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现“孔教理想国”

1．同一叙事：发现乌托邦与发现中华帝国

遥远的远方，除了遥远，还有梦想。“一艘船越过世界的尽头，驶向未知的大海，船上悬挂着几个字‘超越极限’。”据说这是培根喜爱的铭言。而当年哥伦布或达·伽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从家乡的港口出发，开辟海图上没有的航路，发现地图上没有的土地。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充满了可能性，世界与人生扩展了，知识与想象也随之扩展，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变得模糊，世界没有极限，人们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未知的岛屿与人民，发现美好的社会与制度。地理大发现时代也是西方乌托邦叙事繁荣的时代。从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到1623年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出版，一个多世纪里，西方近代乌托邦叙事达到第一个高峰，著名作品除《乌托邦》、《太阳城》外，还有弗朗西斯科·培根的《新大西洋岛》、约翰·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这些乌托邦作品都在描述某次旅行意外发现的一个人间乐园，那里有至善的君主与开明的制度，人民生活在幸福与正义中，教育、科学与艺术都达到了理想的地步。

当遥远的远方不再遥远的时候，梦想也就逼近了。文艺复兴为西方乌托邦叙事的繁荣提供了世俗关怀，地理大发现则为其准备了现实信心。中世纪人们将现世的期望寄托在时间尽头的天国。文艺复兴的世俗关怀，改变了人们期望的方向与方式。天国是遥不可及的，祈祷也无济于事，人倒可以在现世的、同时代世界的某个地方找到或建设人间乐园。乌托邦精神同时出现在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动机与历史成果中。总有人相信，在未知的地方可能发现美好的地方，于是，他们出海，航向是星际间的海洋；总有人“发现”在海图与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所以，一切都是可能的，谁也说不准，今天的幻想，明天会不会从码头上归来的水手那里获得证实。托马斯·莫尔爵士说，他的“乌托邦”，就是从一位远航归来的水手那里听说的。文艺复兴时代地理大发现与乌托邦叙事的繁荣关系密切。因为热烈的乌托邦幻想，勇敢者起航去发现新世界；因为不断发现的新世界，人们更勇敢地去幻想乌托邦。

文艺复兴时代是乌托邦幻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最接近现实的时代。东西航道的发现，将西方的冒险家、传教士、商人与士兵送到世界各个地方，新发现的旧世界（指亚洲或东方）与新世界（指美洲大陆）以及大片未知的海洋中，都有可能出现乌托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将其误称为“印度”并确信他已经来到离乐园不远的地方，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为这片新奇的土地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名字——亚美利加（America），并试图描绘高贵的野蛮人的生活。莫尔的《乌托邦》曾受到韦斯普奇的《四次旅行》（1507）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莫尔的《乌托邦》叙述的就是一种理想化的印第安文明。乌托邦精神构成地理大发现的精神动机，地理大发现又为乌托邦想象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基础与信心，以至于在人们的观念中，地理发现与乌托邦幻想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

地理大发现不断发现，最终可能发现现实中的乌托邦或像乌托邦一样的现实。1516年，麦哲伦环航地球，葡萄牙使团准备取道马六甲出使中国，英国首席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爵士出版了他的《乌托邦》;1613年，金尼阁神父带着利玛窦神父的日记自澳门登舟返回欧洲，恰好康帕内拉在意大利那波利的监狱里写完《太阳城》，平托的《东游记》已开始在欧洲流传。1621年，金尼阁神父在德国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带着7000余册图书返回中国的时候，培根又写出他的《新大西洋岛》。似乎每一个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新纪元的曙光中的思想家，都要写出一部乌托邦，而且这些乌托邦越来越近乎一个现实的地方。莫尔爵士的“乌托邦”，出现在一位荷兰水手亲历过的未知的南方大洋中的某个地方，可能在锡兰岛附近，康帕内拉“太阳城”也在想象中的同一方位。培根大法官的“新大西洋岛”则在日本与中国附近，统治者是在当地人语言中称为“太阳”的“世俗和宗教界的首脑”或“所罗门院”的知识精英们，哲人或哲人王。探险家在未知的海洋里发现新的岛屿与新的大陆，思想家也试图在想象的海洋中，“发现”新的乌托邦。在那个激昂感奋的时代里，探险家的游记或日记，传教士的报告或书信，在社会中大量流传，它们报道新发现的未知世界的各种新奇的消息，其中有真有假，人们也将信将疑，在接受者那里很难与乌托邦著作区分开来。传教士书简对“大中华帝国”的描绘，也令人想起乌托邦。它有一个理想化的、哲人式的君主，实施一种仁慈智慧的统治，科举教育与选官制度，保证了政治开明公正、社会和谐有序、人民优雅温顺，中华帝国国家富足，人民优雅。如果说在这个已发现的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近似乌托邦，那就是中华帝国。

