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孙武

孙武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据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孙武，字长卿，大约与孔子同时。他的祖父是齐国的大夫田书，因为与莒国打仗立了功，赐姓孙，并以乐安（今山东惠民）作为他的封地。后因齐国内乱，孙武一家逃到吴国。吴王阖闾当政时期（公元前514年—496年），他由伍员推荐，被吴王重用为将，带兵三万与楚兵二十万相战（刘向：《新序》），几次打败楚国，终于在公元前506年，攻陷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当时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吴列传》）。

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汉书·艺文志》已有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八十二篇中一部分及图，后来都散失了，但其中主要部分十三篇，即汉人所说“兵法五千言”，仍一直保存下来，其他有些部分还保存在杜佑的《通典》中。但自南宋叶适以来，一直不断有人怀疑孙武的存在和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作者是否就是孙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孙子兵法三百余枚，近三千字，其中二千多字，与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大致相同，其余部分似亦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其他各篇文字。临沂汉简中还另发现《孙膑兵法》四百余枚，约一万一千字，这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的一部分，因此，历史上长期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和写作年代的争论，终于解决。

《孙子兵法》这部书，总结了这个时期丰富的战争经验，阐述了“以正守国，以奇用兵”（《汉书·艺文志》）的战略战术，探讨了一些战争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我国古代一部光辉的军事著作，一直到近代还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赞扬。同时，这部书在总结战争经验中，还反映出了孙武的一些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因而也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哲学著作。

从新发现汉简的《吴王问》中，我们可以看到，孙武是一位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的军事家。他拥护封建制度，主张进一步实行封建制的革命，以求富国强兵。本来，周朝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土地属于周天子所有，诸侯以下的奴隶主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奴隶主所使用的土地，建立井田制，田亩都有一定的经界，井田的经界不容错乱。自春秋中后期鲁国“初税亩”以后，晋国的六将军即六卿也相继破坏经界，实行新的田亩制度和农业税收制度，成为封建性的地方政权，不再受晋公室奴隶主政权的约束了。当吴王问孙武：“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武不但根本没有惋惜周礼的崩溃，没有想维护晋公室奴隶主政权正在消失的权威和力量，反而认为在这六家中，哪一家对过去的制度改革得最彻底，哪一家就应该而且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婉（畹），以二百卌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俭）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这就是说，赵氏实行以二百四十步为标准的大亩制，不但破坏了晋公室的井田制及旧经界，比六将军中其他各家分别以百六十步至二百步为亩的情况来说，也破坏得更彻底，从而容许和鼓励新兴地主多占田，农民多种田。其次，赵氏实行的无税制，对土地只征收赋而不征收税，其他各家除赋外，都征收五分之一的税，因此，赵氏这个措施虽然使“公家贫”，却使以赵氏为代表的整个地主阶级更为富裕，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后造成了“主俭臣收，以御富民”的局面。孙武认为，这一切最终将巩固和发展赵氏政权的力量，而“晋国归焉”。

孙武还认为六卿政权的存亡，除了田亩制度和税收制度等农业经济制度的原因外，还取决于军事制度的优劣。其他各家“置士多”，即相对于耕地的多少来说，征调的军赋和兵士太多，超过了耕地数量的生产所能供应的限度，最终也必然不能强兵。赵氏政权“置士少”，经济基础稳固，军队的供应就能充足，这种制度反而可以达到精兵强兵的目的。

孙武认为实行“富民少士”，可以富国强兵，还由于实行这些经济方面制度的改革，就能在政治上取得人民普遍的支持。吴王阖闾在听到孙武对晋国政治发展趋势的分析后说：“王者之道（明矣），厚爱其民者也。”（汉简《吴王问》）这里所谓“厚爱其民”的王道，当然不是这些封建统治者会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只是说明，赵氏能比其他各家在更大程度上满足整个新兴地主阶级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吴王才因此认为赵氏在政治上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孙武认为，进行战争时要取得胜利，需要政治、天时、地利诸方面的条件。因此他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条件，这就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等“五事”。“五事”中居于第一位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计篇》），这正是指政治条件。他还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这也是说，善于领导战争的人，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所谓“天”，即指“阴阳、寒暑、时制”，也就是气候、时令等方面的条件。所谓“地”，就是指作战时的地形、地势的条件。将领方面则要选择有智有勇的人担任。所谓“法”，即指各种军事管理制度。只有具备了这五个方面的条件，才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孙武很看重战争，他反对轻率的用兵，主张要在战争前充分考察和估计用兵的利害：“故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对战争采取“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篇》）的态度。因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和人民生死的大事：“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而“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篇》）。因此，对于用兵决不可轻率从事，而应该深思熟虑，极端慎重。只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才是“安国全军之道”。他预测晋六卿中其他各家敌不过赵家，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其他各家“急功数战”。

孙武这些富国强兵思想和对战争的看法，是完全符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兼并战争、称霸诸侯的要求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书·刑法志》说：“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这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功利主义的富国强兵思想开始流行，提倡这种思想的人都崇奉孙武等人。孙武正是后来战国时期兵家和法家的先驱，战国中期的军事家孙膑和法家吴起等人的思想则是孙武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孙武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他总结战争经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其内容也是很丰富的。

