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开明专制主义的政治期望中

1．“哲人王统治下人民的真正幸福”

利玛窦、金尼阁等人介绍了“孔教理想国”的制度，白晋、莱布尼茨又为这个制度塑造了哲人王的楷模。如果按照发现乌托邦的模式，下一个阶段将是阐发“孔教理想国”的意义原则。我们曾经分析过乌托邦发现与叙事的基本模式，首先是发现这块地方，然后是介绍乌托邦的外观、风土、制度、习俗，最后是解释习俗制度背后的意义原则，或哲学、信仰，在某种理想意义上介绍乌托邦，并将这个异域乌托邦与故国故土联系起来，对照批判。西方文化发现“孔教理想国”的过程，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伊比利亚扩张时代的先驱们首先在历尽千难万险的航行中偶然“发现”中国，然后游历开始，从海岸到内地，从边疆到京都；传教士们了解并介绍了中国的器物制度，风土人情，不知不觉地塑造了“孔教理想国”的形象；最后到哲学家，他们开始在“理想国”传统与现代政治哲学中解释孔夫子的学说，那是“孔教理想国”在西方现代文化中最后的意义归宿。

从利玛窦到莱布尼茨，“孔教理想国”的形象在欧洲现代政治期望中，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启蒙运动开始的时候，哲学家们开始从传教士手中接过“孔教理想国”的形象，在西方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思潮背景下解释并利用它。1721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一个世纪以后，在德国哈雷大学一次2000余人的集会上，数学与自然哲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做了“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这次演讲在德国以至于欧洲20多年间引起的戏剧性纷争，当时谁也没有预想到。在这次用庄重的拉丁语所做的演讲中，沃尔夫首先高度地赞扬了中国的哲人政治，并将这种处世治国的传统追溯到伏羲。伏羲“大兴科学、创建国家”，孔子是这一光辉传统的复兴者，他的道德哲学成为君王治世的法则。

中国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文明，都取决于一种有关处世治国的深奥的哲学，那是一门真正的、关于幸福的科学，它植根于人类理性中的自然性。多么可敬的自然性，像优秀的中国文化那样，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与道德风尚，都应该建立在理性中的自然性上。孔子的道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并不矛盾，因为不管是根据自然还是根据神启，都可以发展出高尚的道德，“哲学的真正基础就是与人类理性的自然性相一致的东西，违背人类理性的自然性的东西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基础”。沃尔夫希望在一种可敬的异教哲学与传统基督教神学之间找到共同的基础与互补的可能。他也不敢过多地冒犯那些基督教正统派，尽管他早已心怀不满。

就在演讲前不久，沃尔夫还说他希望总有一天他会为中国的道德与政治思想建立一个科学的体系，因为中国哲学太重要了，与他的学说不谋而合。让它任意埋没在东方式的混乱中是人类智慧的浪费。“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似乎了结了他的一桩心愿。这部演讲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儒家处世治国的思想；第二部分比较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哲学，并试图为二者建立一个共同的自然理性的基础；第三部分说明孔子的道德哲学与他自己的学说相同，尤其是教育理想方面。

沃尔夫在中国看到柏拉图式的哲人治国的理想，将政治的基础置于道德教育上。道德是一种知识，它可以通过教育与培养获得。在演讲的第三部分，他进一步称赞中国道德智慧引导下的一套完善的教育制度。“他们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两种学校，一种他们称为小学，它以心灵的低级部分为基础，另一种他们称为大学，它完全以心灵的高级部分为对象……在幸福的年代里，在整个中国，人人潜心于知识，人的理性要求他们这么做，人的生命的属性要求他们这么做。”

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而关于这次演讲的更激烈的争论，也随即开始。虔诚派和正统神学派都被激怒了。一系列极具攻击性的批判文章出笼。思想的叛逆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以至于今天，都是相当危险的。沃尔夫的劲敌朗格教授（继沃尔夫出任哈雷大学副校长）通过宫廷内线求助于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一世。这位专制暴君听到任何激进的言行都会暴跳如雷，无神论与无君论同样危险。1723年11月，演讲两年零四个月以后，普鲁士国王下令：哈雷大学教授沃尔夫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国境，否则将处以绞刑！一位西方哲学家因在演讲中赞扬中国而被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境，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迫害成全英雄。为宣扬“孔教理想国”而被驱逐的沃尔夫，很快得到马堡大学的聘请。这是一所小学校，但沃尔夫在那里很幸福。争论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感到愤慨而拥护他，从热情激进的青年到雄才大略的彼得大帝、瑞典国王。彼得大帝邀请他出任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副院长。尽管沃尔夫不愿意离开马堡，沙皇还是给他一笔年金，这是一种态度，圣彼得堡大学还赠给他一个荣誉教授。

