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冬至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自明末以来就是天主教传播的一个中心，耶诞之庆典弥撒为教民所知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是教中几大节日之一，圣诞瞻礼也是教中最隆重的弥撒。上海开埠以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之外的各类西方人大量涌入，耶诞的庆祝便不再局限于教堂之中，以西人家庭和西人社区为主体的世俗化过节方式在租界中渐成气候，上海人对此不可能熟视无睹。1872年中国冬至后三天，当年春天创刊的《申报》即注意到耶诞日是西方人的一大佳节：

二十五日则为西人之一大佳节，盖相传为耶稣诞日也。凡西国银行皆于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两日闭门游息，各事俱停，以伸与民宴乐之意。各领事衙门亦皆停止公务，悠游数日云。又闻海关亦定于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封关，以昭普庆焉。盖至十二月初二日则为西人度岁之期矣。

新闻中所用日期均为中国农历，巧合的是，当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正是西历12月25日。从日期上看，冬至与耶诞日前后相继，这个现象肯定早为中国人所知，所以，1873年《申报》再次提及耶诞日的时候，就把这个日子称为“西国冬至”：

今日系西人除夕，桃符万户，明日即元旦矣。筵开玳瑁，酒泛屠苏，将与初六日西国冬至同一兴高采烈。

有意思的是，新闻中用了“桃符”“屠苏”来描绘西历新年，当时的西方人恐怕不会用中国的“桃符”来装饰门面，大概也不会饮屠苏酒，这样的叙述只是作者使用了他所熟悉的节日用语。新闻中又用“除夕”“冬至”来指称西历年终最后一日和耶诞日，这也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完全是用自己的节日来附会西方节日。

此后数年，《申报》每届耶诞日和西历新年都有新闻报道，耶诞日多被称为“西国节期”，1876年称“西历冬节”，1881年又称“西人冬节”和“西历冬至令节”，从1882年以后多采用“外国冬至”之说，似乎是顺应了民间的俗称：

本月十六日系耶稣诞期，即华人所称外国冬至节。

本月二十六日为西人节期，即俗传为外国冬至。

明日为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号，即耶稣诞辰，即华人所谓外国冬至。

从报道中可知，“外国冬至”之说一般紧接着耶诞日，是用来向中国读者解释这个外国节日的中国称呼，偶尔也直接说“今日系外国冬至节”而不提耶诞日。从“华人所称”“俗传”“华人所谓”这些定语来看，中国人把耶诞日称为“外国冬至”由来已久，估计在《申报》创刊以前就已经有这样的叫法。

在《申报》从创刊到1949年终刊所有关于耶诞的新闻和文章中，出现过许多不同的中文称谓，如“耶稣诞日”“西国节期”“泰西节期”“耶稣诞辰”“西人佳节”“西历节期”“令节”“耶稣诞期”“耶稣降生日”“耶稣降生之期”“耶稣降生之辰”“耶稣降诞之期”“耶稣诞降之期”“耶稣受难节”“耶稣受难日”“耶稣教主诞日”“耶稣教主受难之期”“耶稣诞生令节”“耶稣圣诞之期”“耶稣圣诞节”“耶诞日”“圣诞节”，20世纪20年代以后，“圣诞节”才成为较为固定的中文节名，同时也常用“耶稣圣诞节”“耶稣诞辰”，有时简称“耶诞”或“耶诞节”。值得注意的是，耶稣诞辰的中国“俗称”，自1882年以后以“外国冬至”和“西国冬至”居多，前者更为常见。

把耶稣诞辰叫做外国（西国）冬至，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冬至”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中国人是以本土冬至节来观照这个西国宗教节日的。

中国的冬至虽然在农历中不固定日期，但是耶稣诞辰在没有农历置润的年份则固定在中国冬至节后三天，以中国人当时的历法知识，这个外国节日看起来是跟随着中国冬至而定的，在不信基督教也不太了解基督教文化的中国人眼中很自然地视之为外国的冬至。张荫桓在出使美国的时候亲身经历了耶稣诞辰之节，他注意到耶诞恒在冬至后三日，便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是以中国的至日为准而定的，他说：“中朔有定，西历靡常，或曰闰月、重日之所有所参差，何以西族给假度岁之期衡以中历则不爽，固知声教之遐被矣。”他把耶诞节随着中国冬至而定视为中国声教之遐被，体现出了典型的本位文化思维。对“外国冬至”之说，《申报》曾在一篇报首论说中加以澄清，文章认为这种说法是中国人不了解中西历法之不同所致，并特别强调这一天“乃彼国耶稣降生之辰，西人节期以是为最重。”否认外国有冬至节，并把“外国冬至辄依中国至日以为准，迟三日而定为节期”这种说法叱为“是真不思之甚矣！”后来，《申报》也曾数次在文章中驳斥过“外国冬至”之说，嗤之为“俚谚无稽，殊堪一噱”。

除了时间相临，西人放假并群相宴饮庆贺耶稣诞辰，也是中国人把这个节日叫做外国冬至的原因。冬至在中国是个热闹的庆贺节期，“冬至之始，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纵乐五日，为迎日至之礼。”关于苏南一带的冬至习俗，《清嘉录》有这样的描述：