有人在现实中旅行，有人在幻想中旅行，在人们的经验中，现实的世界与幻想的世界之间的界限经常是不明确的。现实世界在旅行者的游记中，显得像是乌托邦，乌托邦在乌托邦作家的著作中，又几乎像是现实。如果我们对比当时的游记或传教报告与乌托邦著作，两类文本经常采取同一种叙述模式。首先，叙述的事件是某位旅行者的海外见闻，一次航行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块地方；其次，乌托邦作品经常以旅行者的第一人称方式叙述自己的旅行见闻，叙述的过程与游历的过程相同；再次，乌托邦的结构与意义是在游历过程中逐步展开，这时经常有一位导游式的人物，先向旅人介绍乌托邦的外观、风土、制度、习俗、政治，然后再以对话的方式逐步解释这种制度背后的意义原则，经常是某种原则或哲学、信仰；最后，旅行者开始在某种理想原则上介绍乌托邦，并将这个异域乌托邦与故国故土联系起来，对照批判。我们可以在传教报告与游记的文本模式下研究《乌托邦》或《太阳城》，也可以在乌托邦文本模式下分析《马可·波罗游记》或《利玛窦中国札记》。它们甚至属于同一种文本类型。而且，西方文化发现中国的过程，也与乌托邦著作中描述的发现乌托邦过程相同，他们首先在历尽千难万险的航行中偶然“发现”中国，然后游历开始，从海岸到内地，从边疆到京都，了解了中国的器物制度、风土人情，最后落实到开明君主专制与孔夫子的哲学。

文本叙事中发现中国的过程与发现乌托邦的过程是相同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乌托邦叙事，往往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乌托邦都处于东方海上，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地方，“乌托邦”与“太阳城”据说都在锡兰岛不远的某处，“大西洋岛”可能在日本和中国附近。培根在《新大西洋岛》开篇写道：“我们从秘鲁启航，朝南海附近的日本和中国驶去，风暴将我们吹到神秘的大西洋岛……”所有这些乌托邦，都是与世隔绝的社会，外界不知道他们，他们也不关心外界，他们在地理与心理上，都处于封闭的、平静的和稳定的状态。

二、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一个绝对公正与智慧的领导者，哲人王式的人物。在《乌托邦》中，他是“哲学家皇帝”，在《太阳城》中，他是被人们称作“太阳”的“形而上学者”，在《新大西洋岛》中，他是所罗门院的“智者”，在《基督城》中，是被称作“教师”的人。哲人王式的领导者在一批知识精英们的辅佐下，以绝对的公正与善统治他的国家。

三、乌托邦社会大多具有某种极权特征，自信掌握了真理与正义的哲人王们，在知识精英的辅助下，以绝对的权威与责任管理乌托邦的子民，乌托邦的子民们对他的崇拜与信任，就像孩子对家长。这是一个集体化、秩序化的社会，一个反对个性与个人主义的社会，公共生活高于个人生活，公共的权力与利益也高于个人的。

