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母亲、两类临床
在精神分析学中，把母亲称为“客体”，称为“爱的客体”是从弗洛伊德开始的。三至五岁的男孩子将母亲作为女人来爱，是一种乱伦的爱，因而父亲就干预进来，以阉割相威胁，迫使小男孩放弃对母亲的爱，转而认同父亲并承认母亲是父亲的女人，这就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本内容。孩子主体的人体结构的形成发生在俄狄浦斯情结解决之后；通过父亲超我的内化，孩子主体才形成他的人格结构。
弗洛伊德之所以将孩子人格结构的形成理解为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的结果，与他基本上是与成人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他所接触到的唯一的一个儿童的个案是小汉斯的个案，而且他并没有直接与小汉斯工作，而是通过他的学生，孩子的父亲间接参与了这一个案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仅仅作为督导分析家参与了这一个案的工作。
然而他一直意识到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的重要性，他一直鼓励他的学生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与梅兰妮·克莱茵女士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各自的儿童精神分析工作的。
安娜·弗洛伊德始终坚持自己父亲的立场，认为孩子的人格结构的形成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因而同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孩子的工作主要是教育。而克莱茵女士则相反，她认为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孩子仍然是有人格结构的，孩子在与母亲的互动中会形成躁狂——抑郁态。同时她引入了游戏的方法，使儿童的精神分析的治疗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与弗洛伊德理论和临床的连续性，她保持了弗洛伊德的母亲是孩子的客体的思路，并进一步指出前俄狄浦斯情结中，孩子主体与母亲客体的关系是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关系。同时，她提出了“好乳房”与“坏乳房”，“好母亲”与“坏母亲”，“好客体”与“坏客体”的一系列相互对立的概念对子。从而在根本上突破了弗洛伊德的母亲仅仅是爱的客体，母亲始终是好客体的观点。然而在克莱茵那里，母亲乳房的好坏与母亲的好坏都不是母亲本人的好坏，而是孩子所感知到的母亲乳房与母亲的好坏。孩子的这种关于母亲好坏的感知与实际上的外部的母亲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好乳房”与“坏乳房”，“好母亲”与“坏母亲”，“好客体”与“坏客体”基本上是孩子对母亲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母亲的客观现实。一个外部的客观的母亲究竟如何，是被克莱茵回避了的。这种回避是有道理的。因为她仅仅同孩子一道工作，她所知道的孩子的母亲是孩子的话语中与游戏中的母亲，是孩子所感受到的、所理解的母亲。但是孩子所能感受到的母亲，与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母亲有什么关系，显然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家所要回答的问题。
只有在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提出来之后，孩子对母亲的主观感受才与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行为联系起来，孩子将母亲感受为“坏妈妈”是因为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确是“坏的”，孩子将母亲感受为“好妈妈”是因为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确是“好的”。因而母亲应该尽量做“足够好的母亲”，尽量避免成为“足够坏”的母亲。
