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市场起源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市场起源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很重视对“起源”问题的分析，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对于某个事物或某类现象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一般总是揭示该事物或现象之本质规律性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从社会发展史和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来把握交换和市场的起源问题的。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包括交换和市场的行为和现象在内，无一例外地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的进化发展过程。交换与市场的起源问题，无疑也是从属于这样一个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总问题的。交换和市场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产生和逐渐发展起来的，不是历来就有，亘古不变的。

在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三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很清楚的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市场的基本看法。在恩格斯看来，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在这个阶段上，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绝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是一种例外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交换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的所有者彼此愿意把它们让渡出去的意志行为”。这种部落内部出现的偶然性交换，也就是市场最初的萌芽。

到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随着对动物驯养水平的发展，游牧部落从没有畜群、没有种植业的渔猎采集部落中分离出来，当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牲畜时，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剩余，也就为与渔猎采集部落的交换提供了经常性的条件。因而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使商品交换趋向于经常化、稳定化，从而标志着市场的出现。对于这样的情况，恩格斯写道：“游牧部落从其余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且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的时候，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

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食品加工业等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这是第二次社会化大分工。“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

到了文明时代的初期，第三次分工使一个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阶级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使商人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一直扩展到遥远的市场，从而使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某一较大区域内被经常交换而具有固定价值的物品承担着货币的职能。货币“从交换中和在交换中自然产生的”。货币的产生，极大的推动了市场的发展。

可见，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和状况，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和状况，直接决定着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状况。生产力发展导致社会分工，进而导致交换的商品数量和范围日益扩大，并逐渐产生了货币和专业的商人。所以，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决定着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状况。

二、波拉尼关于“交换与市场起源”的研究。

匈牙利经济学家波拉尼（Karl Polanyi）在《人的经济》一书中，从经济史学的角度对交换与市场起源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在波拉尼看来，“交易”的定义是：如果从运行功能方面来定义，那么交易就是一种为获取不能直接得到的财物而采取的间接手段。对于交易和市场的起源问题，波拉尼认为：“市场”并不是一种同原始人在共同体内进行的少许交易或少量货币的使用相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而是在较为晚期的社会中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波拉尼认为，市场有两个不同的起源，一个在共同体的外部，另一个在共同体的内部。在他看来，市场的外部发展，与所谓的“异地交易”密切相关，由于交易本身是按特定的等价关系进行的，因此，所有交易都只是对应于不同的交易物的特定的交易，而这种特定交易首先发生在两个共同体相接触的边缘地带，市场的内部发展则同粮食的对内供给密切关联。而且在他看来，以往在经济史上常被当作“三位一体”的交易、货币、市场，无论在共同体的内部发展上，还是在共同体的对外关系中，其实都有各自独立的起源，都经历了各自独立的发展过程，并且在外部要先于内部而产生。

三、马林诺夫斯基的“库拉交易圈”

著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其1922年出版的代表作《太平洋西部的航海者》里，描述了美拉尼西亚西部特罗布里安德群岛的民族史和他们的文化体系，并主要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那里的原始人的经济活动。他发现在一种被叫做“库拉”的礼仪性赠予交换系统下，普通的交易很是盛行。“库拉圈”的运动以贝壳装饰品为媒介，它是进行交换的人送给另一地终生贸易伙伴的“介绍信”。饰品流向也有规定，红者逆时针，白者顺时针，这样，圈内的物物交换实际上可以较为自由地展开。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物物交换，大量地和经常性地输入本地区通常没有但必不可少的实用品。物品交换的圈子同时又表现为平时岛民社群的合作圈子，它对于维持社群内外的地位级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且，交换的参与者，也都是世代相传的社会圈子，而绝对不是偶然的个人组合。“礼物”在这里便成为了经济性物品的一种联系物与保护层。社会性和经济性的相互交叉，保证了原始的交换行为得以实现。

四、莫斯的“全面性报称体系”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在他的《礼物：旧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功能》一书中，提出了“全面性报称体系”的主要观点。莫斯认为，在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自动自发、慷慨无私的“报称”馈赠行为，事实上，其背后是以道德上身不由己的义务性和在经济上的利己属性作为根本基础的。在原始社会和所谓的“旧社会”里，存在着一种可以命名为“报称”的交换制度，这种交换制度是在相互馈赠的人群之间，就像是公共享有一种财产的所有权，不断地产生彼此给予、接受和回报的义务，这就使得在此义务束缚之下的人和团体相互之间约定了一个长期的交换契约。这种现象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是物质上互通有无的经济现象，而实质上则是体现了社会全面的、整体性的政治、社会、伦理和宗教等秩序的象征。莫斯的“互惠性原理”对后来的人类学有很大影响，甚至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也把婚姻干脆直接理解为涉及女性的“交换”。在这个延长线上，日本人类学家小马彻则在其《礼物和交换的文化人类学》一书里，进一步展开了对现代社会里的礼物馈赠和交换现象的研究。

五、萨林斯关于“原始交换方式”的研究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新进化论的代表性人物萨林斯认为，“石器时代”的渔猎采集社会通常并不需要把生产力用到极限，人们是够吃即可、知足常乐的。社会成员用于生产的时间不多，生活的要求也不高，人们有充裕的时间来娱乐，故可称为“原富社会”。在“原富社会”里，原始交换方式构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物品的流动和社会地位及礼仪之间发生互动，特定的社会关系制约着物品如何流动，而具体的交换行为又暗示着特别的社会关系。朋友创造礼物，礼物也创造朋友。亲属关系的远近，决定着互惠形式，近亲之间实行普遍互惠，远亲之间实行消极互惠。

综上所述，在很多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看来：市场的起源和演进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在习俗经济中逐渐演化出市场组织，从零星和偶然的自发交易逐步扩展到大规模的交易，并不断扩大和正规化，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度。恰如哈耶克所言，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一种“自发扩展的秩序”。当然，作为资源配置的市场更多地体现为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形态上，而不是简单的交换的概念。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或经济制度，为市场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后为市场的高效运行提供了有效保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条件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