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伤逝”与“民族统一”
——《华伦斯坦》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延续席勒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贯思路，强调“英雄出世”的命题，以华伦斯坦这样一个理想中的英雄形象为中心，来探讨17世纪的德国民族统一问题的核心所在，即有没有可能通过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来解决民族的统一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即受制于时代背景、个人局限等种种因由，“英雄出世”最后变成了“英雄伤逝”，德意志期待已久的“民族统一”问题仍不能不冀望于来者。
关键词：席勒 《华伦斯坦》 思想史
作者简介：叶隽，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审视“三十年战争”：历史—文学—哲理
一手绘诗情大剧，一手撰严谨史著，席勒之彪炳史册，原非仅仅立足于文学创作。其实，在我看来，更加相得益彰的是兼具文人与史家双重身份的席勒，在其哲性的审思中，散发出“审美教育”的灼灼光芒。
从《三十年战争史》到《华伦斯坦》，席勒以史家和文人的身份，分别阐释了在德意志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三十年战争”。如果说作为史家的席勒，更多的具有文人的酣畅笔墨、淋漓气概的话，那么同样，作为戏剧家的席勒，更多的是表现出史家的严谨与大度，能够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采取审视的态度，对于一般的文人来说，还真的不易做到。如果说，在席勒的生命史上，有什么“经典之作”的话，那么对“三十年战争”的再诠释，应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且不说《三十年战争史》在德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就是《华伦斯坦》三部曲的创作，也足以开辟时代、领风骚于史册。
在18世纪的最后年头里，《华伦斯坦》三部曲虽然没有《强盗》那样“横空出世”的霹雳效应，但说它意味着作为戏剧家的席勒的“卷土重来”，当不为过。请注意，此前的席勒，作为戏剧家，已经沉默了多年。第一部《华伦斯坦的军营》（Wallensteins Lager）上演于1798年12月；第二部《皮柯乐米尼父子》（Die Piccolomini）上演于1799年1月；第三部《华伦斯坦之死》（Wallensteins Tod）上演于1799年4月。这三部连环，多少有些像现代的电视连续剧的效应，在那个年头，还真的不太多见。
“三十年战争”（Dreiβigjähriger Krieg）对于理解德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其跨度为1618—1648年，反映的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Das Heilige Röm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的根本冲突，即皇帝与诸侯之争。这场战争，在政治上表现为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与以诸侯为代表的地方政权的“权力之争”；在思想上表现为天主教（包括同盟、帝党）与新教（包括联盟、诸侯）的“宗教之争”。
长期以来，德国皇帝都承担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责任，即维护罗马教廷的权益。所以德国历史的自身进程，往往并非仅局限于德国，而是与欧洲的整体历史颇有关联。所谓“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又非罗马，充其量也就是个德意志的松散联邦首领而已。对这一背景我们应予以关注，与法国的中央集权不同，德国长期以来都实行着松散的“分封制”，虽然有一个名义上的德意志皇帝，但实际上诸侯众多、分疆裂土、各自为政。德皇的政令与法王的权威不可相提并论，故此华伦斯坦有言：“我要德国皇帝也像法国国王那样，是自己江山的主人。”这句话，确立了他的奋斗目标与人生理想。虽然，作为统帅的华伦斯坦有着非常自觉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意识，然而可惜他生不逢时，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1619—1637在位）既无远见卓识，更非大度明君，这些都是造成时代悲剧的重要原因。这且按下不论。
