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叙事

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1932—2009）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特点是把社会纪实、自传和虚构融于一体，呈现美国中产阶级的风俗生活，厄普代克也因此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风俗作家。然而，厄普代克并不是位容易读懂的作家，其小说缺少跌宕起伏的情节，作家渊博的学识、丰富的词汇和不断变化的宗教观念都增加了作品的阅读难度。本书围绕“对话”这一概念，力求从“继承”与

本书聚焦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跳出了将昆明仅仅视为西南联大“背景”的研究思路，通过挖掘、梳理原始文献资料，细察了文学作品中所传递的文人心态与文化氛围，展示了昆明作为战时“文化大都市”的特殊魅力。抗日战争促进了昆明的现代化转型，从内地来昆明的文化人士改变了昆明的文化生态，刺激了本地人的文化认知，由此形成了由外来者、本地人、昆明城共同构建了的独特文化空间。本书对抗战时期昆明文化空间的考察，丰富了抗战

本书主要研究朱敦儒其人其词之特质内涵及其身后的影响效应。作为一位经宋室南渡，历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局宗朝的词人，其传世词集《樵歌》具自传体特质，记录了朱敦儒从伊洛名士至南奔流民，从仕宦官员到嘉禾隐者的心路历程。朱敦儒词的嬗变是两宋之际词质演进的典型样本。《樵歌》中彰显的朱敦儒之人生风致则折射出了两宋之际的士风和时风。近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宋金、元明、清代、现当代的读者对朱敦儒及其词的选择和接受阐

洪亮吉是清代的朴学大师，又是乾嘉文坛的巨子，以词章考据著称于世。本书从要素论、本体论、功能论、创作论四个方面阐述了洪亮吉的诗学理论。结合洪亮吉的文学活动、思想个性和创作心态，对其诗歌题材进行分类研究，揭示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和审美风貌，进而把握其诗风演变的轨迹，借以管窥乾嘉学者型诗人创作的典型特征。对洪亮吉的其他文体创作及学术研究进行评析，将其置于乾嘉文坛的背景下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自然包含了多民族性。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遭到忽视。本书针对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寻根”现象中缺失现状，专门以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为研究对象，着力探究其发生语境与发展轨迹，同时选择西藏新小说的藏族作家文学书写、凉山彝族现代诗歌群，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人

自汉初王世奉日记牍出土以来的两千多年间，日记一直是我国最传统、实际效用很大，但又常常被轻视、相关理论研究也极为薄弱的写作样式和治学方法之一；期间，我国累积的日记文论资料非常丰富，且成就非凡，但零散、杂乱，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注意，也一直缺乏系统的辑录、校勘和整理。本书运用当代人本主义哲学、文艺学对话理论、言语生命动力学母语写作理论等前沿学术思想，对我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家、教育家等有心人士的日记写

乾嘉时期，朴学取代理学成为主流学术，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乾嘉学人重新思辨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关系。袁枚的性灵说与翁方纲的肌理说，前者对抗朴学，后者拥抱朴学，两者旨趣迥异。性灵说与乾嘉义理有内在的一致性。朴学的博雅考证推动了乾嘉时期的骈文创作。乾嘉学者将骈文视为文章正宗，此时的骈散之争是汉学与宋学之争的延伸。在乾嘉朴学的影下，通俗文学也具有了浓厚的考证色彩。

歌谣是行走于民众口中的诗，新诗是汉语现代转型过程中打开新世界、化合新经验催生的文体，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20世纪中国新诗进行了多次以歌谣为资源的努力求索。本书对20世纪新诗化合歌谣的多次实践进行历史追踪，并重点聚焦于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在国统区、解放区两种不同文学制度下的丰富实践，通过细读何其芳、艾青、袁水拍、李季、阮章竞等人的代表诗作，展示了新诗与歌谣不同的文体边界以及耿谣进入新诗的复杂历

本书结合周代历史思想文化大的背景，对《诗经》的内容与形式进行了多方面思考和研究，对先秦至汉代的《诗》学史方面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毛诗序》的作期、作者问题，通过梳理考察传统文献记载并结合新发现相关考古资料的研究，从而获得了一些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