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魏时期的官报与信息传播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认为，西汉已有“邸报”，根据是《西汉会要》卷六十六《百官表》“大鸿胪属官有郡邸长丞”，颜师古注：“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即各个郡国在京城都设有“通奏报”的“邸”（地方在京办事处），而“通奏报云者，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即‘邸报’之所由也”。邸的职能是上呈章奏，下报上情，中转信息，招待来京地方官的食宿等，负责人是郡邸长丞。大鸿胪是中央政府接待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使节的主官，郡邸长丞是其属官。这说明，当时中央与地方的接待、通报诸事务融合发展。有学者指出，《汉书》中有燕王旦在封地获知都城御林军调动的情况记载，而推测其有可能从当时的“邸报”上得到了这一消息。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史坦因在新疆地区沙漠中发掘出一批西汉年代的官文书，内有简书的“边报”。有学者对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进行研究，发现其中抄录了不少皇帝制书和大臣奏记，总之有许多国内外的信息，认为其应具官报性质。然而，在汉代有关记载中，“邸报”并未出现，所以多数学者仍认为当时还没有建立发布官报的正常体制。

在东周应该已产生官方用正式文告发布天下的相关制度，到秦汉时已普遍使用。如秦朝末年，刘邦入关与民“约法三章”，即是布告政令。西汉元狩年间（公元前122—117年），汉武帝封萧何曾孙萧庆为酂侯，为此公告全国。《汉书·萧何传》载：“武帝元狩中，复下诏御史，以酂户两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酂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这类事情也可能由中央以文件形式向地方发布。

汉代邮传已有法律制度给予一定的规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规定：“十里置一邮。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水，廿里一邮。”《汉书·平帝纪》颜师古注：“邮，行书舍也。”即邮站。汉代1里约合今180丈，就是540米。一般10里约5400米，就设一邮站。南方地区约是20里设一邮站。“北地、上、陇西，卅里一邮。地险狭不可邮者，得进退就便处。”西北地区约是30里设一邮站。地势险要处就便设邮站。“邮各具席，设井磨。吏有县官事而无仆者，邮为炊；有仆者，假器，皆给水浆。”邮站主要是为邮人或官吏提供食、宿及交通工具。“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过半日至盈一日，笞百；过一日，罚金二两。邮吏居界过书，弗过而留之，半日以上，罚金一两。书不当以邮行者，为送告县道，以次传行之。诸行书而毁封者，皆罚金一两。”“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鸡中五邮，邮人勿令徭戍，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毋令出租、刍藁。”邮人获免田租一顷及免徭戍的待遇。

西汉发明造纸术，到东汉蔡伦加以不断改进，时称“蔡侯纸”。然而，当时造纸的数量还很有限，主要还是用笔墨书写在简、帛之上，有关文书还是难以广泛传播。清人孙毓修著《中国雕版源流考》认为：“竹帛废而纸大行，当在魏晋间矣。”从存世的文献资料和地下出土的文物看，魏晋时用得最多的还是简牍，其次是纸，最后是帛。这主要还是从成本考虑，帛的成本最高，而掌握纸张制造工艺的工匠还不多，其产量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直到公元404年，东晋桓玄下令废简用纸，才开始了纸张作为主要传播载体的历史。

三国魏晋历时近二百年，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时局纷扰。诸国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交往错综复杂，诸国政治家都有强烈的信息需求，都注意搜集对方各方面的情报，十分重视有关的信息传播，因为这往往与交战双方的胜负关系密切。各国都很重视驿传网络，以便及时获得有关信息。刘备为了与魏、吴作战，曾在成都至汉中与成都至夷陵二线修了不少驿站。孙权在境内也广设驿站，史称“驿使往来，冠盖相集”。曹魏的驿站制度最为周全，曾制定过单行法《邮驿令》，驿传网络四通八达，其驿传速度可达一日300公里。所以，在《三国志》一书中，“消息”一词被使用达数十次。

魏晋南北朝时，政府广泛使用布告和露布。《三国志》和《三国会要》中经常提到以政府文告“布告天下”，内容主要为行政法令，一般是在固定地点张贴。露布则是一种以流动方式传播消息的方法，主要用绢帛或木板，大多传播军事信息，或发布政治檄文，尤其是用在宣传战争胜利的时候。《封氏闻见录》卷四载：“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据魏晋时期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相关考证，当时依然没有建立发行官报的正常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