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对于德国的发展进程来说，影响极大。诸侯独立的格局由此确立，帝国解体的噩梦终于成为事实，至于经济落后、人口减少、政治衰弱，都是必不可少的后遗症。这更意味着，自16世纪初年（1517年）由路德开始的实现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为理想的时代告一段落，宗教改革时代结束了。应该说，虽然有过教士宗教改革（以路德为代表）、骑士宗教改革（以济金根为代表）、人民宗教改革（以闵采尔的农民战争为代表）、诸侯宗教改革等不同尝试，可华伦斯坦的出现，仍是德国宗教改革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确实反映了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什么，就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命题。有论者认为通过这部戏剧的创作，席勒“证明自己是个眼光尖锐的诗人，对华伦斯坦的性格比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以及他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理解得都更加尖锐、更加深刻”，这当然十分看重作为诗人的席勒，但却未免对席勒的哲学背景关注不够了。在我看来，席勒至少在三个层面来审视三十年战争，即“历史—文学—哲理”，尤其是把它提升到对于实现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问题的重要性来理解。这样，就使得席勒对华伦斯坦的重塑，充分站在“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所以，在诗人的笔下，就有这样的景象：
全国都是刀光剑影的战场，
都市萧条，城堡化为了灰烬，
商铺和工坊荡然无存，
市民无事可为，万般只有武弁，
恣意妄为吞噬道德廉耻，
无赖之徒屯集在驻兵的地点，
在长久的争战中已荒谬滔天。
如此神来之笔，战争所给民众所带来的悲凉凄惨，尽形纸上。而诗人的一颗忧怀深远之心，亦跃然欲出。在席勒的创作过程中，是先历史再文学，之前因已完成了《三十年战争史》，做过大量细致的史料梳理工作，所以对史实了然于胸，信手拈来，化于文学之作，仍是那般具有厚重坚实的历史感。但此作的别具高格，不在史家的勤奋，有目标肯下苦功的书斋学者也能做到；也不在诗人的才华，有文采能运思的文人墨客也可写作。席勒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兼具两者优长的同时，更能“独上高楼”，在哲理美学的层面上思考问题，提升出具有史学、文学、哲学与美学多重意义上的华伦斯坦形象。
我们注意到，席勒将人的最高目标定位为“自由”（Freiheit），而获得自由有两种方式，一为“物质文化”（physische Kultur），一为“道德文化”（moralische Kultur），此文作于1796年，正是诗人再度拾起诗人之笔的年代。前者的思路是“以暴易暴”（der Gewalt Gewalt entgegensetzt），后者的取向乃是“道德修养”（moralisch gebildet）。虽然在前期，席勒颇尝试了“以暴易暴”的方式，如卡尔的“揭竿而起”，如梵里那将斐爱斯柯的“溺毙于水”，如卡洛斯的不得不“筹谋政变”；但在狂飙突进之后，尤其是在经历了耶拿的书斋沉潜之后，席勒的思路与理解似乎都有所变更。也就是虽然对作为终极目标的“自由”的追求一如既往，但通过“物质文化”以达到自由的取向似乎越来越淡，而尝试通过“道德文化”来达到自由的努力愈来愈明显，一言以蔽之，“唯有经过道德修养之人，方能获得自由。”（Der moralisch gebildete Mensch, und nur dieser, ist ganz frei.）譬如说，在华伦斯坦这个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上。
二、英雄出世：重塑华伦斯坦与利益集团的时代冲突
