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方现代文化在持续5个世纪中不断美化中国形象，其精神核心有一种乌托邦冲动。亨利·博岱在《人间乐园》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就是将异域理想化为人间乐园。”早在马可·波罗时代，欧洲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就具有某种朦胧的人间乐园特征，广阔的土地、无尽的财富、公正的君主、幸福的人民，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中华帝国的人间乐园形象才明晰起来，意义也确定了，中华帝国是哲人统治的“孔教理想国”。“孔教理想国”的出现，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世俗关怀、绝对主义王权政治对开明君主的期望，还有地理大发现的文化心态，在前方广阔未知的海域，人们无法预测将发现什么，却可以期待发现一个理想的国度；既然能够发现一片新大陆，为什么就不可能发现一个现世理想国？在“孔教理想国”中，我们读解出自柏拉图《理想国》以来西方的世俗乌托邦叙事传统。

研究西方现代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问题不是这种形象的出现，而是这种形象为什么出现，出现在什么历史语境中，缘何生成、如何变异、又为何终结？它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究竟有什么意义？文艺复兴时代，西方首先在乌托邦想象传统中构筑“孔教理想国”。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在中国发现乌托邦的意义，一是证明幻想中的乌托邦具有某种“现实性”，二是昭示在历史中建设乌托邦的可能性。“孔教理想国”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传教士的东方见闻到早期启蒙哲学家的普世乌托邦构想，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逐渐从幻想文学进入现实历史。

探讨西方现代文化中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严格地说，属于观念史研究，它关注社会集体心理层面上体现着特定思想价值的象征系统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并揭示其作为话语活动的内在的文化逻辑。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启了西方的乌托邦传统，托马斯·莫尔继承并确立了这一传统。柏拉图与托马斯·莫尔都有将乌托邦从文学渡向历史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倾向，但又警觉到其中的危险；他们都在最后表示过，理想国或乌托邦实际上是可望不可即的。地理大发现与启蒙运动，曾在乌托邦传统中寻找灵感与动力，也都试图将乌托邦从文学移植到历史中。这是一种文化潮流，不仅限于几个人几部书的努力。一方面是旅行家按照乌托邦的模式描述他们发现的某些“新世界”，另一方面是乌托邦作家也试图将乌托邦安置在旅行家的世界地图上。因为与其在虚构的时空中虚构一个乌托邦，不如在现实的时空中将一个现实的国家虚构成乌托邦，这样乌托邦就不仅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文学创作，而且成为历史中严肃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动机与成果。

“孔教理想国”是西方现代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的起点。它出现在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期望中，与西方现代性自我奠基相关，因为西方现代性说到底就是一种政治哲学，对是否可能并如何建设理想社会与正义秩序的思考。启蒙哲学家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孔教理想国”的观念与制度原则中。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这是乌托邦化中国形象最初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一种政治伦理尺度。启蒙运动在社会现代性政治期望中构筑“孔教理想国”，试图通过“孔教理想国”将文学性的乌托邦渡入历史。

西方现代性政治期望中的“孔教理想国”形象，消失在法国大革命前后。法国大革命之前，启蒙运动高潮时期，启蒙主义者对开明君主的幻想已经破灭，作为开明君主专制的楷模的“孔教理想国”，自然也就失去了魅力，国王不可能成为哲学家，必须破除这一幻想的锁链；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对“人民暴政”的幻想也破灭了，哲学家同样不可能成为国王。法国大革命的灾难与浪漫，全在于它试图将政治文学化，以乌托邦原则改造社会。“孔教理想国”不是无辜的幻想，而是危险的骗局。

西方现代性语境中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的话语谱系，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出现了一次关键性的转折。关于“孔教理想国”的想象结束了，随之西方美化中国形象的时代也结束了。在政治哲学或社会理论视野内，中华帝国成为具有明显的否定性特征的停滞衰退的帝国、专制暴政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但是，与此同时，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审美期望中唯美的、神秘的、奇幻的、表现特定东方情调的中国形象出现了。这是另一种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类型，我们称作“中国情调”。它的意义不同，从投入的、干预并改造现实的社会乌托邦，变成超脱的、逃避现实的审美乌托邦；它出现的文化语境也不同，“孔教理想国”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社会政治期望中，而“中国情调”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审美艺术期望中。

从“孔教理想国”到“中国情调”，乌托邦化中国形象谱系的这次转型，不仅分别出现在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视野内，也与两种现代性的分裂同时发生。西方现代性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社会层面的，包括理性精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内容；二是审美层面的，包括浪漫主义到整个现代主义美学运动对社会现代性的反叛与超越。西方社会现代性确立于18世纪启蒙运动中，到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作为一个“分裂性概念”的审美现代性出现了。而此时西方文艺作品中对“中国情调”的渲染，寄托着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期望。

“中国情调”是西方现代主义期望中的审美乌托邦。现代性的分裂是西方现代性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后启蒙时代西方的乌托邦化中国形象并没有断绝，而是从社会政治期望转移置换到审美艺术期望中。“18世纪流传着中国贤哲和说教者的神话，到了19世纪则演变成中国爱情诗人和歌手的神话。”浪漫主义文学在东方情调背景下想象中国，不过是整个现代主义语境构筑的审美的“孔教乌托邦”的一个开端，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从唯美主义到颓废派文学，中国形象始终是作为一个感性的、唯美的、超越的、神秘的异度空间出现。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从社会现代性期望转入审美现代性期望，作为文化“他者”的乌托邦功能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前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社会现代性以“孔教理想国”进行社会批判，后启蒙运动时代西方审美现代性以“中国情调”进行美学批判。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是将社会革命的使命寄托在艺术中的审美乌托邦。

