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8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述
一、启蒙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18世纪是欧洲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反封建斗争空前激烈，在整个世纪中，逐渐酝酿和准备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标志就是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到来之前，欧洲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具有全欧性质的反封建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之后所进行的第二次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反封建斗争高涨的历史条件下，在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启蒙运动家以先进的思想教育民众，追求政治思想上的自由，提倡科学技术昌盛，把理性推崇为思想行为的基础。“启蒙”一词意为启迪，在启蒙运动中引申为用近代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精神照亮被教会和贵族专制的迷信和欺骗所造成的愚昧落后的社会，树立理性至高无上的权威。启蒙运动提出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共和国等一套纲领，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启蒙运动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启迪了人们的思想，传播了新的观念，是一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场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作思想舆论准备的思想运动。
启蒙运动以英国资产阶级勇敢地号召政治革命开始，终结于发生在德国的一场思想领域里的革命，其中心是法国。英国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巨大发展为启蒙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世纪资产阶级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天文学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以英国物理学家依萨克·牛顿（1642—1727）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不仅奠定了古典物理学的基础，而且提出了在一定时期同样的方法也能揭示迄今尚不为人所知的规律的可能性。从此，大自然不再是人类连续不断地怀着恐惧心理生活于其中的神秘力量的随意汇集，而被显示为是一种可知力量的体系。如果说牛顿发现了自然世界的科学规律，那么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则发现了人心的科学规律，从而打开了在比较理性因而也比较愉快的方针上改造人类社会的途径。洛克在政治上以社会契约论反对君权神授说，拥护君主立宪制，标榜自由民主。他认为人类思想来自我们的感官印象，后天获得的经验才是认识的源泉。他第一次制定并论证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知识起源于感觉的学说，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的传播。此外，法国思想家贝勒（1647—1706）和封特奈勒（1657—1757）继承笛卡儿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摈弃其中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的唯心主义思想，把理性作为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权威的武器，提倡自由检验的科学精神，肯定人类的进步。他们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在英法先进思想家的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德、意、俄等国都产生了启蒙运动。
在启蒙运动中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休谟和亚当·斯密、莱辛和康德、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这些哲学家虽然各自的观点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都主张创建一个人道、教育与宗教分离，不受国家或教会专断干涉的，并有权对此提出质疑和批评的世界。
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它继承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并且把反封建的范围从道德伦理范畴扩大到整个上层建筑，带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明确地提出反封建必须挣脱两大枷锁——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在宗教方面，启蒙运动思想家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更进一步，他们没有企图把古典主义和哲学同基督教信念、对人的信任和对上帝的信任结合起来，而是强烈的反对天启宗教对人心的控制和操纵，认为进攻正统教会堡垒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提出以容忍一切宗教为基础的自然神论来与天启宗教相对。在政治上，启蒙思想家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肯定世界是物质的，认为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他们不满意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权，要求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他们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天性的最高表现，使自由平等的理念成为启蒙运动中最鲜明最有号召力的旗帜。总之，启蒙思想家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和宗教容忍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指出旧社会和旧制度的不合理，并提出建设新社会秩序的理想和方案，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
启蒙运动的伟大发现是把批判理性应用于权威、传统和习俗时的有效性。他们相信，如果人类能从恐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他们就会在自己的身上找到改造人类生活条件的力量。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进步的条件，人的发明和智力是钥匙，科学经验则是最有力量的触媒剂。他们用理性检验所有的旧制度、传统习惯和道德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可见，启蒙思想家崇尚的理性原则与古典主义者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以理性为原则，要求人们思考并否定现存一切制度的合理性。拥有乐观的战斗精神的启蒙思想家，相信人类不断进步，他们把理性与人的天性（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要求按人的天性建立未来的社会，即他们所标榜的自由平等的“理性的王国”。这个王国在他们看来将是真理和正义的社会。他们真诚地相信封建制度一经铲除，全体人民将普遍享受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
当然，启蒙运动思想家也有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他们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对社会历史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他们过分强调思想意识的力量，以为提倡科学、文化和教育就可以启蒙被宗教所欺骗愚昧的人类，从而改造社会。他们在对民众进行启蒙的同时，又把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中有的高举无神论的旗帜，有的虽用自然神论的观点否认上帝存在，却又承认自然本身是神，有的还提出了“自然人”的理论来和社会的人对抗，号召人们“回到自然”。这种视点固然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否定人类文明的一面，因而也是属于唯心主义的。此外启蒙思想家从来不否定私有制度，甚至把它看作是人权的一部分。他们所宣扬的“理性的王国”也不过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他们为之斗争的自由平等实际上也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在文学方面，这一时期古典主义仍然统治着欧洲文坛，在许多国家先后出现了自己的古典主义流派。但在18世纪，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启蒙文学和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