作为严谨的史家，席勒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他是在重塑华伦斯坦。但通过文学的手段，席勒正是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当波沙与卡洛斯这样的英雄人物都不能完成历史使命时，席勒必须正视，如何才能通过必要的手段，达到崇高的目标。毕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仅有纯洁的品质与高尚的情操，不管用。在沉默了十年之后，席勒蓦操戏剧之笔，首先面临的恐怕就是这样的大难题。或许，正是由此，他才会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华伦斯坦，一位英武有力却又不是那么书生意气的人物。更准确地说，华伦斯坦有着丰富的社会、军事与行政经验，是在腥风血雨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也就有了足够的可以承担“理想英雄”的“象征资本”。
华伦斯坦（Albert von Wallenstein,1583—1634）是一名德意志化的捷克贵族，天主教徒。但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德意志人，作为一名军事家，他具有优秀的统帅才能与组织才干。当三十年战争初起之时，华伦斯坦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伯爵，正是“乱世英雄”的机遇才使他的才干迅速得以发挥，平步青云，1625年晋升为弗里德兰公爵（Herzog zu Friedland），并出任帝国军队的总司令（kaiserlicher Generalissismus）。前者是虚荣，后者却是实权，作为新兴封建主的代表，华伦斯坦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里的悖论在于，乱世不是作者期待的理想状态，可如果没有乱世，又不可能“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华伦斯坦的起落沉浮正说明了这一点，一旦战争危机减弱，他就会被夺去兵权，甚至有生命危险；可如果他致力于建功立业，同样会招致诸多的怨恨，因为会触动“贵族利益”，也还因为“功高震主”。华伦斯坦的遭遇，多少会让人想到岳飞的情况。生当乱世，而以战功显。主弱臣强，手握重兵。但岳飞最后逃不过“风波亭”的下场，“精忠报国”多少有些愚忠的味道；而华伦斯坦却是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谋求“皇权一统”，有利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却触犯皇家、诸侯与贵族的当前利益；正如岳武穆孜孜以“收复中原，迎还二圣”为志业，却不知一旦二圣迎还，宋高宗的位置又该挪到何处？这又怎么能不为自己树立极为强大的对立面呢？这一点，作为文学史家的梅林（Franz Mehring）看得很清楚，他如此评价华伦斯坦：
华伦斯坦在德国所追求的目标，正如同一时期的黎塞留在法国所追求的目标：这就是建立一个纯粹世俗的君临各邦的君主政权，摆脱一切宗教派别的对立和争执，对内缓和阶级对立，而把民族的全部力量用来对外。华伦斯坦使天主教的帝国议员也和新教的帝国议员一样，屈服于皇帝的权威之下；他不是空想的政治家，而是抱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即以法国为榜样，这不仅是可以达到的，而且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华伦斯坦对一切宗教争执深恶痛绝，尽管他本人是个天主教徒，而且是经耶稣会教士教育长大的，他却认为不砍下一位大主教的脑袋，帝国内部就得不到安宁。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英雄出于乱世，时代对英雄的期盼，也许比谁都强烈。但要想真正理解英雄，却又谈何容易，所谓“落寞萧索一代英”，说的正是此理，萧索落寞，乃是历代英雄不易的宿命。华伦斯坦多少有些早产于时代，但德意志宗教改革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艰辛努力，先贤们为的不正是构建起一个统一、独立与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吗？华伦斯坦正是此谱系中的杰出人物，只可惜他生不逢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命题等待解答，对于席勒来说，尤其如此。如果说，狂飙时代的席勒，无疑将民主自由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那么，在古典魏玛时代，民族统一就成了他至为关注的命题。之所以如此，当然与其时的历史语境有关。虽然德意志宗教改革长达一个多世纪，战争频仍，但最终确立的却是诸侯分立的分裂体系，到18世纪末时，这一问题已经显得极为严峻。