四、乌托邦社会将教育当作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保证正义与公理的基础。他们都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那样，详细地讨论乌托邦的教育体系，而其道德与知识教育的内容与方式，都是颇为严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乌托邦社会里，教育也是政治的一种形式。

五、乌托邦社会多具有反对私有财产与奢华，崇尚劳动与节俭的共产主义与清教主义特征，甚至有将教会秩序社会化、世俗化的倾向，这一点在《乌托邦》与《太阳城》中表现得尤为明确。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描写的理想社会竟然是在东方契丹附近的“德廉美修道院”（Abbey of Theleme）。

六、乌托邦社会是一个至善至福的、完美无缺的社会，因此也就是一个无需任何改变或进步的超稳定的社会。人们描述乌托邦，像是描述一种永恒的、完成的现实，乌托邦社会多是一种静态社会。诺斯洛普·弗莱指出：“一般的乌托邦观念，即使不全是乌托邦作者的观点，至少也是大众想象中的乌托邦，都认为乌托邦是一个理想的或完美无瑕的社会，它具有某种逻辑一致的结构，不仅为乌托邦的子民，也为整个人类的生活，应许了充分的自由与幸福。作为一种终极的、确定的社会理想，乌托邦是一种稳定状态的社会；大多数乌托邦都具有防止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保险机制。”

文艺复兴时代的乌托邦叙事共同的特点，我们也可以在当时的中国形象叙事文本中找到：

一、中华帝国处于东方海上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地方，既靠近东方乐园或乌托邦可能出现的地方，又靠近传说中的长老约翰的国土。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几千年与世隔绝的社会，西方不知道他们，他们也不关心西方，中国人在地理与心理上，都处于封闭的、平静的和稳定的状态。

二、中华帝国的领导者是一个具有哲人王的素质的皇帝，他掌握着真理与正义，公正、智慧、仁慈，既是人民的统治者又是人民的教师。他在一些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培养出来的哲学家的辅佐下，在千年和平与幸福中，统治自己的国家。

三、中华帝国的政治的确具有某种集权特征。贤明的皇帝以绝对的权威和仁慈管理一个道德淳朴的民族，和谐的制度使一个庞大的国家变成一个和睦的家庭。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为了公理与责任放弃个人的利益。

四、中国社会将教育当作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保证正义与公理的基础。他们都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那样，详细地制定子弟的教育计划，严格地规定其道德与知识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并开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考试制度，为国家管理与公共事务遴选优秀的人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孔夫子的道德哲学的教育成为理想政治的基础。

五、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为每一个人提供机会，中国没有贵族，知识与德行可以使一个人升到高位，过失与无知也可能使他处于底层。中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尽管不反对私有财产并有时堕入奢华，但绝大多数人崇尚劳动与节俭，热爱家庭与邻里。

六、中华帝国像乌托邦社会那样，臻于至善至福、完美无缺，因此也就无需任何改变，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保持着某种令人羡慕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是一个静态的、永恒的社会，任何灾难与变故，最终都无法改变它。那些比耶稣更早降生的中国哲人们，为中国制定了道德政治律令，以后人们便一心一意地遵循，将来也不会改变……

文艺复兴时代游记文本与乌托邦文本共同的叙事形态，可以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与当时一般乌托邦文本的比较中发现。《利玛窦中国札记》描绘的中国，令人想起当时的乌托邦。不仅中国出现在地理上乌托邦可能出现的地方，而且中华帝国的政教制度，也具有了理想国或乌托邦的特征。莫尔的《乌托邦》可能叙述一种理想化的印第安文明，但是，美洲“高贵的野蛮人”的确不足以表达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理想国的楷模是不可能出现在新大陆，只有在旧大陆，东方——那个在千年传说中可能出现乐园的地方，才可能发现“理想国”，那可能是天上的国家的原型实现在人间。从马可·波罗的“游记”到儒安·门多萨的“历史”，中国形象逐渐显现在西方文化的乌托邦期待中——中国可能是世间最美好的国家，实现了或接近实现了“理想国”关于人类正义与幸福的目标。

