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兼任商业部部长

八大闭幕还不到两个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于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举行。

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书面报告：“根据中央常委的讨论，提议陈云同志兼商业部长，杨一辰同志改任城市服务部长，请予通过。”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报告的要点，通过了周恩来上述提议。

为什么在八大后这么短时间里就决定召开二中全会？为什么要提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兼任商业部长？这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反映了一个全局性问题。

八大前后，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东欧国家进一步暴露出来。六月，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为增加工资和减少税收而举行示威游行。示威人群同警卫部队发生冲突，造成大量死伤。波兹南事件后，十月间又发生了苏联领导人力图干预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事务而引起的苏波关系紧张。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匈牙利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流血冲突。经济上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不注意人民生活，是造成人民不满和发生动乱的原因之一。

在苏波关系紧张和匈牙利事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十几次会议，讨论分析波兰和匈牙利问题。会议常常通宵达旦。波匈事件是继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来，给中共中央的又一个极大的震动。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仅时刻关注着事件的发展情况，尤其高度关注着事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郑重思考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从波匈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从波匈事件中注意到，“加强民主、独立和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不但有利于这些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各国相互之间的团结”。这实际上指出了以后应该注意的两方面问题：在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不能走片面发展重工业、不注意人民生活的道路。

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过多地搞重工业，而不重视轻工业和农业，不注意人民生活，照搬苏联那一套，这个问题在匈牙利、波兰、东德的影响比较严重。周恩来说：“在经济方面，苏联发展重工业过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发展缓慢，经过三十九年，产量仅略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这个建设方针影响了东欧国家。东德发生了问题，靠苏军压下去了。波兹南事件，本身暴露了工人对生活不满，本质上也是由此而来，接着引起领导的更换。匈牙利事件就更严重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是学苏联的，同时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东欧国家那么严重，但也存在建设规模不顾国力条件急躁冒进的倾向。这一倾向造成生活消费品供应紧张，引起人民不满意。六月，在讨论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草案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草案时，陈云说：吃的东西很紧张，“人民是有意见的，我问过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问他吃多少肉，他告诉我去年他吃了两次肉”。陈云、周恩来反冒进的根据之一，是担心人民生活紧张的局面进一步恶化下去，会发生类似东欧国家那样的问题。事实上，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在一些城市中，发生多起工人罢工、请愿事件。许多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因闹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和合作社主任的事件多次发生。从国际事件的教训，联系到国内情况，周恩来讲了这样一段话：“最近的国际形势是最值得我们引为注意的。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少问题，而引起的问题更多。波兰的波兹南事件，最后到匈牙利的事变，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其他国家还有。我们国家引以为训的事不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如何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便更加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其中，急需解决的是制定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八大后这么短的时间就决定召开二中全会，原因就在当时国内外形势要求“必须早一点把明年计划的方针定下来，取得全会同意”。而为了在明年计划方针中能够正确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改进商业管理体制，做好商业工作，以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商业同市场和人民生活是不可分的。陈云一向深知商业在经济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中，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调运主要物资到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适时抛售，推进城乡交流，满足市场需要，这是打败投机资本家的重要手段。在粮油棉统购统销时，国营商业全面控制了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在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商品滞销等困难和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国家采取了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办法，使国营商业能够支配对主要工业原料和产品的购销。陈云说：“我们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既不采取没收，也不采取让它泛滥、任意剥削人民的政策，而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执行国家这个政策的主要业务部门是商业部门。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多数工业品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商业工作中的利与弊，陈云了如指掌。他认为在国家支持下，国营和集体商业部门的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推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滋生了垄断、独霸和市场不活的弊端。

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有些代表对商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陈云说：“商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确实存在的，应该加以纠正。”八大前，他在考虑改进经济体制时，最先想到的是如何改进商业体制，主要措施是改变部分商品的统购包销为选购自销。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出现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货不对路、市场不活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是商业工作的转变关头，要改变过去的旧办法，建立一套新办法。”怎样才能建立一套新办法？陈云认为要在商业工作的若干主要方面总结经验。“我们已经做了七年商业工作，有了许多经验，过去的长处和毛病，都显露出来了，现在进行总结是有条件的。”他说：

“总结的办法，主要是根据我们七年来的经验，同时参考旧商人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

“总结的题目很多，我这里只略举一些重要的：价格政策，市场管理，商业计划，财务管理，劳动工资，政治工作。批发、零售、采购、保管运输也都要分别总结。要注意研究社会主义商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区别。各行各业如百货、五金器材、纱布等都要总结。中央部门要总结，各地也要总结。总结出来，不像样也不要紧。三个臭皮匠，可以顶一个诸葛亮。把各地和中央部门总结的经验集中到一起，加以分析、综合、提高，就可以用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接着，陈云强调指出：

“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新的办法，我看这项工作比日常的业务工作更重要。这些问题应该看成是指挥我们商业方面三百万队伍的‘步兵操典’和‘战斗条令’。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人员不总结经验，就带不好这三百万人的队伍。这项工作‘脱销’了，政策就‘脱销’了，这比任何商品脱销都严重，都坏。”

