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市场失灵
尽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市场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和各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这不但是因为公共部门带来的好处,而且还因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的无约束行为带来的恶果。
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巨著《国富论》中论述到,竞争把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导向追求公共利益,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从那以后,18到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和20世纪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力图使他的理论精确化、规范化,他们应用数学工具试图证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其主要成果是市场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非常理想的市场,能够使得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生产者能够以最低的生产成本去生产社会最需要的产品,并以最低生产成本生产出最优的产量,消费者以等于完全成本的最低生产成本购买商品,这时的产品价格等于完全成本也等于最低成本与边际成本,也就是说消费者以边际成本决定的产品价格来购买该商品。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经济资源的配置才是最有效率的。但是,实际上价格机制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市场在配置全社会资源、实现全社会的一般均衡的过程中,还有赖于一些前提条件。除了市场经济内含的个人自由选择和个人之间激励相容原则的假设之外,还要求经济信息的完全对称、市场完全竞争、无外部性、主体理性、不存在规模经济效益、无交易成本等前提假设。只有使价格信号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和收缩性,市场才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如果没有了这些前提,完全竞争的状况是不一定满足的。这时市场难以发挥作用进行资源的配置,这种情况被称作市场失灵。在这个时候,单靠市场自己的力量来调节经济,不能生产社会最优的产量,资源配置不能达到应有的效率。市场失灵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对集体或政府采取行动来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提供一个理由”。“如果人们想要在这样根本失灵的面前来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人们就必须承认自身利益,并探究非市场的选择办法。”
广义市场失灵不仅仅是指微观经济缺乏效率,而且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市场行为对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一般认为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外部性、公共产品、垄断势力的存在、不对称信息和道德风险、有益品等。下面我们分别就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市场失灵的具体内容。
一、外部性与公共物品
所谓外部性,意指一个人或一个厂商的活动对其他人或其他厂商的外部影响,或称溢出效应。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曾给外部效应下的定义是:只要某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变量是在另一个人或厂商的控制下,则外部效应存在。设U表示个人A的效用,那么若U=F(X1, X2, …, Xn, Y),即有一项外部效应存在(其中,X1, X2, …, Xn为个人A所能控制的活动,Y是个人B或厂商控制的活动,Y产出的效应就是外部效应)。就是说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外部性会带来社会边际收益与私人边际收益的不一致、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的不一致,对消费者或生产者会产生影响,从而使生产与消费等经济活动偏离最优状况。最常见的外部效应问题如污染问题、噪音问题等。
与外部性类似的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特征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意味着某个人对一种物品的消费并不妨碍其他任何人对该物品的享受;非排他性是指,对一种物品未付费的各个人不可能被阻止享受该物品的好处,受益者无需花费代价就可以得到该物品。由于公共物品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以消费者会产生一种隐瞒或低报自己对公共物品的偏好程度,从而达到不付成本或少付成本地享受公共物品的倾向,由此致使在公共物品的消费中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将会致使由市场价格显示个人偏好的机制失灵,使公共物品无法像私人物品一样,由消费者根据市场价格来调整自己的消费构成和数量,满足边际替代率等于商品价格比率的消费均衡条件,实现消费品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从公共物品的供给或生产角度看,由于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则会使每个消费者都想让别人来生产公共物品,为他支付生产公共物品成本,自己免费享受,结果可能谁也不生产。一般来说,公共物品覆盖的人数越多,则免费搭车问题越严重,公共物品由私人市场提供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小。概括地讲,消费者免费搭车动机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公共物品不可能由交易市场来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也不能由私人生产和供给。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市场价格信号不能引导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由此产生市场失灵。
