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地域文化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民间口头文学流传于广大民众之中，反映着他们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和思想感情”。这种口头文学的特点决定了其表达方式必然是民间语言形式，而这种语言形式取之于民而又用之于民，必定与群众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小处讲，它表现了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的普通生活；从大处讲，它包含的是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淮海地区是历史自然形成的经济和文化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一区域独特的文化，而这些独特的地域文化在民间文学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些旧的事物或风俗渐渐消失了，而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就从一个侧面保留了这些历史痕迹。

一、特色方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语言的运用同样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民间语言是民间文学最重要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语体角度讲，它是一种口头语言，通俗明快，轻松活泼，与文雅庄重的书面语言有着显著差别。对于本地人来说，方言总是最习惯、最自然的交际工具。因此民间语言更加具体、生动的形式就存在于方言之中。方言在民间文学里的特色主要表现在方言语音、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三个方面。

（一）方言语音

与普通话相比较，方言语音在声韵调方面都有一些变化。淮海地区民间文学中的一些歇后语就是运用这些变化来巧妙地揭示谜底。

“打着灯笼上树——照（造）叶（孽）”；“一二三五六——没事（四）”“烧火不旺——天才（添柴）”。淮海地区所属的江淮方言和部分华北东北方言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不分，z、c、s与zh、ch、sh经常混用，“没事”说成“没四”，“孙子”说成“吮子”，这对方言区的人是不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的，因此这一地区就利用这种独特的方音现象创造出一些谐音歇后语。

“来客不让板凳——赵蹲（墩）”，赵墩是邳州的地名。在徐州方言里，这句歇后语里的“客”读音由［k‘ə］变为［k‘ei］，韵母改变了，由“ə”变成“ei”。但这种变化仅局限在单音节词中，如果是双音节词“客人”，徐州话依然读成［k‘ə］。在徐州方言中［k‘ei］特指为女婿，回到丈人家是要受到礼遇的，如果连板凳都不让坐的话，这个女婿应该是相当不受欢迎了。徐州方言用［k‘ə］和［k‘ei］来区别两种不同的身份。比如：

《庙道口的传说》有这么一段话：“在丰沛一带流传着一句俗语：‘丰县的烟，沛县的酒，光棍出在庙道口。’老年人说：丰县的小烟，沛县的高粱烧老酒实在是好，有滋有味，远近闻名。至于庙道口的光棍，更是闻名遐迩。这个‘光棍’不是偷人家的‘抢家子’，而是穿大褂，戴礼帽，一手提着文明棍，一手提着画眉笼，有官有宦、有权有势的人物。”《老光棍儿的儿女情》则这样写道：“张大朋家住鲁南张家庄，他是个穷苦的汉子，40多岁了还是光棍儿一条。”这两处的“光棍”读音及用法是不一样的。徐州方言里“光棍儿”有两种读音:［kuɑŋ214kuər51］和［kuɑŋ214kuər35］。读作［kuɑŋ214kuər51］时，指男子成年还没娶到老婆；读［kuɑŋ214kuər35］时，指穿戴整齐、有权有势的人。

（二）方言词汇

“方言历来通行于口语……口语之中，大量的方言词语都存在于日常生活用语之中。”这些方言词汇在表义方面有时候比普通话更加传神。淮海地区民间文学在表达上就大量地运用了这些传神的方言词。

《韩信的传说》：“韩员外一听他老二要在吃水井里攒粪，就胳拜子长草——荒（慌）了腿啦。”看到这句话，外地人可能不明白“胳拜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胳拜子”是方言，“膝盖”则是“胳拜子”的书面表达。普通话的“膝盖”着眼于器官的形状，而方言的“胳拜子”则着眼于器官的功能。生活里需要跪拜的实在太多了：天地诸神、皇权亲贵、父母长辈……因此在淮海人的心里，膝盖主要是行跪拜之礼的。因此，“胳拜子”这种命名就深深地打上了文化观念的烙印。

