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隐喻的生存形态
另外隐喻还可以从历时性角度进行分类。如有人主张把隐喻区分为“新创的”（newly-invented）、“死的”（dead）与“磨损的”（wornout）三种形态，
还有人更区分出“活泼的隐喻”（live）、“衰亡的隐喻”（dying metaphor，即熟滥的隐喻）、“死隐喻”（dead metaphor，如“桌脚”、“胡说”、“发火”之类）与“化石隐喻”（fossilized metaphor，指源于希腊语或拉丁语的语词，古汉语中的外来语也属于这类情况）四种形态。所谓“化石隐喻”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死隐喻”,“新创隐喻”无疑属于“活泼的隐喻”，而“磨损的隐喻”与“衰亡的隐喻”其实是一回事。这样隐喻的历时形态便分为三种，用麦克斯·布莱克的术语讲，即：无法挽救的“死隐喻”（extinct metaphor）、仍可激活的“睡眠隐喻”（dormant metaphor）和最具生命力的“活性隐喻”（active metaphor）。
这三种隐喻形态依次进行转换，便构成了隐喻生命演化连续体（continuum）；而这一转换生成过程的进化临界点（evolutive crisis）即是隐喻历时形态的区分标准（differentia）。但问题是：这个区分标准应当如何确定呢？
从共时角度来看，一切隐喻都具有相似的机体构造，即“主旨”（tenor）、“载体”（vehicle）和“依据”（ground）。作为主旨与载体的复合体，隐喻中结合了所说或所思的“深层观念”（the underlying idea）以及用来比拟的“想像性质”或“相似物”。隐喻的主旨与载体往往并不对等，二者相差愈远，隐喻内部的“张力”也就愈大，为此隐喻需要某种“依据”来维持自身存在；“依据”有两种，包括事物间的“直接类似”（direct resemblance）或人们对之具有的“共同心态”（common attitude）。例如，在“我的爱人是一朵红红的玫瑰”这个隐喻中，“爱人”是“主旨”，而“玫瑰”则为其“载体”，它们所共有的“芬芳鲜艳”（物理特征）、“娇美可爱”（主观感受）便充当了这个隐喻的“依据”。
隐喻中张力结构的变化决定着隐喻形态的历时发展；换言之，主旨与载体的动态关系构成了隐喻历时形态的区分标准。黑格尔曾按照表达形式与表达内容（理念）的关系将艺术及艺术史分为历时的象征、古典及浪漫三型，认为隐喻（“完全缩写的明喻”）是一种“自觉的象征”（《美学》第2卷第3章B）。事实上，象征艺术内部同样存在着象征（“不自觉的象征”）、古典（“崇高的象征”）与浪漫（“自觉的象征”）三个发展阶段，隐喻自然也不例外。隐喻中载体（表达形式）与“主旨”（表达内容）间的张力情况决定了隐喻生命形态的演化进程，即其恒由“质胜于文”（用黑格尔的话讲，即“理念还没有在它本身找到所要的形式，所以还是对形式的挣扎和希求”）走向“文质彬彬”（即理念和形式“形成自由而完满的协调”），最后发展到“文胜于质”（即形式相对超余于理念，二者重新产生“对立与差异”）而开始新的生命轮回。在隐喻进化的第一个阶段，载体“企慕”主旨但又难以捕捉主旨，二者间的张力达到峰值，这时便出现了堆砌笨拙或尖新佶屈的奇喻、嘎喻及混合隐喻等等；在第二阶段，载体与主旨均衡对称，二者间的张力值达到最佳状态，因此这一阶段成为隐喻的主要显现域；在第三个阶段，载体超越甚至代替了主旨，二者间的张力值跌破最高下限而趋近于零，这时隐喻开始消失并转化为普通语言。上文所说的“活泼的隐喻”、“新创的隐喻”、“活性隐喻”即处于第一发展阶段，“睡眠隐喻”、“磨损的隐喻”、“衰亡的隐喻”处于第二阶段，而“死隐喻”与“化石隐喻”则处于隐喻生命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演化阶段，此时隐喻就完全融入了普通语言。不过，后者并非绝对是“无法挽救”的，它在一定条件下（如在诗歌或行话中）经过特殊处理（如“陌生化”、“前景突出”）仍有可能重新激活。所谓“一切语言均由消亡了的隐喻构成，而后者的尸骸为其提供了生发的土壤”（“All languages are composed of dead metaphors as the soil of corpses”），如“腕（万）儿”（近代江湖黑话，意谓“名字”）以本义形式销声匿迹多年，20世纪90年代前后又以“大腕儿”（演艺界名流）的隐喻面目流行于世，但最近又有“磨损”为普通语言的迹象。再如“鸡”（妓女）、“同志”（在港台地区指同性恋者）等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
隐喻和语言彼此并不外在于对方，二者同源共生并不断相互转化：语言是隐喻的起点与归宿，而隐喻也为语言提供了更新和再生的动力。这一点正是西方自18世纪以来不断予以深化的一个伟大发现。关于这个问题，本章第五节、第三章第四节以及第五章第一、二节将继续予以讨论，这里先透露一点：隐喻生命形态的历时变化来自语言和思维中“美”（情感—修辞）、“真”（逻辑—认知）二维的转换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