公共产品提供的困难使国民经济运行难于达到某些社会公共目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可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市场不能满足(灯塔、公共信息、国防等)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不能促使微观经济效率提高的具体表现。
有关外部性与公共物品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作详细论述。
二、垄断
市场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以充分竞争为基础条件的,这意味着有无数的平等的竞争者的参与,而垄断势力的存在会使市场不再是完全竞争的。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垄断势力”是指厂商不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处在可以左右市场的价格水平的位置,因而拥有垄断势力的既可以是垄断厂商,也可以是寡头厂商。垄断势力的存在,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社会生产能力浪费及社会收入不平等。
在经济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完全竞争现象普遍存在,包括卖方垄断、寡头垄断、买方垄断等。这些问题在不少场合可以根据技术革新和需求的变化由市场机制内在地解决。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由市场机制内在地解决需要较长的时间,或者不完全竞争者充分利用市场权力干扰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垄断厂商与完全竞争厂商不一样,它不再是价格的完全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定者。它面临的需求就是整个市场的需求,所以它面临的需求曲线不再是水平线,而是与完全竞争市场下该行业的市场需求曲线相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价格是等于边际成本的,厂商想增加产量就必须以降低价格为代价。由于垄断的存在,价格将大于边际成本。导致平均收益(价格)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的分离。引入边际成本曲线,如图2.1所示,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垄断者会根据企业的边际收入曲线与边际成本交点来决定产出水平,并根据这一产出水平来决定价格。垄断者利润最大化的产出与价格分别为Q1和P2,而满足效率要求的产出与价格分别为Q2和P1。在图2.1中,△ABC即为垄断者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可见,完全垄断情况下的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均衡产量与价格要分别低于和高于完全竞争时的状况。这时,边际成本不再等于价格,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的要求,导致了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的损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除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外,垄断还有可能使社会遭受其他损失。如垄断使社会既定的产量花费更多的成本,垄断缺乏降低成本和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如果市场是自由公开的,超额利润的存在一定会吸引其他企业进入,使某种商品的产量增加,垄断利润逐渐消失。但现实是垄断企业集团极力阻止其他企业进入本行业,以保持长期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游说政策制定者限制竞争,以保持垄断价格。而其他进入者也在对政策进行影响而使自己得利。为了寻求额外的利润而进行的寻租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可能造成浪费更多的社会成本,造成低效率。而从社会角度来看,政府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以限制竞争需要费用,监督执行又需要费用。这时,垄断的社会福利损失还意味着寻租行为造成了更大的资源耗费,造成低效率(关于寻租的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进行讨论)。
而在寡头市场下,只有少数企业供给商品,如果它按经济上有效率的水平来生产,其利益就会受损。若按垄断价格出售商品就会导致低效率,生产能力过剩,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在寡头的市场结构下,各个厂商既可能联合在一起,组成卡特尔,最大限度地榨取消费者剩余;也可能由于某些厂商的自私自利,偏离同盟,造成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在后一种情况下,寡头厂商为了扩大市场份额,置竞争对手于死地,往往会提供超过社会最优水平的产量,当有的商品卖不出去时,只能积压或者销毁,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还有一种情形,有些寡头或者垄断厂商,为了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往往会装备超额的生产能力,威胁进入者,如果他们胆敢进入,该厂商就开足马力生产,让进入者无利可图,从而达到遏制进入的目的。