沃尔夫因为宣传一个“孔教理想国”而失去了一个可爱而又可怕的普鲁士王国，但他几乎获得了整个欧洲。演讲挑起的争论带动许多人去了解中国。1724年沃尔夫早年的学生G．毕芬格尔出版了《古代中国的道德与政治范本》。关于中国道德哲学的争议已经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莱顿大学、波伦亚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者们纷纷著文声援他。1725年，沃尔夫公开出版了他的演讲稿。学术界与宗教界的讨论一时沸沸扬扬。为了迎接来自传统派的挑战，沃尔夫本人也持续不断地研究中国。他试图在自己的学说系统中将中国塑造成开明专制主义的典范，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再次成为“孔教理想国”的原型：“或者由哲学家统治，或者统治者本人就是哲学家。”1728年，马堡大学的学生激动地聆听沃尔夫教授关于“孔教理想国”的另一次演讲:“只有当哲学家统治，或者统治者就是哲学家时，国家才能幸福。柏拉图的名言已经无人不晓。然而，理想国并不只存在于推理中，也存在于事实与经验中。我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帝王是真正具有哲学家天赋的人。我曾经提到伏羲和他的继承者。伏羲创立了各门科学和中华帝国，由于这些哲人王的智慧与努力，中国的政体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国家。”沃尔夫认为，哲学赋予统治者以道德理性，作为他们统治的原则。这方面不仅有柏拉图的理想，还有中国的现实榜样。沃尔夫讨论“哲人王统治下人民的真正幸福”，完全像是讨论一种现实。他知道，用现实与现实之间的差别取代理想与现实间的差别，其革命性更彻底。“在良好的统治中，哲学是绝对不可缺少而且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律令。统治者任何时候都不能放任自己、随心所欲。事无大小，他都必须以国家关怀为己任，全心全意地促进公共的善，维护公众的安全与和平。……没有哲学智慧的敏锐与深刻，人们无法洞察国家大法的幽微。因为处理政务的明智判断，并不是从就事论事的观察中得来的，而是从理性的品格中得来的……”哲人王或开创一种政体，或继承发扬一种政体。中国的先王们没有所谓的摹本，就利用他们的道德哲学智慧，从家庭原则中演绎推导出国家法则。沃尔夫指出，在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个人修养的原则，也是政治统治的原则。“他们自觉愉快地以家庭生活的准则要求自身的行为，并以严格的个人品德组织家庭生活；由此举一反三，从家庭或家族原则中推导出国家概念，一家之主就变成一国之君，家庭就变成国家，道理相通。当然，我们不能设想中华帝国的家政与国政的完成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任何一位家长或统治者在亲理家务或政务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个人身心的修炼，他们将个性当作家庭，使自己主宰自己的身心像家长主宰一个家庭，由此类推，循序渐进；由个人修炼到家庭治理，他们逐渐掌握了治理家庭的知识，然后将其付诸实践，反复锻炼，提高认识，更好地掌握真理，更娴熟地处理各种难题，直到他们感到游刃有余，体验到治家成功的愉悦，他们就可以体会治国的原理，将家庭原则推演到一个省或一个国家，甚至几个王国组成的帝国的政治中。修身、齐家、治国，道理相同，优秀政府的概念也自在其中……”