启蒙文学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家多半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把文学当作反封建的武器和进行启蒙宣传的工具，因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民主性。启蒙作家把文学创作看成是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重视文学作品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作用和提高人们道德素养方面的意义。他们主张面向大众，在选材上，着重反映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描写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和崇高感情。他们喜欢采用民间故事和人民的语言，绝大多数作品用散文写成。他们常用的手法是尖锐辛辣的讽刺和逻辑严密的说理。启蒙文学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的作品直接取材于现实，反映现实生活并对它进行评论，具有哲理性和分析性。他们不把描绘环境和性格作为创作的主要任务，但他们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常能引人入胜，发挥启蒙教育作用。此外启蒙主义文学家为了宣传启蒙思想，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学体裁，如哲理小说、正剧、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抒情小说、教育小说等。有的启蒙作家，如狄德罗和莱辛，在美学方面深入探讨，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丰富了欧洲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社会现实所依据的尺度也是人文主义思想和该世纪的最高标准——“理性”，因此，贵族特权、门第观念、社会不平等、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都被视为谬误与不合理。在这根本的思想基础上，它与启蒙运动的文学是一致的。它也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二、英国文学
英国在18世纪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建成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领导的政权。资产阶级在国外大规模进行殖民扩张，在国内发展工商业，大型手工业工场发达，一些生产部门已经开始采用机器。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诞生了。虽然早在上个世纪英国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但仍然有着启迪民众向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历史任务，由于这个任务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提出的，所以英国的启蒙活动和法、德等国的启蒙运动并不完全相同。
这一时期英国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以理性为武器反对封建残余，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同时，古典主义在这个时期还有很大的影响。保守作家大多遵循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一些进步作家也或多或少带有古典主义倾向。本世纪初期，古典主义在诗歌创作中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作家是蒲伯（1688—1744）。他模仿罗马诗人，有的诗对贵族生活进行温和的讽刺，有的宣扬庸俗哲学。他长于说理，诗风精巧，但缺乏深厚的感情，形式多用双韵体。
现实主义小说是18世纪英国文学最主要的贡献，它在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继承并发展了流浪汉小说的传统，直接取材于社会生活，以普通人，特别是中下层人物作为主人公，通常含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映了初期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的种种矛盾。与流浪汉小说相比，其情节趋于集中，时间、地点的安排也较严密，人物性格的塑造、感情心理的刻画、环境的描写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语言一般是日常生活用语。这些特点标志着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新阶段，为以后英国和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丹尼尔·笛福（1660—1731）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笛福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中心思想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发展贸易，为此他热烈地支持殖民制度，拥护黑奴买卖。在政治上，他反对专制政体、等级制度，主张民权。他一生的经历都为《鲁滨逊漂流记》准备下思想和技巧的条件。
《鲁滨逊漂流记》（1719）是以第一人称写的长篇小说，故事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记叙鲁滨逊离家三次航海的经历，在巴西买下了种植园。第二部分，也就是小说的主体，记叙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第三部分叙述他从荒岛回来以后的事情。小说的主要价值在于塑造了鲁滨逊这个典型形象。他的原型是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柯克，虽然塞尔柯克流落荒岛后不过作了为生存所必须做的事，但是笛福以另一种积极的眼光看待这件事。他通过鲁滨逊这个新人的形象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一方面，鲁滨逊是中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他虽身为平民，可内心中却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厌恶平凡中庸的生活，尽管离开人群28年，但是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他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鲁滨逊在岛上一边等待离开荒岛的机会，一边积极开发这个岛。他勤劳坚毅，相信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维持中等地位，才能爬到上层去。他在困境中坚持不懈地与自然进行斗争，改变自己的处境。最终得到了大量的产业和财富，这就是这个阶层英雄人物向往的归宿。另一方面，鲁滨逊又是一个殖民者，他用先进的武器赶走要吃星期五的土人，又用基督教来“开化”他——新式武器和基督教文化正是当时殖民者用来征服殖民地土人的物质和精神武器。笛福的另一篇重要小说《摩尔·弗兰德斯》（1722）是《鲁滨逊漂流记》的姐妹篇。女主人公不是漂流到无人居住的海岛上，而是在伦敦的中心，为了在这一荒野上谋求自己的安全、舒适和财富，与类似的困难作斗争。从这部作品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腐蚀作用，但作者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主人公不择手段的欺骗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尔虞我诈。
约拿丹·斯威夫特（1667—1745）生于都柏林，对英国政治，尤其是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有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他一生用锐利的文笔猛烈攻击英国的殖民统治，号召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至今仍被看作是为爱尔兰的自由而战的最早最伟大的战士之一。《格列佛游记》（1726）是斯威夫特唯一的小说，是一部讽刺杰作，全书共分四卷，叙述一个英国医生格列佛航海漂流到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慧涅姆国等几个幻想国家的经历。游记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方法，通过格列佛在这些国家的见闻抨击了英国18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统治。例如，通过在小人国的见闻，讽刺英国统治集团的政权对立、党派纠纷和以宗教信仰分歧为借口的掠夺战争；通过格列佛在大人国与国王的交谈，体现了作者向往一个法律严明、社会安定、重视国计民生的社会政治理想；通过格列佛在慧涅姆国的遭遇，谴责殖民制度。斯威夫特批判了行政、立法、司法制度、殖民主义、金钱关系等各方面的黑暗和罪恶。但是游记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保守倾向，如肯定等级制度，美化原始社会。在艺术上，作者成功地把艺术虚构和现实讽刺结合在一起，运用了多种讽刺手法，如象征、反语、夸张、对比等，语言朴实清晰，准确有力。