因此,垄断势力存在的要害是阻碍竞争,或者造成过度的竞争,这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或者资源配置没有效率,阻碍竞争,还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速度,最终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一般而言,行业中出现垄断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生产成本的水平不一致使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的状况而使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极端的情况是自然垄断。所谓自然垄断是指由于存在着资源稀缺性和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市场仅存在一个卖者或极少数卖者。自然垄断最大的特点是成本递减。即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越是集中,产品的成本就越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存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即使厂商按照竞争性行业的标准办事,私人部门也不会按照帕累托最优的规则行事。
其次,政府特许和专利规定所反映出的人为和法律的因素,是形成进入障碍,导致垄断的另一原因。政府特许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制铝公司,该公司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一直控制着全部铝矾土矿产资源,从而成为美国制铝行业的垄断者。一家企业可能因拥有某种商品或其生产技术的专利权而成为该商品市场的垄断者。专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使其他企业不能进入该市场。专利法的实施是对发明和创新的保护,是为了促进新产品与新技术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发明者拥有制造某种商品或使用某种特殊工艺的独占权。
再次,地理位置、稀缺资源等自然因素也是形成垄断的原因。
更极端的情况是张伯伦的说法,在他看来,产品不同质,即产品间有差异就会带来垄断,垄断程度的大小则与产品替代性的大小刚好相反。而在他之前,斯拉法就曾尖锐地指出垄断归因于完全竞争。
三、分配不公平
人们对公平的追求和对效率的追求一样的执著。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假设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处于某一个环境下的无知的纱幕之后,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具有同等的处于这一社会的任何地位的机会,这时他会接受怎样的原则呢?罗尔斯提出了一个类似从理想化的契约中产生的分配原则一样的原则,就是最大化原则,即收入的差异对于处于社会秩序中最不利的人是有益的,只有这样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
法律性契约中的保险原则在另一个模型中得到了体现。布坎南与塔洛克提出:把观察到的一些财政再分配视为体现在法律性契约中的保险动机的结果,假设人们或许不能断定他们未来的收入地位,为了保证自己免于灾难,人们可能同意一个财政再分配的方案,这一方案可以拉平财政再分配后的地位,或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做到这一点。不同于罗尔斯的地方是,这个模型试图根据契约而不是诸如规范性的公正规则来解释已实行的再分配方案。人们被看成严格地根据自己的利益办事,但是避免不希望的结果出现的动机促使他们提前选择一定的再分配准则。尽管人们不会对自己的未来一点都不知道,而这样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契约的初始环境则从来没有存在过。
而市场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表现在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财富分配过分悬殊和社会成员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竞争市场是按照效率办事的,不顾及社会对哪种收入分配格局更为偏好。个人收入分配状况不仅取决于个人不同的禀赋、机遇等自身因素,而且还要受到税制、社会政策的动态变化、社会关系和财富跨代分配的程度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在要素价格既定的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状况首先取决于个人的收益能力,即使个人收益能力相同,机会的不平等也使得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尽平等;同时,个人财富分配状况还要受到支配财产分配的继承法规与家庭规模的影响。正如布坎南和弗劳尔斯指出的,个人获得收入而分享社会经济品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即使每一个人在开始成年生活时具有十分等同的能力,即具有平等的经济机会,允许充分发挥个人选择作用的市场结果,也会导致给定时期在测定的收入方面的巨大差异。爱冒险的人可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而那些胆小的人可能收入来得相对较少一些。人们在生产价值的能力方面是不一样的。而且也不会面对着真正平等的经济机会。获得收入的能力取决于初始的财产分配与技能,在经济报偿方面所观察到的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并非起源于自由的私人选择,而是产生于能力与天赋上的初始差异。此外,各种经济政策,如鼓励或管制投机、使用土地等也对个人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缺陷。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差距。如果社会分配领域的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最终也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或停滞。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之一。
然而,在纯粹的市场上,或者不存在以公平分配为目标的分配机制。或者这种机制虽然存在,但是作用太小,私人慈善机构或许能进行再分配活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缺乏一种相互配合的政策,一种慈善行为可能与另一种慈善行为发生冲突。在市场失灵,调节机制不能很好地解决分配公平问题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经济职能,进行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
而且公平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当受益者是那些纳税人认为的有关社会的成员时,再分配就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质了。从对于公共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私人缺乏提供公共物品的动机,因此也需要政府的介入。
