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解

“中国人急切地想拥有所有外国人技术上的发明，机枪和迫击炮，飞行器和无线电报，热水壶和电影放映机，理发器和钢笔。”1928年在中国旅行的一个西方人如此写道。在中国的城市里，人们热衷于外国的各种时髦玩意，“外国菜肴、外国葡萄酒、外国游戏、外国服装、外国风俗——几乎所有外国的东西都成了时髦。”即使在农村，诸如自行车、热水瓶、手电筒、肥皂、火柴、香烟、罐头食品等被认为有用的洋货也都广为人们接受。冯客在《洋货：摩登物品与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本书中，展示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各种洋货的接受和使用状况，他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在物质现代化上并非受制于外国人强加的影响，相反，洋货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机遇，是可以供人充分利用的一套工具。普通人在一定的文化模式中使用外来物品，可以通过挪用（appropriation）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中国人也不例外。冯客借用法国学者德塞图等人的理论，认为消费也是一种生产，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消费就是一种社会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产品成为消费者的对象并产生个性化的意义。

洋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简单的物质消费，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渗透、文化适应（inculturation）和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的过程。对西方物质的普遍接受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多少总会影响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唐振常先生曾指出，“对于物质文化既经认同与接受，深一层追究其所以然，其结果便会是影响和促进对于西方制度文化的认同和接受。”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先物质后文化的接受逻辑。也许对中国这样有着深厚文化根基的国家来说，外来的影响确实需要以物质为基础，然后才能逐渐体现其物质背后的文化力量。物质消费是日常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俗语所说的开门七件事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我们承认物质能够改变日常生活的基础，那么人们的生活方式迟早也会跟着改变，文化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改观。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抛弃原来的文化，因为文化一旦成型并经过长期的稳固发展，可在相当程度上超越物质基础，外来物质文化并不一定会完全取代本土文化，在文化层面上确实存在着现代性的本土化现象（Indigenization of modernity）。

同样，首先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外来影响也可能慢慢地在物质上呈现出来，换言之，精神文化也可以向物质层面转化。近代以来，不能在物质层面上落实的外来文化要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往往异常困难，因为它要直接面对中国自身强大的文化传统的阻力。反之，如果一种文化形式能找到物质层面的足够支持，它早晚会被中国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也就是说，不能物质化的外来文化对实用理性特别强的中国人来说，因为很难体现它的好处而可能显得处处隔膜，而一旦它能够给中国人带来日常生活上的物质利益，这种隔膜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民国时期的一个中国人曾在耶诞节时对中国社会中的隔膜现象颇为感慨，他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生活上的距离，如要消除隔膜，还得由生活本身：

就近言之，这些时候和地方来很热闹地庆祝耶诞，这是为了耶稣人格的伟大，“牺牲自己，博爱大群”——彼此一点也不隔膜。有些表示十分融合起见，会通宵狂欢，不过却有十五元一客大餐以示限制，就见得不大“博爱”了。自然，在街头的不易“亲近”，这也由来已久，只在“八·一三”后更形显著而已。这“永远”还延续若干时日，我可不知道。热心之士抱着不平起来，提议准备把火鸡拎到街头去吃，“与民同乐”，可是大概这慷慨都想发表于筵席之间。等一会“焗猪柳元汁烧茨仔”与“白帽蛋糕”塞在嘴里，便也不免静默三分钟了。

作者用了反讽的手法来表说明，在中国人过耶诞的时候，圣诞大餐、白帽蛋糕和火鸡只是少数人的享受，与街头的乞儿和穷人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耶稣伟大人格所显示的“博爱”也就不那么博爱了，隔膜由此产生。其实，对那些在圣诞夜通宵狂欢的少数人而言，耶稣的“博爱”也需要通过物质消费——大餐、火鸡、焗猪柳元汁烧茨仔、白帽蛋糕，才能显出彼此之间“十分融合”。在这里，所谓耶稣的人格和博爱表征的是基督教文化，以吃大餐和通宵狂欢来庆祝是物质层面的事情，然而，这样的庆祝所“融合”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吃到火鸡和白帽蛋糕，圣诞节在中国人中间是否就没有了文化上的隔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