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审美情致与文体意识

沈从文是自觉坚持“纯正的文学趣味”¹⁴⁶的作家。同他讴歌的理想生命形式相一致，他的小说在形式上也晶莹圆润，美不胜收。他认为：“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和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需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¹⁴⁷作家应该“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种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¹⁴⁸，除此而外，他还强调要“超越了普通人习惯的心与眼，来认识一切现象，解释一切现象，而且在作品中注入一点什么，或者是对人生的悲悯，或者是人生的梦”¹⁴⁹。他用理解和同情的心灵关怀人事，在创作时常常投入自己的感受、体验和情绪，温爱、回忆、想象几乎无处不在，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即使在写实性较强的小说中，读者也能感觉到沈从文主体感情的暗流。他的都市小说在嘲讽和展览之余流露厌恶、愤懑的情绪，他也以混合着悲悯和宽容的态度刻画柏子的蛮强、虎雏的野性，而在《边城》、《长河》中又流动着水一样舒缓的意绪，感伤又柔和。因为有着巨大的情感含量，他的小说又常被称为“诗化小说”或“抒情小说”。

强调自然美是沈从文小说诗意盎然的重要原因。他以清淡灵动的文笔抒写湘西的山光水色和人情风俗，营造人事与自然和谐的审美意境，带来悠远的牧歌情调。他的许多小说都从自然环境的铺写中展开，最典型的是《边城》用大量文字写茶峒、酉水和两岸山中的翠竹、桃杏花，翠翠就在青山绿水中长大。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¹⁵⁰

《丈夫》、《柏子》、《黔小景》、《三三》等作品也都是在对景物习俗详尽描绘的基础上，在自然背景中展开人物的悲喜故事。他笔下的自然景物与人事情感契合共振，《雨后》、《采蕨》、《夫妇》里年轻人所做的“呆事情”因为雨后的阳光、轻柔的春风和虫声的鸣唱而显得美好、健康，有天真自然之趣。他还写风俗，《神巫之爱》中跳傩还愿的盛大仪式，《边城》里的端午活动，《长河》里的傩堂戏，还有直接以傩戏中的小神霄神命名的作品《霄神》等，都是湘西生活的组成部分，既使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也让沈从文笔下的自然流溢着野性、原始、无拘无束的勃勃生机，具有灵性和诗意。自然环境有时既是人性的外化也是抒发作者内心意绪的重要媒介。《边城》中经久不散的烟雨诉说翠翠无尽的忧伤，《黔小景》里沉默无言的黄昏景致和细雨泥泞的山间景色也一如当地人暗淡孤苦的人生。他还用象征手法强化小说的诗意，水边的白塔、山中的翠竹、翠翠梦境里的虎耳草、“恰如一堆堆火焰”的橘子、林中的野花、《八骏图》里的大海、《菜园》中的菊花都延伸了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深化了小说的哲理意味，强化了小说的抒情品质。当作者用饱含感情的笔致描写情景交融的环境和虚实相生的故事时，也就创造出韵味无穷的意境。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不拘于体制，常能随物赋形。他对文体有鲜明的自觉意识，主张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认为“用屠格捏夫写《猎人日记》方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具有这种企图……这么写无疑将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一格，且在这格式中还可望有些珠玉发现”¹⁵¹，他将三者文体界限打破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及其审美功能，也创造出充满诗意独具风姿的抒情小说文体。具体地看，沈从文用散文笔致抒情写意，他的小说或质朴蕴藉，或华丽夸张，或从容幽默。他也以地方志式文字描写风物人情，《柏子》不厌其烦地陈列水手唱歌劳动的场景，《丈夫》用上千字写黄庄男人为何让女人去县城河滩“做生意”，让读者对湘西特异的人生故事有更深的体悟和了解。而那些嵌入小说中的爱情歌谣则是歌唱生命热情与智慧的抒情诗。

