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地缘位置与环境：天赋性、致命性、差异性和可变性

前面我们说过，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是地缘政治学中两个最主要的概念，既然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海陆二分的地理学基础，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看看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这两个概念。

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都将地缘位置作为研究的起点和重点，斯皮克曼认为这是“阐明安全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据”，他的地缘政治理论和给美国政策所提供的建议就是建立在对美国地缘位置和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空间关系的研究基础上的。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因而仿佛是这样一种思想活动，它牵涉到选择位置和了解空间关系的性质”。“要衡量一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根据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一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对决定它的安全问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地理位置限制和影响其他的一切因素，因为在世界上的位置确定气候带，从而决定经济结构，而区域位置确定潜在的敌人和盟国，也许还决定一个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参加国能承担多大的任务。一幅鲜明的地理位置图，加上这个国家所在地区的地形情况的说明，就会对了解安全问题提供一个轮廓。”

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历来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是国家存在的客观基础和自然条件，也是国际政治发展演变所依赖的必要的环境基质。在国家的地缘政治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它所处的地缘位置。就一般意义而言，这里所说的地缘位置与地理位置是一致的，是指地表上国家与其他地理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通常用方位和距离来表示。当然，如果细分的话，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可分为数理地理位置（即天文地理位置）、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地理位置、政治地理位置和军事地理位置等。其中，数理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位置一般是稳定不变的，它们的自然属性比较突出；而经济地理位置、政治地理位置和军事地理位置等则常常受制于国家权力和国家行为过程及其各种因素的变化，它们的社会属性比较突出。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政治地理位置表明它在政治上、军事上与邻国或邻地区相处的相对位置，以及由此所确定的其在政治或军事战略地图上的方位，这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的首要基础。当然，上面几种地理位置也可以概括为国家的绝对位置（absolute location）和相对位置（relative location）两种。国家的绝对位置包括数理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位置，它是以国家在地球表面的位置作为参照的，标明绝对地理位置的数量关系是很难改变的；国家的相对位置则是以其他政治区域的位置及其互动水平作为参照物的位置。探讨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基础需要对绝对位置的战略意义和相对位置的战略意义作出充分、全面和有深度的评估。

地缘位置是个具有限定意义的概念，乃是指以政治地理位置为中心，但综合了绝对地理位置和相对地理位置二者关系的政治地理空间；它是足以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的地缘限定因素，这些地缘限定因素包括国家的疆域结构、领土形状、面积大小和地理位置，以及在这样的范围内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和人口；但更重要的，它还特别包括由这些条件和因素派生出来的更多的具有国际政治素质的地理因素，如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区域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表明国家的地理特征与国际政治某些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与国家权力的大小和国家行为的变化相适应。实际上，每个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都是特定的，它们可能会产生出特定的地缘政治特点及潜力，或者给该国以某种天赋的优势，或者给该国以某种天赋的劣势，从而对其基本生存和自身命运产生致命性的影响。例如，美国受到世界两大海洋3000到6000英里宽水域的天然保护，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缘位置，不仅将它与其他大陆和强国隔开，很少遭到外敌的入侵，甚至确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样，苏联的领土面积占了地球陆地面积的七分之一以上，其雄居“心脏地带”的天然位置，使之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历史上挫败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的大规模军事征服。而相反，那些与大陆接壤的国家，就没有这种优势。波兰与两个大国即德国和俄国相邻的地缘位置使它在历史上多次遭到瓜分和入侵。保罗·肯尼迪指出，地缘位置曾经“引起欧洲均势、陆军和海军两个方面的力量对比的动荡变化。……同时它还表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地理因素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气候、原料、农业生产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一国的全面繁荣强盛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指每个国家在这些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总之，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优越，可使它在国际关系中占尽战略优势，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不利，则往往使它在战略上低人一等，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同理，就一般意义而言，地缘环境和地理环境也是有着一致之处的，只不过二者的限定意义有所不同。地理环境是地球表面各种地理要素长期互相作用的产物，是由无机环境（天体、地形、土壤、气候、自然力、天然产物）、有机环境（植物、动物、自然界的生物作用）和人口状况组成的复合的和完整的系统。但国家的地缘环境则被限定在政治意义上，它特别表明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空间关系状态，表明它们之间互为参照的空间条件，从而表明国际关系的空间形态。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地缘环境，是指国家这一主体和由这样的主体构成的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各种空间背景和条件的总和，它与我们常说的国际环境实际上是相同的。因此，地缘环境比（自然）地理环境的内涵更狭义，但也更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下，地缘环境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但都对后者拥有无法抵触的制约性。国家在地缘环境中所进行的活动既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又可能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从而会引起国际关系在空间上的分布和发展方面的差异特征。我们把足以影响和制约国家战略，并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直接、间接影响的环境，称为地缘环境或地缘政治；作为一个复合的和完整的系统，它与地缘位置一样也是任何国家制定和实施战略时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在历史上，地缘环境由于受到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权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也就是说，某些人为的因素可以对地缘环境施加某种作用，从而引起它的相应跟进变化。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地缘位置不仅表明国家间的相对地理位置产生的利害关系，而且是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地理空间中的表现；地缘环境则表明这种复杂空间关系的动态性质。综合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地缘政治的基本特性在于，它具有天赋性、致命性、差异性和可变性。