中国先王开创的政体，成就了一个理想的国家。中国实现了哲人王统治下人民的真正幸福。1730年在马堡大学的这次演讲中，沃尔夫明确提出中国政治是世界的典范。这种典范在中国三皇时代就已确立了，四千多年发扬光大，这就是中国：“他们的国王都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国王”。每个中国皇帝身边都有一个哲学内阁，从孔孟时代中国人就尊重哲学家，他们的爱真理的哲学家在政治事务中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威性……沃尔夫言之凿凿，甚至连他自己此时都感觉不到他叙述柏拉图传统的政治理想竟像叙述中国的现实一样！其实沃尔夫并非真正关心中国的政治现实，甚至都不关心他的中国知识是否准确。在1721年那篇著名的演讲中他说得很明白：“小的时候，我对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无所知，不过我对促进人类幸福生来就感兴趣，因此在年纪不大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考虑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说这话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关于这一点，我的一篇关于大众哲学的论文可以作证。多年前，我曾在一所邻近的教学质量很高的大学将这篇文章提交谦逊有礼的学者们审查。进入成年，我的判断力和洞察力逐渐地成熟提高，对这一问题，我认识得更深了，我从人类理性的最深处推断出了有什么东西能明智地控制人类的行为。中国人的见解对我的见解没有丝毫的帮助，因为那时我对他们还一无所知，但是我通过深思熟虑得出的见解却十分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见解。”

沃尔夫想证明的不是一种首创性的中国智慧，而是与他的哲学体系不谋而合的一种朦胧的理想国神话。亲切坦诚的演讲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我已经把古代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展现在你们眼前。不论是在其他的公开的场合，还是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我都要讲，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同我个人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一致的。”沃尔夫在马堡大学17年，生活在许多追随者或信徒之间，他们中大多是青年学生与学者，其中最执著也最出色的是让·德香，此人后来成为腓特烈王储（即腓特烈大帝）的私人秘书。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冷静下来的威廉国王终于答应重审沃尔夫事件。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远没有了结。而整个欧洲启蒙思想的发展对正统派神学越来越不利。1736年5月10日，惶惶不安的朗格再次上书国王，讲述沃尔夫学说的危险性，他将沃尔夫的演说总结三点：

1．中国人是太阳底下最大的无神论者。

2．中国人是人类最智慧、最道德的，他们理应成为其他民族的楷模。

3．作者（沃尔夫）将自己的哲学建立在中国原则上，因此他的哲学纯属荒诞无稽。

沃尔夫当年就不曾沉默，现在就更不会沉默。从他的回击中，我们感到自如与自信：“假如您，尊敬的朗格先生，派您到中国去传教，……有些中国哲学家反对您，也向他们的国王奏您一本，措词也像您那样优美动人。哈雷的圣徒以为上帝、伟大的造物主，竟像凡人那样心胸狭窄，为发泄个人不满而阴谋迫害，为了在世俗权力面前表现虚伪的正义而纵容邪恶……为什么要断章取义呢？为什么肆意歪曲别人的学说？”沃尔夫声明自己从来就不是无神论者，更不认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哲学。事实是喜欢说格言的中国先知们，没有把上帝的观念表述清楚，或者，由于那玄奥的语言，西方人，包括传教士中的中国通，也没把中国先知表述的古老的上帝观念理解清楚。1736年6月5日，威廉国王下令成立一个由负责教务的官员和神职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全面审查沃尔夫的著作。三个星期以后，结论出来了：沃尔夫的学说中没有危险性因素。15年间，德国以及欧洲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启蒙潮流已经开始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沃尔夫胜利了，1739年，连垂老的威廉国王也开始阅读沃尔夫的著作，并希望召他回国。年轻的腓特烈大帝派四辆豪华的马车迎接这位思想大师回到普鲁士。他写信给沃尔夫教授，告诉他：“哲学家成为世界的导师和王公的顾问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2．将中国政体当作举世楷模的最完美的政体

“只有当哲学家统治，或者统治者就是哲学家时，国家才能幸福。柏拉图的名言已经无人不晓。然而，理想国并不只存在于推理中，也存在于事实与经验中。我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帝王是真正具有哲学家天赋的人。我曾经提到伏羲和他的继承者。伏羲创立了各门科学和中华帝国，由于这些哲人王的智慧与努力，中国的政体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国家。”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沃尔夫的演讲阐明了“孔教理想国”的政治哲学意义以及它对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启示——道德理性。启蒙思想的两个基本信念：一、相信人性善或人的本性基本上是善的；二、相信道德理性可以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都表现在沃尔夫阐释的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