18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小说在题材、结构、语言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撒缪尔·理查生（1689—1761）在这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他是感伤主义小说家之一，他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美拉》（1740—1741）开了感伤主义小说的先河，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实细腻描写女性心理的小说。小说写一个乡绅家的女仆帕美拉坚决抵御主人对她的无理企图，迫使他正式娶她为妻，婚后她又以自己的品德、仪貌赢得乡绅和他朋友的尊重。小说的副标题《贞洁得报》指出了小说的主题：发扬道德和宗教信念。理查生虽然描写贵族的厚颜无耻，但是他认为贵族可以接受道德感化，他赞美帕美拉竭力保持自己的贞洁，以贞洁力量感化贵族少爷的行为，把她当作中等阶层女德的典范。小说反映的道德尺度迎合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普遍心理，既不希望等级混乱，又希望看到天使般的帕美拉获得幸福。理查生最成功的小说《克莱丽莎·哈娄》（1747—1748）也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它通过克莱丽莎长期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的折磨，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妇女婚姻不能自主的现象，批判了贵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理查生在英国和欧洲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小说以下层人民为主角，客观上让平民的道德战胜贵族。内容主要以日常生活中的婚姻、道德等问题为主，使家庭生活和个人感情相结合，书信体的形式更有助于分析和描写人物的情感和心理。在结构上，他的小说完全摆脱了以主人公多种多样的见闻经历作为主线的传统写法，而是集中描写一件事的始末。由于善于描写善良的弱女子令人心酸的处境和她们的悲苦心情，他的小说具有一定的感伤主义因素。
亨利·菲尔丁（1707—1754）是18世纪欧洲最有成就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为19世纪长篇小说的繁荣铺下了最后一块坚实的路基。菲尔丁着重批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揭露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拜金主义、道德败坏，对中、下层人民抱有极大的同情。他最早尝试的文学体裁是戏剧，但成就不大。从1742年起，菲尔丁找到了比戏剧更适合他的才能，更能表达他的思想的艺术形式，开始了小说创作。《约瑟·安德鲁传》（1742）是菲尔丁第一部小说，作家试图通过这部小说与理查生展开一场论战，揭露《帕美拉》的不真实及其所宣扬的道德之廉价。男仆安德鲁因为拒绝女主人的引诱而被解雇，他离开伦敦去找他的情人、女仆芳妮，途中他先后遇到本村牧师亚当斯和芳妮，最后安德鲁和芳妮克服种种阻挠结成婚姻。小说通过这三个穷人在路上的经历，广泛反映了当时英国乡村的社会情况，多方面描绘了地主、贵族的丑恶本质，从中可以看到英国社会贫富之间的悬殊和他们在道德上强烈的对照。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亚当斯牧师，他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但不了解人情事态，常常陷于尴尬可笑的境地。作者有意把他刻画成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恶习相对照。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43）是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通篇以反讽的形式讽刺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小说以当时一个有名的强盗首领魏尔德的事迹为根据，通过魏尔德利用手下盗贼作案，而自己独占大部分赃物的行径，讽刺盗匪首领和政府首相没有差别，他们的“伟大”就是压迫和剥削善良的“小人物”，盗取“公众的钱袋”，同时菲尔丁也通过魏尔德手下匪徒的党派之争，讽刺资产阶级政客之间的彼此倾轧。
在《约瑟·安德鲁传》的序言中，菲尔丁曾宣布要创造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散文体的滑稽史诗”，他于1749年出版的《汤姆·琼斯》全面实现了这个艺术理想。这是一部叛逆性的作品，它冲破了传统的道德准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秩序。小说通过弃儿汤姆·琼斯和乡绅女儿苏菲亚·魏斯登的恋爱故事，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真实的图画。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分别叙述主人公在乡村、在逃往伦敦的路上和在伦敦的活动。出身不明的汤姆在乡绅奥尔华绥的抚养下长大，是一个真诚、善良但又轻率放任的青年。他得到苏菲亚的爱，但受到奥尔华绥的外甥、伪善自私的布立非的中伤，被赶出家门。苏菲亚也因父亲强迫她嫁给布立非而偷逃出来。他们在路上经历了种种事件，在伦敦，汤姆又被布立非陷害，苏菲亚也受到家人的强制。在小说结尾，布立非面目暴露，揭开身世之谜的汤姆最终和苏菲亚结婚。菲尔丁通过汤姆和布立非的对比，肯定了发自内心的善，否定了资产阶级以自私为核心的伪善，同时批判了以门第、金钱为条件的婚姻，揭露了贵族的荒淫无耻和上流社会的罪恶。
菲尔丁把《约瑟·安德鲁传》和《汤姆·琼斯》的体裁叫做“散文体的滑稽史诗”。首先，菲尔丁认为小说家应当从叙事诗体中彻底地解放出来，采用散文的形式，在作品中反映广阔的人生和社会生活，以普通人为描写对象，同时在对现实的描写中，充分运用滑稽幽默以及含而不露的讽刺，重视道德宣谕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革命性。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认为“作家不应该写个别的人，而应该写人的类型”，要求作家在结构故事时注重选材，使故事服务于人物，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开了先河。在小说结构上，他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欧盛行的流浪汉小说的传统，但又突破了流浪汉小说结构松散的缺点，运用多条线索，从而拓展了反映生活的程度。
菲尔丁最后一部小说《阿米莉亚》（1751）减少了以往小说的喜剧成分，充满了悲剧气氛，它通过贵族少女阿米莉亚和一个穷上尉夫妻间的不幸遭遇，抨击了英国的法律与司法界，控诉社会的不公，揭发了资产阶级政权的腐败黑暗。全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接近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1721—1771）也是当时一位重要的小说家，其主要作品是带有自传成分的《蓝登传》（1748）和书信体小说《亨弗利·克林克》（1771）。他的作品也广泛反映了英国和欧洲社会各阶层的生活。
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发生后，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反映在文学上，出现许多新的流派，为19世纪浪漫主义潮流的形成作了准备。古典主义在这一时期已近尾声，其代表作家是撒缪尔·约翰逊（1709—1784），他肯定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将“反映永恒的人性”作为衡量文学的标准。此外，一些诗人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转而对中古产生了兴趣，或搜集古代民歌，或假托中古诗人之名发表诗歌作品。这种复古倾向在小说中的反映是“哥特式小说”的创作。主要作家有贺拉斯·瓦尔普（1717—1797）、拉德克力夫夫人（1764—1832）、路易斯（1775—1818）和麦图林（1782—1824）。这类作品多半以中古的城堡为背景，描写因财产或情欲而引起的谋杀、迫害，充满恐怖神秘的气氛。
18世纪后期，欧洲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流派，其发源地为英国。经济的繁荣帮助英国统治阶级牢固地掌握了权力，社会矛盾更加显著。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人民深感社会上贫富悬殊，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感伤情绪由此产生。感伤主义文学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感伤主义诗歌在18世纪前期已有所表现，如扬格（1683—1765）的《哀怨，或关于生、死、永生的夜思》，格雷（1716—1771）的《墓园哀歌》。在小说方面，理查生的作品中已经出现感伤因素，但最能代表英国感伤主义的作家是劳伦斯·斯泰恩（1713—1768）和奥立佛·哥尔德斯密（1730—1774）。斯泰恩的主要作品有《商第传》（1759—1767）和《感伤的旅行》（1768），“感伤主义”就是因后者而得名的。哥尔德斯密的代表作《威克菲牧师传》（1768）通过乡村牧师一家的不幸遭遇，批判地主阶级欺压良善，讽刺资产阶级中下层人们的虚荣心。这派作家夸大感情的作用，细致描写人物的心情和不幸遭遇，以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有时对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怜悯，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他们有时放任个人情感，沉溺于感情世界，脱离现实，有时抒发个人对生、死、黑夜和孤独的哀思，致使他们的作品往往充满悲观失望的情调。他们最喜用的体裁是哀歌、旅行记和书信体小说。
英国18世纪的戏剧成就不高，理查·布林斯莱·谢立丹（1751—1816）是当时最重要的喜剧作家。与当时追求矫揉造作的情感和夸张的戏剧性的创作手法不同，他以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进行创作，其著名作品《造谣学校》（1777）就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造谣中伤、伪善、淫逸放荡的风习，成为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缩影。
