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汉学与中国学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研究机构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拓展汉学研究与中国研究，使得中国学术界了解国际汉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密切与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及人员的沟通与联系，已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什么是汉学（Sinology）？什么是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汉学研究与中国研究是否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关系是什么？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在一些中国学者的认识上，似乎仍然是一个回答不清楚的盲点。近年一些研究文章谈到国际汉学，多以汉学（中国学）的概念来笼统论述，因为二者的共同点，都是中国之外的学者（主要指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来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但被中国学者忽略的是，欧洲汉学家很少说他们的研究是中国研究，而同样美国的研究者也从不用汉学研究来标榜他们的研究，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学界，汉学研究与中国研究的界限似乎是十分清楚的，是不可相互替代的。这一概念上的差异既包含研究范围、理论、方法、内容等学术上的不同，也包含研究史、学术史发展过程中历史、政治等因素的介入和影响。

西方汉学研究发源于欧洲，其历史要早于美国的中国研究一个多世纪。有学者认为，西方专业汉学于1814年在法国诞生，以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汉语、鞑靼—满语语言和文学的教席为标志。至19世纪下半叶，欧洲学者奠定了现代汉学研究的基础。^[1]早期欧洲汉学研究的特点，是对于中国语言、历史、古典文学的研究，尤其侧重于古代汉语及古典文献的翻译，及对民间宗教和传说的研究，与后来在美国兴起的中国研究侧重于现实政治与社会研究完全不同。尽管在欧洲很多国家，汉学研究的基础特别厚重，成果十分显赫，很多研究者至今仍然固守着传统，但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他们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弱，甚至于很多当代中国年轻学者只认识中国学，不认识汉学。

如果单独谈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特别是现当代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很多中国学者甚至研究生都可以侃侃道来。为什么？因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由费正清创立的美国中国研究，其重点主要是针对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研究方向与内容十分明确地与欧洲汉学传统分道扬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70年代中国加入联合国及中美两国建交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更是风起云涌，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大量以中国研究为名目的机构、专业纷纷建立，以中国研究为专攻方向的研究生大量涌现，使得中国研究自7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学科——中国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美国强势文化的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国学也以不可挡之势，压住并影响了发源于欧洲且历史悠久、基础雄厚的汉学研究。

德国学者马汉茂（Helmut Martin）提到，汉学是置身于欧洲学科传统之中的，影响汉学研究发展的许多理论和信息均来自于其他西方学科的研究成果。汉学在消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其研究主题又常常是西方时代精神的产物。^[2]因此，在铺天盖地的美国中国研究占据了国际汉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声音的同时，历史地、全面地了解、介绍汉学研究的学术史与传统，了解欧洲汉学研究学者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无疑是客观了解西方汉学，进而了解中国学所不可或缺的。

不可忽视的是，近三十年来，一些欧洲的汉学研究学者也开始跳出传统，转而对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研究感兴趣。他们力图拓展汉学研究的领域，借鉴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转变汉学研究的方向。这些研究更加侧重于关注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上越来越接近，从而使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发展背景的汉学研究与中国研究越来越纳入“国际汉学”的统一体，构筑起更加同一的交流平台。这一趋势，无疑加速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发展与分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汉学界，无论是坚持传统汉学还是重视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各派，在批评传统汉学“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都极力反对更加强势的“美国霸权主义”。或许这也是欧洲汉学家坚持说他们的研究是“汉学研究”，而不愿冠以“中国学研究”的原因。这其中，一批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汉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汉学家，开创了性别研究方法在汉学研究中的运用，召开了各类以女性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给传统汉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这本德国女汉学家的叙述和实践经验中，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这样一些概念和理解：

“汉学研究”是一个历史性词汇。如果不讨论日本、韩国的汉学研究发展史，仅考察其在欧洲产生及至发展到今天的二百多年历史，就会发现，这一词汇的含义不断发生着变化。首先，这种变化来自于被研究客体——中国自身百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次，亦来自于研究主体——欧洲汉学家自身所处时代、国情、环境的变化；最后，新兴研究势力——美国的中国研究在国际上的崛起及对传统欧洲汉学研究所形成的压倒性强势地位。三方面原因加速了传统汉学研究的分化。

“汉学研究”又是一个多元性词汇。从历史发展中走来、传统上以研究中国古典历史、文学为主要方向，注重翻译的研究方向与方法，仍然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主流。同时，欧洲新一代汉学家对老一代研究的理论、方法产生质疑、反思，希望冲出传统汉学研究的固有框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汉学固守古典研究，又不同于美国“中国研究”只关注现实问题，而是在传统中创新，开拓交叉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之间的新汉学研究之路。尽管这一派汉学家的人数并不多，且多数为女性，其研究的方向及理论、方法甚至不被欧洲主流汉学界所认可，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事实上已经成为欧洲汉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和流派。

美国传统汉学研究基本上是步欧洲后尘，美国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学者田浩（Hoyt Tillman）认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美国学者学习汉学都要到欧洲去，认同欧洲的传统比较接近中国清代考据学。但是美国人逐渐觉得这样的传统不足以应对当代社会科学的问题，所以从60年代以来，美国人就把传统汉学转到了社会科学的方向，美国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传统的汉学家，我们在做的是‘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研究。”^[3]由此可以看出，与欧洲汉学研究的分化不同，美国学术界对“汉学”与“中国学”的界限区分十分明确，即使是少数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历史、文化的学者，亦认为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与传统汉学研究已完全不同。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学者中，一些人对传统汉学研究的方法甚至有一种轻视的态度，多数人对汉学研究的解读，即是一种已经过时的、与当代社会不沾边的古董研究。

相比欧美学术界，中国学术界对“汉学研究”一词的使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多数人将中国以外的东西方国家中专门从事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统称为汉学家。李学勤认为，中国国内讲的“汉学”，主要是指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有时严格一点，称做“国际汉学”或“海外汉学”。因此，“汉学史”便是国际汉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把重点放在汉学的过去。至于“国际汉学研究”的意思更为广泛，不仅研究汉学的过去，也包括汉学的现状甚至未来。^[4]一般从事汉学学术史研究的学者，仍遵守汉学研究的传统规则，将欧洲19世纪以来的汉学研究者及目前仍从事此研究的欧洲学者，统称为汉学家，将美国的中国学与汉学区分开来，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被称为“中国学家”。

由此看来，如何定义汉学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建弘提到：“何谓‘汉学’，精确的含义迄今争论不休，以愚之见，是否可取其‘核心’共有之义暂作妥协：对以汉语方块字为主体的汉民族传统文化之外部研究的中华学问。”^[5]但不可否认，构成汉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要素，则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例如，历史的沿革与延续，基本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传统认同的古典研究范围，研究者身处大学的汉学系，符合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无论是在东、西欧洲的众多国家，还是在日本，从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仍被统称为汉学研究，即使是欧洲汉学界中的新兴学派，尽管批评古典汉学的理论方法，但仍然继承“汉学系”与“汉学家”的称呼，既显示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与传承，又与美国“中国学系”与“中国学家”作了明显切割。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在德国大学汉学系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例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中国研究发展迅速，人才辈出，众多中国学研究机构成了蜚声学术界的研究机构，且成就卓著，已成为欧洲中国学的领跑者。^[6]因此，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无论是汉学研究还是中国研究，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都不再是孤立和唯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汇与融合，或许将会长期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