2．“发现”的乌托邦想象传统

文艺复兴时代的乌托邦与中国形象，都在表述一种世俗政治理想。这种世俗政治理想一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提出，理想的国家是由真正能够担当起人类正义与幸福的“哲学家—统治者”领导的、实现至善的国家。“人类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正确而真诚地奉行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柏拉图理想中的理想国，是建立在道德教育基础上的哲人专政或知识专政的政体。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启了西方世俗政治乌托邦的传统，他的《理想国》是关于浪漫想象的雄辩，意义不是讨论某种现实，而是描绘一种真理或原则，一个在理念中可能存在的乌托邦。事实上，柏拉图本人也从未相信他的理想国的现实性，当苏格拉底被问到那个掌握了哲学的人是否愿意参与政治，苏格拉底的回答是机智的否定：

苏：说真的，在合意的城邦里他是一定愿意参加政治的。但是在他出身的城邦里他是不会愿意的，除非出现奇迹。

格：我知道合意的城邦你是指我们在理论中建立起来的那个城邦，那个理想中的城邦。但是我想这种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

苏：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反正他只有在这种城邦里才能参加政治，而不能在别的任何国家里参加。

《理想国》开启了西方世俗乌托邦的传统，以后的岁月里，那些不满于现实又充满希望与幻想的人，总是不断回顾这一传统，从中汲取灵感与热情，甚至努力按照“理想国”的原型，试图在人间建立天堂。《理想国》也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理想国”具有现实性，因为它是完全合理的；“理想国”具有非现实性，因为它只是一个理想中的原型。

从《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西方近2000年的乌托邦传统中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一次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他在柏拉图之后近1000年的时候将理想国彻底虚幻化为时间尽头的天国；一次是莫尔的《乌托邦》，他在《理想国》问世近2000年后，使它空间化，进一步具有了现实性。“理想国”与“天国”，都属于某种乌托邦式想象，前者是世俗的，后者是宗教的；都假定人可以通过某种律约，道德的或宗教的，达到至善至福的乐园；都期待一个救世主式人物降临，哲人王或耶稣，伸张正义，保障幸福；都信赖一些代表救世意志的精英、哲学家或教士，组织管理人们的生活；也都强烈地否定现实。唯一不同的是，前者要求改变现实，后者要求放弃现实。托马斯·莫尔是柏拉图与圣奥古斯丁的信徒，《乌托邦》中可以明显看出两位圣贤的影响。托马斯·莫尔描述的乌托邦，是哲人王统治的国家，管理者是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哲学家，一个终身任职的“哲学家皇帝”。乌托邦的政体再次证明，或者哲学家做国王，或者国王研究哲学，听从哲学家的忠告，否则，人类的幸福与国家的富强就是纯粹的梦想。但事实是国王永远不会成为哲学家，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终归是理想——一个天国。

托马斯·莫尔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从时间尽头的神圣天国移到空间异地的莫须有的国家。留下模棱两可的方向：一、乌托邦可能永远只是空想，出现在某种理想化的国家原型中；二、乌托邦是一种可能出现的现实，人们可能在现世的某地发现它，也可能在不断的向善的努力中建设它。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是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发现的一个现世理想国，拉斐尔·希斯拉德与其说是像奥德赛，不如说像柏拉图，在幻想的海洋中航行。这其中包含着乌托邦思想的一个内在的诡语：乌托邦是真实的，正因为它不真实。乌托邦（Utopia）的希腊语义为“没有的地方”，而虚构的航海家希斯拉德的语义则是“空谈的见闻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的末尾也表示，“乌托邦”与其说是可以期望的理想，不如说是心向往之的空想。希腊文中有两个发音拼写相近的词，一个是Utopia（没有的地方），另一个是Eutopia（好地方），莫尔用Utopia，可见他的用心。同时，莫尔也暗示，乌托邦就在锡兰岛附近。乌托邦不仅与他所生活的现实英国相对照，甚至可能成为英国改革的楷模，莫尔劝希斯拉德以自己在乌托邦的经验与知识，游说欧洲王公……