在诗歌方面，罗伯特·彭斯（1759—1796）和威廉·布莱克（1757—1827）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罗伯特·彭斯是18世纪苏格兰最杰出的诗人。他生活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写了许多歌颂革命、自由、平等，反对专制压迫、民族压迫的诗篇，如《自由树》一诗就是歌颂法国大革命的。他的诗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反映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要求，表达了苏格兰农民的情绪和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诗中感情淳朴真挚，语言清新明快，成功地运用了民歌体和苏格兰方言。威廉·布莱克也是一位民主诗人。他的抒情诗集《天真之歌》（1789）歌唱自然环境中生活的欢乐和“爱、仁慈、怜悯、和平”。《经验之歌》（1794）描写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对社会进行控诉。此外，布莱克还有一些歌颂自由解放，要求改革现实的作品。他的创作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束缚，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
三、法国文学
18世纪的法国在欧洲大陆各国中工商业最为发达，六七十年代，手工业工场开始零星使用机器，规模较大的企业出现了，但它仍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基本社会结构与17世纪没有什么不同，分为三个等级：教会以操“圣职”的名义列为第一等级，贵族阶级是第二等级，第三等级则包括资产阶级和由手工业者、工资劳动者、农民所构成的城乡劳动人民。前两个等级掌握封建国家的统治权力，享有种种封建特权。专制王权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对内则加紧压榨人民，封建阶级和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到极点。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一次最彻底的斗争，它完成了由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形式到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历史转变。
18世纪的法国文学，按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可分为三种流派，一种是贵族阶级的文学；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写实暴露文学；第三种是资产阶级启蒙文学，它是18世纪文学的主流。
在17—18世纪，法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谈论文学、艺术及政治问题的社交场合沙龙是实际上的文化、知识中心。在18世纪前期，各种沙龙或俱乐部盛行一时，各种沙龙的形式与内容也多样化，与会的客人除谈论文学艺术外，还热衷于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妇女们也参加社会、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讨论，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现状不满，对探索社会改革的道路的热衷。1760年以后，沙龙数量越来越多，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在沙龙中，思想家、哲学家们阐明各自的观点，争取知识界同行的支持，交流思想，进行辩论，这一切有助于新思想的传播。
18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对当时的社会是持批判态度的。前期的作品一般是对上流社会腐朽庸俗的作风，丑恶可笑的世态进行讽刺。在阿兰-勒内·勒萨日（1668—1747）的作品里则将讽刺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官场的黑暗，他的代表作是《吉尔·布拉斯》（1715—1735）叙述一个本来天真无知的西班牙青年，为了冲破封建社会的种种障碍，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直到当上首相秘书。小说反映了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关系上升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特征。作者通过吉尔·布拉斯的形象说明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即使有很好的德行和很大的才能，也不会受到重视，他只有与坏人同流合污才能有所作为。
1750年以后，法国基础教育发展较快，洛克那种容忍思想自由的经典论述和一切都可以从书本中学到的观点对法国颇有影响。一方面，人们重视知识，追求进步，许多人靠自修学会了阅读和书写，读者队伍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政府继续实行书刊、戏剧检查制度，国王可以用各种罪名监禁或放逐有先进思想的作家。
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政治最活跃的国家，法国启蒙运动也最典型，它明确地为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大造舆论。从总体上说，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主要有两大主题：反对封建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统治，宣扬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抨击教会黑暗，反对宗教迷信，宣传无神论或自然神论。它一般以路易十四的逝世（1725）为开始的标志，以1751年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
（一）启蒙运动前期（1701—1750）
主要特征是与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哲学蓬勃发展，并取得了明显成就。哲学家们不再热衷于建立哲学思想体系，而是联系实际，相信科学，实事求是，虚心接受外来的进步思想。他们一方面针砭时弊，猛烈抨击传统的封建专制政体和专横武断的天主教教权主义，一方面寄希望于理智和本性，以启发读者的本性为己任，试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制；哲学上，尚未提出无神论；文学上，依然崇尚传统文学形式（戏剧、史诗、抒情诗等），试图摆脱古典主义，但又受其影响。
查理·路易·德·瑟贡达·孟德斯鸠（1689—1755）是最早登上历史舞台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是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代表。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幼年学习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后专攻法律。1716年，继承叔父的子爵爵位和法院院长职务。1721年出版了书信体讽刺小说《波斯人信札》，引起轰动。小说以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头五年旅居巴黎的两个波斯青年与家人通信的形式，对法国的政治、宗教、社会问题进行评述。小说没有具体完整的故事情节，也谈不上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形象的细节描述，只是通过零星故事来阐述人物对各种问题的议论和见解。作品全面地触及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揭露法国统治阶级庸俗堕落、荒淫无耻，批判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习和生活方式。有些信札揭露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种种弊端和政策的失误。同时孟德斯鸠也借波斯人之口宣扬自己的反教会观点，对天主教教义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批判神权思想，谴责教皇，指斥宗教裁判所，反对教士的独身主义，主张离婚自由。全书贯穿批判精神，有力地向传统挑战。文笔活泼生动，讽刺深刻辛辣，为18世纪哲理小说开辟了道路。
1726年，孟德斯鸠辞掉法院院长职务。1728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获得当时文人的最高“荣誉”。此后，他到欧洲各国旅行，特别深入考察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形成了他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在《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发表之后，他发表了数十年研究的成果、重要的理论名著《论法的精神》（1748）。在分析政体特点时他指出，根据政府实施政策的方式，政体可分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共和政体三类，并且为这三种政体规定了所依据的原则和得以存在的基础。此外，他进一步提出三权分立说，即把政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他认为三权分立说限制个人权力，有效地促进民主和自由，英国即是此类国家的模式。这一学说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美国《人权宣言》和《宪法》也受到这一理论的启示。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他出生于巴黎中产阶级法学家的家庭。毕业后献身文学事业，出入具有自由思想的社交界。他敢于议论，不怕触犯权贵，曾一度被逐出巴黎，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后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是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首创者和领袖。伏尔泰的著作品种多样，卷帙浩繁，除戏剧、小说、诗歌、史诗、史学和哲学著作之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作品和一万多封书信。