“中国情调”象征的审美乌托邦，朝梦幻开放，在现代主义运动中从审美主义到唯美主义，充满黄昏、衰竭、糜烂、残酷、沉醉与奇幻的颓废之美，失落了浪漫主义幻想最初在“中国情调”中从“孔教理想国”那里继承下来的道德意味。20世纪初，在西方文化危机意识中，“中国情调”的道德意义复现了，成为象征着淳朴、自然、和谐的田园牧歌，体现着现代主义思潮中对“前现代”的浪漫想象与向往。它的精神是美学的，指向却是历史的，介乎于美学期望与政治期望之间。不同类型的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是特定历史时期西方社会感受到紧张与不满，并试图消解或缓解紧张与不满的文化想象，它可以表现为对美好未来的幻想与向往，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感伤的、恋旧的倾向。20世纪初审美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的道德复位，给人一种“孔教理想国”想象复兴的错觉。实际上牧歌田园式中国形象的社会意义，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理解。不仅其美学期望无法转化为社会政治期望，连美学期望本身，也时时受到中国现实的威胁。它的真正意义不是复辟前一个时代的“孔教理想国”想象，而是铺垫了后一个时代的“红色圣地”形象。

研究西方现代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谱系，既要勾画其乌托邦意义范围，从社会现代性到审美现代性，又要揭示其形象谱系形成的历史过程，追索话语的延续与断裂、转化与承继的方式，尤其是启蒙运动时代与后启蒙运动时代“孔教乌托邦”形象的连续性因素。审美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的道德复位，既是对当年“孔教理想国”的纪念，又预示着下一个阶段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新类型——“红色圣地”的出现。“孔教理想国”已经随着西方现代性的确立永远成为过去，人们需要乌托邦，或者说西方现代文化需要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意义，关键在许诺未来。20世纪50—70年代出现的“红色圣地”，昙花一现地为西方左翼文化运动许诺了美好的未来幻象。

在西方现代历史上，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话语谱系出现了三种类型：“孔教理想国”、“中国情调”与“红色圣地”，经历过18—19世纪间与20世纪中叶的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乌托邦化中国形象从社会现代性期望的“孔教理想国”转入审美现代性期望的“中国情调”，乌托邦化中国形象从文学进入历史，复由历史回归文学，现代主义美学在“中国情调”中感悟自我超越的梦幻自由，逃避与反叛社会现代性；第二次转型从20世纪初“中国情调”的想象道德化开始，一直到左翼文化批判，将新中国当作“红色圣地”完成。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关于红色中国的乌托邦化想象中，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将无端坠落在唯美梦幻深处的中国形象唤醒，振奋其现实政治力量，再次从文学突入历史，以幻想的解放实现解放的幻想。

法国大革命前后，西方社会现代性曾经因为中华帝国文明停滞与政治专制，抛弃了他们空空追慕两个世纪的“孔教理想国”；如今，中国大革命之后，激进革命、人民民主的“红色圣地”，又被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奉为世界历史范围内人类进步的榜样。西方审美现代性期望曾经将“中国情调”想象成往昔的、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如今，西方社会现代性又将“红色圣地”想象为“生活在未来光明中”的物质进步、道德完善的“理想国”。这种观念的颠倒与错位，令人吃惊。另外，当年的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法国启蒙哲学家们，抱着绝对的启蒙信念与轻率的文学化政治激情，把遥远的中华帝国当作“孔教理想国”，把个人的事业、大众的幸福、社会的正义、人类的未来，都托付给莫须有的哲人王，其知识的幼稚与价值的混乱，可想而知；如今，两个世纪以后，那些启蒙主义者的后代故伎重演，把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的中国，当作人类进步与幸福的乌托邦，大加歌颂，更令人吃惊！研究西方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最荒唐处，也最值得深思。

遥远的中华帝国，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跟现实的中国与中国的现实，关系都不大。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虚构的空间，一个飘浮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异度空间”或“异托邦”。按照福柯的解释，乌托邦是没有这个地方或没有真实地点的地方，而异托邦是既超然于现实之外、又在现实中有它确定的方位的“真实之地”，与它所反映、表现的现实地方完全相反。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异己世界的象征，是西方社会集体梦幻投射自身焦虑与渴望、紧张与不满的“他者”。它可能作为乌托邦化的“他者”被美化地构筑，也可能作为意识形态的“他者”被丑化地构筑，而不管怎样，都是西方文化的构筑物，无所谓知识，更无所谓真实。

在西方美化的中国形象史上，我们看到一条乌托邦化主线，从社会现代性期望到审美现代性期望，再试图回归社会现代性期望。左翼文化批判的审美意识形态，沟通了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为乌托邦化中国形象从美学回归政治提供了渡桥。然而，乌托邦终归是乌托邦，局限在审美想象中，无法直接干预政治；一旦进入政治，又很快暴露其文学性家底。“红色圣地”在左翼文化思潮中昙花一现，左翼批评家很快发现“没有乌托邦的中国”。西方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第三次浪潮落下了。西方现代历史上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传统是否就此终结，我们无从而知。或许全球化文明使地球上再也没有遥远的远方时，乌托邦想象也就蒸发了，那样，让人清醒，也令人伤感。人们攀不上幻想的高峰，也潜不入心灵的深处。

本编研究西方现代性语境中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话语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