陈云在这里不仅谈了总结经验的重要性，还谈了他对总结经验的一些重要看法。他认为，一是随时注意总结经验，找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乃是推进工作的一个良方，而这比日常的业务更为重要；二是总结经验既要总结自己的，还要借鉴外国的，但应以自己的经验为主。总结自己的经验，既要总结现在的，还要参考过去的，但应以现在的为主；三是总结经验要上下结合、部门与地方结合，然后集中到一起，加以综合、分析，力求总结得更全面更深刻些；四是用总结出来的经验武装和提高干部队伍，更有利于统一认识和行动。陈云形象地把不注意总结经验比作“脱销”，如果这一工作“脱销”，政策就“脱销”了，也就是脱离实际，后果会很严重。这些看法，道理深刻，值得人们始终注意。

陈云要求下级和商业工作者去做的，也是他自己率先去做的。他在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是对建国七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系统总结，其中也包括对执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重要业务部门——商业部门七年工作经验的总结。他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改进经济体制的构想，也包括对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新认识。

鉴于商业工作的重要性并且正处在转变关头，陈云又对商业工作有着丰富的领导经验，由他兼任商业部部长是很合适的。

提议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还同当时迫切需要正确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矛盾有关。这个问题能不能处理好，很大程度上同商业工作有着直接联系，商业工作做好了，可以缓解这对矛盾；商业工作做得不好，则会加剧这对矛盾。但从深一层次看，它又不是单靠商业工作本身就能解决的，而有待于确定正确的国家建设方针并根据这个方针制定出稳妥可靠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陈云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副主席、副总理，由他来兼任商业部部长，无疑有助于从整个方针、计划和预算来解决由生活消费品供不应求表现出来的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矛盾。

由此可见，提议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需要出发，在迫切需要正确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关系的历史时刻，在商业工作的转变关头，采取的一项重大组织措施。

八届二中全会有三项议程：（一）目前时局；（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三）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十一月十日，首先由刘少奇就第一个问题作报告。接着由周恩来就第二个问题作报告。第二天，由陈云就第三个问题作报告。这三个报告围绕的中心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

刘少奇的报告从分析波匈事件的教训和国际局势，指出处理好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关系的重要性。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一日，应苏共中央的要求，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组成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同苏共中央商讨如何应对波兰出现的紧张局势。刘少奇向全会的报告，详细通报波匈事件的情况并提请全党注意这次事件引出的经验教训。他说：波匈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牺牲农业，一直到现在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生活很苦，而国家领导人又学苏联一套，享受特权，引起群众不满，所以发生了“大群众运动”；这些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搬了十年也不灵，于是就丧失信仰，对苏联产生反感，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损害了他们的民族尊严，激起群众的反对。刘少奇指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

对刘少奇这个报告的要点，陈云曾参加讨论，并多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等关于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情况的汇报，讨论波兰和匈牙利问题。这使陈云加深了对波匈事件及引出的经验教训的认识，为陈云思考与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

周恩来的报告针对制定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围绕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从整个经济建设全局提出四个方针性问题。第一，要注意处理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反对大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实行“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方针。周恩来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是，“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末，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消费量大，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赞成要提倡节育和晚婚。第二，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周恩来说：“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第三，“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贯彻这一方针要在发展速度上反对急躁冒进。周恩来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的发展速度，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数字，不合实际的可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某些数字也可以修改。“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十二年内开垦一亿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至于其他的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各种条件的配合，还不去说它。”周恩来认为长期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都要从实际出发。“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第四，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计。周恩来说：“整个看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大体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也不少”。比如在建设速度上，“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大冒了一下”，这是周恩来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的重要判断。

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是在陈云参加下经过连续九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形成的。周恩来阐述的国家建设四个方针性问题中，有些意见是陈云提出来并同周恩来多次议论过的。对为什么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谈判情况时，同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要特别注意自力更生，不能完全依赖外国。他指出：苏联帮助我们是不是有留一手的问题，我看在某些方面是有的。这点我们早就感觉到了，苏联说我们原料工业搞少了，机械工业搞多了。苏联就是先搞机械工业的，我们也要集中力量先搞机械工业。苏联不答应给，我们就自己搞。“如果我们不全办起来，一旦有战争怎么办呢？”周恩来说：如果苏联有困难或者在某些方面留一手，那就是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主要靠自力更生，也要争取外援。苏联基本上是帮助我们的。但是，苏联不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搞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成的。后来，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建立工业体系问题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