淮海地区民间文学中有多处将蛇称为长虫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王二……见路上有一条受伤的小长虫半死不活地在爬，他把小长虫拾起来装在小布袋里……”又讲道：“大蛇听完王二的话，刮起一阵风飞走了。”《马小姐讨封》：“丫鬟道：‘干草上睡着朱小四，鼻子咀里爬长虫。’”“长虫”是苏北地区方言，“蛇”是“长虫”的通用表达。“蛇”侧重归类，而“长虫”则更注重形状。因没有足且外形像虫，又比较长，所以叫“长虫”。

有的方言词汇还能赋予自然现象以性别。《娃娃酥糖》：“晚上月姥娘升上来，像个银盘儿。”淮海地区的人们将月亮称为月姥娘，“姥娘”是妈妈的妈妈，是尊长。把月亮看作是一个长辈女性，故月姥娘的称呼比月亮这种叫法更有人情味。

（三）方言语法

“汉语方言的差别最容易让人感知的是语音，语汇上也有不少差别，语法的差别不是特别突出。”不是特别突出并不意味着语法规则没有变化。由于民间文学大多采用民间口语讲述，因此与书面语相比，淮海地区民间文学中的语法规则有一些特殊的表现。

“副词都能作状语，个别程度副词‘很’‘极’还可以作补语。”在书面语中，副词的语法功能很单一。但在民间文学中，副词的用法很丰富，这种丰富更多地体现在副词数量的增多，充当补语的副词也在增多。比如仅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江苏·徐州市区卷》里就出现了很多个性的方言副词：马时（立刻）、迭不的（急忙）、立马（立刻）、挺（这么）、稀（很）、恁（那么）、血（很）、䞍（就）等。副词充当补语的数量也在增加，如热毛（极）了、恣死了、恣得屁溜的、恣得不得了、气劈了、气毁了等。

“在交际中出于修辞或语用上的需要，故意减省了句法成分或调换成分的位置，这些变化了的句型叫变式句。变式句可分为省略句和倒装句。”淮海地区民间文学中就运用了大量的变式句。比如：《张天师六亲不认》：“（张天师）便点化成一位老者骗他入室。”《汉高祖斩白蛇》：“（沛县县令）叫刘邦押送（服役的人们）咸阳。”《龙种》：“（刘员外）亲自动手把鱼熬好。”这些省略大多是因为语句的情境所致，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所指是什么，这也说明苏北人乐于聚众聊天。只有长期形成的默契，才可以在大量省去主语的情况下，知道对方所指的是什么，也不会导致歧义或产生误解。

“多么神奇啊，这现象。”“他手持一条鞭子，长长的。”“他一口气喝了一大碗水，甜甜的。”这些出现在民间文学里的倒装句使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淮海地区人说话主次分明、条理清晰，懂得把重要信息传递给对方，让对方一下子就可以明白，这也从侧面映射了苏北人做事懂得把握分寸，有的放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效果或结果。

二、饮食文化

民以食为天，人活着就要吃饭，于是“吃”就成了人生第一要务。各地食材不同、饮食习惯不同，这固然与当地的物产环境有关，更多的还是由各地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而这些最活跃的话题也会反映在民间文学之中，体现出当地独特的地域饮食文化（我们这里说的饮食文化都是指民间的饮食，无关乎大酒店的菜品）。在民间文学中经常提到的饮食主要有各种汤、主食、菜等。