因为，从政治上来看，法国独大，成为欧洲大陆明显的霸主，而且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更是雄姿勃发；从经济上看，德国封建割据的局面极大地限制了贸易交往与经济发展；从文化上看，各阶层都以法国文化为荣，远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民族语言、文学与精神的自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都是最为核心与关键的命题。其实，从宗教改革运动降下帷幕，启蒙运动就已扯起战旗。贯穿18世纪的德国文学、语言与精神构建运动，应当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无论是启蒙理性还是浪漫情怀，从康德、莱辛、哈曼到赫尔德、歌德、席勒，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那几代德国知识精英，最为关注的都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建构。但问题在于，方案多种，出路究竟安在？席勒似乎仍延续了他冀望于可能“开天辟地”的英雄人物的思路。与身为贵族的斐爱斯柯和具有皇室背景的卡洛斯不一样，华伦斯坦是战争洗礼出来的“本色英雄”，经历过战火纷飞，承受过权力重压，深得部下之爱戴，亦为敌人所敬畏，这样的“理想英雄”一旦出世，难道还不能实现“民族统一”的前贤理想？可即便是“天神出世”，他也必须面对现实的多重矛盾与利益冲突，华伦斯坦所处的时代，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必须细加分辨，最好的办法，不妨从若干阶层的利益角度去分析。一是军人阶层，由于长期的战争，形成了这一很特殊的职业军人利益集团，正如“铁骑兵甲”（Erster Kürassier）所言：
总之目前正是我们军人的天下，
让我们伸出两手来抓拿，
这情形恐怕不会长久的吧。
说不定明天便会太平，
军队便告终正寝；
军人放马归牛，百姓深耕易耨，
在人还未觉察之前，
天下已平安如旧。
现今我们还聚集在阵头，
实权还在我们的手；
假如我们一分散了，
会连面包也不能糊口。
请注意，这个阶层具有非常大的特殊性，因为只有在战争这一极特殊的背景下，他们作为暴力机器才可能拥有“权力利益”，他们可以借战争之名行“烧杀抢掠”之实；可一旦和平到来，他们一无所长，就连“糊口”可能都很困难。这一点，在以上的对话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但它反映了军人的普遍状况，这些职业军人关注的更多的是自身的实际利益，而在政治上没有明确的诉求。对于底层军人来说，就更是如此，现实利益就是“有奶便是娘”，最典型的代表则是先叛皇帝、后刺统帅的龙骑兵联队长（Chef eines Dragonerregiments）布特勒（Buttler）。当初皇帝不赏赐他爵位，他便对皇帝仇恨在心，而决然效忠华伦斯坦；可一旦奥克塔佛（Octavio Piccolomini）略加挑唆，让他知道是统帅阻止了皇帝的赐爵，他就对华伦斯坦恨之入骨，并最终将其刺杀。这类的人物还有伊索朗尼将军（Isolani, General der Kroaten），他更狡猾，属于“骑墙派”，没有自身的政治立场，而是“据利而定”。
但这代表下层普通军人的状况，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处于历史的中心位置，只能扮演配角。在历史上由于共同利益的需求而形成集团的，是这样两部分人：
一是以皇帝集团利益为核心的。它在军队中的代表是奥克塔佛·皮柯乐米尼中将，其基本政治诉求是维持皇帝统治（其实质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家族统治），封建帝制在他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原则。
一是以统帅集团利益为核心的。它的代表是伊罗元帅（Illo, Feldmarschall）、特茨基伯爵夫妇（Graf Terzky），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华伦斯坦的政变独立，从个体角度来说，是为了获取本身的政治利益最大化；从整体而言，其目标则指向了德意志的统一。