地缘位置的最基本特性是它的天赋性，“尽管时间在流逝，历史在演变，国家的地理位置是恒定的。”国家的地缘位置是天然的客观存在，而非人为设定的，也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因此，在一定的天然地缘范围内，地缘位置具有一定的不可更改性和不可选择性。中国学者把地缘位置的天赋性称为客观性或相对稳定性，并认为它是“国家强权最稳定的因素”，在任何时候都会影响国际关系；同时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比，地缘位置等因素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也是比较确定的。西方有的学者则把地缘位置的基本特性称为“地理惰性”。地缘位置所具有的天赋性说明，国家只能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从事内外活动，国际关系的组合变化也只能受到各种各样的空间条件的制约。例如，国家位居陆地、濒临海洋或是岛国的空间状况都是不能移动的，与别国接壤或隔海相望的情况及边界领海问题也都受到天生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的地缘位置所限定的空间范围内，国家的疆域结构和形状及自然、气候、资源等的分布都是与生俱来的，它的资源分布不平衡和气候、地貌条件的差异影响着它的潜力。马汉就说过，人们可以在位置适合之处积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的所在。力量和资源可以被人为地供应或增加，但移动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港口却不是人力所能胜任的。若将直布罗陀搁在大洋中间，那它的力量也许会四倍于今天，但在军事上它将一无所用。特别是，地缘位置所受到的陆地与海洋之间差异的影响，更是它本身具有的天然传承性的表现。在这方面，值得重视的是，国内外学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地理（主要指海陆地缘位置）是构成国家力量的一个长期不变的最稳定的因素。摩根索说过，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显然是地理，因为它决定了该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无论其他因素在历史的过程中如何改变它的重要性，两千年前重要的东西今天仍然重要，并且所有关心外交活动的人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即使那些强调权力政治的西方学者也承认，权力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帝国是短暂的，正像对于个人一样，谁的支配地位也不能永久保持不变。但权力自身是牢固地植根于世界的自然性质之上的。现代国家的力量来源于它所安身立命的领土。而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们常常认为“力量对比”或“权力均衡”是重要的，但何时达到力量对比的平衡或权力的均衡，各方各执一词，唯有地缘政治的标准是恒定的、显见的和明摆着的。它是考虑国家权力的重要基础。正是由于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是天赋的而不是人为的，所以，国家所从事的国际和国内活动都受制于它所在的一定的地缘位置和由此限定的空间范围，换言之，一定的地缘位置和空间范围会制约着其各种政治行为及其展开。国家构成的首要要件之一就是领土范围即整体空间要素，这里就有一定的地缘和地域范围要素的限制。