沈从文的小说还有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他在《边城》、《长河》、《神巫之爱》等许多小说中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对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生作远眺和俯视，具有历史感和纵深感。有时也在全知视角的结构下进行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的转换，最典型的是《八骏图》。小说开头以全知视角介绍主人公达士先生到达青岛后的活动，很快就让达士先生给未婚妻写信，以达士先生的视线和口吻表现其他几位教授性变态的种种情状，在限制视角下完成对其他“七骏”的形象刻画，最后又用全知视角说明达士先生自身的虚伪矫饰，既带来反讽和喜剧意味，也穷形极相地描绘出知识阶层扭曲的心灵。在这里，沈从文编织了一个梦境：“用来表现‘人’在各种限制下所见出的性心理错综情感，我从中抽出式样不同的几种人，用言语、行为、联想、比喻以及其他方式来描写它。”¹⁵²同样，《旅店》、《灯》、《夫妇》、《贵生》、《在别一个国度》里也通过视角转换去完成情节突转或涵容更多故事。《灯》中就有两个故事层面，关于灯的故事和关于讲灯的故事。《夫妇》同时讲述了××村村民的故事，一对新婚夫妇的故事和璜的故事。沈从文对文学体式和叙事手段的随意调遣使他的小说获得了内在的自由。

沈从文小说文体的结构方式丰富而富于变化，它以不同的结构方式表现属于作家熟识的湘西现实与浪漫传奇的各类题材，不断求新求变。整体来看，他用民间文学想象式的变形和神话“讲故事”的笔法写《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也以薄伽丘《十日谈》式的连环套结构翻新《法苑珠林》；《夫妇》、《渔》又是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就。在他的写实作品中，《八骏图》是共时叙述，各个人物的故事在总题旨的统摄下横向展开；《新与旧》是历时叙述，他以一个战兵在光绪年间和民国十八年两个不同历史时段的价值错位故事质问新与旧，交织着现代与传统的线性历史观。《边城》是一首圆润紧凑的诗；《长河》则由一个个带标题的章节组成，每一章节都可看作是分担了总主题部分功能的散文或短篇小说。沈从文还善用对比，《大小阮》用双线结构写性格命运相反的两个人物，在彼此人生道路的映照中褒贬自出。《菜园》、《绅士的太太》、《会明》、《新与旧》也是如此。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更是整体性的对比。可以说，沈从文的小说内在、外在的结构都是收放自如的。当然，尽管他的小说呈现出灵动多变的自由结构，但在种种变化当中内涵或表达的却是相同或相似的文学主题：探寻和彰显健康、美好、自然和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或者说，他就是在这一题旨的统摄下有系统、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的。正像他说的，“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从我个人看来，却产生完成于一种人为计划中”¹⁵³。因此沈从文对小说结构的苦心经营不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叙事方式和文字语言、结构的变化，都很能体现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沈从文在这些方面的自觉实践显示出他在小说创作时的审美意识和文体意识。

沈从文强调文字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认为创作是“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¹⁵⁴。他的小说语言具有独立的风貌，首先是有清新洗练的古典美，用词精当、句式简短。这突出表现在他很少使用在白话文里使用频率极高的“的”、“了”等虚词，像《山道中》的这段描写仅一个“的”字：

这时节他们正过一条小溪，两岸极高。溪上一条旧木桥，行人走过时便轧轧作声，傍溪山腰老树上猴子叫喊。水流汩汩。远处的山雀飞起时朋朋振翅声音也仿佛可以听到。溪边有座灵官庙，石屋上尚悬有几条红布，庙前石条上路人可以休息。¹⁵⁵