四、宏观经济不稳定
从微观上考察,经济效率的衡量可以运用帕累托最优准则,但是该准则从宏观上来考察效率时就显得不够用了。在宏观上,有三个衡量经济体系的效率的重要指标:就业水平、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
市场上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使得市场很难出清,其产出往往偏离最优水平。价格机制存在着信息的滞后性,使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更倾向于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主体追求短期利益,这导致了产业结构不合理,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及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
市场行为导致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失衡,经济出现大起大落,而这种状态又不能依靠市场自身得到解决。自发的市场并不能自行地趋向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这一点早就被凯恩斯所证明,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经济能够自动保持均衡的观点。他认为,在“三大心理规律”的支配下,市场机制不能自动调节社会有效需求,必然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生产能力闲置和劳动力失业。为了提高社会有效需求,就要有政府行动。凯恩斯强调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在影响有效需求上的重要作用。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一文中他讲到,“有些事业个人已经在进行,已经有了成就,而有些事业则在个人活动范围以外,关于后一类,政府如果不做出决定,就再没有人来过问;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与后者而不是与前者有关的”。因此,凯恩斯认为应抛弃自由放任的抽象原则,使政府承担起某些经济管理职能,刺激经济的发展。
在西方市场经济数百年的自由放任发展历史中,高失业率、过度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萧条与危机等,不间断地周期地发生着。在经济危机的状况下,社会资源处于不同程度的闲置状态,大量的工人失业,设备物质闲置,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甚至有的产品被人为地销毁,经济运行远远没有达到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1929—1933年资本主义的大萧条正是长期执行自由主义政策,任经济自行发展的恶果。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部分国家至今还对它心有余悸。市场机制不能控制通货膨胀,因而必须依靠政府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正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的普遍做法。
五、信息不对称
充分竞争的市场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的结论,是以消费者与生产者知道现在与未来的产品与要素的确切价格为前提的,不仅生产者对市场有关信息有着完全的了解,而且消费者对市场的各种信息也是完全了解的。人们的市场活动是靠理性预期来决定的,市场价格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预期的价格,市场价格信号是通过预期价格来传递的。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交易的有关信息,而且信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收集是需要成本的,不可能免费获得。这使得生产者或消费者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只能在有限信息的条件下做出决策。一旦预期价格与市场价格发生了背离,则意味着人们要根据错误的市场价格信号去配置资源。其结果明显不可能是最优的。
市场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如果出现一方多、一方少,或者一方有、一方无的情况,就叫做出现了非对称信息。当交易的主体不是两个而是多个时,只要有一方比其他各方知道的多,或者有一方比其他各方知道的少,这种情况也叫做非对称信息。拥有信息的一方可能通过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种途径在与对方的交易中充分地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而造成市场失灵。
逆向选择指交易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时,买方总是优先购买质量差的商品,使质量好的商品在市场上无法存在,表现为质量差的商品总是把质量好的商品驱逐出市场。这样,虽然价格是等于边际成本的,但是市场却萎缩了,同样产生了无效率的结果,并将市场变成一个“柠檬”市场,充斥着低质量商品。首先提出逆向选择问题的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他早在1965年就提出了著名的旧车市场模型,从而论证了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市场的不存在。逆向选择常见的例子是二手车市场,交易双方对交易对象拥有的信息是非对称的,因而造成交易困难,车主对旧车的性能、损坏程度、价值等拥有充分的信息,而购车者只能猜测,风险中性的购车者愿意接受的价格将是所有旧车价值按概率加权计算的一个平均值,即预期价格,而不管购得的旧车质量如何。买方在外观相似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价格低的汽车,而这些车之所以价格低的原因就是因为质量差,买方因此所出的价格更低,但是质量好的汽车是不会在低价下成交的,成交的都是质量差的汽车,结果质量好的汽车被质量差的汽车驱逐出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出现。假设旧车市场上有100个卖者,旧车分为两种,一种性能好,值10万,另一种性能差,值2万,两种车各占一半。但是卖者比买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所谓“买的不如卖的精”,他们知道自己的车究竟是好车还是坏车,而买者却不知道谁的车好,谁的车不好。这样,理性的买者只愿意出价6万(10 ×0.5+2 ×0.5)。这种情况下,质量好的车主卖不到合理的价钱,只好退出市场,市场上只剩下那些质量差的车主,这样“坏车”把“好车”驱逐出了市场(所谓的“逆向”就源于此),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本来可以提高社会福利的交易无法进行。