进一步地说，地缘政治的天赋性使它对于国家的基本命运来说具有致命性。地缘位置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国家的大多数活动都是依托一定的地缘位置进行的，它所具有的稳定性或不可更改性都会对许多国家的存在方式产生致命性的影响，是它们在生死存亡高度上必须考虑的问题。如若对此稍有疏忽，就会置自己于任人宰割或欺辱的境地。在这个意义讲，地缘位置决定着一个国家最起码的生存需求，是影响国家利益变化的首要因素。另外，国家所拥有的特定的地缘位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国内部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果忽视这些，同样会对国家造成不利的影响。实际上，各个国家的战略或国家集团的战略都受到地缘位置的根本性影响，它们都会根据这一点来考虑自己的战略制定和推行。

在具有天赋性和致命性的同时，地缘位置的另外一个基本特性是它与参照物相比所表示的地缘差异性，地缘差异性的历史性积合和沉淀，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不同地缘性质的国家和政治区域，导致了不同性质的权力因素和权利因素的汇集，使国家间因相对的地缘位置产生相对的利害关系和权力对比关系，从而显示着国际关系在空间上的不同结构和特征。如果仅仅根据国家的地缘位置划分，国家的地缘类型可分为内陆国家、沿海国家、海湾国家、群岛国家、大陆国家。其中，有全部位于海洋中的岛国（日本、英国、古巴、马耳他），也有位于大陆内部、不邻海洋的内陆国（蒙古、瑞士、玻利维亚、赞比亚），有全部位于高山之中的山国（瑞士），也有全部位于平原的低地国（荷兰）。这些表明国家地缘差异特征的概念和分类，是研究因地缘关系所引起的国际问题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国家战略中地缘因素的重要依据。尽管这些地缘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会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推动和制约，但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参照系数，常常受到人们的重视。地缘政治除了强调国家和政治区域的地缘位置固定差异的重要性外，还特别强调它们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的差异位置，它表明国家或政治区域的地缘特征与国际政治基本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实际上，从地缘位置和国际政治位置相结合的角度，国家类型又可以依据二者共同的差异性而区分为陆权国和海权国，政治区域类型可以区分为“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姑且不论如何评价陆权学说和海权学说、“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人们都承认依托于大陆和海洋、“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等地缘差异因素所形成的陆权和海权确实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中形成了陆权和海权两种极为稳定的国际权力或国际影响力，从而也使国际政治形成了不同性质和特征的政治区域和空间分布。在某种意义上说，地缘差异性也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空间结构性的一种反映。

与地缘位置不同，地缘环境具有一定的可变性，或者从后结构主义地理学的角度看，地缘政治空间等人文空间是与物质空间不同的“可塑的空间”（plastic space）。这种可变性或可塑性对国家的战略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前所述，地缘位置是天赋的、固定的和不能移动的，但地缘环境则是变化的和动态的。由于地缘环境是由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心理、历史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要素互相交织、互相联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而共同发挥作用；在这种作用的推动下，地缘环境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战争的爆发可能使地缘环境巨变，和平时期的联盟也可能使地缘环境发生与前者不同的变化，而经济全球化则可能使地缘环境更多地受制于经济要素流动的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地缘环境可能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在另外的条件下，地缘环境又可能发生突变式的变化。无论发生哪种变化，都会对国家战略造成重大的影响。尤其需要说到的是，当把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联系起来时，前者所表示的地缘地位和潜力也具有某种动态的性质。可以举出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地中海一直是欧洲通往其他地区和联结东西方的主要通道，但好望角的发现使地中海丧失了这一优势。而作为战略要地的好望角，又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骤然下降。第二个例子是：曾经长期被英国视为地理优势的岛国位置和具有阻挡外敌入侵的天堑——英吉利海峡，随着海底隧道的开通，其原有价值部分地丧失，英国岛国地位的优势作用也就此大打折扣。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和美国实现对其控制，使美国的疆界在事实上被推进了数千英里，并使美洲国家的政治体系更为紧密，美国的战略地位就此大大改善了。正是基于此，马汉认为，加勒比海成为美国控制力的天然来源。第三个例子是：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关闭苏伊士运河严重影响了通过该运河的海运航行，但却大大优化了欧洲西部北部沿海国家的经济地理地位，相形之下，欧洲南部便大受其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作为物化形态的地缘位置虽然是不变的，但地缘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在地缘环境即地缘位置的外部条件变了之后，地缘位置的基本素质也会随之受到影响，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更是经常发生变化。因此，虽然地缘环境的核心是国家的地缘位置，但它更多地表明与国家地缘位置有关的多种外部空间条件。地缘环境不仅含指那些凝固静态的因素（如领土和地理位置），而且更主要的是涵盖国家之间在空间上的动态关系。