（一）种类繁多的汤

北方人虽不像南方人注意养生，有着各式各样的汤，但在民间文学里提及的汤食也不少。比如《赌徒李二》中写道：“这天喝罢汤，李二又要出去赌博。”这里的“汤”和普通话里的“汤”是有区别的。据老一辈人回忆，他们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困难，可以说已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甚至很多人因此饿死。每家每户为了达到肚子饱胀的感觉，就用少量的谷物煮一大锅粥，与其说是粥，倒不如说是有一点谷物味道的白开水，因此这种多水少米的粥都称之为“汤”。每个人几大碗，就暂时达到了胃里饱胀的感觉，也就是所谓的“软饱”。因而“汤”成为当时人们饮食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用来代指吃饭的意思。“喝汤”，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隐讳表达“付钱”的意思，天热时说“弄碗茶喝”，天凉时说“喝碗汤”。当然这种隐讳的意思老一辈人说得比较多，年轻一辈就很少用了。在徐州丰沛县一带，“喝汤”还有吃晚饭的意思。如《袁桥》中写道：“一天晚上，王三喝罢了汤，摇着船又在奎河上逮起鱼来。”“喝汤喝汤”可知汤是稀的，如果达到勺子在锅里需要拔的地步，那就是“饭稠（犯愁）了”，饭稠起来就不叫汤，而叫“糊涂”了。《赌徒李二》中写道：“胡掳胡掳面缸，只够下一碗糊涂的面。媳妇把糊涂烧好，舀在一个大黑碗了。”《恶终有报》中写道：“当时正是荒年，家家户户都断顿揭不开锅，能喝上稀糊涂就算很不错了。”“糊涂”很稠，稠到一喝一个窝，每喝一口，都要抖一下碗才能把糊涂喝到嘴里，因此该地区才有了“蒜臼子喝糊涂——猛一抖”这样的歇后语。

淮海地区民间文学里还提到一种汤——“妈糊”。如《馋嘴婆》：“晚上，亲家烧了一锅妈糊，里边有细米面儿，豆腐皮儿，菠菜叶儿，细粉丝儿，花生米儿，白面筋儿，五香大料油盐醋，葱花蒜苗生姜丝。”“妈糊”是河南鹿邑县的特色食品。这种食品传到其他地区后，人们根据所在地的口味加以改良，成为本地人喜爱的早点。淮海地区早点特别丰富，而且食物的搭配是有讲究的。比如辣汤搭配包子，油条搭配热粥，而妈糊搭配“肉盒”或“菜盒”。淮阴地区也提到这种汤，只不过名称稍有变化，叫“马虎汤”。《马虎汤的由来》：“有个叫麻公的人好吃熊掌，每日一只。有一天厨师做好的熊掌不小心被猫偷吃了，于是，厨师用自家孩子的小脚代替熊掌。麻公一吃感觉更好，于是命各州府轮流送小儿脚。人们恨死了他，欲扒其皮抽其筋。为解恨，群众用千张、芋粉、肉等料代替皮肉筋血熬汤食用。这种汤，原称为麻叔汤，后传为马虎汤。”

“（sha24）汤”则是徐州特有的羹汤。相传此汤是彭祖用野鸡配麦糁制作的，名为“雉羹”。《徐州汤》：“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徐州，闻到路旁的饮食之香，发现香气是从门口一甑大锅里飘出来的，就问店主锅里面的是啥，店主说是。乾隆皇帝连问两遍，答案都是一样，心下纳闷儿，就问刘墉。刘墉答道，是雉羹。皇帝又问，这个啥字怎么写。刘墉灵机一动，按徐州方言读‘蛇’字的音，写了一个字。乾隆皇帝喝了一碗，美味可口，封徐州汤为天下第一羹。”

（二）异彩纷呈的面食

淮海地区普遍少水，“这就决定了它同南方种植庄稼种类的差别。南方多种植水稻，而淮海地区多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因此南方的主食是由水稻加工而成的食物——米饭；而淮海地区的主食则多是由小麦、玉米、大豆等加工而成的食物——面食”。淮海地区有各种各样的面食：蒸的有包子、馒头、卷子等；烙的有煎饼、烙馍等；烤的有烧饼、壮馍等；煮的有面条、疙瘩等；炸的有馓子、油条、丸子等。“在丰沛县，所有不带馅儿的面食都叫作馍。根据发酵与否，可以分为死面馍和发面馍；根据原料的不同，可以分为白馍（小麦粉做成的）、黄馍（玉米粉做成的）、杂面馍（大豆、高粱粉做成的），等等。”《汉刘二十四帝》：“要是要饭的到他门上……不是给人家几瓢面，就是给人家几个馍。”《张三和李棍》中这样写道：“……白馍你给我换成窝窝头。”至于窝窝头，一般用的是杂面，捏成中空的圆形，有时还会掺杂野菜等蒸制，称为“菜窝窝”。如果包上馅儿的话，捏成圆形的叫包子，捏成长形的叫角子。