但是，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决不能不顾国力和人民承受的能力，在规模上贪大，在速度上贪快。陈云说：“我们的建设规模究竟多大，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前三年是按计划进行的，主要是今年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把比例摆好。有同志讲，现在这样摆下来要伤筋动骨。”陈云认为一九五六年建设冒进了，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指标要削减下来。“如果明年不退，以后总要退下来，不退也得退。”国家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冒了，势必造成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紧张，人人都有意见。陈云说：“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保证，否则人民大有意见。”所有这些，也就是周恩来所说：冒了就得退下来，不能“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周恩来赞成在放慢建设速度的同时，通过提倡节育和晚婚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以改善人民生活。这个主张，陈云也是首倡者之一。他针对我国人多地少，扩大耕地面积有限，粮食增产十分困难，提出：“人口不要生得过多，是个办法。”“怎么办，我看一是少生娃娃，另外，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垦，计划一下，多少年内进行。”开垦荒地需要投资。这方面，陈云同周恩来一样，主张垦荒不能急躁冒进，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的过高的垦荒指标可以修改。陈云说：“大开荒就是投资很大，收效很少，而对工业的影响很大。”有人低估了垦荒的难度，认为二十元钱就能开一亩荒地。陈云指出：开垦荒地，“这笔投资是很大的，投资二十元是不够的，黑龙江也要四十至五十元一亩，新疆要七十元”。远景规划原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的速度来看，是不可能做到的。陈云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既然达不到，就应该允许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外再加两年。”周恩来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甚至可以设想加两年不够再增加一两年。”总之，无论是远景规划还是五年计划、年度计划，陈云都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这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他和周恩来的看法是一致的。经过九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讨论，决定一九五七年计划应该根据“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来安排。

陈云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围绕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从改善人民生活出发，谈了粮食、猪肉、油脂和其他副食品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民以食为天。吃的问题是人民生活中头等大事。粮食、猪肉、油脂和其他副食品都属于吃的范围，粮食更是重中之重。

一九五六年全国粮食形势不容乐观。从粮食生产的状况看，一九五六年全国的粮食收成比一九五五年有所增加，但有几个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河北水灾严重，湖南旱灾严重，江苏、广西、吉林、安徽、河南也都受灾。从粮食收购的状况看，一九五六年粮食年度预计全国征购粮食只有八百零一亿斤，比过去三年都少。这是因为灾荒地区要求减少收购，而丰收地区的收购量又上不去；生产队和合作社所报粮食产量，有打埋伏的现象；在农民中存在着要多留一点、少卖给公家一点的趋向。从粮食销售的状况看，一九五六年七月到十月的四个月内，比一九五五年同期多销粮食六十四亿斤，而且各地要求增加销售指标的趋势还没有停止。如果粮食销售的数量减不下来，粮食收购的工作又不抓紧，要求少收购多供应的趋势不能扭转过来，那末，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底，估计将有五十亿斤粮食的赤字，可能在粮食问题上出乱子。陈云明确提醒说：“这一件事情应该引起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市委同志的严重注意。”

他提出：“收购方面要抓起来，供应方面要加以收缩，要保证收支平衡。”具体办法是：必须把国家规定的粮食征购数字八百零一亿斤按时如数收起来，按时入库；要在农业合作社里面、个体农民里面进行教育，使他们知道分配粮食的次序，应该是首先缴给国家的公粮和统购的粮食，其次是农民本身用的种子、口粮和饲料，再次才是搞副业的用粮；粮食增产的合作社和地区，必须多收购一些粮食，弥补灾荒省份的缺额；农村搞副业不能动用口粮；农村缺粮户何时缺何时供应，不能提早供应，灾民口粮供应的数量应该比一般农民低一点；对缺粮户的定销工作必须做到切实可靠；压缩城市中可以压缩的粮食销量，从十一月开始，每月下发销售指标。

人民生活中吃的问题，紧随粮食之后是猪肉和油脂。陈云为了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作出很大的努力。

全国猪的生产，建国头几年逐年增长。一九五〇年六千万头，一九五一年七千万头，一九五二年八千万头，一九五三年九千万头，一九五四年六月一亿头。而一九五四年六月以后却出现下降趋势，一九五五年六月降到九千万头，一九五六年六月又降到八千万头。每头猪的平均重量也下降了，建国初是一百五十七斤，一九五六年降到一百四十一斤。由于猪产量减少，大中城市猪肉供应量下降，小城市和农村集镇经常没有肉卖。广东、上海只能发肉票，北京每人一次只准买五角钱的肉。肉店里买肉的队伍排得很长，有些人半夜里就去排队，一直排到天亮。猪肉供应不足，成为人民普遍不满意的一个问题。有人甚至写信给报纸、中央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说：“你们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为什么吃不到猪肉？”

陈云为人民吃不到猪肉而深感不安。六月，他把这个问题提到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希望制定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时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七月一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规定采取“私有、私养、公助”的办法，积极组织社员家庭多养猪。九月五日，陈云为国务院起草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生猪购销情况报告的电报中写道：“目前除少数地区以外，大多数中小城市和乡村的猪肉供应是很紧张的，那些地方的人民对此是不满意的。我们的根本方针是要设法增加猪的产量。”他从来不说空话。两天后，陈云又指出：猪肉供应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生产不够。为了增加猪的生产，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增加猪饲料的生产和供应，提高猪肉的收购价格和鼓励社员分散养猪，使养猪继续成为农民的一项主要家庭副业。