他的哲学著作很多，其中主要的有《哲学书简》（1734）、《哲学辞典》（1764）、《历史哲学》（1765）。他的《哲学书简》是法国思想史的一个里程碑，为18世纪哲学确定了主要方向。伏尔泰基本上是英国唯物的经验论哲学家洛克和唯物自然科学家牛顿的信徒。他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但又认为物质世界最初是由一个最高的造物主创造的。他企图把牛顿的自然科学原理和上帝的神话统一起来，明确提出“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制造出一个”。他从洛克那里继承了自然神论，一方面把世界说成是神所创造的，神体现为不可动摇的自然界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反对把神具体化为一种人格的偶像而构成一种具体的宗教。他提倡信仰自由，是一位积极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教派纷争的思想家。在政治上，他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偏见，但寄希望于开明君主，是开明专制政体的拥护者。作为一名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思想不仅深入18世纪法国第三等级人们的心里，为法国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而且对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起过很大作用。
伏尔泰开始文学创作时，受到古典主义戏剧传统的影响，推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在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1718）上演后，他被认为是拉辛的继承人，从此使用伏尔泰作为笔名。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介绍到法国，给莎士比亚以很高的评价，但又从古典主义美学出发排斥莎士比亚的创作手法。他的悲剧形式是古典主义的，但是内容却贯穿着启蒙主义精神。伏尔泰把戏剧作为宣传武器，用来激起法国人民向封建专制制度、宗教狂热作斗争。《布鲁图斯》（1730）是一部政治悲剧，宣扬效忠于共和政体思想，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激起人们对专制暴政的仇恨，宣传自由思想。《扎伊尔》（1732）和《穆罕默德》（1742）这两部悲剧都对宗教偏见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宣扬宗教容忍的观点。
40年代后，伏尔泰创作了几部哲理小说。在小说创作上，他继承了拉伯雷的传统，不注重刻画人物性格，而是创造富有讽刺性的形象和故事，一般以滑稽的笔调，通过半神话式的或传奇式的故事，影射讽刺现实，蕴涵深刻的哲理，语言精炼简洁。《查第格又名命运》（1748）的主人公是一个聪明能干，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青年，但是他每做一件好事都遭至一场灾祸。小说结尾以查第格当上国王告终，这体现了伏尔泰的“哲学家王国”的政治理想，即开明君主可以使不幸的世界得到幸福。在查第格身上，作者写出了启蒙哲学家的遭遇。18世纪启蒙学者受到社会恶势力的压迫，但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敢，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老实人又名乐观主义》（1759）是伏尔泰哲理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篇。小说主人公老实人寄居在一个德国男爵的家里受“哲学家”邦格罗斯的教育。邦格罗斯是“一切皆善”学说的鼓吹者。老实人起初也很相信这种说法，但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却恰恰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完善”。“一切皆善”的说教来源于德国17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他曾提出“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在这个可能最好的世界，一切都趋于至善”。这是一种维护现存秩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舆论。《老实人》无情地嘲笑这一为神权和王权辩护的哲学，并以高度的讽刺艺术，对腐朽的社会力量——贵族、教士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小说中另一个“哲学家”玛丁持有怀疑悲观思想，在他看来，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人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老实人并不同意这些观点，他的结论是：“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因此，“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也代表了伏尔泰的态度，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人类会趋于完善，这是伏尔泰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在小说中写了一段老实人游黄金国的故事，勾画出他的乌托邦理想国。
《天真汉》（1767）和其他哲理小说有所不同，不是通过半神话式的故事或伪托于古代的异国，而是把故事安排在17世纪末路易十四的法国，对社会现实进行了直率的指责和批判。在小说中，伏尔泰以赞赏的笔调写天真汉的“淳朴的德行”、“自然的人情”，但他不像卢梭那样提出“回到自然”的思想，而认为“淳朴的人”应该“文明化”。
此外，伏尔泰的历史著作有三部。《查理十二史》（1731）通过瑞典国王查理十二抗击彼得大帝统治下的强大的俄罗斯帝国的进攻这一史实，说明“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路易十四时代》（1751）用大量篇幅描写当时文化界、法律界的情况和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为后人了解路易十四王朝统治时的社会提供了可信的资料。《风俗论》（1756）则具有世界通史的性质，论述罗马帝国覆灭以后世界各国的历史，尤其是亚洲各国的文明史。
在诗歌方面，伏尔泰创作过史诗《亨利亚德》（1718），长诗《奥尔良少女》等。他有意向布瓦洛那样，通过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哲学和文学见解。
（二）启蒙运动后期（1751—1800）
随着资产阶级的力量的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法国启蒙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倡导在自然神论或无神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哲学体系，提出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在自然科学和类书编辑上，具有进步倾向的鸿篇巨制陆续问世，如布封编写的《自然史》，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此时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也以其战斗性的增强而呈现出新的面貌，反封建反教会精神更加鲜明，艺术上彻底摒弃了古典主义的陈规陋习。与此同时，古典主义文艺思潮也延续到18世纪后期，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新文艺思潮兴起以后，古典主义的历史时期方告结束。
这一时期的启蒙运动的成就集中表现在《百科全书》的编纂上。《百科全书》全名为《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主编是狄德罗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达朗贝，狄德罗把《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变成了一场反封建的斗争。另外几个启蒙思想家都是主要合作者：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为它撰写过文艺批评和历史的稿件，卢梭则是《百科全书》音乐方面的专题作家。因此，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又被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在当时全欧知识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它以挑战的姿态，针对政治、宗教和哲学发表了很多激烈的言辞，全面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推动启蒙运动进入高潮，因而被罗马教廷视为禁书。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是18世纪最进步的启蒙学者，为宣传唯物论斗争一生，曾被关进巴士底狱。他在文学、哲学、伦理学、戏剧、美学、文艺批评、小说、科学思辨和政治学等领域均有突出贡献。
狄德罗对各种艺术形式有广泛的兴趣和精湛的研究，特别在美学，绘画和戏剧理论三个方面，有不少深刻的论述，构成了狄德罗完整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在文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美学思想是他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一部分。他重要的美学著作是《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1750）、《沙龙》（1751—1781）、《论绘画》（1765）等。他指出艺术与伦理学之间、美和善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真善美的统一论。而他心目中“真”、“善”的具体内容和“美”的标准是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在艺术创作方面，他把“摹仿自然”当作艺术创作的标准，得出艺术美在于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深刻原理，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实主义理论。在戏剧方面，狄德罗反对古典主义狭隘的美学观，要求打破悲剧与喜剧之间不可逾越的界线，建立一种新的戏剧类别：“严肃喜剧”或“正剧”。它以家庭的题材与宫廷的题材对立；以市民形象与贵族人物对立；以市民的重视道德和贵族的腐化堕落对立，其目的在于正面表现资产阶级市民的形象或资产阶级的理想人物，证明这个阶级在思想道德上高于没落的贵族阶级。在实践方面，狄德罗创作了《私生子》（1757）和《一家之长》（1758）两个“严肃喜剧”。他最重要的戏剧理论著作是《关于<私生子>的谈话》（1757）和《论戏剧艺术》（1758），全面总结了他的创作经验，宣传了其戏剧主张。
