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改良派的新闻报刊思想

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强调报纸的作用是通内外之情与上下之故，把报纸当作改良和加强统治的工具，即“耳目喉舌”论。其后，他侨居海外，真正接触到西方文化，考察其制度，思想跨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他勇敢地接受了西方的国家政治观念、天赋人权学说、三权分立制度、生物进化论以及新闻自由的理论。其《夏威夷游记》云：“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的报刊思想主要如下：

（一）他在清议报《本馆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提出“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等概念，各以其利益为目的，要求“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

（二）要求新闻自由。他在《本馆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指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他认为报纸应为制造舆论之机关，《国风报叙例》云：“舆论之所自出，虽不一途，而报馆则其造之之机之最有力者也。”“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

（三）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指出报馆、政府、国民三者之地位及关系：“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用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报馆应比政府的地位要高。“西人有恒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报业有两大职能：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报馆之对政府，当如严父之督子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人们逐渐认识到，新闻报纸的主要职能不是替朝廷“宣德达情”，而应是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

（四）他在《本馆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指出，报纸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即“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办报宗旨，“故交换智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而报馆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也”，从而达到“全世界之智识，无一不具备焉”之境界。

《大公报》社长英华认为，应向西方学习办报，报纸不是官府权势之私物，不是文人墨客之雅玩，而是能开愚蒙、通智能、广见识、扩胸怀，促进社会各方面不断进步的“公器”。报纸责任有二：一为国民之喉舌，二为监督政府之利器。其创刊号所载《大公报序》谓“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故取报名为《大公》，就是想以超阶级、超党派的立场反映广大之民意和监督权势之政府，并声称：“断不敢有自是之心，刚愎自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悦，颠倒是非；总期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其他乖谬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邪琐屑之事，在所摈也。尤望海内有道，时加训诲，匡其不逮，以光吾报章，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1905年8月，《大公报》发表《言论自由》一文，指出：“文明国民皆有三大自由：一言论自由，二出版自由，三集会自由。朝廷予国民以此三大自由者，乃得为文明国，否则为野蛮专制。”“直至今日优胜劣败强存弱亡之世界，而我中国犹以专制之政钳抑国民。”“国民之三大自由，我国民皆无之，我中国果成为何等国乎？”《大公报》要求自由的呼声相当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