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的二分法

地理学所说明的地球上最大的空间差异是海陆差异，这既是地理性的差异，又是政治性的差异。地理性差异和政治性差异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人们以二分论的视角看待地缘政治。然而，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还需看到，地缘政治学作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受到其研究传统，尤其是现实主义基本假定的影响。具体地说，其二分论所具有的国际政治学学科基础，来源于国际政治学理论中长期以来就存在并且影响甚巨的现实主义二分法。

我们知道，在西方国际政治主流理论那里，无政府状态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前提，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世界政府或权威力量，而是由分散的主权国家组成的，所以人们非常重视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根本性差异，从而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形成了积习已久和很难被撼动的“国内—国际二分法”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二分法是无政府状态逻辑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也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的分析工具。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和沃尔兹（Kenneth Waltz）等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便经常告诫人们，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间的关键差异是国际政治的研究起点，它对各种流派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沃尔兹在对无政府状态进行系统论述时严格区分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这样，他把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的二分法推演到了极点。

现实主义的二分法暗含着“国内类比”的理论逻辑，它把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集中在有没有政府问题上，由此延续下来一种把国际政治简单地比附于国内政治的研究传统。国内政治存在中央政府，国际政治没有世界政府，没有什么差异比这更大。因此，二分法的理论后果是使人们对国际政治的认识停留在无政府状态的单一性含义上，对所有国际政治现象的解释都由此来展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指出，“无政府状态具有将国际政治与一般政治相区别的特性”，而国际政治研究与国内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设的不同主要在于缺少政府体系，它带来的是集权化与分权化的问题，集权可以带来秩序，分权则容易造成秩序的缺乏。对二分法进行最明确论述的沃尔兹，更把这看做是无政府状态假设后果的最明确的逻辑表述。在他那里，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是两种理想的类型，但却不是一个统一体，无政府状态更适合于国际政治而非国内政治，国内社会的等级制则正好相反。在国内社会领域，中央政府集中了权力、制度和法律；而在国际社会领域，权力、制度和法律是非集中化的和分散的，各种行为体在考虑自己利益的时候并不必然遵守规范，因而这一领域体现的是权力、斗争和协调。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是权力政治盛行的领域，制度、法律等规范的作用十分有限，权力政治的逻辑排斥着制度、法律等规范的逻辑。与国内社会既有政府又有秩序的情况相比，国际社会可能充满着混乱和无序。可以看出，由于二分法突出了国际社会中缺乏政府与国内社会中存在政府的单一对比，当其逻辑被延伸到国际社会时，囿于以世界政府为国际秩序形成的终结点的倾向，它一方面很自然地把“无政府”引申到“无秩序”这样一个逻辑上，从而使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完全等同于在世界政府缺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国际秩序的情形；另一方面，在不存在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如果要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就只能依靠均势和地缘政治的结构力量。而我们知道，所谓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正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两大理论支柱，它们的理论阐释和理论发展也受制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二分的政治性差异。

二分法在解释国际政治各种问题方面的盛行，产生了如下影响：第一，它发挥了无政府状态下的普遍命题，如“国内类比”和对世界政府的迷思以及因无政府而导致无秩序的逻辑。它一方面在复制国内政治方面走得很远，包括康德的世界国家思想和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都未能脱离这种认识。既然把建立世界政府作为促使秩序出现的直接目标，就需要把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为最终事业，为了完成这一事业，国家应该放弃主权。但另一方面，以世界政府作为确立秩序的终结点，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形。这又使人们可能转向另一个方向，即因世界政府难产所导致的拒绝秩序的倾向。长期以来，认为无政府状态与国际秩序不相容的观点尤为盛行，它否认了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等创造稳定与和平、进而造就秩序的努力，把均势和地缘政治看成是没有世界政府的必然产物。这样，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学完全符合国际政治学二分法的假设前提，并充当了后者的派生型理论。