还有一种面食叫“烙馍”和“煎饼”，煎饼与烙馍都是在鏊子上烙的，不同的是，煎饼个大，烙馍个小；煎饼是用面粉和［xuo51］糊直接摊在鏊子上烙熟，烙馍先用面粉和［xuo35］成面团，然后擀成薄饼，再在鏊子上烙熟；煎饼的最佳搭配是盐豆子，烙馍的最佳搭配是辣椒炒鸡蛋。这在民间文学里都有出处。《烙馍馍与辣椒鸡蛋》：“相传刘邦在撤离徐州时，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做饭让子弟兵吃饱再走。有个聪明的小媳妇想出来好办法，把小麦面和得软软的，用根小棍子，一个一个擀得薄薄的，让人架起一块薄铁板，在下边烧火，馍往上一搭，一翻弄就熟了，大家都学她这样做馍，很快就做出了很多馍馍。光叫子弟兵吃馍馍不行，得给他们做点菜吃。于是，一位老妇人想出来好点子，到园里摘来辣椒，从坛子里拿出鸡蛋，在锅里放上油盐，一烧热，切碎的辣椒与打碎的鸡蛋往里一到，三下五除二，鸡蛋就炒好了——烙馍卷辣椒炒鸡蛋，这种吃法流传至今。”“烙馍卷馓子”及“烙馍卷烙馍”也是徐州闻名的风味小吃。

（三）重口味的菜

古时淮海地区并不富裕，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所以用于佐饭的菜就比较简单。在整个淮海地区民间文学中，有关菜食的记载并不多。偶有提及也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菜。《盐豆》：“苏、鲁交界方圆几百里的百姓，每到阴历十月，几乎家家都要做一种家常菜——盐豆子。这种菜以黄豆、辣椒、盐为主，佐以生姜、萝卜片。颜色红，辣味十足，既好吃，又好看。过年三月里将鲜盐豆晒干，待到麦口，将干盐豆浇上香油与鲜辣椒、鲜大蒜一起调拌，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不仅说明做盐豆的季节、做法，还提出盐豆的吃法，可谓是盐豆的全面菜谱了。睢宁卷里更提出这种盐豆子连孝庄、顺治、康熙都爱吃哩，那是富贵人家大鱼大肉吃腻了，才偶尔换一下口味，故有“睢宁盐豆子——贡品”这样的歇后语。

沛县狗肉负有盛名，因此在沛县和丰县的民间文学里，有不少关于吃狗肉的记载。《鼋汤狗肉不用刀》里说，刘邦伸手掂起个狗腿大口大口地啃起来，吃两口便大声叫喊着：“真香、真香！要吃走兽，还是狗肉，喝烧酒吃狗肉，不活一百也活九十六。”他这一吆喝，赶集的“呼啦”围了上来，挤的挤，看的看。一个卖花椒的老头儿手托着一包花椒也挤来看热闹，一些花椒挤掉在狗肉车子上，他正想发火，刘邦说：“正缺少这包佐料呢！”用狗腿蘸着花椒就吃。大家就好奇地问他：“麻嘴吗？”刘邦笑道：“麻什么嘴？越嚼越香，吃狗肉，蘸花椒，治百病，又添膘！”可见在徐州地区吃狗肉蘸花椒才是正宗。