正是这两大集团，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戏剧的矛盾亦由此展开。而其他不直接分属这两大集团的，无论是阶层也好，个体也罢，则避免不了被利用或产生冲突的宿命。普通军人阶层当然是作为工具而出现的，而麦克司·皮柯乐米尼上校（Max Piccolomini, Oberst bei einem Kürassierregiment）与特克娜郡主（Thekla, Prinzessin von Friedland）这对天真的爱侣，居然也成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当然，还有作为外部势力的瑞典侵略军。而华伦斯坦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具体背景。而诚如前揭，这种背景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与历史原因。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最看重的是皇族权力的保有，而非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这正是与试图代表后者的华伦斯坦在基本思路上的“南辕北辙”之处，所以在其“功高盖主”之后将其撤职，即使再用也要处处限制掣肘。而华伦斯坦也从“血的事实”中汲取了教训，所以才有他对钦差大臣奎士登普（Questenberg）的那段慷慨陈词：
荒谬无比！
先生，我告诉你！
圣上的自由之匙，曾握在我的手里。
只因愚忠皇冠，竟将社稷背弃。
为此，我曾痛苦不堪，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国家的道理。
诚然，这元戎宝杖乃拜圣上所赐，
但这是三军统帅的标志，
当为苍生谋福祉，
岂做一姓之奴隶？
——说吧，你们究竟想要我做些什么？
其实，这里将皇帝与统帅的“权力之争”毫无遮掩地推向了前台，华伦斯坦在经历了一次遭贬事件后，再也无法轻易地离开自己的“统帅之位”，他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皇帝的“私利意识”，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希望实现自己的“统一理想”，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可能有更多的“个人权势”考量。而这一公开与钦差的较劲，以及其中所蕴涵的对皇帝的不满发泄，就导致了两大集团摊牌结局的骤然加速。伊罗等人固然开始紧锣密鼓、迫不及待地进行“宣誓效忠书”签字的阴谋活动；而奥克塔佛同样为了捍卫皇帝利益，而开始了私下的“合纵连横”。一直被蒙在鼓里的麦克司，当被自己的父亲揭开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感受到无比的荒诞，而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
噢！我诅咒，诅咒你们的纵横之术！
就这样，你们将元帅步步紧逼！
就这样，你们要将他置于死地！
因为，你们不但想让他负罪深重，更要使他铤而走险！
噢！这样的闹剧无法善终，
这样的闹剧也无法如愿。
我能感觉到，处处升腾着不祥之兆。
因为，如果这帝王般的英雄跌倒，
必将撼动整个世界的汹涌波涛。
如同在海洋中航行的大船，
一旦火灾突起，船裂而倒立，
所有乘客都难以逃避，定会被同时
——抛向那海天之际。
一人的命运连接着全体，
一人的幸运造福给未来！
那就让我们，各行其是！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元帅与我的关系，必定是一清二白。
夕阳西下之刻，便是水落石出之时。
就看是挚友遽丧，还是老父骤失？
随着麦克司的理想豪情与纯真执著的台词，结束了第二部《皮柯乐米尼父子》。其实，在此部剧中，各种矛盾都已充分展开，而且步步紧逼。这就意味着，第三部剧既是各种矛盾激化的高潮，也是最后结局的最终落定。正如麦克司那年轻的心灵与理想所期待的，究竟是“挚友遽丧，还是老父骤失？”历史将要给出的，究竟是理想的答案，还是现实的还原？席勒的诗人之笔，如何回应他的史家之心？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席勒1796年3月21日致洪堡的信中就已谈到过，华伦斯坦的形象是极大程度地反映了现实的：
正如我在上篇论现实主义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华伦斯坦在最高意义上是真实的。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在纯粹的、最现实的道路上行进的戏剧意义上的伟大人物形象，而且他具有真正的生命原则。之前，我曾试图在波沙与卡洛斯身上，通过美丽的理想来代替缺乏的真实；但现在，我试图在华伦斯坦身上，通过暴露的现实来弥补缺乏的理想（所谓的“感伤”）。