狄德罗作为文学家的地位，是由他的三部小说奠定的。他要求小说创作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强调细节描写的真实。相比其他启蒙主义小说，他的作品有较多的日常生活图景和接近现实的细节描绘，对于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修女》（1760）是一部书信体小说，揭露了天主教会对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的迫害，激起人们对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的仇恨。《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1773—1774）是一部对话体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由许多对话和长短不齐的故事组成。小说通过心地善良、对生活逆来顺受的雅克的形象，反映了在天主教的精神统治下，下层人民群众所受的宗教毒害。《拉摩的侄儿》（1762）是狄德罗重要的作品，这部对话体小说被恩格斯称为是“辩证法的杰作”。
作者以辩证的方法挖掘和表现了主人公性格中尖锐的矛盾，特别是这种矛盾性格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它反映的对社会的评论，不仅是当时封建专制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真实写照，而且也深刻地触及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某些本质特征，而拉摩的侄儿就是这样一个封建资本主义人与人关系的畸形产物。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法国启蒙运动中最富民主倾向的代表。他出身第三等级，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在政治上主张共和，哲学上是自然神论者。1750年在第戎学院举办征文竞赛中，他的论文《论科学和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获得一等奖。他认为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邪恶或奢侈的愿望而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作品的创造，因此科学与艺术不能促进社会道德的提高，它们的高度发展反而使道德堕落败坏。1754年第戎学院举办演讲会，卢梭发表了题为《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演说，并于1755年刊行。在这篇演说中他提出私有制的产生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而社会不平等现象愈来愈普遍。王权、等级制度都是不合法的，在专制暴君和被压迫人民之间只存在力量的对比。但是卢梭并不主张恢复到自然状态的原始平等，他提出要保护小私有者，以防止财产过分集中。这两篇论文体现了他早期的思想倾向。
卢梭在1761和1762年间出版的三本书为这两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指出了答案。第一篇是《朱莉，或新爱洛伊丝》，这是一部用书信体写的爱情小说，其情节同12世纪的法国哲学家阿贝拉与其女学生爱洛伊丝之间的爱情故事相似。卢梭把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朱莉比做爱洛伊丝，将他的小说取名为《朱莉，或新爱洛伊丝》，表明书中的女主人公朱莉和12世纪的爱洛伊丝在爱情上有相似的不幸遭遇。全书故事悲切动人：朱莉·德丹治和她的家庭教师圣普乐相爱，但她的父亲德丹治男爵的封建意识极深，不愿把女儿嫁给一个平民。圣普乐在朋友的帮助下，到海外远游，以期忘掉他和朱莉的感情。而朱莉迫于父命，和一个与她在年龄和宗教信仰上都有极大差距的俄国贵族沃尔玛结婚。被迫分离的朱莉和圣普乐之间时有书信往来。身为人妻，朱莉坚贞地忠实于她的丈夫，而沃尔玛对两个年轻人之间过去的爱也表示充分的理解，并对他们的美德完全信任，便把圣普乐接到自己家中，待以真诚的友谊。后来，朱莉因跳入湖中救她落水的孩子染病而亡。
《朱莉，或新爱洛伊丝》共分六卷，计163封信，全都围绕一个鲜明主题：要使人成为善良的人，就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只有从爱美德开始，树立良好的德行，人类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合乎自然秩序的社会。卢梭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以真实自然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理想。小说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内容，通过圣普乐的所见所闻，批判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习俗风尚，赞美了山区人民纯朴的思想感情、道德风俗。表现卢梭否定贵族阶级文明、歌颂人类“自然状况”的一贯思想。在法国文学史上，是卢梭的《朱莉，或新爱洛伊丝》第一个把爱情当作人类高尚情操来歌颂，第一个把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写进小说。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这是卢梭在《爱弥儿》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它代表了卢梭的全部思想，贯穿了其所有的著作。《爱弥儿》（1762）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所以又名《论教育》。小说通过富家孤儿爱弥儿的成长和教育过程，指出封建社会和封建教育制度是人的羁绊和陷阱。卢梭认为人性本善，教育就是要“顺乎天性”，因此作家为爱弥儿安排了脱离当时社会影响，适合于他自然发展的环境，给他以行动的充分自由，让他的身心自由发展，使他主要通过自身的经验，获得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养成独立自由的个性。卢梭的教育思想是他整个社会改革思想的一部分。卢梭对爱弥儿的教育，表现了他启蒙主义的对人的理想，其核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个人主义。
《论社会契约》（1762）是卢梭最重要的政治性著作。他提出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政体，即民主共和政体。与封建主义的“专制”相对，他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并以此作为他共和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卢梭以极大的热情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口号，并强调国家政府必须受社会契约的制约，公民也必须服从社会契约。虽然他的方案并不能解决私有制产生后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但是它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愿望，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能够产生巨大影响。
1762年《论社会契约》和《爱弥儿》被法国议会查禁，卢梭也已经与狄德罗及“百科全书派”完全决裂。1764年卢梭开始写自传性的《忏悔录》，追述自己过去半个世纪的往事。在他笔下，生活中违背道德良心的小事被披露无遗。这种大胆地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公诸于世的做法，在当时还不多见。卢梭一向善于描绘宁静幽雅的环境、悠闲平和的气氛。《忏悔录》仍然保持了这种风格：构思细腻巧妙，文笔轻灵通脱，富有音乐感。在另一部传记性作品《孤独的散步者的冥想录》一书中，卢梭冥想过去美好的岁月，追忆寂静无哗、令人神往的乡村。这两部书都是在卢梭死后才出版的。卢梭的散文说理性强，富于雄辩。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自我是他文学作品的三个主要特点，对以后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博马舍（1732—1799）原名彼埃尔-奥古斯旦·加隆。在剧本创作方面，博马舍深受狄德罗正剧理论的影响，提倡戏剧改革。他活动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后的关键历史时刻，主要作品有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1772）、《费加罗的婚礼》（1778）、歌剧《达拉尔》（1787）和《有罪的母亲》（1792）。其中《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有罪的母亲》三个剧本，以同一个主人公费加罗在不同时期的故事为内容，合称为“费加罗三部曲”。它们的背景虽然是西班牙，实际上反映的是法国的社会生活。前两个是喜剧，写于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后一个是正剧，写于革命后。在不同的时期，作者的思想有所变化，因此反映在三个剧本中的批评精神和政治倾向也有很大的差异，经历了由斗争到妥协的变化。