西方的乌托邦传统有两个源头，古希腊的古典哲学与古希伯来的《圣经》。但这一传统的复兴与繁荣，却在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代的乌托邦将世俗与宗教理想结合起来，幻想在人间发现一个由人创造、为人创造，体现着神意与社会正义甚至科学精神的幸福之乡。文艺复兴时代乌托邦的社会原则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宗教性的，但更多时候是将古典人本主义与基督教终极关怀结合起来，体现出文艺复兴的精神特征：“古希伯来相信一个上帝创造的，与世界同生但不与世界同终的历久长存的天堂，古希腊神话讲述一个由人创造、为人创造，与神的创造媲美的理想的、完美的城市。这两种古老的信仰，根植于欧洲人的观念中，构成并滋养着乌托邦想象。文艺复兴时代产生的乌托邦，是关于某种独特的完美社会的创意，它们是像珍珠一样镶嵌在田园风光中的城市，既有东方乐园与理想城邦的特点，又在追求完美中独有创造，与古代传统完全不同。16—17世纪的基督教乌托邦，在耀眼的荣光中遮掩了两种古代神话内在的矛盾。”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西方形成了强大的乌托邦传统。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不仅赋予这个传统一个精彩而准确的名称，而且将理想国与天上之城的想象统一到自己的“乌托邦”中，并赋予这种乌托邦某种现实的可能性。乌托邦同时假设现实性与非现实性，这是乌托邦思想传统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悖论。《理想国》留下了这一悖论。中世纪的基督教天国传说强调了其非现实性一面，文艺复兴时代的乌托邦，又将乌托邦传统的强调点，反拨到现实性一面。造成这种变化的是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复兴了古典思想与世俗精神，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尘封的历史记忆深处解放出来；地理大发现使“理想国”突然变得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谁也不敢断定现实世界的边界在哪里，谁也无法预测大发现还将发现什么样的人与国家、文化与制度。人们既然能够发现一片未知的新大陆，为什么就不可能发现一个未知的理想国呢？历史的机遇分外垂青他们那一代人。乌托邦可能获得地理与历史的现实性。

柏拉图开启的理想国传统，对西方以后的历史既是一种诱惑又是一种考验。后世那些献身理想的人，将像陌生的游客那样在时间的未来与空间的异乡寻找；找到了，理想将成为现实，找不到，现实也会变得虚妄。西方的理想国传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一方面使乌托邦可能成为某一个被发现的现实国家；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一个新发现的国家在集体想象中变成乌托邦。正是在这种西方文化视野内，中国形象具有了某种“乌托邦性”。乌托邦传统证明中国形象的理想性，中国形象又反过来证明乌托邦的现实性。

正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世俗政治热情与地理大发现的文化背景中，中国形象走入西方乌托邦视野。那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解放的时代，在人们好奇兴奋的头脑中，现实的可能像是乌托邦，乌托邦也可能像是现实。“理想国”与中华帝国，都是哲人王统治的幸福和谐的国家，西方的乌托邦政治想象，开始将中华帝国构筑成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在金尼阁神父编撰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玛窦神父这样介绍中华帝国：“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因此，结果是凡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也许这种情操来自于：人们有了学问，心灵也就高尚了……”

