弃绝的缘故。因此我们现在就不得不谈到促成他如此转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外在因素了。这一因素就是当时时代的激变。

关于当时的事变，我们以前曾经谈到甲午之战。甲午之战是使得静安先生由旧趋新的一个关键，而辛亥革命则是使他由新又转趋于旧的另一个关键。这两次事变，实在不仅影响了静安先生一个人治学途径之转变而已，当时晚清学术界的许多学者们，可以说几乎都曾经因为这两次事变而有过由旧趋新又复由新趋旧的同样的转变。周振甫所撰之《严复思想转变之剖析》一文中对此现象便曾注意及之，云：

晚清学术界有一奇异之现象为前此中国所罕觏者，曰：一代之学人其言行与时推移恒趋于矛盾之两端是。

周氏文中曾举康有为、谭嗣同及严复诸人为证。实则当晚清之际，中国学术界思想方面有此矛盾之现象者固极多，即如静安先生所服务之《时务报》馆的主笔梁启超，以前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左右，曾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上大倡其“破坏主义”之说，可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后，当革命之声势日渐强大的时候，他却又极力主张维持满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字一改其以前破坏之论调，痛哭流涕地与其前所热爱的“共和”相诀别。又如静安先生所进入之东文学社的主办人罗振玉，以前曾一度热心于译介新学，而于革命后却自命为遗老而阴谋复辟。这种在思想上普遍发生矛盾之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其一是由于新、旧文化之截然不同，一些曾经受过旧式思想教育的人们，虽然对于旧日庸暗腐败之政治有所不满，而有着求新求变之心，可是一旦经过真正革命之巨变以后，则又因新文化与旧文化之迥然相异，在观念上遂不免对于新文化有着一种不能完全适应接受的心理差距。其二则是由于中国经过长久的封建制度及清末的腐败政治之后，一旦发生革命使原有之统治者乍然解体，遂致如痈崩疮溃，一时百病俱发，不能当下建立起完善之新政府，于是在革命后遂有袁世凯之称帝、宣统之复辟、北方之军阀混战、南方之政党相争等等一连串可笑更复可哀的闹剧及悲剧相继发生。在这种新旧更迭、文化认同空前混乱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因为对于新政失望而彷徨于文化认同混乱之中的学者们，其思想会形成先后矛盾之奇异现象，当然便也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事情了。当然，如果加以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学者们的先后矛盾，实在又各有其不同的个别因素，非本文所能尽。兹仅就静安先生言之，则静安先生之所以抛弃以前所追求的西方新学而转趋于研讨中国之古史，其主要原因实在应该乃是由于有见于中国之一意追求西化之失；迨欧洲大战发生，欧战所造成的西方国家之混乱，也使他对流弊滋多之西方文化失去信心，因此乃转而想要从中国古史之得失成败的借鉴中，为中国另外寻找出一条可以遵循取法的途径来。静安先生平素不喜评论时政，也未曾对其一己学术途径之转变做过任何表白，然而我们从他后来所写的一篇《论政事疏》中，仍可明白看出他对于当时中国革命后之政治的深切失望，及对于中国古代向往之一斑。疏文中曾论及当日中国一意追求西学之害云：

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业之斗争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而中国此十余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

其后更详论西学之害根于心术与根于方法之两大流弊，而结之以对中国古代之向往云：“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这种因对时政失望而转生怀古之思者，在当时实不仅静安先生为然，与他同时代曾以译介《天演论》而名重一时的严复，在革命后写给朋友的信中，便也曾表现过与静安先生同样的对于时政的失望说：

政界及国会之惟利是视，摧斲民生，殆吾国有历史以来所未有。……只须有钱以豢养国会中之党众，便可以诸善勿作，诸恶奉行。……呜呼！真不图我辈垂死之年乃见如此世界也。

闲尝深思世变，以为物必待极而后反。前者举国暗于政理，为共和幸福种种美言夸辞所眩，故不惜破坏旧法从之。今之民国已六年矣，而时事如此，更复数年，势必令人人亲受痛苦，而恶共和与一切自由平等之论如蛇蝎，而后起反古之思。

他又论到追求反古之方法云：

吾辈生于此日，所得用心以期得理者，不过古书，而古人陈义又往往不堪再用如此。虽然，其中有历古不变者焉，有因时利用者焉，使读书者自具法眼，披沙见金，则新陈递嬗之间，转足为原则公例之铁证。……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