语言文白杂糅，句子短俏简洁，读来节奏明快。他的小说语言还有质朴无华的自然美。比如《阿黑小史》的开头：“若把江南地方当全国中心，有人不惮远，不怕荒僻，不嫌雨水瘴雾特别多，向南走，向西走，走三千里，可以到一个地方，是我在本文上所说的地方。这地方有一个油坊，以及一群我将提到的人物。”¹⁵⁶这段话中，没有奇巧复杂的比喻也没有华丽雕琢的修辞，平淡无奇，如闲话家常，却切合了湘西的原始美和淳朴本色，使人感到亲切、真实，立刻就把读者带入当时的情境。他的语言还注意色彩美，色彩搭配参差对照，富于表现力，使人对湘西秀美的风光留下深刻印象。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更多从丰富的湘西生活中提炼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¹⁵⁷，“这些粗话野话，却给了我许多帮助，增加了故事中人物的生命”¹⁵⁸。他善于把湘西方言和民间俗语提炼成表现人物性格的艺术语言，只是几句对话就使人物活灵活现。柏子和情人见面时以对骂、诅咒和埋怨表达爱情，虽粗野却逼真；《三三》中三三和妈妈的对话，《边城》里翠翠和爷爷的对话，又含蓄而羞怯。沈从文还善用比喻，造语新奇。他在《边城》中写山水，“溪流如弓背，山路似弓弦”；《凤子》由美丽植物引出美丽“有毒”的女子和“有毒”的歌声；他写萧萧顽强的生命力，说她“像一株长在园角落里不为人注意的萆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把凡是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¹⁵⁹。这些比喻就地取材，诙谐活泼、明慧洒脱。京派小说中，废名用写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失之滞涩，沈从文更为自如，他自认为较废名“宽而且优”是符合实际的。

沈从文创作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韵味的文化小说。这既指他的小说有深邃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湘西历史文化景观，也是说他的小说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学从容、节制、典雅的美学特质。沈从文曾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接触过《史记》、《汉书》、《四部丛刊》，还看过百来轴宋及明清的旧画、一大批古代的碑文，20世纪30年代在青岛大学讲授小说史时对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人白话小说和佛经故事作过深入研究，虽未接受正统教育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受了民族文化的广泛熏陶，这渗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规范、影响了他小说的整体风貌。他在文学观念上追求感情调度的和谐与节制，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是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¹⁶⁰的体操，“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表现的”¹⁶¹，这都与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古典审美意识相一致。他实践了朱光潜的“距离说”，创作时追求客观化的叙述，“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¹⁶²，以不动声色的态度展示人事的哀乐。这种节制和从容在他表现湘西的人生悲剧时更为明显。《我的教育》、《黔小景》、《黄昏》、《新与旧》、《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等，即使写到杀戮、流血也处变不惊；《菜园》中老妇人“忽然用一根丝绦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¹⁶³，寥寥数字写母亲无声却深重的丧子之痛，没有戏剧化的大悲大喜；《长河·买橘子》写到保安队长强买橘子没有得逞就打住，淡化了强权与反强权的尖锐冲突；《丈夫》也只是以丈夫的哭泣和夫妻二人的回乡写丈夫内心的屈辱与悲哀，竭力保持文风的圆融和谐。当然，客观化的叙述只是作家表达情感倾向、道德判断、价值选择的方式不同，退隐于人物与事件背后的是“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¹⁶⁴，对此以冲淡平和的笔调出之，倍添沉痛。另外，沈从文也吸收了许多古典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段来丰富小说创作。比如他注意小说的画面美，这既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也承续了中国文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传统；他借鉴传统绘画技法，用笔故意留下空白，《边城》、《丈夫》、《三三》、《旅店》等许多小说善用空白剖析人物心理、推进故事情节，既给读者留下联想、想象的余地，也达到言不尽意、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他用工笔描绘自然风物的奇幻，也以白描传达人物神韵，写人状物呼之欲出，气韵生动。他还着意创造现实和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可以说，无论是从审美意识的择向还是在表现层面上，沈从文都深得古典文学艺术委婉、含蓄、雅致的精髓。

