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曹雪芹为什么要写作《红楼梦》这样一部作品？我们从他的特殊的家世生平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他决不是无所用心而写作的，而是怀着创痛来回忆往昔的生活，抒写对人生和社会的感喟和理解。《红楼梦》第一回援引的一段“作者自云”，是打开曹雪芹创作意图的一把钥匙。

这段话是这样写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可以相信，这确实是曹雪芹自己说的话，是关于《红楼梦》创作缘起的真实的自白。所谓“历过一番梦幻”，所指无他，就是康熙和雍正政权交替给他的家族带来的政治大变故，使“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大家族一变而为负罪的平民。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对曹雪芹的打击太沉重了，也太突然了，他不敢相信，又无法不相信，真如做了一场大梦一样，一觉醒来，目瞪口呆，不知此身为何物矣。正是这场政治大变故，使他历尽了人间沧桑，饱尝了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恪守封建正统观念的人生道路。《红楼梦》第二回写贾雨村闲居无聊，到郊外赏鉴村野风光，忽在山环小旋、茂林修竹中隐隐看到一座庙宇，门前对联写的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他觉得这两句话文浅意深，“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这应该写的是曹雪芹自己的真切感受。只有“翻过筋斗”，经历过大挫折，有大阅历的人，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旷世奇作。古人讲发愤著书，西哲说义愤出诗人，揆诸《红楼梦》，自然也是发愤之作。敦敏《题芹圃画石》诗后两句是：“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不单画石，写作《红楼梦》一定也是这种心态。

再没有比自己的家族遽然败落对一个人的影响更直接也更深切的了。曹雪芹抚今忆昔，上下求索，不能不追溯这败亡的因由。第五回《好事终》曲：“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这是《红楼梦》作者的一种解释，近似于“情孽论”。第十三回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说：“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又说：“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这是曹雪芹对其家族败落所做的又一种解释，走向了历史循环论，但也不无辩证法思想。《红楼梦曲》里说的：“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这又是一种解释，宿命论的解释。而“树倒猢狲散”这句话，是曹寅生前经常说的，曹雪芹不能毫无所闻，连这句话都直接写进书中，说明作者写作《红楼梦》的寄托多么深远。但情孽论也好，宿命论也好，历史循环论也好，只不过是作家暂时的思想归宿，无法回避的更为现实的因素，是雍正上台以后整治政敌，他的家族遭到了牵连，被抄家没产，从此一蹶不振，因此他对清朝的腐朽政治特别是皇室内部的倾轧，实抱有切肤之痛。敦敏和敦诚的与曹雪芹有关的诗里写的：“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等，都昭示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是怀有深刻的今昔感的。尤其敦敏《赠芹圃》诗里的四句：“燕市歌哭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白眼斜。”诗中直接点出了“新愁旧恨”，可见曹雪芹是怀着怎样愤懑的心绪来写作《红楼梦》。诚如脂砚斋批语所说：“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但这样的创作意图，无论作者和批者，都不敢公开讲出来，所以又必须“将真事隐去”。

那么《红楼梦》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

作者在自述了创作缘起之后写道：“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令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就是说，曹雪芹在书中所写，重点是那些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众女子，特别是她们的命运、遭遇和爱情悲剧，所以他才把书名题做《金陵十二钗》。话虽这么说，真正动手写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红楼梦》何尝只写女子，围绕着荣、宁二府的盛衰，前前后后展开了一系列与社会政治直接相关的大事件，包括薛蟠打死人命，王熙凤为逼死尤二姐制造的假诉讼，以及贵妃省亲和“后部”待写到的贾府被抄家等等，都渗透着强烈的现实内容。曹雪芹在主观上是想把自己家族的政治变故“隐去”，而用假语村言来“敷演”故事，但写着写着就不由自主地真相毕露了——他的隐藏着的创作动机不时地要流露出来，这就形成了《红楼梦》的客观思想和作者主观命意的不完全一致性。正是这种不一致性，使得《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都变得复杂起来。

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曹雪芹提出的“真”、“假”观念。就《红楼梦》的创作缘起来说，是由于康熙和雍正两个政权的交替给曹家带来了抄家没产的悲惨命运，促使曹雪芹在生活的遽变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因而发愤著书，“述往事，思来者”，寄托感慨。这个创作缘起，是从曹雪芹经历的“真事”中得来的，对作品而言，它就是“真”。而作品本身所描写的内容，是作者为了表现自己的人生见解而“敷演”出来的故事，对“隐去”的“真事”而言，它就是“假”。但“假”中也有“真”，“真”中也有“假”，假假真真，真真假假，即太虚幻境的那副对联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曹雪芹的这一文学主张包含着深刻的艺术辩证法的思想。如果错会了他的本意，认“假”为“真”，认“真”为“假”，或认“真”为“真”，认“假”为“假”，都将走向歧途。

正确的做法是把《红楼梦》看做一部经过高度艺术概括的文学作品，里面渗透着作者的经历，又没有局限于作者的经历，因此了解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而不应把《红楼梦》和作者的实际生活经历完全等同起来。正如脂砚斋所说，《红楼梦》里面不少都是“实事”，但写起来却“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现，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所以如此，是因为曹雪芹恪守的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也就是第一回借石头的口所说的：“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在这样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导下，曹雪芹对18世纪社会现实的描写是极其大胆的，包括直接涉及自己身世的一些回次，无不写得淋漓尽致，有时甚至忘记了应该避的嫌疑。如第十六回赵嬷嬷对贾琏夫妇说：“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在清朝的历史上，有哪一家接驾过四次？只有曹家。而《红楼梦》中的甄家，不多不少，也接了四次驾。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看来不是。这些地方都是实写，直接把自己家族的经历移入书中去了。脂砚斋对这一点洞若观火，批道：“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红楼梦》中这类“实写”的地方不少，脂砚斋、畸笏叟对此也多有感慨，如求之过深固然不必，若全然不顾也未免辜负了作者的苦心。《红楼梦》研究的易生歧义和易入迷途，一个重要症结就在这里。

因此，能否正确理解《红楼梦》卷首援引的两段说明创作缘起的“作者自云”，并进而正确理解曹雪芹提出的“真”、“假”观念，是把握《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思想内容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