而鱼提的最多的则是鲤鱼，这大概是该地区有微山湖和洪泽湖两大著名的淡水湖，盛产鲤鱼，而鲤鱼在民间又有好的寓意吧。《龙种》这样写道：“弟兄仨喜得屁溜的，拿着鲤鱼回家啦。刘员外一看喜得不能行，亲自动手把鱼熬好。”“熬鱼”是苏北农村做鱼的一种常用方法。不同于清蒸、红烧，其关键就是做菜时要多加水，炖透，口味偏咸、偏辣。

三、淳朴生活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俗现象由当地语言记载和表述，那么由民间语言记载的民间文学，就成功地记录了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而且，旧的民俗消失以后，承载民俗成分的民间文学以另一种方式还将长期存在。因此这些民间文学就从另一个侧面保留了曾经流行于这片土地上的民俗文化。而且“民俗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创造”。我们从民间文学中还能管窥到以下这些已经或正在消失了的民俗文化。

（一）拾粪

淮海地区以农耕为主，因此在民间文学中较多体现了这种农耕生活的生产风俗。其一就是“拾粪”。如：《铁牛圩》：“一天吴学臣的上人，午夜头起来拾粪。”更有一些以拾粪为内容的歇后语，如：“起五更拿着粪箕子乱逛——找屎（死）”或者“粪耙子摇头——找屎（死）”。现在农村种庄稼使用各种化学肥料，在化肥和农药的催长下，无论粮食、蔬菜还是水果都异常肥硕，但是现代人的健康却越来越不容乐观，各种怪病层出不穷。现代人为追求健康，开始追捧各种有机食物。现代人梦寐以求的“有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及之前的农村却是极其普遍的。那时的农家，家家都喂牲口，一方面为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更为攒肥。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垃圾坑（徐州人叫恶撒坑），什么脏水呀、烂菜叶呀、树叶呀都扔在里面沤成肥料。这些还不够，农人为了攒更多的肥料，会肩背粪箕子，手拿粪耙子到路上、田野边拾野粪。旧时的农村都是土路，人们乘坐或使用的都是马车、牛车这一类牲畜拉的车。所以这些马、牛、狗留在地上的排泄物，就成了农人抢夺的“宝贝”了。歇后语“拾大粪的摆手——不理他这堆狗屎”，就鲜明地揭示了拾的粪为何物。为了捡到这些“宝贝”，农人们还需要早起，否则就被别人拾去了。许多有年人（方言用法，即“老年人”）冬天早晨带着狗皮帽，穿着大粗棉袄棉裤，背着粪箕子，拿着粪耙子，哈着白气出门拾粪。《三官庙》里写道：“有个人早五更里起来拾大粪，看见三人坐在庄前漫地里。”这段描写就形象地说明了农村人有早起拾粪的习俗，且拾粪的地点在庄头野外。

在淮阴地区，种地的肥料也是粪。在《粪堆张的由来》里这样讲道：“庄上有位姓张的财主，家里喂养了十二头大水牛，牛粪多得出奇，活像一条粪龙卧在那里，所以张家年年五谷丰登，财源滚滚。形象说明了‘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的道理。”从这里可以看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都有拾粪的风俗，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及对土地的热爱。

劳动人民不仅勤劳，而且节俭，不允许地里的东西浪费一点。《俺找小姑》里就有这样的讲述：“沛县收割庄稼是不齐茬的，有西割东砍的说法。割麦子，西边比东边早几天；砍高粱，东边比西边早。每年西边的麦子割完了，这边的穷人，男的到二湖沿去打短，老弱妇女便挎着篮子到湖里拾麦子。”何谓“拾麦”，就是别人家收割完麦子之后，其他人再到麦地里捡拾落在地里的麦穗头。除了拾麦子，其他粮食也拾，比如豆子、花生、玉米（棒子）等。江淮方言里还有一个与“拾”意思相同的方言词——“挛”，可以说“挛豆子、挛花生、挛棒子”等。“挛”从结构上看，上面一个“亦”，下面一个“手”。“亦”即甲骨文里的“腋”，含有“腋”字的成语集腋成裘比喻积少成多。所以在该地方言里，“挛”应该理解为一个会意字，意即用手拿少量的、细碎的东西，形象地说明了淮海地区农村有捡拾收割过的、落在地里的庄稼这一习俗。