沈从文很早就读过狄更斯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等，认同狄更斯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¹⁶⁵的创作方法。他在湘西题材小说中对乡村小人物的关注，对上流社会的嘲讽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契诃夫是同调的，比如《丈夫》写卑微的丈夫到花船上探望做妓女的妻子，在目睹酒醉士兵、巡官对妻子的蹂躏中，心灵和人的尊严复苏、觉醒的过程，既写出了时代重压和习惯力量对人的肉体和尊严的摧残，也带给人沉郁、苍凉的阅读感受，有“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的韵致¹⁶⁶。沈从文自己意识到他“真正受的影响，大致还是契诃夫对写作的态度和方法”¹⁶⁷，二者在视角运用、感情基调上也常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屠格涅夫对自然风景的强调，他打破文体界限创造《猎人笔记》的方法也常贯穿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之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还依然认为“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有独到好处。我认为现代作家必须懂得这种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¹⁶⁸。从横向影响看，沈从文和美国的福克纳都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关注人的命运，在对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批判中追求“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类共同需求的文化”¹⁶⁹；他也和日本的川端康成不约而同地表现东方的美丽与悲郁，在艺术追求上共生了某种审美的遇合。另外，沈从文对都市人性异化的敏感和鞭挞与西方近现代以来从异化角度反思现代文明的哲学思潮相契合，而他对人性和生命形式的理解和尊重又与西方文学中的人文传统相共鸣。此外也有论者认为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还转向了现代主义，《看虹录》、《摘星录》等留有弗洛伊德、乔伊斯的印迹，他还“写过一本讲逻辑学的课本。沈在文化上是革新派，喜欢进行各种实验”¹⁷⁰，“晚些时候却热衷于思辨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西方古典音乐和泛神论的、有关上帝的抽象观念。白话的耶稣教圣经影响了他的叙述风格，而且关于上帝和爱的思想一直保持到他一生的最后”¹⁷¹。可以说，他和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国作家一样，都接受了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洗礼，“看得多而杂，就不大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¹⁷²，而且在沈从文身上，这种影响是综合性的，他是从自己文学世界建构的需要出发广采博取，为我所用，无论契合还是影响都附丽在本民族历史——现实的深厚根基上，这是沈从文的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边城》是沈从文湘西文学世界的艺术极致。在《边城》中，沈从文“把湘西一个叫做茶峒的地方写给我们，自然轻盈，那样富有中世纪而现代化，那样富有清中叶的传奇小说而又风物化的开展。他不分析，他画画，这里是山水，是小县，是商业，是种种人，是风俗，是历史而又是背景。在这真纯的地方，请问，能有一个坏人吗？在这光明的性格，请问，能留一丝阴影吗？”¹⁷³《边城》标志着沈从文要把自己所追寻的理想生命形式最终落到实处：“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¹⁷⁴沈从文“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¹⁷⁵。李健吾又对比《边城》和《八骏图》，他认为：“《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那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神秘的绝句……如果有人问我，‘你欢喜《边城》还是《八骏图》如若不得不选择的时候？’我会脱口而出，同时把‘欢喜’改造‘爱’，‘我爱边城’。”¹⁷⁶如果说《边城》是以一种理想化的人生形式和社会形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出的审美超越的话；那么《长河》则是沈从文在现代湘西风云激荡的背景上，“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¹⁷⁷。《长河》以它对处于变动中的生命形式的书写，对民族、人类、人性的深层关怀，汇入到沈从文用一生描绘的生命图景中。《长河》已显露出沈试图对现实和历史作全景式宏观把握的企图，预示着一种变化和突破，但因为只完成了原来构想四卷中的第一卷，并未构成创作上根本性的转折。

沈从文是目下世界公认的现代中国的一流作家，除了小说、散文创作以外，作为批评家，沈从文的“作家批评”、“风格批评”也独有成就。他始终用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审美方式观照社会，看待人生和艺术，探寻美好的人性和理想的人生，他的人格和他的文学世界的魅力值得持续解读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