《塞维勒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全剧的戏剧冲突集中在少女罗丝娜争取恋爱自由与她的监护人霸尔多洛采取种种防范手段的冲突上。故事情节表现了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结合并反对封建包办的资产阶级婚姻观。剧本的主要成就在于塑造了费加罗这个有深刻含义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第三等级人物。他从事过很多职业，既写过剧本和流行小调，是一个没落文人，还做过江湖郎中和理发师，是一个受压迫的平民，带有若干流浪汉的特点。他聪明、机智、诙谐乐观，集中了法国戏剧和小说中来自社会底层的仆人形象的特点，这个人物对封建社会有深刻的洞察，并在他社会身份所允许的范围内，对这个社会进行了机智的嘲讽。在写作《费加罗的婚礼》的前两年，一切挽救封建专制政体的最后尝试都归于失败。社会阶级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封建旧制度全面崩溃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博马舍带着资产阶级的激情，将这种社会局势艺术地再现在《费加罗的婚礼》中，使之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夕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特点。阿勒玛维华伯爵与罗丝娜结婚后喜新厌旧，当费加罗即将与伯爵夫人的使女苏姗娜结婚时，他利用初夜权企图败坏苏姗娜的清白，破坏费加罗的婚礼。费加罗在苏姗娜的帮助下，争取伯爵夫人的支持，把伯爵利用过的人都拉过来，设下圈套，使伯爵的阴谋失败，最后喜剧在费加罗婚礼的狂欢中结束。这两部戏剧，艺术上相当工整，情节合乎逻辑，结构紧凑，对话生动、机智、幽默，人物性格刻画得较细致，形式活泼，其间穿插民间小调的歌曲和节日的舞蹈。在地点、环境和人物衣着的描写交代上，也很具体真实，现实主义因素比较突出，对以后欧洲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有所贡献。
在创作的后期，博马舍由反封建而转向与贵族阶级妥协的立场，这种转化在《有罪的母亲》中有恶性的发展。博马舍一反对阿勒玛维华伯爵的批判而极力将其美化，同时还竭力粉饰贵族家庭中腐朽关系，费加罗的形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成为伯爵忠心耿耿的仆人，还对自己早年的“行为不检”感到惭愧。
四、德国文学
德国在18世纪政治经济都还落后，全国分裂为300个左右的封建小邦。小邦的统治者大都仿效法国宫廷，专制独裁，道德败坏。这种封建割据争霸的局面，使德国不可能产生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包括下级官吏、商人、小业主和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依靠为宫廷服务而生活。经济上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地位，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但是，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逐渐发展，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割据、要求民族统一的情绪也有所增长。加之国内生产和科学有了一定的提高，以及英法先进思想的影响，德国也产生了启蒙主义运动。
在文学方面，迎合宫廷趣味的、以阿那克瑞翁诗派为代表的洛可可文学曾风靡一时，但主要成就是在启蒙思想指导下的启蒙文学。由于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政治地位，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文化领域里求发展，这造成18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文学和哲学的空前繁荣，产生了莱辛、歌德和席勒等杰出的启蒙作家。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特权，主张通过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戏剧，促进民族统一，同时他们的作品也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德国启蒙文学分前后两期，40年代以前为前期，德国文学界的权威人物是约翰·克里斯托弗·高特舍特（1700—1766）。他主要的功绩是改革德国戏剧，并对戏剧理论有所建树。他接受布瓦洛《诗的艺术》的文艺理论，提倡戏剧创作应以高乃依和拉辛为榜样，认为“理性是正确的风格的基础和源泉”，因此文学应该合乎理性，而文学创作也应以教育和改善道德为目的。到了启蒙主义后期，德国民族文学才开始走向一个辉煌的时代，它的奠基人是莱辛。
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1729—1781）在戏剧理论、戏剧创作和美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他还写过诗体和散文体的寓言、有关哲学和神学的评论文章，为德国启蒙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莱辛推崇伊索寓言，反对拉·封丹那种语言过于雕琢的风格。1759年，他完成了《寓言三卷集》和《关于寓言的论文》。这三卷寓言是用散文写的，语言精炼，风格朴素，简短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进步思想和批判精神，初步显露出莱辛对德国现实的批判锋芒。莱辛的重要美学论著是《拉奥孔，论画和诗的界限》（1766），这部著作论述了绘画与诗歌在反映现实上的区别。他认为雕刻、绘画之类的造型艺术应该表达出最精彩的“固定的一瞬间”，而诗应模拟在时间上连续不断的行动。莱辛分清诗和画的界限，是为了强调诗具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应该表现人的个性和感情，描写斗争，以满足资产阶级文艺的需要。
莱辛毕生从事戏剧活动，他认为戏剧是文学体裁中的最高形式。莱辛把他为汉堡民族剧院开办一年中历次演出所撰写的评论辑录出版，命名为《汉堡剧评》（1767—1769），成为德国资产阶级戏剧理论的重要文献。莱辛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主张剧院应当成为改进道德的学校。他反对机械地模仿法国古典主义悲剧，认为德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戏剧，并要求戏剧反映18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现实，提倡写“市民悲剧”。他号召向莎士比亚学习，因为莎士比亚的剧作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情感和愿望，忠实地再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莱辛强调文学应反映客观现实，认为戏剧中的“三一律”妨碍了“模仿自然”的原则。他同时指出作家在刻画人物性格时，必须要有逻辑性和真实性。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剧作家不必追究历史细节，但是必须刻画出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应有的性格。
莱辛的戏剧创作是他戏剧理论的实践。他以简洁鲜明的语言反映时代的关键性问题，发挥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思想。其中《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是德国市民悲剧的真正开端。他的著名剧作是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1767），悲剧《爱密丽亚·迦绿蒂》（1772）和诗体剧《智者纳丹》（1779）。《明娜·封·巴尔赫姆》又名《军人之福》，通过塑造一个有理性、道德完美的男主人公，来体现他的启蒙思想，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爱密丽亚·迦绿蒂》是德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市民悲剧。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意大利，叙述一个公爵想诱骗爱密丽亚，杀死她的未婚夫，把她骗到宫中。爱密丽亚的父亲为保护女儿的贞操，忍痛杀死了她。剧本一方面通过公爵和宫廷侍从的形象，揭露了德国18世纪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另一方面，通过爱密丽亚父女，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他们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但是没有力量同统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只能用市民道德来和它对抗。《智者纳丹》是莱辛和德国正统教会论争、反对宗教偏见的作品。通过发生在十字军东侵时代耶路撒冷的一个爱情故事，涉及基督教、回教和犹太教的信仰问题，说明三种宗教都有价值，反对正统教会的狭隘，宣扬了启蒙运动的容忍的思想。莱辛在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勇敢地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宣传启蒙思想，提高民族觉悟，为德国文学开辟了新的阵地，对同时代和后代的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世纪70年代，德国发生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学运动，即“狂飙突进”运动，它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因作家克林格尔（1752—1831）的同名剧本而得名。“狂飙突进”运动在反封建和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方面比启蒙时期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标志德国资产阶级民族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觉醒。其主要思想倾向是反对封建割据，反抗封建压迫和虚伪的道德风尚，批评死气沉沉的封建文艺，要求创作自由和个性解放。“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们重视民族意识，提倡民族情感，强调从本民族历史中吸取题材，发扬民族风格；他们反对封建束缚，崇尚感情，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他们拥护卢梭“回到自然”的口号，歌颂理想化的自然秩序，赞扬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淳朴的儿童和劳动人民。这些作品中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并掺杂着感伤主义成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场运动只局限在文学领域，没有发展到政治性的社会运动。