陈云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介绍猪的生产下降及带来的猪肉供应紧张的情况后，详细分析猪的生产下降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增加猪的生产的办法。他认为猪减产的原因受到三方面的影响，即：粮食统购统销、猪的收购价格和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使农民手里的粮食少了，饲料紧张。猪的收购价格低和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养猪的猪粪不能肥自己的田地，使农民感到无利可图。他提出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能放弃、粮食供应紧张状况一时不能改变的条件下，增加猪的生产，除了必须坚持私养为主、公养为辅的方针外，必须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负责安排社员养猪的饲料，包括精饲料和青饲料。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要给养猪的农民多留一点自留地，让农民自己种饲料”。第二，有计划地恢复农村的粉坊、豆腐坊、榨油坊和小集镇的碾米厂，以便将粉渣、豆渣、豆饼、谷糠用作养猪饲料。第三，适当地提高猪的收购价格，禁止压级压价，保证农民养一头猪除了本钱能得到二百斤到二百五十斤原粮的利益。第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在各方面帮助养猪社员。第五，县级或县级以下应该成立生猪生产指导委员会。第六，防治猪病。为了缓和猪肉供应紧张的状况，除增加猪的生产外，陈云还提出要减少猪肉的出口。在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猪肉出口减少五万吨的基础上，一九五七年要求比一九五六年再减少十万吨。过去猪肉出口多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换取外汇，用于购进机器设备，发展重工业。减少猪肉出口，是贯彻“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方针、正确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再看油脂问题。

有猪肉能减少人民对食油的需要，而猪的减少势必增加人民对食油需求的增加。当时，油脂的生产和供应的形势同猪的生产和猪肉供应的形势一样严峻。一九五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九月底，全国油脂共计生产二百一十三万吨，还没有达到抗战前最高产量二百二十二万吨的水平。加上农业合作社总想自己多留一些，油脂收购任务有完不成的危险，给城市居民的食油供应带来严重影响。为此，陈云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各省的油脂收购任务一定要完成；规定有调出任务的省，必须按计划调出；城乡食油供应标准不能提高；不种油料的农业合作社应该逐步种油料，逐步做到自给；对油料的购销价格和税收应该适当调整；土榨油坊必须研究技术，提高出油率；一九五七年将油脂出口减少七万吨。

此外，陈云还提出从其他副食品方面想办法，以缓和猪肉、食油供应的紧张状况。办法之一，是“增加鸡、鸭、鹅、兔子、鱼这些不用粮食或者少用粮食的家禽和鱼类的养殖”。办法之二，是“调整副食品的季节供应”，将旺季容易坏的鸡蛋、鱼、水果收购后冷藏起来，以保障淡季供应。办法之三，是改进各大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供应：每一个城市都要按照人口的需要，维持相当的蔬菜播种面积；减少蔬菜购销的中间环节，让菜农和城市里的菜贩子直接交易；菜贩的合作单位要小，要各负盈亏，如果他们愿意分散经营，就让他们分散经营，以提高其经营积极性。

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市场。市场不活或者市场混乱，不仅影响这些生活必需消费品的购、销、调、存，还会影响它的生产。自从陈云提出克服统购包销的弊病、大计划小自由、允许搞一部分自由市场以后，从七月开始，全国很多地方对农村集镇上的市场，不像过去管得那么死了，开放了一部分自由市场。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开放后带来三条好处：一是从前因为市场管得太死，农民已经停止生产的东西，现在恢复了生产；过去生产少的，现在增加了生产。二是城乡的物资交流活跃了，物资供应充足了。三是“将”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军”，暴露了又官又商的人做买卖按行政区划的路线走，不按经济路线走，中间环节多，人浮于事，做不赢小商人。但是，在开放自由市场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哪些东西可以进入自由市场没有划清楚。对哪一种开放、哪一种不开放的规定，没有具体化。有的地方开放无边，把应属统购的东西也开放了，造成国家要收的东西收不到，有完不成统购计划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陈云曾于十月二十四日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指示》在肯定开放农村市场后取得的良好效果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各地应该采取的三条办法：一、凡属国家统购的农产品，如粮、棉、油等都必须由国营商业公司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继续统一收购。二、农村市场中可以放宽管理的商品，只能是供求正常的或供不应求的小土产。三、凡属国家统购或者委托收购的农产品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应大体上平衡，各地不能随意提价；对允许在自由市场上成交的商品，各地如果认为价格偏低，可适当提高。随后，在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国务院五办召开的农村市场汇报会上，陈云在听取各省负责人汇报农村市场情况后，就自由市场开放的范围、市场价格、农民贸易和市场管理等问题，再次发表了意见。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陈云的报告系统地提出在放宽农村市场管理、开放自由市场后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第一，把我们现在的农业产品分为三种：“一种是法定统购的物资，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第二种是没有法定但实际上要统购的，就是说，委托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统一收购的，如茶叶、蚕丝、烟叶等。第三种是小土产，自由成交的一些东西。现在看起来，要把第二种委托收购的东西，一部分移到第一种里边去，一部分下降到自由市场，把第二种缩小，扩大第一种和第三种。”“鸡、鸭、鹅、蛋这些东西，都可以列在第三类，让农民自由出卖，这个政策很有好处。第三类商品在自由市场开放也应该由少而多，一步一步地开放。要经过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第二，价格政策要作一些调整：“统购产品任务完成以后，允许自己卖。卖的价钱，可以等于我们的销价，也可以略高于我们的销价。对第三类的小土产，一般的不加干涉，只有个别品种的价格超过了限度，可由当地有关机关出来限价。”第三，对农民贸易要作一些新的规定：“凡是农民自产的东西，应该让农民买卖，可以在当地卖，也可以远销”，但“不应该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做贩运生意”；“凡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兼营的手工业，和市镇上的专营手工业有冲突的时候，应该照顾专营手工业，不然他们没有饭吃”。第四，改变对市场的领导办法：“为了适合现在的情况，我们过去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那一套办法，要加以改变。现在要搞过傤行、交易所，帮助农民和小商贩之间的交易和贩运。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并不是一点管理也不要了，还需要有管理。要组织集镇上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当然不是像从前管得那么死。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