逆向选择会使市场无法有效地运转,当市场中大量存在逆向选择现象时,人们就会失去了对市场的信任,市场就会崩溃。与上面所说的二手车市场类似,保险市场中人寿保险一般也会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保险公司只能根据人的平均健康状况设计保单。而这时,那些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就会觉得保费太高,不如不参加保险,购买保单的人就都是那些健康状况不佳的人了。如果保险公司因此提高保费,又会有健康状况稍好的人退出市场。
道德风险或败德行为指的是市场交易的一方无法观察到另一方所控制和采取的行动时,知情方故意不采取谨慎行为的情况。败德行为的产生显然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使市场机制的运行受到破坏,严重的话甚至使某些市场不复存在。道德风险的例子是保险市场,个人在投保以后,不再采取措施预防风险的发生,有些人甚至采取更冒风险的行为,从而使发生风险的概率大大提高。例如有人买了一辆汽车之后,他就面临汽车被盗从而遭受损失的危险。如果此人对汽车没有投保的话,就会非常小心,采取诸如安装防盗锁之类的防护措施。如果此人对汽车投了保险,在汽车丢失后会得到保险公司的全额赔偿,这时他就不会采取相应的防盗措施,结果汽车被盗的概率就增加了,保险公司理赔的概率也相应增加了。假设一个地区有100户人家,每一家有10万的财产,没有财产保险之前,失窃率为1%,假设每次失窃损失为10万。保险公司基于此,以1000元的保费向所有住户提供财产保险。但是住户获得保险后,开始放松防盗措施,使失窃率上升至5%,保险公司为此赔付50万,净亏损40万。如果人人都存在败德行为,投保事件发生的概率就增大了,保险公司被迫增加保费,但是在保险公司增加保费之后,只有败德行为更严重的人会继续投保,迫使保险公司再次增加保费。这样循环几轮下来,保险公司会收取100%的保费,就不会有人投保,市场将不复存在。
六、市场行为对文化和政治的消极影响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以往对市场失灵的看法是有局限性的,实际上市场涉及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组织制度等方面,应该说市场同样是文化的组织制度和政治的组织制度,其程度与市场是经济的组织制度一样,因而,市场失灵必须扩大到包括市场对权力结构和人文发展进程两个方面的影响。所以,他们便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认识和界定市场失灵问题。他们认为,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有些活动是合乎需要的活动,也有些活动是不合乎需要的活动。只有能够保证合乎需要的活动持续进行并停止不合乎需要的活动的价格—市场制度,才是有效率的。因此,所谓“市场失灵”,其意是指,维护“合乎需要的”活动或停止“不合需要的”活动(活动包含消费和生产)的价格—市场制度理想化系统的失灵。
波拉尼指出,市场只关注经济领域,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占据主导地位,经济领域所附带的利润最大化、实利主义与个人主义等特点将会导致对于社会文化组织的破坏,可能这种破坏是无意的,但确是可悲的。
市场文化制度产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市场在协调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影响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对短期利益的追求带来的可能是对长远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忽视,投机、欺诈这类的行为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无疑给社会文化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有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缺少对个人的关怀,自由放任的另一个方面是必须承受做出决策的心理负担,而这种负担有时是无法忍受的,以至于人们忍不住要逃避自由。
市场对有益和有害物品的调节有违社会道德。用社会伦理道德作为判断标准,社会上存在着有益于社会的物品和有害于社会的物品。有益物品包括教育、博物馆、生态保护等,有害物品则包括卷烟、烈性酒、赌博等。市场会把包括有益物品和有害物品在内的所有物品的生产及其供求不加区分地进行调节,其结果可能有违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有益于社会和个人的教育、博物馆、生态环境保护等物品,由于投资金额大、成本高、收益低,在市场自发调节的过程中会趋向于萎缩;有害于人们健康、社会风气和社会稳定的卷烟、烈性酒、赌博以至于毒品等物品,则会由于成本低、收益高、收益快,市场会刺激其规模扩张、生产速度加快。这样的后果,都是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背道而驰的。
七、有益品
竞争市场无法保证人们在各种情况下都根据自己的最佳利益行动,或者是因为信息,或者是因为缺少远见等。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的,比如吸烟等。
庇古把人的个人偏好分成三级:愿望、满足、福利。愿望指事前的偏好或显露的偏好,个人以此为基础做出实际的选择,但事后的偏好不一定与事前一致,可以将事后的偏好称为真实偏好,只有两者一致时才是满足,即使事后满足了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符合个人的真实利益,只有当两者一致时才可以说改善了个人的福利状况。当愿望与满足,满足与福利出现差异时,就产生了提供有益品的必要性。