“狂飙突进”运动的中心是斯特拉斯堡。约翰·高特夫利特·赫尔德（1744—1803）是狂飙突进运动纲领的制订者，他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文艺理论以及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这一时期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青年时期的歌德和席勒，代表作品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是18世纪德国杰出的诗人和戏剧家。他和歌德一起把德国的古典文学推向高峰，为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席勒在“狂飙突进”运动的后期进入文坛，早期成功的剧本是《强盗》和《阴谋与爱情》。在“狂飙突进”运动下，青年时期席勒的创作充满了反暴政、争自由的精神。《强盗》（1781）的主人公卡尔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进步青年，他仇恨暴政、蔑视法律，同情被压迫者，而且想要改造社会，建立一个共和国，于是他参加盗群，采用恐怖手段对统治者进行复仇。卡尔的言行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青年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自发性反抗。席勒在剧本的第二版的扉页上写到：“打倒暴虐者！”并引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特斯（公元前460—前377）的话：“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突出反专制暴君的主题思想。
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1782）是席勒青年时代最成熟的作品，它直接取材于德国现实，某公国宰相的儿子斐迪南爱上了音乐师米勒的女儿露伊斯，宰相瓦尔特为迫使他与公爵情妇结婚，在秘书伍尔牧的策划下布置阴谋，使他怀疑露伊斯不忠，毒死露伊斯，露伊斯在临死前揭穿真情，最后，一对情人牺牲，恶人入狱。瓦尔特和伍尔牧的阴谋行为代表了德国腐败反动的统治阶级。女主人公露伊斯具有独立自尊的精神，反映了进步青年要求打破封建等级制度，渴望平等的思想。她的父亲米勒是德国市民阶层的代表，耿直自尊，不趋附于权贵，但是安分守己，缺少足够的反抗力量。剧本把爱情悲剧和宫廷的政治阴谋联系在一起，集中反映了德国市民阶级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被恩格斯称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席勒的剧本《堂·卡洛斯》（1787）标志着作者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过渡。剧中仍然回响着反对专制、渴望自由的基调，但是主人公把自由理想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已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剧本以16世纪尼德兰独立斗争时期为背景，体现了自由和专制、人权和奴役、启蒙思想和封建教会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作者通过主人波萨的言行宣扬了当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代表了马克思所批评的“席勒式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创作手法。
1792至1796年间席勒研究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写出关于美学的著作。在《审美教育书简》（1795）中他一方面批判封建统治的腐败，一方面又不满资产阶级的革命，因而提出通过审美教育实现所谓“自由王国”这一空洞的教育计划。在《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中，席勒最早运用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两个文学理论术语，并区分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创作方法，探讨了文艺创作中某些根本性问题。
1794年与歌德订交后，席勒又恢复了文学创作，他的后期创作的主要成就是戏剧，并倾向于现实主义。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1799），包括《华伦斯坦的军营》、《皮柯洛米尼父子》、《华伦斯坦之死》，描绘了德国17世纪30年代战争时代的图景，刻画了产生于混乱时代的代表人物华伦斯坦所具有的复杂矛盾的性格，他想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统一，但是左右他行动的是个人野心，以至于最后叛国通敌，身败名裂。
拿破仑的入侵使德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此时，席勒写出了爱国主义戏剧《奥尔良姑娘》（1801）和《威廉·退尔》（1804），描述被外族侵略或统治的人民同心协力反抗外族的压迫，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反映了德国人民高涨的爱国情绪，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奥尔良姑娘》取材于中古末期英法百年战争中女英雄贞德的故事，席勒一方面通过约翰娜（即贞德）率领法国人民勇敢杀敌，显示人民的力量，一方面又通过约翰娜对敌人产生爱情，来宣扬所谓的“人性”。《威廉·退尔》取材于14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历史和传说，剧本描绘瑞士农民团结一致反抗外族压迫的英雄气概和他们的优秀品质，揭露了统治者的暴行，但是席勒幻想贵族能采取开明措施，与人民联合，反映出他对贵族的美化和妥协。
五、其他国家文学发展状况
从18世纪中叶起，意大利出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经济上有了发展。资产阶级较前壮大，民族意识日益觉醒，法国启蒙思想传播到进步知识分子中间，意大利文学出现新的繁荣。卡尔洛·哥尔多尼（1707—1793）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戏剧家。当时舞台上流行意大利的独特剧种——即兴喜剧，这种喜剧没有固定台词，由演员临时想出对话和独白。剧中滑稽人物带着假面具，因而又名假面喜剧，它原来具有一定的社会讽刺性质，但到了18世纪却变得庸俗鄙陋，缺乏思想内容。哥尔多尼作为启蒙的编剧家，要求戏剧对观众起教育作用，为此必须改革即兴喜剧，使之成为具有固定台词的现实主义喜剧。哥尔多尼要求喜剧忠实地反映生活，反对“三一律”和盲目崇拜亚里士多德，提倡性格喜剧，强调正面性格和反面性格的鲜明对比，使喜剧能起更大的教育作用。他的剧本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假面人物，但他们不再是定型的，而是具有现实内容的形象。剧情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因而又是风俗喜剧。哥尔多尼不但把矛头指向贵族阶级，而且也批判和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恶习和缺点。他的主要作品是《女店主》（1753）、《老顽固们》（1760）。在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剧本中，最出色的是《乔嘉人的争吵》（1762）。
俄国长期遭受鞑靼人和其他外族的侵略，地理上又与西欧的发达国家隔离，经济文化处于落后闭塞的状态。这种情况直到18世纪才开始有所变化。18世纪初，彼得厉行改革，在文化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大大推进了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彼得一世时期，俄国文学还处于从古代文学向新的内容和形式过渡的阶段。20至50年代，专制制度日趋巩固，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深入俄国，形成俄国古典主义流派，出现了第一批俄国作家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等。俄国古典主义除了遵守古典主义原则和形式方面的规则，还向民族历史和民族生活汲取题材，特别注意文学语言和诗体改革，强调爱国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启迪作用。70年代爆发的规模巨大的普加乔夫起义尽管归于失败，但有力地打击了农奴制度，促进了俄国人民的觉醒。在18世纪后半期，反对农奴制的进步思想有所发展，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一时期的进步作家有诺维科夫、冯维辛、拉季舍夫等。普加乔夫起义之后，俄国也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它是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精神危机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散文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虽然成就不高，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为19世纪俄国文学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