中华帝国像是一个现实中的乌托邦，利玛窦神父按照理想国的哲人王统治模式介绍中华帝国。中华帝国是由知识阶层或哲学家来治理的，现实如此令人难以置信，有时连利玛窦本人也会迟疑。起初他只是谨慎地评价中国的政府形式“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的都不同”，是因为“知识阶级即‘哲人’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后来，当他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的科举与文官制度时，他觉得他完全有把握确证中国的哲人统治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中国人崇尚道德哲学，国家主持的考试将给每一位有知识的人提供参政的机会。这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中国的哲学学位有三级，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而进士相当于博士。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你一旦在考试中获得高级学位，就有资格出任政府官员，每三年一次的博士考试中的前三名，“一生都可确保高级公职。他们享有的地位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其头衔并不世袭传授”。一个靠公平竞争的哲学家治理的国家，不知要比那些靠骄奢淫逸的世袭贵族治理的国家好出多少。莫尔抱怨在西方统治者与哲学家无缘，但在中国，皇帝身边的内阁里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学士”，六部的官员都拥有“品行与学术的荣誉”，翰林院“由经过考试选拔的哲学博士组成。这个部门的成员并不参预朝政，但职位比别的官员更为尊严”。

哲人王与哲人统治的国家，在西方是幻想，在中国是现实。《利玛窦中国札记》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这是哲人政治的关键。通过考试，有学识的哲学家出任政府官员，辅助贤明的皇帝治理国家。一个人一旦有了学问，心灵就高尚起来，由高尚的人治理的国家，就有可能是理想的国家。中国的道德哲学尽管在传教士看来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但在异教世界中，可以算是最完美的了。孔夫子是中国最受尊重的哲学家，“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

中华帝国，理想国或乌托邦，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理想的政治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哲学基础。据说中国人唯一重视的知识是道德哲学。这种高妙玄奥、丝毫不亚于古希腊异教哲学的智慧，都包含在“中国的哲学王子”或“圣哲之师”孔子的学说里。在基督降生五个世纪前，孔子“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所开创的儒家道德哲学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准则，个人以其修身，统治者以其治国。中国学者研习他的著述并熟记他的箴言，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他们将用这种“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的学说治理他们的国家。

中华帝国是一个“孔教理想国”。孔夫子属于那类在坟墓中统治世界的伟大的先知，孔夫子在中国受到普遍的尊重，“不仅哲学家作为一个阶级是如此，就是统治者在过去的时代里也给予他以一个人的最高的敬意。”柏拉图被西西里的国王卖为奴隶，莫尔说西方有国王也有哲学家，问题是哲学家从未参与过国王的政治，而利玛窦告诉西方，孔夫子和他的哲学受到皇帝与官员普遍的尊重。在西方，那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而在中国，则是现实：“……读者将感到既新鲜而又有趣。被称为中国圣哲之师的孔子，把更古的哲学家的著作汇编成四部书，他自己又撰写了五部。他给这五部书题名为‘经’（The Doctrines），内容包括过正当生活的伦理原则，指导政治行为的教诫，习俗，古人的榜样，他们的礼仪和祭祀以及甚至他们诗歌的样品和其他这类的题材。在这五部书之外，还有一部汇编了这位大哲学家和他的弟子们的教诫，但并没有特殊的编排。它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这部书是从前面提到的那四部书摘录下来的撮要，被称为《四书》（Tetrabiblion）。孔子的这九部书构成最古老的中国图书库，它们大部分是用象形文字写成，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别的书都是由其中发展出来的。”

中华帝国在西方的想象中，正成长为一个表现西方世俗政治理想的理想国式的乌托邦，从而使西方的乌托邦幻想，第一次具有了某种历史性或现实性。中国人普遍信奉哲学王孔子的学说，以道德为唯一重要的知识和帝国政治的基础。中华帝国的政治与教育制度，体现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似曾相识的，不断出现于回忆与向往中的理想国家原型。中华帝国并没有展示一种全新的图景，只是证明了一种古老的理想：完善的道德塑造完善的国家，而知识与教育是唯一的途径。仅这一点，就足以让西方人忘记有关中国那些阴暗的、令人不愉快的东西。中华帝国的一切都是光明的、公正的，因为哲学家用高贵的孔夫子哲学统治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