第二，二分法如果发展到极致容易产生将国际政治理解为权力政治的倾向。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只能由国家间的权力政治来替代。权力被夸大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而且，无论是对作为个体的国家还是对国家间的关系来讲，权力政治本身是它们战略追求的唯一目的。按照这种逻辑，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把谋求权力、扩张权力和显示权力当作确定性的内容。不管有什么样的长远目标，获得权力总是国际政治活动的直接目标。摩根索说过，“理性的”政治家就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权力被视为是目的本身。应该说，除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之外，即使是对前者进行了一定程度改造的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也未能摆脱权力政治的窠臼，按照某些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沃尔兹的结构概念反而把二分法发挥到了顶点。因为最简明的结构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只拥有一个单一的权力结构。在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论环境中，地缘政治学受到了国际政治学二分法，特别是权力政治学的驱动，并且成为权力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解释工具。追求和积累更多的权力，需要地缘政治方面的权力，这也成为国家战略的努力方向之一。于是，地缘政治学自然成为了权力政治学的一个亲兄弟，并且处处受到其基本假定和理论逻辑的影响。

第三，二分法忽视了国际关系的过程和动态性，倾向于以静态的方式解释国际政治。由于习惯于在有没有政府的问题上对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进行静止和僵硬的比较，二分法的一个弊端是否认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作为一个过程是变化的，由此把判定国际政治性质的标准仅仅放在某些固定、凝固的因素上，其中不变的地理因素便是一个常常被拿来衡量国家地位和实力的标准，它也是常常被拿来当作衡量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基本要素。由此，地缘政治受到格外重视。虽然国际社会如同国内社会一样也显然有着动态的特征，它同样会受到多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并会产生各种非常数的和次类型的关系；但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学派一样，仅只关注国际政治的某种结构性因素，特别是那些凝固不变的地理差异性因素，而不太在乎国际政治过程中产生的多元因素及其动态性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讲，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二分法是一脉相承的，并且从后者沾染和沿袭了结构主义的静态理论特征。

第四，应该看到，二分法逻辑对国际政治学理论产生了普遍和深远的影响，它在国际政治学理论领域的无限延伸，使对国际政治中的许多问题的认识产生以“二分”划界的倾向，结果导致对国际问题的许多解释都以国际社会中不存在政府作为必要的前提，很多问题被认为是这一前提派生出来的。这样，除了在对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作区分外，人们还容易对善与恶、国家与社会、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权力与道德、混乱与秩序以及战略上的敌人与朋友等问题进行区分。在现实主义理论中，这些区分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是其假定的全部。当国际体系变得不稳定或不确定性增加时，更容易强调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这种对应性的区分。属于现实主义学派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也在自己的发展脉络上深深地印下了这种痕迹，海权与陆权的二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乃至于地缘经济上“核心—边缘”的二分，都是以二分作为划界标准的典型做法。

第五，二分法不仅造成了“无政府状态下的问题群”，而且在这些被进行“二分”的问题群中，问题的另一端，即人性恶、政治、战争、冲突、权力和混乱等问题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结构，它们常常被当作强调的主题和重点而充斥着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领域。相反，人性善、经济、和平、合作、道德和秩序则只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加以讨论，是无须强调的次要问题或者可以忽视的所在。其结果是，上面那种狭隘的“二分”，使得国际关系在性质上倾向于对抗，国家行为模式以零和博弈为特征：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失败，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所失。这一点也对地缘政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尤其在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得到了明显的反映。甚至，地缘政治学这个特殊的理论领域把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和逻辑表现得更加充分。

长期以来，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理论使二分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并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得到广泛沿用，地缘政治学就是一个二分法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领域，当国际政治学的二分法与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相遇时，二者自然会产生某种融合的“理论关系”；国际政治学的二分差异与地缘政治学的二分差异在这个特定的理论领域形成了“理论分析上的链条”。就生成关系来说，国际政治学的二分法也是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后者的基本理论中所试图说明的最主要的概念，如海权和陆权、海洋空间和陆地空间、“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等等，都是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国际政治空间形态化的各种具体表现，都是表明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之间差异的空间概念，也都是超脱于地理学的范畴而具有国际政治学素质的重要概念。当然，在指出地缘政治学的这种发展特征时，我们仍然需要强调，二分法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随着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二分法也受到了理论界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批评者认为，它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问题，严重限制了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融合性理解，使得二分的偏执观念形成了国际政治学理论僵化静止的痼疾，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束缚了它的发展。对这些批评性观点和言论，我们在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中是常常会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