孙武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反对相信鬼神灾异的无神论思想，而主张从实际出发，主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科学真理上。他提出指导战争要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要靠人调查研究，弄清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决不能靠祈求和相信鬼神，也不能依靠占卜和星象。所以他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在用兵的时候，他认为要禁止迷信和谣言的流行，即“禁祥去疑”（《九地篇》）。这都是他在战争的指导上要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结果。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至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战争经验的总结，则更是反映了战争取得胜利的一般规律的，是具有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的一句军事名言。

孙武一面要求在战争中“知彼知己”，根据客观实际的情况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还强调要在了解客观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认为全面掌握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不论这个对比的具体情况暂时是否对我有利，都可以主动创造对己有利对敌不利的形势，以取得胜利。他所说的“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就是要求充分做到这一点，以争取战争中的主动权，控制战争的发展趋势。怎样在战争中做到争取主动呢？他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办法：一个办法是“避实而击虚”（《虚实篇》）。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敌人总会有弱点暴露出来的，“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只要全面地掌握敌人的真实情况，就一定可以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他所提出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篇》），“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佚待劳”（同上）等等，都是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实现这一办法的概括。另一个办法是“以患为利”（《军争篇》），即变不利甚至患害的情况为有利。例如，在战斗中，敌众我寡的情况是经常可以遇到的，我们决不可用不利的条件对抗敌人有利的条件，“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地形篇》），而应该变不利的条件为有利，想各种可能的办法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样，“我专而为一，敌分而为十，是以十击其一也”，结果，虽然“我寡而敌众”，却“能以寡击众”（以上见汉简《实虚》）。这就是说，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使敌人兵力分散，在战术上“以十击一”，就能在战略上达到“以一击十”的目的，战胜优厚兵力的敌人。

孙武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在研究战争经验的过程中，还表现出了极其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首先，他要求指导战争必须从全面的观点出发，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他主张既要了解我方，也要了解敌方，只有这样全面地看问题，才能指导战争取得胜利。他认为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对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即道（政治条件）、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各种制度规定）五个方面，从敌我双方做详尽的了解和分析。他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地形篇》）意思是说，只知其一方，而不知其另一方，这样是不可能得到全胜的。因此，他的最后结论是“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同上）“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这就是说，全面地具体地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与动态，就能指导战争取得胜利，不然就会失败。

孙武还主张从一件事物的内在矛盾中，分析事物的性质和发展，争取矛盾的转化。前面已经谈到，他要求决定对战争的态度时，既要看到用兵的益处，也要看到用兵的危害。从利与害的矛盾中考察，就可以从有利的方面提高信心，从危害的方面采取预防措施。正因为他认识到每一事物都存在着矛盾，他研究战争的发展规律时，就能从对立的范畴出发，从治乱、主客、众寡、强弱、分合、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勇怯等出发，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条件，建立一整套战略战术的理论。例如，他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指出了治乱、勇怯、强弱的相互转化。因此，他强调利用矛盾相互转化的特点指导战争：“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同上）他还提出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条件促使矛盾转化以打败敌人。从而他提出了一套促使敌方情势转化的措施，如：“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篇》）等等。

孙武军事辩证法思想中，谈矛盾转化的问题，最突出最有创造性的部分是关于战势的奇正相生，奇正转化的问题。战争的变化运动，与其他许多社会现象比较，更为迅速和不可预料。虽然如此，战争仍是一种必然的运动，仍是矛盾的变化发展，关键是战争的指挥者要善于发现和促使矛盾的转化。孙武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环（环前循字，据汉简删）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这就是说，战争的态势或奇或正，奇正相生，变化无穷，像无端的环一样，是很难完全掌握和穷尽的。这里所谓正，即指战争态势方面一般的正规的形式；所谓奇，即指其多变的特殊的形式。但高明的将领就在于识别和利用奇正的态势的变化取得胜利。他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这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战争指挥者的主动灵活性，利用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根据敌军态势的变化，随时变更战略战术，以出奇制胜。他又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同上）这是说，用兵如神如能达到无形无声，使敌军不能察觉，这样就能够牵着敌军的鼻子走，完全掌握敌军的命运。此外，孙武还提出了许多有名的战术思想，例如，在进行攻守时：“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虚实篇》）；在打仗时：“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同上）等等，都是他出奇制胜思想具体运用的实例。

孙武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为以后战国时期的兵家所继承和发展，孙膑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就是孙武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孙膑强调“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所以不能“以一形之胜胜万形”（《孙膑兵法·奇正》）。这就是说，事物的相生相克，变化万千，不能机械地以一种不变的办法去适应万变的客观现实。他还将形胜的思想与奇正的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同上》）。他又认为：“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是以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发而为正，其未发者奇也。奇发而不报，则胜矣。”（《同上》）这就是说，不能用与敌人同一种态势与敌人相对抗，而应以不同的态势相对抗，这就是出奇，敌人来不及想法对付，就可取得胜利了。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对孙武奇正相生、出奇制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这种出奇制胜的思想指导下，孙膑曾为齐将田忌提出了一个赛马时的取胜方法说：“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史记·孙吴列传》），就是具体运用这种原则的有名故事。

最后，我们也应该看到，孙武主要是一个大军事家，《孙子兵法》主要也还是一部兵书，他是在研究军事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因此，他的哲学观点缺乏系统性，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朴素的、直观的，他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不彻底的，而且最后陷入了循环论。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势篇》）在军事思想上，不能正确地区别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更不能了解战争的真正根源；对于作战中士卒群众的作用，他不但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还有愚兵思想，说什么“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篇》），而对于将帅的作用则过分夸大，认为“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他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所造成的，对此我们应给以历史的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