解决粮食、猪肉、油脂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以及农村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同改进商业工作有关。而商业工作的内容大多又同农业、农民有关。陈云说：“商业工作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农民五万万，主要问题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第二是历年来的对资本家的关系，这个关系有好多次的调整，是调整了又调整；第三是对居民供应，首先是副食品的供应，其次是工业品的供应。如果这三方面都安定下来，商业工作就安了。”陈云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这个报告，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提出了有利于安定农民、安定民生、安定商业工业的具体办法。

八届二中全会是贯彻和推进八大路线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关系问题上所形成的方针政策，对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对反对和纠正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对重视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对一九五七年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导航作用。陈云为八届二中全会的成功召开及方针政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八届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国务院第四十次全体会议决定，由陈云分管国务院第五办公室的商业口及第七、第八办公室，兼任商业部部长。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正式批准陈云任商业部部长，由毛泽东主席颁令公布。

十一月十七日，是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走马上任的第一天。从这一天开始，他连续几天主持召开商业部的扩大部务会议，了解情况，听取大家意见。他说：过去也注意商业问题，现在兼任商业部长，“好处是比过去直接。能否管得好，是一个问题。同志们不能希望我比过去注意得更多”。与会人员提出了很多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围绕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感到商业工作不好办，要东西的向你要，该给你东西的却不给，两下夹攻，好像磨盘里的麦子。二是对七年来商业工作如何估计的问题。三是针对商业的组织工作中存在混乱，同各方面的关系不够协调，提出如何改进商业工作的问题。听了大家的发言后，陈云就以上三个问题发表了意见。

由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投资多用了十五亿元，农业贷款和其他贷款多支出了五亿多元，职工工资多开支了六七亿元，造成了生活物资和生产物资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对此，陈云说：“简单地从商业一个方面来找供应紧张的原因是不行的，还要从全国的经济情况特别是财政情况来找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说明问题。”“只要我们很好地吸取今年上半年的教训，今后不再冒，商品供应就不会再这样紧张了。”解决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实质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陈云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我们的耕地只有这么些，但人口多，吃的、穿的都靠它。如果不搞建设，失业半失业照旧，社会购买力很低，商品供应当然一时可以不紧张，但不搞建设更不行。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而应是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陈云认为：“看清楚商品供应紧张的原因很重要。这样就不会只在内部吵架，而不从整个财经工作上找原因。只在内部吵架，打破头也解决不了问题。”

陈云总结七年来的商业工作，认为有成绩，也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他说：商业工作“在促进生产、稳定市场方面，在改造私人资本主义方面，都有成绩”。“至于缺点错误，有些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如为了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要有现在这样一套组织机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主观努力不够造成的，如猪的收购，本地销的和出口的一样分四个等级，这就使收购人员多了一个压级压价的机会。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中的缺点，有些也是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由于国营商业部门是执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主要业务部门，担负着调节生产和需要、组织供需平衡的任务，在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它受到一些责备是很自然的。针对有人说商业工作天天挨骂，陈云说：“我看，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商业工作有不少唱对台戏的，这可以促使我们改进。”

如何改进商业工作呢？陈云沿着八大前的探索思路，进一步提出新形势下商业工作的转变问题。他说：“过去七年商业方面的一套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是适应对私人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那种情况的。现在三大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商业工作也要随着改变。”

如何顺应形势，改变过去商业工作的那一套？陈云强调要牢固树立商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他说：过去商业工作在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时，也有一些不利于人民的地方。“我们国营商业做生意是‘独此一家’，很有点‘独霸’的味道。”陈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山西省委书记说，一个老太婆织了一点布，赶集去卖，干部说她违法，把她吓得丢下布就逃跑了。”再一个例子是：“粮食仓库有不少‘溢余’粮食，这同粮食收购单位搞大秤进、小秤出那一套有关。”陈云提出商业部门必须改掉这些使“农民有一肚子气”的毛病。他说：“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如何改变集权太多、分权太少的商业管理体制，陈云说：统一财经工作，实行计划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都要求集中。“但是，集中不能过分，必须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这个事实。”陈云主张，在商业工作方面，要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特别是下放到县。“我们常说，政策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化。谁来‘化’？主要是县委。”他举例说：“山西太谷县试点，把四个公司划给县管，利润百分之四十上缴，百分之五十归地方，百分之十归企业。这样一来，县委大力抓商业工作，销不出去的商品销出去了，收不起来的东西收起来了。一年下来，全县增加收入十万元，而原来一年才只有一万二千元的机动费。”由此，陈云说：“县里有权有利，商业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现在，担子全压在我们身上，下面有问题我们看不见，也不能解决，有什么好处？”他提出：“县委能有个副书记管商业工作，县委会能够时常讨论商业工作，我看就‘天下大定’了。”