沃尔夫的演讲，不管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还是在西方的启蒙思想上，都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孔教理想国”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已经完成了意义的诠释与确立的过程，进入适用与发扬的实践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个人的生平，也是西方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实现乌托邦的努力过程的缩影，或者有预示力的象征。哲学家不仅要认识世界，还应该改造世界。这是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西方哲学一贯的理想。柏拉图三次去叙拉古，都是因为“担心自己到头来成为一个只会说空话的人”或“根本不愿意从事任何具体工作的人”。“孔教理想国”最后的历史使命明确了，那就是在启蒙运动中，将千年乌托邦渡入现代历史。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孔教理想国”为启蒙哲学家激进的社会理想作证，将乌托邦渡入历史，其历史意义的最后实现或失落，决定于启蒙运动时代，有其特殊的意义。尤金·古德和曾比较莫尔的《乌托邦》与莫里斯的《乌有乡之消息》，认为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莫尔认为“乌托邦”最终是个没有的地方，而莫里斯坚信，没有的地方通过社会政治的改革或革命，也能变成实有的地方。造成这种观念差别的，恰恰是发生在莫尔去世与莫里斯降生之间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狭义的断代在1715年至1789年之间，其中又可分为两段：1715—1740年与1740—1789年；广义的断代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始，到20世纪初启蒙思想影响世界终结。启蒙主义者坚信，人一旦掌握了理性，就可以将天上的国家带到人间。这样，他们不仅需要乌托邦证明历史的真实性，也需要历史证明乌托邦的可能性。发现中国，一个体现着“理想国”原则的“孔教理想国”，就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它证明乌托邦不仅可能成为历史，而且已经成为历史。

用现实中实现了的理想，才能最好地证明理想可能在现实中实现。“理想国”在哲学家的著作中静躺了2000年，探险家才在遥远的东方发现了它。这是历史难得的机会。由传教士开始构建的“孔教理想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流传与丰富，到启蒙时代来临的时候，已成长为一种现实文化力量。启蒙运动为西方文化培养了一个多世纪的“孔教理想国”形象提供了活动的机会与条件，而“孔教理想国”又为启蒙运动将启蒙政治与社会理想推行到历史现实中提供了鲜活的榜样。在此之前，中国形象尽管已进入欧洲，但西方文化还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期待视野来解释与利用它，欧洲文化还没有认同一种欧洲中心的世界主义胸怀；神学传统还不能容忍一个优越的异教文明；暴君的专制还可以安全地寄靠在大众的愚昧上；自由与批判的思想还在慢慢积蓄力量，等待形成强大的声音，足以唤醒大众，让君王贵族们倾听。

启蒙主义者大都是些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抱定关于理性的信念，在广阔的世界漫游。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启蒙哲学家们在身边找不到任何可以符合他们理想的制度，就把目光转向亚洲腹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启蒙哲学家几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在他们的著作中赞美过中国……他们将中国政体当作举世楷模的最完美的政体。”沃尔夫说中国政体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伏尔泰断言“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指中国——引者注）更好的政府：……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魁奈推崇中国为开明君主专制的榜样；“重农学派”的另两位，莱比·博多尔与波瓦，他们的赞美就更为彻底，博多尔说：“在中国，三亿二千万人民在世界上最有权威也最公正的政府管理下，在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最人道也最仁慈的王朝统治下，过着明智、幸福、自由的生活，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波瓦在《一位哲学家的旅行》中说：“中国提供了世界未来的迷人前景，但愿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法律。”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孔教理想国”崇拜与乌托邦的激进主义历史化思潮，影响不仅限于法国，或多或少也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启蒙主义者都是些游牧思想家。他们关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从旧大陆到新大陆，从法老时代到历史进步的未来。启蒙主义者都是世界主义者，但，是欧洲中心的世界主义者。他们的“世界公民”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但欧洲公民的身份却可以确定。启蒙思想家以法国思想家为主，加上英国与德国的思想家。他们不断在欧洲几个国家旅行，从意大利到俄罗斯，他们相互访问。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都去过英国，休谟、吉本到费尔奈（位于法国与瑞士交界处伏尔泰的庄园）访问过伏尔泰，亚当·斯密到巴黎见过魁奈。他们共同的思想先驱是培根与笛卡尔，他们或许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培根、斯宾诺莎、牛顿、洛克、休谟、贝克莱主教；一派是笛卡尔、培尔、封特奈尔、孟德斯鸠、伏尔泰、达朗贝尔、狄德罗、卢梭、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哈、孔多塞。两派在思想上的最后总结者是康德，而最能表达启蒙思想的文字是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写的“序言”与康德写于1784年的《什么是启蒙运动》两篇文章。