（二）赶集

集市是农村特有的商贸交流中心，每月总有固定的几天称为“逢集”，届时附近的所有能卖的东西都会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叫卖，而附近的人们也都兴致盎然地去“赶集”。集市里能卖的东西小到食品蔬菜、大到农具牲口，涉及人们生活的各方面，衣、食、住、行、用都有。《庙道口的传说》中便提到“庙道口逢五是集”。《老艺人蔡志崇》也提到了“他常常逃学，刘圩一逢集他就不去上学了”。

淮海地区还有“逢会”一说。《柴王贩伞子仙卖》：“有一年的三月十五，子仙逢起盛大的庙会。赶会的人成千上万，拥挤不堪。包子铺、油条锅排成了一条街。”赶会即赶庙会，不仅是民众烧香许愿的场所，也是集市贸易的一种形式，是一定季节里一定周期在一定区域的集会。由于逢会是特定季节的集会，大多数地方都是一年一次，相对较隆重，通常会持续几天甚至十几天不等。届时商贩云集，歌舞表演、传统工艺、风味小吃等数不胜数，前来赶会的人更是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庙会往往与一定的信仰相联系，它的活动地点也多集中在寺庙附近。“有山必有庙，有庙必有神，有神必拜，拜则成会。”“前后热闹三天的云龙山庙会，最保守的数字，去赶会的也将近百万人（次）。”虽然现在物质文化极其丰富，商业文化比较繁荣，但是淮海地区的乡镇仍然保留着“逢集”“赶集”以及“赶会”的传统。

（三）人生礼俗

婚丧嫁娶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因此民间文学里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反映了人们对人生礼俗的重视。《龙凤鸭河》里这样写道：“李大从岸边采来一束鲜花去撒帐，让这对野鸭披红挂绿，结拜了花堂。”新人在结婚的当天中有“撒帐”这一习俗。新人拜堂后，按习俗要闹洞房，闹完洞房，由家族中长一辈里家庭幸福的婶婶之类的女性，边哼唱《撒帐歌》“一把麸子，一把枣，明年生个白胖小”，边将麸子、枣子一把一把地撒在新人头上，“麸”是“福”的谐音，表示福寿绵长，“枣”是“早”的谐音，取意“早生贵子”。在一些地方，“撒帐”是在新人的婚床上撒上枣子、花生、桂圆、莲子等干果，有“早生贵子”之意。在《徐州民俗》中有关“撒帐”是这样介绍的：“当亲戚朋友们簇拥着新娘、新郎来到洞房的时候，有一种如花似雨的物品撒向新娘怀中，撒向合欢床，撒向洞房的每一个角落”，“洞房里，当新娘脱去外面的红袄时，一连串的红枣、栗子、花生、麦麸子从怀中抖落，滚满一床”。

新人结婚不仅要闹新房，还要闹老房。《闹老房的由来》：“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闹完了新房以后，听说老夫妻俩要补拜天地，就又来到老夫妻俩房中嬉戏。从那以后，闹老房的习俗就传开了。”

对于人生又一重要的事情——丧葬，在民间文学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江苏·丰县卷》里的传说——《哭丧棒》《孝子抱鸡》就展现了徐州地区的丧葬习俗。哭丧棒也叫哀杖，通常用柳木制成，杖上贴有白纸剪成的花穗，长短粗细不等。长且粗的，由长子所执；细而短者，由亡者孙子、曾孙等所执。“孝子谢客时，由行竖带领至席前或宾前，先将哀杖双手托起过顶，当行竖高声唱出‘孝子谢’时，孝子便跪地叩头。”徐州风俗，亡者去世，即由相关理丧人员赶制哀杖。哀杖均由柳木制成，“哀杖于棺下地时，统由执事者收齐，竖植于棺后站（即亡者脚部），唯不收长子之哀杖，棺下地后，仍由长子带回家中，以备谢客时用。待三天圆坟时，再置于坟前，以待日后生根、发芽、成树”。