郡人（指苏州人）最重冬至节。先日，亲朋各以食物相馈遗，提筐担盒，充斥街道，俗呼“冬至盘”。节前一夕，俗称“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饮，谓之“节酒”。女嫁而归宁在室者，至是必归婿家。家无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间有悬挂祖先遗容者。诸凡仪文，加于常节，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谚。

《申报》对旅沪西人家庭庆贺“外国冬至”则有如下的记述：

先期，各西人家俱用冬青、柏叶系作垂花门，室中陈设辉煌，争相炫耀。届时邀宾燕饮，尽日言欢，爇□炭以围炉，飞螺觞而醉月，暂抛俗务，藉洗旅愁。各店铺更踵事增华，铺张场面，而尤以“福利”为耳目一新，入其中，觉十色五光，陆离璀璨。凡用物、食物，绫罗、绢帛、锦绣、金银，以及珊瑚木难之瑰奇，锦贝文犀之美丽，如入波斯之域，令人耳眩神摇。平时送货至买主家，悉用高大马车载运，兹以五色颜料就车上写吉利语，以表祝忱，更令出店马夫穿五色衣，戴假面具，高坐车上，若演戏然。

从上引这两段文字来看，外国人在上海过“外国冬至”的热闹情景与中国冬至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按照中国人对冬至日的理解，这一天寒气已极，是阴阳易气之时，阳气开始上升，所以应该庆贺，故冬至这一天，商旅不行，官民一律停业庆贺，朝廷则有正规的朝贺典礼。《申报》对官府的冬至朝贺仪式也非常重视，1874年冬至这一天（农历十一月十四日）《申报》有如下一则新闻：

今日节届冬至，凡在京文武各大官俱朝服入贺，故本埠自道宪以次亦俱赴西门内万寿宫行礼，其英法两租界之会审衙门，所有日常案件俱暂停一日，以昭敬谨之意云。

此后，《申报》几乎每年都报道冬至朝贺并停公的消息。从历年的新闻报道中可知，上海道、县各属官员一般在冬至清晨五鼓齐诣西门内万寿宫举行朝贺礼，先期有牌示，同时知照租界当局停止公审会廨谳案一日。《申报》每年报道耶稣诞辰节，也必细述西国机构（如领事衙门、银行）以及海关、会审公廨的休息日安排，从放假来看，“外国冬至”与中国冬至是一样的。《申报》每年报道冬至消息大多用《令节停公》《令节停讯》之类的小标题，与报道耶稣诞辰节最常见的新闻标题《西节停公》《西节停讯》几乎一样，有的年份，中国冬至节与耶稣诞辰节的停公消息在同一版面上前后并列，更可见两节的紧密关系。下面这段话的总结是十分准确的：

中国冬至节在圣诞节前二日或三日，年年如此。它的外表节目有许多与圣诞节相同，就是冬尽春回冬至一阳生等等，一部分意义和习俗也有相同之点。所以圣诞节一传到中国，就被称为“外国冬至”了。

一中一外两个“冬至”，在清末尚处于“你过你的节，我过我的节”的状态。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20年代以后，在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外国冬至”越来越得到中国人的欢迎，相形之下，中国冬至则日趋式微，以至于出现了“你过你的节，我也过你的节”情况。与此同时，“外国冬至”这个词也逐渐被“圣诞节”代替，名词的转换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的冬至逐渐失去了文化主体地位，这当然与冬至在中国的遭遇有一定的关系。

民国肇始改从阳历，阴历年节不被官方重视，政府甚至有不准民间过旧历年的举措。大概由于政府不再庆贺旧历冬至节的缘故，1912年和1913年的冬至，《申报》没有与冬至节相关消息。

自1914年起，由于袁世凯日趋尊孔复古，北京政府正式定农历元旦、端午、中秋、冬至为四节，并在这一年冬至举行了民国第一次祭天礼。1915年冬至前，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也接近高潮，有人建议袁世凯在冬至节这一天举行登基大典，这一建议虽然因时间仓促而没有被采纳，但是冬至却与袁世凯称帝扯上了关系。

冬至在古代确实是与帝王直接相关的一个日子，“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历代帝王大多在冬至这一天在南郊祀天，就朝廷而言，这个节日与尊君有关。到了明清两代，冬至天子祀天和群臣朝贺天子更是国家三大盛典之一，而朝廷的冬至庆典活动与民间的冬至节俗并无关系。虽然官、民同过冬至节，但是，这个节日对官方而言实际上就是向皇帝（清末还有慈禧太后）朝贺的日子。冬至这天，天子祭天，官员向皇帝行礼，百姓祭祀自己的祖先并宴饮欢乐，中国冬至节事实上分为官、民两种过节方式。也因为这样，官方的冬至节仪会随着政权的更迭发生变化，比如清朝的冬至朝贺礼，在袁世凯称帝前变成了全国性的官方祭天礼，洪宪帝制破产，延续了千年的官方冬至祭礼也随之告终。虽然冬至曾被北洋政府正式命名为“中华民国冬至节”，准予放假以示庆贺，但是国民党掌权之后，很快便扫除一切旧节俗，民间冬至礼俗虽然保留下来，但是缺少了官方提供的仪式感，甚至在官方不许过旧节的禁令下，报刊对冬至的报道也就淡化了。从1927年开始，《申报》再也没有专门报道冬至的新闻，虽然副刊中仍有关于冬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