启蒙思想的核心在于用理性重建历史。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将乌托邦从基督教的千禧历史的时间尽头拉回到同时代空间的异域，启蒙运动又通过“孔教理想国”形象，使乌托邦从空间异域回复到世俗历史的可期待的时间中。我们不应该忽略“孔教理想国”与美洲“高贵的野蛮人”形象在西方乌托邦传统中的地位。在“孔教理想国”的形象中，我们既看到西方乌托邦想象的空间化，又看到西方乌托邦从空间回复到时间，从地理的异域到历史中的未来。因为异域乌托邦一旦被“发现”，就成为一种现实，而现实就又可能变成本土的，通过某种社会革命或变革，乌托邦就必然实现于历史。

启蒙运动试图用理性革新公民的思想与生活。人不仅要有理性并运用理性，而且要有勇气并公开地在一切事情上运用自己的理性。柏拉图《理想国》开启的西方政治乌托邦传统，对于启蒙哲学家来说，就是理性在国家政体上的体现。启蒙哲学家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孔教理想国”的观念与制度原则中。这是他们利用中国形象将乌托邦渡入历史的主要依据。“理想国”传统在“孔教理想国”的中国形象中现实化。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

启蒙主义者相信人类事务中，一切民族，一切时代，一切文化中理性的绝对性。他们那种乌托邦式的教条主义与浪漫主义，既有彻底的革命，又有热情的复兴。在后一点上，启蒙运动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柏拉图《理想国》及其关于公理与正义、法律与强权的思想，再次成为启蒙主义者的关怀主题。既然上帝不能保证人类的幸福，那么世俗的道德政治与教育是否能为人类营造一个现世乐园呢？中国是一个榜样。意大利哲学家乔万尼·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倡一种“文人”政治，国家中“以受欢迎的方式”进行统治的君主拥有民事制度的最高权力，由“具有才能和尊严的”、受过“文学和自由七艺”教育的公民构成的“中等阶层”管理。伏尔泰尽管接受了英国的分权立宪的思想，但他还是拥护开明君主专制制度。他说“仁慈的国王是上天给予大地的最好的礼物”。他将国家正义与公民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启蒙教育上，教育不仅可以开启民智，使人学会并敢于运用理性，摆脱愚昧与暴政，还可以使君王将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自然道德的原则上，伸张正义，爱恤人民。他说“当君主是一位哲学家时，对人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幸福”。

“孔教理想国”体现着启蒙主义者的开明君主专制主义理想。他们期望通过理性的建设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的君主，成就人类的幸福与正义。请看那些中国皇帝，他们“投入自己全部的生命与幸福”去治理国家。他们是最高尚智慧的哲学家也是最公正勤勉的君主。耶稣会士们，不管他们在中国的实际遭遇如何，总是不断向欧洲报道中国皇帝的杰出品德与业绩。首先是康熙皇帝，然后是乾隆皇帝。在一本耶稣会士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会士绘的中国皇帝画像，画像下面还有四行题诗：

他勤奋料理万般事务，

他的政府人人仰慕，

这位世间最伟大的君主，

乃是帝国里的鸿儒。

伟大的君王是帝国的鸿儒，中国皇帝实现了柏拉图哲学王的理想。如果说康熙皇帝感动了莱布尼茨，乾隆皇帝则感动了伏尔泰。迷人的中国国王竟成了人类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代表！伏尔泰曾用热情的诗句歌颂中国的哲人王：