在商业工作中，陈云还强调，要使用批发商，因为他们有经验，在业务上很有用处。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曾说过：“对批发商的处理，一九五四年采取了打乱分配的办法。现在看来，如果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对批发商原封不动地加以使用，那就比打乱分配好得多。好在这些批发商还没有死，现在可以把他们再找回来。”接着，他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

“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我们县商店的经理一天忙得要死，晚上还要算账到十二点，要货时，再开夜车临时凑。看来，我们的县商店，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这一段话，说明了一个做好工作尤其是领导工作的重要经验。不仅是做好商业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也是做好政治、文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所有工作的一个重要经验，因而应该成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导工作原则。对于这个重要的经验、原则和思想，陈云后来曾反复阐述、强调和倡导过。他始终认为，在任何一个行业、领域和一个地方、部门里，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总要既有做日常工作的人，也有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人，而不能是所有的人都处在忙于纷繁的日常工作之中。总要有人摆脱日常事务，把脑子静下来，把时间腾出来，把精力集中起来，多看看书，多找人谈谈话，既考察现实情况，又研究历史经验，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把务虚与务实结合起来，把局部与全局、具体与根本、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考虑一些大事、要事和战略问题，这样才能做到深谋远虑、胸怀大略、稳操胜筹，既扎扎实实又高屋建瓴地开展工作，使自己掌握工作的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在谈到如何调整商业系统内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实行民主管理时，陈云说：“部长、局长、经理只能抓大的方面，具体执行还是靠二百五十万职工。只有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把事情办好。如果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只能听指挥，像算盘珠子那样，拨一拨动一动，商业工作就肯定做不好。”他提出：“发扬民主可以采取职工代表会、店员代表会等形式，许多大事都要经过代表大会讨论，他们可以向上提出建议，撤销厂长和经理。”

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的同时，兼任中共商业部党组书记。由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他没有把办公室搬到商业部。但是，他上任后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已初步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做好商业工作的基本问题。此后，他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办公会议上的讲话，在商业部部务会议和商业部党组会议上的讲话，在领导全国商业工作的实践中，进一步系统地提出要加强商业工作中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生产观点。

陈云主持全国经济工作，向来重视经济工作中的政治，重视对经济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使他们具有战略眼光、全局观念。建国初，他说：“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现在，他兼任了商业部长，又提出：“我们是从事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不能没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他建议，在商业工作中，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并说：“只要我们按照‘七分经济，三分政治’长期做下去，有可能保证工作不犯大错误。”为此，部长、副部长要领导学习，把下边的学习风气带起来。“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认为学习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结经验；二是重大的时事和政治问题的学习；三是学习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

商业工作的群众观点，包括为人民群众服务和依靠人民群众两个方面。对于前者，陈云说：“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对于后者，陈云指出：“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依靠组织，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群众。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口号。”

物资供应紧张，归根结底是由生产不足决定的。陈云认为搞商业的人不能没有生产观点，不能只管市场、不问生产。他举例说：“现在的钢铁、纸张供应不足，但如果只注意到这一点，是不行的，还必须看到国家计划和生产的情况，这是第一位的，商业是第二位的。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从事商业工作必须具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生产观点，从事各项经济工作都必须具有这些基本观点。经济中有政治；经济工作要依靠群众来做，又是为了群众的；在经济工作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中，生产的发展乃是首要的最基础的环节。所以对于一切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来说，具有和把握好这些观点始终是十分重要的。

陈云在倡导这“三大观点”、探讨如何做好商业工作时，还一再强调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他认为思想方法不对头，经验就提不高。这一点，对做任何工作，对解决任何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商业工作也不例外。陈云强调的正确的思想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陈云说：

“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

陈云在重视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的同时，特别提倡要做到“交换、比较、反复”。为什么要交换？因为“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为什么要比较？因为“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为什么要反复？因为“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

调查研究和交换、比较、反复是陈云一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制定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和解决农村市场问题，一九五五年上半年，他曾两下江南进行农村调查研究。为掌握北京工商业的实际情况，他从不满足于听汇报或者别人所写的材料，而是走街串巷，奔波于王府井、西单、前门大栅栏大大小小的商店中，进行实地观察。他兼任商业部部长后更重视对商业、市场的调查研究。一九五七年三月，他赴上海时专门到百货公司、永安公司、商务印书馆等地进行市场调查。宋季文曾陪同陈云到上海市场进行这种调查研究，他回忆说：

