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学方法论
众所周知，与在学术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在社会学领域中对理论和经验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观点大体上可以用“经验论”与“唯理论”这两个名称来加以表示。经验论者强调经验观察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对社会现实的一切科学认识都必须以对社会现实的经验观察为基础。命题、理论是对经验事实（或经验陈述）逐级归纳、上升的结果，这种通过归纳得到的概括性知识只有不断地获得经验事实的支持才能维持其有效性，一切脱离经验事实的命题、理论都是不可靠的、无效的。唯理论者则强调理论思维的重要性，认为在个别的经验事实与普遍性理论知识之间不存在自然的逻辑联结，单纯对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永远得不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知识，而后者只有经过思维中的“跳跃”才有可能；同时，经验观察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也将是盲目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与其他学科一样，在现代社会学领域中，逻辑实证（经验）主义者可以看作是经验论者的近似样本，而许多终身以理论研究为主业的社会理论家如韦伯、舒茨、帕莱托乃至孔德、斯宾塞等，都可视为唯理论者的近似样本
。之所以说是“近似样本”，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持极端的经验论或唯理论立场，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或强或弱地倾向于某一极。
在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中，帕森斯无疑是倾向于唯理论一边的。“与任何其他的美国社会学家不同的是，帕森斯毕生更多地从事发展一种高度抽象的和概括的理论，而轻视大部分所作的收集和分析经验材料的比较平庸的工作。他（虽然）分析过某些经验现象，像医疗界、美国政治中的麦卡锡时代，或是最近的对美国大学的分析。即使在这些独立的领域中，帕森斯也是用一种抽象的讲课风格进行分析的，而不是牢固地依据系统收集的资料”。帕森斯戏谑地称自己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理论家”，并将自己的方法论称为“分析的现实主义”，意即他的工作目的是要建立一套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社会现实的分析性的概念框架，而不是去具体地描述经验现实本身。他认为构造这样一种分析性的概念框架应是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只有一个逻辑上完善的概念框架建立起来之后，才能进一步据此去提出操作意义，形成命题陈述，指导经验观察。
帕森斯的理论建构策略很自然地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人们批评帕森斯所建立的概念体系过于抽象、空洞，与社会现实并不相符，至多是一个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华美壮观但不结果实的哲学体系而已。对帕森斯的方法论立场进行重新考察，是新功能主义者首先面临的一个任务。亚历山大在其四卷本的巨著《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一书中，尤其是在第一卷《实证主义、假设和当前的争论》中，首先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亚历山大指出，在对于科学的本质及其内部各因素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理解，也是在社会学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最关键的预设就是认为事实（经验）陈述可以和非事实（非经验）陈述及关于一般问题的论述相分离。由此出发，实证主义进一步包含以下几个基本预设：由于上述分离，哲学或形而上学性的一般理论对于以经验研究为取向的社会科学而言不具有重要意义；没有这种非经验的参照物是自然科学的显著特征，真正的社会学也应具备这种“科学”的自我意识；在完全排除了“哲学”因素的科学里，经验观察无可非议地成为主要任务，任何理论问题只有通过它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这几项预设在社会学中就表现为强调以经验观察为基础，通过归纳经验观察的方法来逐级概括，最终得出一般性的理论陈述。亚历山大认为，这种将科学研究视为单向运动的观点，必然会导致米尔斯所说的想象力的枯竭。由于过分强调经验观察和证实的作用，必然会极大地缩小经验分析的范围，致使经验概括越来越停留在简单相关分析的水平上；同时，社会认识论问题逐渐变成单纯的方法问题，使社会学研究日益专注于统计分析等量化技术的改进，以为科学进步主要就依赖于这种改进。
对科学本质及其内部要素之关系的另一种理解是非实证主义。这种理解完全忽视经验观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认为科学知识本质上只是一些非经验性的规则。与实证主义专注于经验归纳活动不同，非实证主义专注于理论之间的分析与综合，忙于“尝试将理论观点还原，或‘合并’为种种这样或那样的特殊的非经验规则，比如，理论经验主义就曾尝试将社会学理论还原为关于方法的种种假设，把冲突理论还原为在某一特殊时间点上经验世界的相对均衡，把反功能主义的观点还原为有关科学模型的本质的假设，把意识形态批判论还原为理论家的观点中的政治内容”。
亚历山大指出，这两种理解对于科学本身的发展都是有害的。他认为，“科学是由多维层次构成的连续整体——从最一般的、形而上学的假设到较具体的理论假设和模型，再到更为经验性的假设和方法原则，最后过渡到与经验相关的假设和‘事实’”。他以图2-1对他所理解的“科学连续体”进行了形象描述。
图2-1 科学连续体及其成分
亚历山大认为，科学连续体中每一层次之间在研究规则上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虽然同时彼此间还有高度密切的联系。“社会学理论逻辑的任务就是要解释这些科学规则的作用及其内部相互关系。而且唯有对科学加以这样的区分理解，才能解释唯心主义者同实证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才能真正理解科学本身。因为这样能够清楚地看到任何科学的结论都是经验环境与形而上学环境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
亚历山大称这种关于科学实质的观点为“后实证主义”的观点。他追溯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认为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激进实证主义科学观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普遍支持，科学被认为是在归纳概括和经验证实之间来回摆动。20世纪50年代始，逻辑经验论开始意识到诸如概念化与模型化等理论要素的独立贡献，但仍认为一切理论陈述都必须也可以经受经验检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后实证主义或后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开始得到支持，虽然它的出现要更早一些。波兰尼（M.Polanyi）强调“观察”的性质依赖于科学家的理论能力以及理论框架；柯耶尔（A.Koyre）则分析了伽利略想出运动原理的哲学与文化背景，指出实验并不能成为把经验归纳成理论的起点。最有影响的后实证主义者当推托马斯·库恩，他把科学描述为双向的过程，由经验观察与先验的“范式”框架之间的互动来决定，因此“范式”或理解的框架同经验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尽管后实证主义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同等看待，但由于后实证主义是作为实证主义的对立立场提出来的，因此它实际上更为强调的是理论研究的作用，只不过与非实证主义不一样，这种对理论研究的强调并不导向对经验研究的忽视。亚历山大概括了后实证主义的四个基本原则：（1）所有的科学资料数据都是由理论内在构成的；（2）经验的承诺并非单纯以实验证据为基础；（3）一般理论在常态上是独断论的和水平向的，而非怀疑论的和垂直向的；（4）科学信念的根本转变只有当出现了其他理论框架从而是以应付新经验时才会发生，因此理论争论是科学变化的动力之一。这四个原则突出的都是理论在科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亚历山大据此认为，对社会学研究来说，既要重视以经验观察为基础，从经验观察中归纳出概括性的认识，更要注重以一般性的理论分析为指导，从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过渡到具体的经验研究。概而言之，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并重，通过二者的双向运动来推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这就是亚历山大为新功能主义确立的方法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