在此意义上，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的提出是精神分析发展中的相当重要的一步。因为当弗洛伊德将母亲命名为客体时，母亲是一个被动的客体，是一个被孩子所爱的客体，这一思路也被克莱茵所继承与发展，母亲不仅仅是被爱的客体，还是被孩子所恨的客体。但是只有在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的提出之后，母亲才从一个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的主体。母亲是作为由自己的欲望所支配的主体来与孩子互动的。母亲是作为具有母性欲望的主体来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的。如果要，又该怎样塑造这个孩子，又该怎样培养这个孩子，在这里母亲作为主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足够好的母亲”概念相对应的是温尼科特在其精神分析临床中遇到的母亲，她们是一些“不够好”的母亲，是一些“坏母亲”，是一些抑郁的母亲，是一些施虐的母亲。也就是说，是因为母亲“太坏”，孩子才进入到温尼科特的分析室的。因而孩子需要温尼科特的“抱持”。他在孩子的症状中看到了母亲的问题，并且希望通过精神分析的工作来解决母亲给孩子所带来的问题。他认为，因为母亲“太坏”，孩子不得不形成一个“假自体”来防御母亲的抑郁或者母亲的施暴，而分析家的抱持性的工作可以帮助孩子解构自己的假自体，弥补自身的自体结构的缺陷。
我们现在再回到弗洛伊德，他不仅强调母亲是孩子的，尤其是男孩子的爱的客体的，而且认为男孩子对母亲的爱是乱伦之爱，在父亲的阉割威胁之下不得不放弃这种对母亲的强烈的、超出伦理界限的爱，转而认同于父亲。这就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本内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显然基于他所发明的精神分析的临床观察。其中一个个案就是小汉斯的个案。
小汉斯的父母都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而且小汉斯的母亲还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分析者。这对夫妇一方面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养育他们的孩子，一方面对孩子的一言一行进行详细的记录。直到五岁时，被称为小汉斯的这个男孩均成长得非常顺利。但到五岁时，小汉斯的恐惧症突然发作，恐惧马，害怕马，害怕马咬他的手，害怕公共马车的马，害怕货运马车的马，害怕马摔倒等等。由于那个时代刚有火车之外，还没有汽车，因而马与马车是基本的交通工具，街上到处都是马与马车，因而小汉斯就不敢出门，只有待在家里。
小汉斯的父亲详细地记录了小汉斯的种种表现，以及他与小汉斯之间的讨论，并将这些记录交给弗洛伊德，听取弗洛伊德的建议，然后继续与小汉斯工作。最后小汉斯在接受弗洛伊德指导的父亲的帮助下，成功地摆脱了怕马的恐惧症。
弗洛伊德对于小汉斯的恐惧症的解释是，小汉斯太爱他的母亲，因而恐惧他的父亲，害怕父亲会惩罚他。马仅仅是父亲的替代物，怕马就是怕父亲。同时马也代表母亲，小汉斯一方面害怕失掉母亲，另一方面又害怕被母亲所吞食。
如果我们将小汉斯与父亲的关系先放在一边，仅仅只考虑他与母亲的关系，则我们能够看到，问题首先出在小汉斯与母亲的关系过分紧密上，一方面是小汉斯太爱他的母亲，另一方面是母亲太爱她的儿子。但是，弗洛伊德将儿子与母亲的这种过分亲密的关系视为乱伦关系的看法则过于匆忙，过于狭隘，因为我们同样能够遇到女儿与母亲之间具有过分亲密的关系的临床。也就是说“母亲太好”，母亲给予孩子太多的爱，母亲溺爱孩子的情况并不仅仅局限于儿子，也存在女儿身上。因而用“乱伦”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情况就显得过于狭隘，相反用“溺爱”来表示才是合适的。“溺爱”就是将孩子淹死在母爱之中。在母爱中感到窒息的孩子会做出一些攻击性的行动来试图摆脱母亲的溺爱，摆脱母亲的控制，这样爱就转化成了攻击，转化成了恨。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由于男孩子与母亲关系过分亲密，因而父亲的功能就是要将男孩子与母亲分开，转而让男孩子认同于父亲。弗洛伊德将父亲的这一功能称为阉割功能。在小汉斯的个案中，小汉斯的父亲就起这样的作用。父亲的阉割威胁当然会导致孩子的恐惧。为了消除孩子的恐惧，弗洛伊德的解决方案是，让具有弱小自我的孩子认同于起着自我理想作用的精神分析家，从而使孩子的弱小的自我变得强大，从而顺利地接受阉割，顺利地离开母亲，认同父亲。
相对于弗洛伊德用性力必多与性冲动来解释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躁狂的、乱伦的、过分亲密的病理性关系的努力，拉康则另辟蹊径来解释这种关系。他注意到在六个月至十八个月的孩子那里，当孩子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时，会有一种狂喜，会去拥抱自己在镜子的形象。这时怀抱孩子的母亲，会指着镜子中的孩子形象说“这是你”，会指着镜子中的自己的形象对孩子说“这是我”。