“五十年代，我在上海市担任副市长，一次陪陈云同志看市场。我们走在南京路上看百货公司时，他问店员一天做多少笔生意。店员回答：一天做一百五十笔左右。他听了非常高兴，对我说：在其他城市，店员告诉他只能做几十笔。他随即嘱咐公司经理：要保持优良的经营作风，不能把牌子砸了。

“这次看市场的过程中，陈云同志还问我：你知道为什么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开明书店等大书店都集中在四马路？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金融和商业中心，集中在一起不光方便上海人，而且便于为全国来上海的人服务。同样，永安、先施、大新、国货四大百货公司集中在南京东路，也是便于为全国服务的。集中在一起，商品品种齐全，顾客在这家买不到，可以到那家买。这些例子看起来很小，却反映了陈云同志调查研究之深入细致、思考之深邃。”

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后，不仅面临着如何改进商业工作，以适应新形势下商业工作转变的需要，而且面临着如何贯彻落实八届二中全会的方针，解决粮食、猪肉、油脂及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问题，其中最紧迫的是解决猪肉供应紧张的问题。他说：“我们设想如果在中国发生类似波兹南事件的话，那末，造成这种事件的原因将会是油脂和猪肉的供应不足。”

陈云对工作总是一抓到底，力求抓出结果来。为落实八届二中全会关于解决猪肉供应紧张的办法，他抓了三方面的事。

一是发展养猪生产。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要解决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他向中央建议：“养猪决定草案，拟发各地讨论，收集意见报中央后，再开专业会议解决。”他还为中央拟了一个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文，指出：“现将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提出意见，特别着重以下四个问题：一、养猪饲料如何解决；二、本省区收购价格应当提高多少；三、收价提高后，税收是否大降，下降多少，销价是否上提，在什么地区提，提高多少；四、收价提高以后，如果税收不降，销价不提，如何解决国营商业机构的赔本问题。”根据各地所提的意见，并通过中央召开的十五个主要产猪省专业会议的讨论和修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针对生猪产量下降的问题，《决定》除强调继续贯彻“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外，对养猪所必需的饲料和生猪收购价格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新的规定。对饲料问题，《决定》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统一计划饲料的耕种面积，负责安排饲料的生产和分配”；“必须利用当地的可能条件尽量地发掘饲料的潜力，开辟饲料来源，以切实保证生猪生产发展的饲料供应”。对生猪收购价格，《决定》指出：“根据农业合作化以后，生猪生产已经发生变化、养猪成本已经提高的新情况，国家决定对生猪收购价格，在全国范围内作较大幅度的提高”，“所有地区都应当使提高后的收购价格能够确实保证农民养一头肥猪，必须有一定的利润，以刺激生猪的发展”。同时决定：“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八斤到十五斤，发给一年有效的证明，凭证供应。”按照这个决定的精神，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全国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三点六四，城乡猪肉销售价格每斤提高二至七分，同时降低屠宰税。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又批发《关于酌量增加农业社社员自留地解决养猪饲料问题的通知》，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根据需要和当地条件，按照每户社员养猪头数，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猪饲料。

二是调整猪肉供应办法。当时城市猪肉分配办法中，对机关、团体、企业分配标准过高，对市民分配标准太低；而在机关中对少数领导干部和单位照顾过宽，与市民相差过大。陈云说：“高级干部，包括北京的地方的，在购买副食品方面有优先权，在北京，军队、机关干部并没有感到困难。这样不太好。国家是有特殊的，如外国使馆、宴会、医院等等，但特殊的范围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就不好。由城市服务部研究一下，应该和老百姓相差不多。”在陈云直接过问下，采取了缩小照顾面，压低照顾量，降低对机关、团体定额供应的办法。

三是减少猪肉等副食品的出口。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陈云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针对客人希望中国多出口油脂等副食品的要求，坦率地回答说：我们很大的困难是油脂和猪肉供应不足，人民有些不满意。所以我们决定减少油脂和猪肉的出口量。十二月十二日，陈云复信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明没有满足谢胡来信中希望中国增加对阿农副产品出口要求的原因。十二月二十日，陈云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再次向客人解释，中国许多东西供应紧张，难以出口。

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的头三个月，他还担任着国务院代总理。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总理在贺龙副总理陪同下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现称斯里兰卡）等十一国，时间相当长，行程十万八千里。他在外八十天从事紧张的国事活动，处理许多棘手的难题，实在太累了，而回到北京后又难以休息，所以回国后先在昆明、重庆休息了一个星期，到二月十二日下午才回到北京。在近三个月内，陈云作为国务院代总理，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六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处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统战、外交等国务要事。其中，摆在他工作日程首要位置的，仍是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

陈云为改进商业工作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正确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商业方面的具体落实。但是，解决商品供应紧张问题，还需要将八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正确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关系的方针政策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具体化。这方面的担子此时也主要地落在陈云肩上。他重点抓了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调整、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压缩、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着手编制等工作。