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行为、个人偏好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严格制约,如个人总要受到社会道德和伦理准则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个人偏好的第四个等级:道德偏好。这个层次上的偏好也可能与上几个层次的偏好发生冲突,这样也需要提供适当的有益品来满足当事人。就算个人完全理性,市场上的个人理性行为也往往导致“合成谬误”,而使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典型的例子是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在发生经济衰退时,个人会减少支出,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经济更加萧条,甚至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当经济过热时,个人会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进一步为经济加温,甚至形成泡沫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在这样的个人理性导致的合成谬误下,始终摆脱不了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阴影,而靠市场机制的力量走出危机则要花费巨大的成本,经历很长的时间。
八、剥削、有限理性
波拉尼认为,竞争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与剥削联系在一起,而剥削意味着分配上的不平等,劳动者将因此而在资源配置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他们手中的货币选票过少,而且剥削所造成的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还会导致生产过程的异化。
西方经济学家在理论分析中一般把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视为理性人。这种理性人都充分理智,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轻信盲从,而且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符合始终如一的偏好原则。然而在实际市场活动中,经济活动主体的素质、观念、行为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即使存在理论上设计的有效率的市场,但人类却不是完美和无缺的。只有存在完整、始终如一、道德的生产者和理智的消费者,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以最低成本生产人们所需要的产品的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生产者盲目的畸形生产、消费者盲目的畸形消费无处不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的效率。
九、交易成本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任何一项交易的达成,都需要进行合约的议定,交易者必须为市场交易支付制度运行成本即交易成本。科斯就曾指出,利用价格机制是有交易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在他们看来,市场失灵主要有五种原因:(1)在静态市场中进行了专用性投资;(2)契约的不完全性;(3)由于一方的“败德行为”、价格歧视等造成另一方战略的失误;(4)企业在信息处理上具有规模效应;(5)企业在应付产权界定不完全以及其他规避风险问题上能进行制度适应。
市场交易发生的频率很低时会产生较高的交易费用,从而会使交易退出市场。企业内部组织交易有从市场交易得不到的好处,通过明晰产权与纵向一体化可以完善市场机制。但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在复杂的经济联系中存在着很多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按照科斯的观点,如果能够确定产权,则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市场本身并不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从而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时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设计和保障各种市场的“游戏规划”就十分有必要了。
十、有限市场
市场失灵的出现,与市场作用的有限性有直接的联系。法国学者罗奈·勒努阿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与市场失灵相联系的市场局限性(也即市场的界限),他认为:
1.市场有政治上的界限
尽管政治民主可以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与政治民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希特勒和皮诺切特都主张市场经济,但在政治上他们却都是独裁者。他们的失败并不是经济上的失败。因而,市场不能自发地产生政治上的民主。虽然市场经济与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无关,它可以同私有企业、也可以同国家和私人混合企业或混合经济的企业一起运行,同时,企业的资本也可以由私人、国家或外国人来掌握,但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让外国资本完全控制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部门。这种政治上的界限不是由市场来确定的,而是只能由国家来确定。这也就是说,市场有政治上的局限性。
2.市场有分配上的界限
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分配,因为它不能阻止纯租金的出现。纯租金的主要形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同物质财产的所有权相联系的纯租金。例如,国家或集体开发基础设施给私人带来的土地收入的增加,这种收入的增加很明显是与财产所有者的经营活动无关的。第二种是由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产生的纯租金。例如,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造成的货币混乱,使某些人收入增加,而另一些人则遭受收入损失。第三种是垄断条件下产生的纯租金。纯租金只能由国家通过税收和货币等方面的政策来消除,市场是无法解决纯租金问题的。这也就是说,市场有分配上的局限性。
3.市场有社会化上的界限
社会化的发展暴露了市场的短期行为局限性。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所关心的只是消费者的直接需要以及物价、利率、汇率的变动等方面的情况,而对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感兴趣,因此,像高速公路、高速火车、运河、机场等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以及基础科学研究等投资大、利润小和风险大的长期发展项目,就只能由国家来承担或组织,而无法由市场来调节。虽然这些项目将保证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从而使市场经济达到预期目的,那也是无法由市场来调节的。这也就是说,市场在社会化过程中是有局限性的。