夫严氏之为人与静安先生虽不尽同，不过其对革命后之时政深感失望，因而乃转思自中国古代经史中别寻一可以挽救时弊之方法者，其用心与静安先生乃大有相近之处。只是严氏虽曾有此种心意，然而却并未尝真正从事于此种研究。而静安先生则不仅有此一番心意而已，而且曾真正从事于此种研究工作，在考证古史方面得到了可观的成就。只是一般人往往都只注意到他研究古史的成就，反而忽略了他研究古史之用心，这就无怪乎一般人对于他学术研究途径之转变感到讶异而莫明其所以了。其实静安先生之抛弃了他前所热爱的西方哲学与文学而转向古史之研究，乃正是因为他有鉴于当日中国一意模仿西学之害，不欲更为推波助澜之说，因而乃转为古史之研究，欲从其中为危乱之中国别寻一可资依循之途径以矫正时弊的缘故。因此我们便可以了解，辛亥革命激变所造成之时政的混乱现象，实乃是静安先生研究途径转向考古，而且对其以前所从事的西方哲学与文学完全抛弃了的一项外在的重大因素。

缪钺在其《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曾谓静安先生：

三十以后，则渐弃故业，而专力于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即世所谓“考古之学”，此种转变虽环境使然，而静安亦非尽属被动，其内心或以为治考证亦一种解脱之法，故愿从事于此。盖治考证时，其对象为古文字、古器物、古代史学，远于现实之人生，亦可以暂忘生活之欲也。

这种说法也原是不错的。本文在前面论及静安先生第一度治学途径之转变时，便曾论及他之既关心世变而又不能入世求为世用的矛盾性格，故其研究学术乃抱有双重之用心，一则欲借埋首于学术之研究以求得一己之安慰，再则又对于学术研究之可以有裨于世乱寄以一厢情愿之理想。其早期与晚期之治学途径虽然不同，而其用心则未尝或异。不过因为甲午之战以后及辛亥革命以后之时弊不同，所以其治学途径才因之有趋新趋旧之意。缪钺只看到了静安先生消极一方面的用心，但忽略了他积极一方面的用心。如果静安先生之转变乃是仅有如缪氏所说的消极一面的原因而已，则静安先生又何必对其前此所从事的文哲之学绝口不谈，若避之唯恐不及者？于此便可见静安先生之转变，确实更有其积极之用意。侯外庐在其所著之《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一书中，于“古史学家王国维”一章内，便曾特别提出来静安先生之治古史实在别有他的“理想与信仰”，这才是一种更为切实深入的看法。而且在静安先生追求理想的前提下，他对于学术实在也并没有什么中外古今之区分的狭隘成见。他在《国学丛刊》的序文中，便曾经说：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日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事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只是世人对静安先生此种理想不能有所了解，所以才会对其学术研究之转变发生种种猜测议论之说，如本文在前面论及静安先生追求理想之精神一节中，便曾引述过岂明及周予同诸人对静安先生所妄加的“遗老”、“反动”或“革命”、“左倾”等批评。这在当时充满政党之私见的时代中，对于静安先生单纯追求一己之理想的用心无法了解，乃是显然可见的。

总之，静安先生以其天赋之矛盾性格，既原就存有着一种既不喜涉身世务而却又无法忘情世乱的矛盾，又以其追求理想之天性，对一切事物都常抱着一种以他自己为尺度的过于崇高的理想，却偏偏又不幸而生在一个最多乱、多变的时代，因而乃造成了他个人与时代之间的一种无法调和的差距。即以其学术途径之转变言之，当甲午战后全国竞趋于有用之科学与行动之革命时，他却埋首于世人所视为不切实用的文哲之学；而当辛亥革命以后，各党各派纷组政党从事政争之际，他反而更转回头来欲从丘墟中所得之材料重建古史。所以在静安先生之理想中虽亦有关心世变之用心，而其理想与激变之时代中间则常有着一种无法应合的差距。因之他的用心和志意便自然不易为时人所认知。不过学术研究毕竟仍有其一部分单纯之客观性，所以世人对其用心与志意虽有误会，然而对于其研究考证的客观成就，则仍是共同加以承认和尊重的。可是另外在现实生活一方面，则静安先生坚持一己理想与时代之激变所造成的差距，便更加难以弥补，因之也就终于演出了其不得不以自杀终的一幕极大的悲剧。这是我们所应该为此一位天赋极高的学者所深致悼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