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背景

一、科尔曼的学术经历

科尔曼（J.Coleman）出生于1927年，1949年获美国普度（Purdue）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5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他在研究生期间的指导教师有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毕业后，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60年代他创建了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关系学系，任系主任和社会学教授。1973年他返回芝加哥大学任教，一直到1995年去世。

50年代以来科尔曼发表了一些经验研究的论著，如对美国工会的民主制度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载于他与李普赛特、特罗合著的《工会民主》一书，1956）；对医生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医药的创新》,1966）；对中学教育制度的研究（《青少年社会》,1961）等等。他的成名作是60年代出版的《数理社会学入门》（1964）和《教育机会的平等》（1966）。前者介绍了当时研究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数学模型；后者是受美国教育部门委托进行的政策研究报告，即著名的“科尔曼报告”，这一报告对美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有重要影响。70年代在继续对教育制度和政策进行研究之外，他发表的主要著作还有《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社会的权力与结构》、《纵向资料的分析》等。80年代初，他与贝克尔共同主持了“社会科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研讨课，这一课程因其跨学科性质和对各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探讨而享有盛誉，吸引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数学等学科的研究生参加。1989年科尔曼创办了学术刊物《理性与社会》，作为研讨跨学科理论问题的论坛。这一时期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80年代以前科尔曼是以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专家著称，在学术方向上是遵从他的导师们所开创的传统，即布迪厄所嘲讽的“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的神圣同盟”。由于这种调查统计与结构功能理论相结合的主流社会学在70年代以来招致各方面的攻击，因此科尔曼开始有意识地探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所创建的“理性行动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并使他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之一。1992年他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1993年他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共同主编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一书，较全面地介绍了90年代社会学理论的流派和前沿课题。

二、科尔曼的理论和方法论倾向

科尔曼创建的理性行动理论在方法论上主要针对主流社会学的整体方法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科尔曼认为，尽管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系统行动，而不是解释个体行为，但系统行动是间接地来源于众多的个人行动。他指出，对社会系统的解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整体方法论，另一种是个体方法论，他主张采用后者。因为以往的整体方法论是侧重“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特定时期内的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如对各个国家的自杀率与政治变迁进行因素分析，或对某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动态分析。这种整体方法论由于忽视系统的内部层次、特别是忽视个人行动层次而缺乏解释力，并因此受到各种微观社会学派的攻击。

科尔曼所主张的个体方法论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人、群体、组织、制度）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他称之为“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这种个体方法论不同于心理学和某些行为科学的个体方法论，即不是仅仅依据个人动机和倾向来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而是要考虑由个人到系统的多个层次，然后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因为社会系统水平的现象虽然与个人行动有关联，“但是这种现象既非凭借个人意愿产生，也不能依据个人行动进行预测”。

另外，结构功能理论是在系统行动的层次上应用社会目的论或功能论进行解释，这容易导致循环论证和宿命论。而理性行动理论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基础上，但它对于系统行动的解释并非仅仅以个人目的为原因，因而避开了目的论或功能论的循环论证。另一方面，以个人理性行动为基础的多层次解释是既考虑到个人行动的原因是要满足个人的利益，又考虑到个人在人际交往、在群体、组织、制度中的行动是受到后者制约的，并在种种制约下选择适当的行动方案，这就避开了宿命论和唯意志论两个极端。

在理论视角上，理性行动理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它不同于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的“社会人”假设，也不同于韦伯科层理论的“组织人”假设。科尔曼认为，“社会人”假设把社会规范作为理论的起点，人是社会系统中已被社会化了的元素，他只是被动地按照规范行动；同样，“组织人”假设是侧重对组织结构和角色分工的分析，个人只是像机器似地履行他的岗位职责，这种假设忽视了组织中的个人动机和利益结构。科尔曼也不赞同某些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假设，这些理论是用人类的文化观或价值观来直接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变迁，而忽略了从人的观念到系统行动之间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重要元素。

理性行动理论是以“理性”（rationality）这一概念为基础解释广义上具有目的性的行动，这一假设是指“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行动者是依据这一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理性”（或有目的性）与“效益”并不局限于狭窄的经济含义，这就使“理性人”假设不同于“经济人”假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动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还包括社会的（如团结）、文化的（如道德规范）、情感的（如友谊）、政治的（如权威）等目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

理性行动理论既不企图涵盖也不排斥其他理论视角。科尔曼指出，他之所以选择“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行为假设，一是为了提高理论的预测能力，二是有利于保持理论的简捷。这样就有可能像经济学分析那样建立数学模型，并使用这些模型进行定量研究。他认为，以合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理论试图解释大部分社会行动，但是这种假设并不是说所有的人类行动都是有目的的行动，所有有目的的行动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