孩子主体通过自己的在镜子中的整体形象来控制自己的身体整体的活动，并且通过对自己在镜子中的整体形象的认同来形成自己的自我。显然在拉康的镜子阶段的概念之下，孩子主体的自我是一个虚构的形象，是一个躁狂的与母亲彼者形象混淆不清的形象；需要符号父亲从符号界的水平上实施符号性的阉割，孩子主体才能够将自己的自我形象与母亲的彼者形象区分开来，才能够形成自己的主体性，形成自己的符号性主体。拉康认为在我们这个父权衰落的时代，父亲对儿子所实施的符号性阉割总是不充分的，不足够的，因而需要精神分析家对分析者实施一个相对充分的、相对彻底的符号性阉割。
相对于弗洛伊德，拉康在吸收了客体关系理论的成果之后，将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过分亲密的粘着关系从三至五岁提前到了六个月到十八个月，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进步，而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进步是拉康在镜子阶段的概念中充分考虑到了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在视觉的形象维度上的互动作用。而视觉的形象维度则完全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拉康试图讨论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纯粹精神性的互动关系，讨论纯粹精神性的孩子主体的人格形成过程，而将弗洛伊德的生物性的原动力、性力必多、性冲动等等概念放在了一边。
弗洛伊德与拉康在对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的过分亲密关系的临床做解释时，更多地是从孩子主体本身的情况出发的，要么认为是孩子的性力必多与性冲动推动了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过分亲密的、乱伦的关系发生，要么认为是孩子的视觉吸引推动了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诱惑关系的建立。
然而在我们的临床中，我们发现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过分亲密关系的建立除了孩子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母亲彼者方面的原因。两者之间的过分亲密的关系的建立往往因为母亲太好，母亲是一位躁狂的、溺爱孩子的母亲，是一位不讲规矩、不讲原则的母亲，是一位既放纵自己又放纵孩子，不愿意对孩子说“不”的母亲。
孩子主体有在与母亲父亲彼者互动中形成自己的人格结构的精神需要。孩子主体要通过接受母亲彼者传递来的人格结构而形成自己的一阶人格结构，孩子主体要通过接受父亲彼者传递来的人格结构而形成自己的二阶人格结构。因此孩子主体的问题与症状首先要放在与母亲彼者互动中，放在形成其人格结构的过程中来理解。客体关系理论所强调的临床，所强调的孩子主体的问题与症状，主要是由于母亲太坏，母亲不足够好，母亲是虐待的母亲，是抑郁的母亲，母亲所给予的爱太少而导致的。主要是因为在孩子主体的人格结构中的兴奋一极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过分抑制而导致的，主要是因为孩子的精神需要满足不够而导致的，因而其症状与问题以抑郁为主。而在弗洛伊德与拉康所强调的临床中，则相反，孩子主体所出现的问题与症状主要是由于母亲太好，母亲不足够坏，母亲是溺爱的母亲，躁狂的母亲，母亲所给予的爱太多而导致的，主要是因为在孩子主体的人格结构中的抑制一极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过分兴奋而导致的，因而其问题与症状以躁狂为主。
在临床中，一个具体的母亲彼者往往同时具有这样两类极端母亲的特征，一会儿太好，一会儿太坏；一会儿虐待孩子，一会儿又溺爱孩子；一会儿抑郁，一会儿躁狂；一会儿没有给予足够的爱，一会儿给予爱又太多；因而孩子主体也往往同时具有上面所说的那样两类问题与症状。
我们还要指出父亲彼者也与母亲彼者一样具有这样两种极端的类型。一种是太坏的、虐待的与抑郁的父亲，这种父亲差不多就是弗洛伊德所强调的父亲；另一种则是太好的、溺爱与躁狂的父亲，这种父亲差不多就是拉康所强调的父亲。同样这样两种极端的父亲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具体的父亲身上。这就要求我们分析家也要同时具有两种工作方法，一方面要“抱持”，要“补不足”；另一方面则要“阉割”，要“损有余”。
精神分析家用最为开放的耳朵去倾听分析者的言说则是最大的“抱持”，最大的“补不足”；精神分析家对分析者言说的“断句”则是最基本的“阉割”，最基本的“损有余”。在倾听与断句的基础上才是精神分析家的在话语水平上的干预，这些话语的干预既可以是支持性的、鼓励性的，亦可以是抑制性的、否定性的。
2016年8月15日
于成都川大农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