不过，与地缘位置所具有的第三个特性一样，地缘环境的可变性中最主要地受到地缘差异性的影响，地缘差异性使地缘环境的变化既多种多样又显然受到一定不变因素的制约和牵制，尤其是海陆之间的差异会给地缘环境带来重大的区隔性的不同，又使各自的地缘环境呈现出自身不可更改的特质。例如完全的大陆地带与濒海地带就有性质上的区隔，当大陆地带的地缘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不会脱离大陆地带的基本地缘素质。濒海地带同样如此。又例如，在许多地区冲突中，虽然有其他原因，但强者与弱邻这种比较确定的差异关系仍然是原因之一，尤其是邻接和靠近地区性强国的国家常常遭到入侵。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但无论如何，地缘环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较之地缘位置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虽然地缘位置是不可变的，但地缘环境常常会随着国界的改动、战略联合、结盟、势力范围划分和缓冲地带的建立而发生变动。斯皮克曼认为，专门的地缘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的转移所决定的一些区域。他还说，“因素有许多，有永久性的和暂时性的，有明显的和隐蔽的；除了地理以外，还有人口密度，国家的经济结构，人民的种族结合，政府的形式，外交部长的心理状态和爱好以及人民所持的理想和价值，这些都是因素。”由此可以看到，地缘环境具有可变性、多变性或因地缘变化引起的非必然性。地缘政治的实质性变化最终会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变化产生影响，使各个国家处于和平的环境或战争的环境。一旦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特别是一些国家如果不能适应那些突发性的变化，就会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

地缘位置既定，地缘环境可变，因而地缘政治是不变性和可变性的统一。美国著名政治地理学家索尔·科恩认为，“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问题，是国际政治大国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但地缘政治观点又是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性质的认识而改变的。”因此，地缘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它探索的是国际政治现象空间组合的地理轨迹，其主要特点就是研究因地缘差异性所带来的动的形势，而不是静的形势。国际关系中地缘差异性的存在和由此引起的地缘条件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到结局。其中，无论如何，正因为地缘政治学以空间的、横向的眼光考察国际关系，所以国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制约关系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地缘政治虽然复杂多变，但并不是混沌无序的世界，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运行的。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地缘政治的世界是“一个巧妙结合而成的机制”，地缘政治学则是要研究这个“机制”如何运转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从其所具备的国际政治素质和自身的基本特征来看，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对国际政治的现实影响是：第一，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对国家地位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一方面在于，国家利益深深植根于地缘政治的条件之中，国家利益的实现和国家权力的构成必须以其为基础；另一方面在于，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足以产生出巨大的国际政治潜力和能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都有着重大的价值。从一般意义说，只要国际政治的活动被限制在地球空间，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就会影响该国的自然资源拥有量及分布，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力量和潜力。国家的地缘位置，特别是海陆分布，会影响到它是否能够获得国际政治的资源和潜力，以及能够获得多少国际政治的资源和潜力，从而可能决定它作为强国或弱国的地位。因此，在综合国力的评估中，地缘位置非常重要的国家要加分，如日本因占有重要的海洋战略位置多加90分，埃及、南非、土耳其各加5分。在历史上，地缘位置本身就对国家战略产生重要的影响，它既可能为一个国家提供某种机会和条件，也可能严重地限制一个国家的某些政策和活动。在和平时期，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因素与国家地位和国际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战争中更是如此。