尽管科尔曼在其著作中很少对其他理论进行评价和褒贬，也很少在抽象层次上介入各种理论和概念之争（这与他注重经验研究的背景有关）；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对其理论有影响的理论流派主要有：（1）社会学的交换理论。（2）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3）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对规范和法规的分析。（4）近期发展的博弈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注重经验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统一，有助于推演出演绎性和形式化的理论，而且还注重从人与人的互动中分析社会系统和社会整合的形成，有助于从基础层次上对社会行动和宏观社会现象作出解释；这些理论的关注点是与科尔曼的理论目标相近或相符的。这也是他将其著作定名为“社会理论的基础”的原因之一。

在理论形式上，科尔曼和贝克尔都借用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但两者有很大不同。贝克尔是直接应用一般均衡分析和“理性预期”理论来研究人口、家庭、婚姻、利他主义等等社会行为，科尔曼则是从社会学角度扩展了理性选择模型，并在分析方法上借鉴了交易费用分析、产权（或法规）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在以往的理论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动的假设和研究侧重点是不同的。经济学认为，人是依据个人稳定的利益偏好在各种行动中作出选择的，社会学则认为，人的行动是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的。因此有人形象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为什么要选择某种行动，而社会学则研究人为什么无法选择某种行动”。80年代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都出现了试图将个人与结构（或产权）结合起来以解释社会行动的发展趋势。科尔曼的理论正是要研究人的理性行动是如何受到社会结构制约的，在结构的限制中人们又是如何选择行动方式的。作为社会学家，科尔曼不是直接套用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而是将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如权威理论、社会关系理论、组织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等等）引入到理性选择模型中，以此扩展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作为经验研究专家，科尔曼并不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次，而是致力于发展一种实证性的分析框架和数学模型。

三、理性行动理论的目标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有三个主要目标：（1）提供一种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行动理论，并以此将社会科学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结合起来。（2）建立各种数学模型，以说明社会系统中微观与宏观相互过渡的各种途径，从而以演绎性、形式化的理论预测和解释社会系统的行动。（3）深入、全面地分析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法人行动。

社会科学理论都要对人的行动和社会系统的行动作出解释，由此形成了各种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科尔曼认为，目前各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普遍存在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的联系十分脆弱，未能解决微观到宏观或宏观到微观的转变问题。他以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例来说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宏观社会命题：新教的宗教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形成。尽管韦伯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变化离不开人的行动，但在他的理论中却未能说明人们的价值观如何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众多个人的行动又是如何形成资本主义宏观体制的。科尔曼指出，韦伯的理论解释只停留在系统水平上，如果要将宏观水平与微观水平联系起来，就要对韦伯的命题进行修正。修正的方法是将这一命题分为三个命题：（1）新教教义改变了某些个人的价值观念。（2）这些改变了价值观的个人采取了一定的经济行为。（3）这些个人的经济行为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形成（见图1-1）。

科尔曼认为，任何以个人行动为基础，阐述系统行动的理论都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与图1中的三类命题相对应。这三个部分的理论作用分别是：（1）说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这类命题由表达社会特征的自变量和表达个人特征的因变量组成。（2）说明微观水平的个人行动和人际互动。这类命题由表达个人特征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组成。（3）说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这类命题由表达个人特征的自变量和表达社会特征的因变量组成。这样，理论体系的起点和终点都在宏观水平，而在推理过程中却降到了个人水平。

理性行动理论所要解释的社会行动不包括那些不具有目的性的感情行动和不具有社会性的私人行动。科尔曼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各种类型，以便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他将社会行动分为两大类：（1）交换行动。（2）法人行动和规范性行动。前者如企业的销售行动，后者如教徒们去教堂祈祷；它们都涉及对许多人产生外部影响的集体行动。

交换行动涉及行动者之间交换资源或权利，这种交换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外部影响。交换行动可划分为三小类：（1）市场交换。这里的市场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市场。（2）权威关系中的交换。指行动者把控制自身行动的权利转让给另一行动者，如球员服从教练的行动。（3）信任关系中的交换。指行动者单方转让自己的资源或权利给另一行动者，如将自己的资金委托给另一个人购买股票。以上三种类型的交叉还会形成四个小类。

科尔曼的这部百万字的理论著作就是沿着上述行动结构展开的。全书分为五编、三十四章。第一编介绍基本的行动和关系；第二编分析交换行动的几种形式，并对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进行讨论；第三编分析法人行动；第四编讨论现代社会与法人行动的问题；第五编建立了分析各种社会行动的数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