席勒的走向“现实主义”之路，确实有相当程度的自觉意识。可问题在于，仅仅归原于现实，就能解决问题吗？华伦斯坦身上所表现出的“伟大的统帅”与“野心家”之间的相互矛盾，又做何解释？事实也证明，华伦斯坦这个形象，缺乏鲜明性，尤其是在表现作者最为关心的“民族统一”这一重大问题上，亦没有能展现出“气壮山河”的“英雄意志”来。何以然？郭沫若更直截了当地批评说：“诗人似乎不很愿意世间上有真正的恶人，他对于剧中人物，连一兵一卒都尽其极大的容忍，因此他所刻画的性格便不免有点模糊，而缺乏明确的个性。”这一点，到了最后一部剧，即所有的戏剧矛盾与冲突都发展到高潮时，就更加明显了。
三、民族统一：英雄意志还是历史大势？
虽然此时距离德意志的民族统一（1871年）还相去遥远，但民众渴望统一的心声却早已“如火如荼”，而且这一沿自历史、历代相承的主题，本就是德国古典时期所有知识精英关注的根本命题。在这里，席勒借来华伦斯坦，探讨的不是是否需要民族统一的问题，而是民族统一的关键所在，即民族统一究竟是该取决于英雄意志，还是早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大势？
其实《华伦斯坦》三部曲的结构颇值得揣摩，它是步步进逼式的。第一部是全景式地展现军队，尤其是由大量的下层官兵所表现的军队状态；第二部充分展开矛盾，尤其是统帅与皇帝的根本矛盾，并推广到由高级将领所代表的两派阵营，即分别代表皇帝派的父亲——皮柯乐米尼中将（奥克塔佛）与代表统帅派的儿子——皮柯乐米尼上校（麦克司）；到了第三部就明白无疑的是要凸显作为悲剧统帅的华伦斯坦了，而且从篇幅上来看，它甚至超过前两部之和。
虽然，民族统一乃是德意志的大势所趋，但在17世纪早期，是否仍太过早产于时代？华伦斯坦的悖论在于，他既希望实现“民族统一”，又不愿意背负“谋叛造反”的恶名。在皇帝不可能信任他甚至要解除他的兵权的情况下，他仍显得“优柔寡断”，冀望于“占星术”。在这个方面，无论是伊罗元帅，还是特茨基伯爵夫妇倒都是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得多。特茨基伯爵夫人说的特别明白：
那么，对于元帅与皇帝，
绝不存在权利与义务的口实，
说白了，只是权力与机会的问题！
一生的命运成败，都在此刻，
你头顶的征兆已悬着胜利，
幸运之星在你四周欢叫，
那伟大的时辰即将来到！
纵使你一生占卜星辰？
纵使你一生测量轨道？
纵使你将天球黄道都绘制成图，
布满那众多的标志征兆。
可难道，
那掌管命运的七星曹，
也只是将这作为儿戏？
这方术空空竟也是欺骗？
在成就大业的关键时刻，
竟不能助你杀伐决断？
可就是这位理当承担重任的三军统帅，却偏偏犹豫不决，天人交战，而且迟迟不能做决定。说到底，在华伦斯坦的心目中，个人权势之争要胜过民族统一的历史使命感，所以他本人就做不到“理直气壮”的“底气十足”。所以他会既冀望于占星术，又与同谋者反复计议，更会在内心深处有着激烈的“天人交战”，第一幕的第四场就是充分地通过形体和语言来表达统帅的“彷徨困惑”的，他一会儿独语（mit sich selbst redend），一会儿伫立沉思（Er bleibt tiefsinnig stehen），一会儿又静默站立（Wiederum still stehend），一会儿又急骤行走后停立深思（Er macht heftige Schritte durchs Zimmer, dann bleibt er wieder sinnend stehen），说了这么一段话：
可你的目标何在？
你自己是否心中明白？
是的，你想拥有权力！
可你要仔细揣摩，
这权力根深蒂固，
这权力神授予天，
这权力至圣至坚，
甚至与民众信仰藕丝相连，
我从不畏惧，
单纯地比拼实力，
无论面对任何强敌，
只要在明处就敢一决胜负。
他的勇敢只能将我的豪情刺激。
可我担忧的，就是那暗地里的劲敌。
心底的不屈抗争显示在外，
却是那表面的怯懦敬畏，
这，真的使我心怀戒备。
那生龙活虎而充满自信的力量，
倒真的没有什么可怕。
恰是那最普通的，也最是可怕。
旧日的真理恒定如常，
今日奏效明日仍风光！
人生来就普通平常，
他甚至将习惯唤作奶娘。
谁触碰了尊贵的古董与家族的遗殇，
那他就难免受伤！
时间蓄积着神圣的力量，
一旦积年累月，那便神异成长。
一旦拥有便主权得享，
众人都将奉之若神，替你捍卫保养。
从这段自白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被寄予厚望的统帅人物，本身就不是个意志坚定、理想明确、一往无前的英雄领袖。虽然，历史的偶然将华伦斯坦推到了大幕的前台，他成为了风云一时的英雄人物，然而这样的英雄，并非是真的能够承担“民族统一”的英雄领袖。更何况，英雄意志并非仅是简单的个体意志而已，它还混杂着太多的群体利益和时代需求。设若如此，华伦斯坦的政治选择，实在是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而最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缺乏积极主动的进取心。席勒的创作中心的前后转移，已经颇有明显的变化，即这个时期明显转向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民族统一问题。虽然对自由的追索，一以贯之，但仍显示出细微处的差别。在这里，民族统一是作为潜在的大背景而出现的，并未直接地跃上前台。席勒曾借剧中人之口描述了战争结束、和平到来的景象，作为梦寐以求之物的和平是怎样的呢，麦克司如此表述：