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

请相信我，留在北京吧，永远别来吾邦，

黄河岸边有整整一个民族把你敬仰；

在帝国之中，你的诗句总是如此美妙；

但要当心巴黎会使你的月桂枯黄……

如果欧洲君主都像中国皇帝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不再是乌托邦了。启蒙运动是个充满希望，并坚信所有的理想都能够通过人的努力变成现实的激进乐观的时代。人们注意到，西方历史上乌托邦写作在启蒙时代出现了一个断档。因为在启蒙主义者眼里，所有符合人性与理性的理想，都可以在历史的进步中变成现实，因此乌托邦也就自然消亡。

只有在相信开明君主制的前提下，“孔教理想国”才有意义。文艺复兴时代的民族国家思想假设国家的主权即君主的立法权。君主制政治君主拥有独一无二且至高无上的权力，势必导致暴政。霍布斯认为只有绝对君权才能控制野兽心性的暴民，维护社会秩序。如果这种君主即权力的理论有些道理，那么，控制同样可能有野兽心性，且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就更有道理也更必要，因为权力使后者对社会的危险性更大。欧洲当时社会的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由民政官员、金融家、商人构成的“第三等级”，都在试图从自己的角度限制君权，规定他们与君主的关系，政治责任与权力的关系。贵族坚持封建制下贵族的世袭特权，他们赞成贵族制的君主制，贵族选举君主并辅助君主治国。教士阶层坚持自己的道德特权，“人民是一头性情无常的巨兽”，君主也缺乏教养，只有教士能够为统治提供明智而神圣的建议。前两个等级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统治的时候，第三等级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解脱被统治的命运。国王与教会都发现了这位不声不响地磨眼镜片的犹太人的危险。斯宾诺莎认为统治者拥有世俗和宗教权力，但个人也拥有个人的自由，这是天赋人权。他的著作《神学政治论》被禁。《政治论》写了一半，他就去世了。在他停笔之处，洛克的《政府论》开始论述在公民政府原则下使个人自由与权力权威和谐起来的多重权力原则。洛克通过分权限制君权的观点直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才体现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中。

启蒙运动中不同哲学家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有人拥护开明君主专制，有人主张宪政与社会契约论；启蒙运动不同时代，流行的政治观点也不同，1740年之前，人们基本上都主张君主制，174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宪政甚至共和。孟德斯鸠意识到道德与教育无法保证人的自由，政权的正确组织形式，如三权分立，在技术上更可靠。伏尔泰早期是开明君主专制主义者，晚期却推崇共和，认为共和是最能保障自由、最自然合理的政体。卢梭从一开始就反对君主专制，魁奈直到最后仍推崇开明君主。启蒙运动对“孔教理想国”的利用，只限于开明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孔教理想国”体现着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

开明君主专制前提下，人们将正义与自由的希望寄托在道德与教育上，哲人在政治中的责任与权力，他们与君主的关系，就成为关键的问题。在承认君主专制，坚持哲人王理想这一点上，教士与哲学家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信徒。他们的分歧与矛盾在于：谁来扮演哲人？教士在争取统治人的头脑并通过国王统治人的身体的权力，哲学家也在争取在思想与行动上摆脱统治的权力，哲学家成为第三等级的代言人。教士阶层与贵族阶层有矛盾，与新兴的哲学家也有矛盾。他们与贵族争夺统治人的行为的权力，与哲学家争夺统治人的思想的权力。当然，哲学家与贵族也不和睦。哲学家一边试图充当个人摆脱政权与教权统治的代言人，一边也尝试从君王的身边驱逐教士，取代教士参与国王的统治。曾经支持过教士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现在开始支持哲学家；曾经由传教士缔造的“孔教理想国”，现在由哲学家继承下来，打击教士。哲学家攻击教士用迷信愚弄人民，助长暴政，传教士指责哲学家都是些阴谋家，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掏出教士的肠子绞死国王。

启蒙主义者反对迷信与暴政，相信人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建立理想的国家，他们起初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教育国王上，这也是“孔教理想国”的启示。启蒙主义者都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希望明智仁慈的君主成为人类幸福与正义的保证；他们坚信理性将在人间建立乐园，所有的乌托邦都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变成现实，欧洲将拥有自己的哲人王与哲学世纪。“理想国”从哲学家的幻想到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现实再到西方的现实。这是启蒙主义者的信念与努力的方向，他们不仅相信乌托邦，而且真正试图在历史中实现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