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用多了，不得不动用上年结余十一至十三亿元，社会货币流通量多出了十多亿元。十二月十八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十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调整和预计执行情况的报告》，将六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总收入和总支出各为三百零七亿四千二百万元，都调整为二百九十七亿八千二百万元。讨论中，陈云谈到建设和民生的平衡问题。他认为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必须是平衡的，不平衡就出毛病，不能有赤字，应该略微有点结余。工业和农业必须兼顾，“农业对工业是有约束力量的，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因此，我们的建设规模应该有所根据，不能想多少就多少”。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应该有适当的比例。针对一九五六年建设冒进带来的问题，陈云说：

“今年的不平衡表现在很多方面。不仅表现在基本建设的规模方面，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农贷用多了，等等。预算中，建设规模应该和物资的供应相适应。为了照顾民生和建设，应该是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在物资的分配上，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需的民生的生产，保证必需的民生（当然不是大吃大喝），有余再搞建设。这就是既要建设又要人民，这样的建设才是可靠的。现在是建设不可靠，民生也不可靠。”“这样安排民生和建设关系的方针，不能算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布哈林分子。据此，我们很可以找出一个民生和建设正确关系的标准。”

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的上述报告。

对制定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八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二中全会前，各省市、各部门上报汇总的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为二百四十三亿元，经过国家经委党组会议讨论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压缩到一百三十三点五亿元。二中全会决定的基本建设投资为一百三十五亿元。二中全会后，国家经委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编制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示》。十二月四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这一文件。《指示》指出，一九五七年不应该开工的建设项目，应坚决地不开工，该停工的坚决停工；对于需要开工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必须注意到部门之间、厂矿之间、主要企业与附属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妥善安排。陈云在讨论时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意见，如果有材料就搞一百三十五亿，材料不够，就砍下来，差多少砍多少。”会议决定，要计算一下材料够不够。国家经委经过对材料的仔细计算，认为投资还需要削减下来。在此期间，李富春在上海调查，发现上海市场物资紧张，天津产的自行车供不应求，排队购买，已出现投机现象。为此，陈云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十日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削减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二十七日的会上，陈云说：“大家考虑一下如何削，削了以后不仅今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削多少也研究一下。”他认为“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我看重点按一百一十四亿元方案准备”。三十日，陈云再次提出：“我主张按一百一十四亿元，因为一是财力物力不行，第二退到一百一十四亿元并不危险，如果到明年八月财力物力都多了，我们再搞不迟。以一百一十四亿元为标准定下来，由一波去算。”他说：“过去照顾基本建设多，照顾生产少。应该是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搞基本建设，这样基本建设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物资的保证，第一是生产，有余搞基建，基建中哪个重要，再去分别。过去的分配原则与此正相反。根据上述原则就可以避免东欧国家犯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是在反冒进中形成的，贯穿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指导思想。但是，要按照《建议》编制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做许多具体工作。陈云认为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严重的不平衡和混乱状态。他提出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中，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那部分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煤、电、运输等先行工业部门落后的状况要很快加以改变；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关系，要使两者彼此配合，互相促进。他还提出要处理好民用工业与军用工业、大厂和小厂、先进和落后、建设中的“骨头”和“肉”等关系。

陈云主持的国务院第四十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务院关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的决议》。《决议》责成国家计委根据《建议》会同各部委、国务院各办公室、各省市区人民委员会迅速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报经国务院审查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陈云说：“八大建议中的指标有很大伸缩性，当时，计算一个肯定的数字很困难，而且会给编制计划带来弊病。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同的是从第一个五年期间取得了一些经验，但经验也不多。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有困难。第一个五年，经济情况不甚了解，按比例发展关系的问题也不大，就好似空屋子，坐上几个人没关系。第二个五年，屋里位子坐满了，再往里坐，如果安排不好，就会东碰西撞。”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找出第一个五年的经验和矛盾的所在，研究第二个五年怎样的比例关系才是适当的，解决中间的矛盾”。

一九五六年的冒进，带来了财政和信贷方面近三十亿元的赤字，带来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局面。陈云和周恩来一起，态度鲜明地反对冒进。他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适当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额、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速度三个办法，大刀阔斧地组织实施。他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指导思想。他说：

“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

从这点出发，陈云认为应该注意：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的最低限度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

上述指导思想，对进一步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对开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特别对指导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建设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到一九五八年九月，陈云不再兼任商业部部长。虽然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只有近两年的时间，但在共和国商业史上却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陈云倡导的政治、群众、生产“三大观点”，结合“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后来被归结为“一个方针、两个服务、三大观点”，作为财贸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成为广大财贸职工的座右铭，长期指导和激励着他们忘我地工作。

在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上，陈云采取的解决粮食、猪肉、油脂及其他副食品问题的一系列办法，扭转了这些生活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特别是猪的生产，在陈云主管下，方法对头、措施得力，到一九五七年年底猪的存栏数增加到一亿四千五百九十万头，比一九五六年底增长百分之七十三点六，扭转了一九五四年六月以来逐年下降的趋势。在国家建设中，坚持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使一九五七年的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