希望有那美好的一日！
在那时军人终究回返到人生，
快活的归途上军旗招展，
整齐和缓的步伐回转乡关，
帽子和军盔都饰插着碧绿的嫩枝，
是田野遗留的草木！
都市的门自行开放，
用不着再用炸弹去毁伤；
多数的居民环绕着城墙，
太平的寒暄在微风中荡漾，
欢愉的钟声在各处的塔顶嘹亮，
宣告着流血的时期已经收场。
这长篇描述（还有，未全引）看似闲来之笔，其实闲笔不闲，大有深意。三十年战争是德意志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时代，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诸侯的争斗不休，但最为受苦受难的是平民百姓。“民族统一”也好，“抵抗侵略”也罢，最终付出惨重代价的，仍是民众本身，当和平不再、战火纷起，即便是再崇高、再伟大的理由，都很难遮蔽血腥残酷的实质苦难。席勒对民众，其实充满了强烈的同情与关心。他虽然将笔墨集中用于描述华伦斯坦大军中的“利益斗争”，但实际上其所关注的目光，始终在人民大众。这一幅和平景象的描绘，既寄托了诗人无限的理想憧憬，也是他内心审美理想的一种体现。
郭沫若对席勒的做法不太以为然，认为他在美学上过于“中庸”了：“诗人的这种中庸的伦理见解，似乎反成为了他的艺术之累。本剧中登场的人物，几乎个个都是善人，没有一个是彻底顽恶的，诗人对于自己的见解是忠实了的，然而对于自然却不见得忠实。因为有这一个矛盾，诗人的见解与自然的现实之间的一个矛盾，对于本剧的构成和性格描写上便不免有些破绽。”郭沫若既是诗人又是剧作家，他的拷问真是洞若观火，这涉及到席勒自身理论的重要方面，同时他也没想到，若非如此地归结于“现实主义”, 《华伦斯坦》又怎能给我们解释这英雄般的人物终未获得胜利的结局？在席勒的笔下，华伦斯坦的结局有些像吴三桂，又有些似石敬瑭，更类乎唐肃宗，借外兵以收复山河，终究是要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但不幸的是，他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并没有实现与瑞典军队的“合力进军”，就先被谋杀。
对于席勒来说，华伦斯坦之死，实在是有着太多的无奈与伤情。毕竟，华伦斯坦曾包含了他无尽的理想，从理想主义走到现实主义，席勒曾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他希望就此能发现一位不再是虚构于空幻，而是脚踏实地、有史迹可寻的“真心英雄”，可这英雄未曾出世，就已“胎死腹中”，究其所以然，华伦斯坦虽然念念以民族统一为职志，但却不能落实到实处，始终“畏首畏尾”，说“前怕狼后怕虎”或许过分，可事实就是统帅自己到了关键时刻一点英雄气概也没有，远不能与他昔日叱咤风云的“壮志凌云”相提并论。与其说华伦斯坦之死是“误丧叛徒”的偶然之祸，不如说这是“现实英雄”的“必然伤逝”。毕竟，在那样的时代里，还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以“民族统一”为理想并“生死以之”的现实英雄。对华伦斯坦来说，虽然曾经有过“扯旗进位”的理想，但更多地仍是考量自身的现实利益，并非是说个体利益不应被考虑，而是说后者的“私利因素”远远超过了前者的“大无畏精神”。若是为了民族统一，则“千万人，吾往矣”，岂会因了暂时的“得失成败”而如此“进退失据”，最终错失大好时机，将一个民族统一的大好机会付诸东流？当然，话说回来，也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归于统帅本人，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以及时代本身的尚未成熟，都决定了“英雄意志”终究无法改变“历史大势”。在华伦斯坦身上，这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将一位承载着民族希望与作者理想的“英雄人物”描写得如此“命随运转，英雄气短”，可见席勒是如何地坚守自己的理论思维，即在现实主义的立场来审视历史与英雄的盛衰枯荣。即便是“民族统一”的伟大使命，也终在“英雄伤逝”的悲情结局中落下帷幕，那么德意志民族的前途，究竟又在何方？脚下的路，究竟该在哪里？这一问题，持久地、苦苦地困扰着不得自由的诗人，即便在生命的终结之刻，他也始终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