第二，地缘政治对于国际关系整体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要素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这一是在于它首先强调国际关系的地缘基础，国际关系本身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要依托于一定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作为活动的舞台和范围。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各种角色来讲，没有地缘条件，就像演出时没有舞台依托一样；没有地缘范围的限定，就没有相互之间的固定关系和活动性质的判断。同时，没有相互之间关系的距离感，也就没有国际关系分布的格局，因为所谓国际格局，就是一种国际间的地理与政治相联结的构图，就是一种由国家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相互联结的结构。所以，非常清楚，国际关系存在着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结构性分布的基本特点。构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都是处于一定地缘位置和空间范围的力量角色，包括联盟也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并受到这种范围的限制甚至牵制。二是在于具体而言，地球上海陆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是国际关系得以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空间，是国际关系的结构得以内构的主要前提，也是国家等国际主要行为体从事活动和进行选择的主要背景。地球上海陆位置的确定性与资源和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共同对国际关系的内在结构发挥着相对稳定和持续的影响，并使国际关系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陆地政治地理格局”和“海洋政治地理格局”两种主要结构。三是在于能够成为国际关系中主要角色的国家或其他角色，应该具备较强的综合国力和一定的地缘政治优势这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而且国土面积很大，但它们不是地缘政治的主要势力，因为它们不具备地缘政治的优势。当然，作为反例的希腊地缘位置重要，且是一个伟大的海洋民族，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船队，但它不是一个重要的地缘大国，因为它不具备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只有像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国家，才具备着上述双重条件，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大国，可以充当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力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地缘政治的优势，乃是在于它们能够较好地驾驭和处理海陆空间关系。

第三，它们对国家战略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因为地缘政治具有天赋的或先天就有的性质，也具有在这种天赋性质基础上的一定的可变性或可塑性，故而无论哪个国家，要准确地制定和有效地推行国家战略，都必须首先客观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凡对此认识有偏差或草率行事的国家，都必然造成国家战略上致命的失误。作为一个巨大的现实，地缘政治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人们对地缘政治的改组，只能在这种天赋的或先天就有的性质和其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超出这种性质和范围进行地缘政治的改组，是不可能的，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摩根索就指出，“权力均衡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受到地理限度的制约”。征服如果是毫无限度的，那它就可能成为征服者的包袱而不是资产。同时，地缘政治的差异性也可以使人们充分利用地缘政治中的优势和避免地缘政治中的劣势，具体而言就是充分利用海洋空间和陆地空间的差异所可能导致的优势和避免这种差异所可能导致的劣势。就此而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是否得当，主要看它是否能够成功地适应它自己所处的地缘环境，特别是自己所处的海陆空间环境，同时要看它是否能够在这种环境中获得发展。对于国家战略来说，地缘政治的优势取决于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统合，取决于空间和权力的对应关系，取决于海陆关系的很好处理。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作用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对国家的决策存在着重要影响。它既是确定和界定国家利益的一种有效方法，又是推行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界标和手段。对地缘政治的清醒认识是在外交上纵横捭阖的一个认识基础和政策源头之一，实际上很多外交行为是从地缘政治环境中物化出来的。在这个坐标下，国家和作为国家人格化体现的各国政治领袖才能取得在国际关系中的“意志自由”——因为虽然它（他）们都怀有地缘政治上的抱负，地缘政治甚至是他们治国安邦的工具，但他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善用地缘政治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