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革命派的新闻报刊思想

革命派为革命办报，以宣传革命理论，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为首要任务，把报纸视为政治斗争的锐利武器，重视其战斗作用。他们激赏和称引西方政治家的有关名言，如：“报馆一家，犹联队一军也。”（拿破仑语）《民呼日报》一再强调“为民请命”、“吊民伐罪”和“义师先声”等口号。

革命派报刊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宣扬报纸的国民性，为“社会之公器”、“国民之代表”，革命派报纸大多以“民”字命名。革命派又主张报纸的党派性，明言是“党报”、“机关报”。孙中山《民报发刊词》认为，党和党报的关系是“体”和“用”的关系。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党派为体”、报纸为“用”的观点。即把报纸看作党的宣传工具，机关报为党派的“喉舌”。这样，报纸的“国民性”与“党派性”两者实际上存在一定的矛盾。

（二）重视舆论的功能，“舆论者，必具有转移社会、左右世界之力者也”。而报纸是“舆论之母”，是国民舆论的代表，记者应代表国民。报纸也可影响舆论，甚至左右舆论、制造舆论。为了配合某次政治或军事行动，革命派报纸往往大“造”舆论，甚至不惜编造假新闻，制造舆论。

（三）鼓吹言论自由，重视报纸在传播知识和开发民智方面的功能。这方面的局限也比较突出，孙中山等人以先知先觉者自居，以为革命只要几个华盛顿式的人物就可以了，忽视了“唤起民众”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性。

孙中山（1866—1925），初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又号日新，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他早年在美国檀香山和香港接受西式教育，曾于澳门行医，后组织士人革命，创建中国同盟会。他在革命斗争中日益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时常把“立党”、“起义”和“宣传”并列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他对《中国日报》、《民报》等的创办与编辑就相当看重，在《民报》的“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大力宣传其思想理论。

他曾在《耕者有其田》中抱怨：“现在中国人何以听到自由便不理会，听到发财便很欢迎呢？其中有许多道理，要详细研究才可以明白。”其实，他自己都没有弄懂“自由”的深义。他在《三民主义》第二讲《民权主义》中说：“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他强调：“要这样去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他还发表了《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等著名演说：“在普通社会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团体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团体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力量，分散了政治团体。……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个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看来，孙中山基本不懂：争个人的平等、自由才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点。这一严重的思想迷失，或者说所谓“国家主义自由观”，为日后国民党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他认为，报纸不是服务于“个人的平等、自由”的，而是必须无条件地服务于“团体”，即“党”。报纸理应是“党的喉舌”，而新闻就是通过宣传“纠正人心”。宣传是革命的重要武器，党报就是革命宣传的机关，是大力宣传“党义”、培训“党义”宣传人才的学校。他还认为，党报应用“正确之真理”“同化”“不正当之舆论”，是体现“舆论一致”的典范，强调“今日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舆论”。他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要求“舆论归一”。这里不存在新闻自由主义原则，党报能“同化”者，一律予以“同化”；不能“同化”者，必须剥夺其言论自由的权利：“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日报》和《民报》等“党报”反击康、梁保皇党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上述系统严密的“党报思想”，是继康有为之后最热衷于创办“党报”，鼓吹“党报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提出报纸应该充当“党的喉舌”的革命家。此“党报思想”实为传统“官报思想”的另一种诠释。

于右任《民呼日报宣言书》云：“《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民立报之宣言》说：“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权，有独立之民权，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才能实现“独立之言论”。报刊“更非一二党派之言论机关”，它理应是“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他指出：“党见有则人才沦落，故不敢有党见。”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主要原则被大声呼喊了出来。于右任的悲剧在于：他的这种清醒的自由主义主张，后为坚持党见者所讥嘲和憎恨，根本无法撼动党见、左右党报，无法用“党报思想”统驭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