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主张与个案研究侧重不同对象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热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流行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近五十年的成长过程中，中国的民俗学吸收东洋、西洋和苏俄的学术成果，形成了自己的学者阵容，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研究著作。其中，民间文艺学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中国民俗学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已经初具规模。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十五年里，中国的民俗学者在一批著名教授的带动下，辛勤耕耘，不仅恢复了中国民俗学五十年的学术传统，而且在当今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为民俗学的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解放前成名的老教授老当益壮，20世纪50—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骨干勇挑重担，20世纪80年代脱颖而出的莘莘学子充满希望：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专门研究，他们都有可喜的收获。

一批有益并因而有名的概论性著作增强了民俗学的学科性。此外，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大量关于民俗的个案研究了。我们的个案研究无疑是丰富多样的，是多种倾向并存的。但是，其中倾向于历史民俗的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倾向中，学者们或者在史籍中辑录资料，或者在老人的记忆中挖掘资料，大家或考证某位神怪的源流，或梳理某一旧俗的流变，或研究旧时的生殖崇拜，或探讨民艺民物的历史沿革……这种倾向可以说是中国民俗学的一种传统，像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江绍原先生的《发须爪》、闻一多先生对“龙凤”和“端午”的考辨，都是非常著名的例子。

倾向于历史民俗的个案研究数量众多，并且不乏名著佳篇，这种研究有利于我们认识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承认，无论是在中国民俗学的开创时期，还是在它的恢复时期，正是这种个案研究开创了民俗研究的局面。以前，有“遗留物”说作理论根据，人们可以据此论证其社会价值和学科价值。可是，在“遗留物”说已经不能成立的今天，如果以往的学者对于这样做的理论方法、理论取向、理论宗旨和意义悬而不论，那么，他们的工作及其与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之间的联系就不易被人理解。并且，他们也不宜总是回避强调民俗学的当代性的理论主张，而应该与这种主张进行对话。

提倡民俗学的当代性，这是新时期的中国民俗学界在理论上的主导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由钟敬文教授表达出来的。他在1983年2月为后藤兴善等的《民俗学入门》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较早地提出了这种看法。他写道：“民俗学作为一种科学，它是‘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这两者的不同，正像‘生物学’与‘古生物学’的不同一样。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此后，他在另外的场合又再三强调过这一学术思想。并且，也得到了许多民俗学者的响应。

对于以历史民俗为对象的个案研究，钟敬文在民俗史的意义上肯定了它们的价值。但是，在学科建设的意义上，他对这种倾向过剩持批评态度。他在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10月的成立大会上所作的题为《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的演讲中很正式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在中山大学办《民俗》周刊时，写了许多文章，论述了好些民俗问题，其中不少用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材料，就是古书上所记的传说，故事及民俗等。这是因为这种学问产生不久，大家对它的概念还不太清楚时的情况。”他在指出产生这种倾向的一个主要原因时进行了自我反思。接着，考虑到整个学科的发展，他认为不宜让这种倾向占据整个民俗学。“现在有些同志着眼于古代文献上的东西，所用的材料都是古代书本上的，所得出的理论结果也不见得能为现代生活、文化服务。那么，从我们这门学问的根本性质来看，假如有个别人这样做还不太要紧，如果很多人都在这样做，那就成问题了。……所以我们要讲清楚，民俗学的研究是现代学，它研究的资料主要是从现代社会中采集来的。”

于是，我们看到，对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当代中国民俗学界存在两种不同倾向的看法。一种是由大量个案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它侧重于历史民俗。这种倾向虽然没有形成为自己辩护的理论，但是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中国民俗学创立之初，由于受人类学派的影响，学者们一般把民俗学看作研究文化遗留物的学问；加上中国考据学的发达和历史主义浓厚的学术根底，所以，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注重历史民俗的倾向，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称得上是本学科学术的主要成果。中国民俗学在近些年恢复之后，有些学者是重操旧业，运用这种方法当然驾轻就熟，许多后起的学者钦佩这种方法所得出的成果，循以为例，不乏青胜于蓝的佳作。这种倾向就这样演化出了个案研究中最有势力的研究队伍和影响最广泛的学术传统。这种研究通常是有例可循，却无理可讲；有值得骄傲的成果，却缺乏鼓舞信心的理论辩护。

另一种是关注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专家所倡导的，它侧重存在于当代的民俗。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这种主张是有道理的，是有益于民俗学的健康发展的。钟先生直截了当地说过，“从民俗学的一般性质来讲，它应当是现代学的，它的工作方法是对现存的民俗资料进行调查和搜集，也就是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现在的，研究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现代”。民俗学的独特性质以及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都建立在它的现代性上，丧失了这一点，也就等于丧失了它自己的独立存在。这种主张无疑是言之成理的，可是，它一直没有给学界带来非常成功的个案研究。这说明它过于简要，需要进一步论证充实之后才便于人们依据它开展个案研究。

理论主张与个案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显得有点南辕北辙的样子，这显然是不利于民俗学的进一步发展的。要在理论高度上解答这个问题，一方面有待于把钟教授所代表的主张进行系统的论证，以保证整个民俗学具有充分的当代性；另一方面要正视这种个案研究的事实，给它们一个恰如其分的地位和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正确认识它们的真正价值。理想的情况是理论体系与个案研究唇齿相依，骨肉一体。两者在学科对象的取向上自然也应该是大体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