中国传统历来是土葬的，淮海地区也不例外。虽然现在提倡火葬，但农村仍然不少地方先火葬后土葬。亡者去世后，要为其坟墓选穴。该地区素有《凤凰点穴》的传说，“凤凰点穴”说明此处风水好，儿孙有福，一般人是没有凤凰过来点穴的福气的，因此便用与凤凰形似的鸡来代替，以求后辈子孙有出息，有福气。

俗语有云“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即使是抱鸡开坟，也有不同的说法。也有在出丧前一天，请阴阳先生选定坟址，之后杀掉一只公鸡，使鸡血洒在坟墓的土上。传说鸡血可以去煞辟邪，使诸神退位，迎来新的主人，再者“鸡”音谐“吉”，以求吉穴之意。

淮海人很注重祖坟的风水问题。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江苏徐州地区“七卷本”中所包含的三大人物传说（彭祖、刘邦、张道陵）共34篇，其中关于刘邦迁祖坟的有3篇，关于张道陵祖坟风水问题的有2篇。在底层民众的观念里，祖坟风水好，儿孙才会有福气。刘邦成为第一个布衣皇帝、大汉天子，在民间关于他的传说中就少不了关于他祖坟选得好的问题。同样，张道陵也是，因为老一辈的风水好，所以他们才有这些成就。

淮海地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祖坟冒烟”。《龙种》中刘员外本想将龙种——鱼头，让自己的儿媳妇吃下，却被几个媳妇拿出去给了刘邦讨饭的妈妈，刘员外可气死了，连连叹气“咱家祖坟咋不冒烟！”祖坟冒烟，这也是一种风水说法。青烟即略带青色的气体，一种吉祥的气体，是一种大吉之兆，按照过去的说法能当官。孩子有出息了，就说“你家祖坟冒青烟了”。孩子还小，盼着孩子以后能有出息，就会说“看咱家祖坟能不能冒烟”。这是一种对儿孙有出息的类似迷信的期盼。

（四）拉呱

民间文学里多处提到“拉呱”，何谓“拉呱”？这实际上是乡村人休闲娱乐的方式。农忙结束，邻里聚在一起，说故事，说张家长李家短，一可以放松心情，二可以增强邻里感情。这一地区流传这样的歇后语“黄连树下弹弦子——苦中作乐”。这个歇后语使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将黄连的苦与弹弦子这种乐进行对比，形象地说明了劳动人民“苦中作乐”的乐观生活态度。在人们的意识中，没有比黄连再苦的东西了，这是味觉上的一种体会，由味觉上的苦引申为生活中的种种痛苦。“黄连树上挂猪胆——苦不堪言”“黄连水洗头——苦恼（脑）极了”等与“黄连”有关的歇后语都是根植于这种“苦”的体验。但是再苦的生活都要过下去，生活中总有令人期待和留恋的东西。旧时农村娱乐方式较少，在农闲时，人们通常都会找一处舒适的地方聚在一起或拉呱（聊天），或打牌，或吹拉弹唱。夏天找大树的阴凉儿，冬天找太阳地儿。日子就在阴凉儿和太阳地儿有滋有味地过着，邻里关系亲密而融洽。

一方水土产一地风物，一方之人传承一方文化。基于群众基础之上的民间文学自然也反映着群众的物质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淮海地区民间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诸如大量方言土语的运用，种类繁多的汤、菜及面食的记载，生产、节俭、娱乐等传统风俗的讲述等。这些色彩绚丽的画面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为之动容，并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更多的是一种传承和保护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