4.市场有伦理上的界限
经济自由主义创始人斯密和洛克的时代是伦理价值高于效率价值的时代,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效率高于一切的时代,而当今则是伦理—政治的时代。首先,市场经济需要并创造了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种制度并不是市场机制的产物。例如,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互助的人道原则在起作用,而不是市场原则在起作用。其次,社会伦理要求限制和取消某些市场,例如近些年来兴起的精子市场、卵子市场、子宫市场等,因为这些市场买卖引起了复杂的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最后,社会舆论还要求保护少年儿童免受色情市场的危害。以上社会伦理问题都是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市场在社会伦理上有局限性。
5.市场有生态环境上的界限
生态环境的平衡与生态环境问题,是不能交给市场去解决的。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与生态环境,例如土壤、植物区系、动物区系、大气等保持平衡,这种人类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必须由国家进行监督、管理和保护,而不能由市场进行调节。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必须坚持生态原则高于市场原则的立场,就是因为市场在生态平衡方面有局限性。
6.市场有作用上的界限
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市场并不能保护自身不产生消极作用。在经济运行的实践中,市场就像一把双刃剑,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还会自发地产生一些消极的和破坏性的作用。例如,垄断的倾向、无效益竞争、过度投机、舞弊等市场行为,就是市场自发产生的消极作用因素。再如,贩毒、洗黑钱、走私和暴力等行为,也是与市场直接联系的社会犯罪,它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破坏作用。由于这些消极的和破坏性的作用是市场自发产生或由市场引发的,因而,无法由市场自身来加以解决,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克服。这也是由市场自身作用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本章总结
1.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市场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点或起点。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市场的作用来完成对资源的有效配置的。
2.市场起源分析中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市场起源说和波拉尼、萨林斯、莫斯、马林诺夫斯基等经济人类学家的研究。
3.市场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建立在经济自由、有效的产权制度、完善的法律条件和适当的国家干预制度等几个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历史上也正是这几个条件的不断满足才使市场的作用不断地扩大。
4.完全竞争的市场是非常理想的市场,是建立在一些前提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在前提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单靠市场自己的力量来调节经济就不能保证社会最优的产量,资源配置不能达到应有的效率。市场失灵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对集体或政府采取行动来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提供一个理由”。
5.广义市场失灵不仅仅是指微观经济缺乏效率,而且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市场行为对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一般认为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或者说表现主要有外部性、公共产品、垄断势力的存在、不对称信息和道德风险、有益品等。
6.市场失灵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这也是公共选择理论学家工作的出发点。
进一步阅读的相关文献
1.黄有光:《福利经济学》,周建明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巴克豪斯:《现代经济分析史》,晏智杰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张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蔡秋生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7.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8.P.J.D.Wil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9.Pigou, Arthur C., The Economic of Welfare, 4th ed. London:Macmillan,1962.
思考与练习
1.作为制度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
2.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和西方的路径之间有哪些区别?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
3.市场对于市场失灵的领域有着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自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