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中共中央副主席

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筹备并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制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纲领的一次重要会议。

八大的筹备工作是从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开始的。七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同时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大会的四项主要议程和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大会的四项主要议程是：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七届六中全会后，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刘少奇负责工作报告（后改为政治报告）的起草，邓小平负责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周恩来负责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起草。陈云除了参与三个报告的起草工作外，主持研究党的八大选举和中央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二十人委员会的第一召集人。他为提出比较合适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准备。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召开了三次会议，通过八大的日程安排，通过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八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通过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些，标志着八大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九月十三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六十二人出席会议，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各省市委书记三十七人列席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谈了下一届中央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他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毛泽东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他请与会者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还请与会者向八大代表们征求征求意见。

七届七中全会提名的一位主席、四位副主席，就是原来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陈云对自己被提名为副主席深感不安。他在会上说：“这四个副主席中间有我一个，我考虑过，我现在当书记处书记是补了弼时同志，我觉得我这个料子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我。”彭真当即插话道：“主席他们几个人不在，你常常代理，代理好久，事实已经证明可以。”邓小平对他被提名为总书记也表示：“一不行，二不顺。”会上，毛泽东在称赞邓小平后，对陈云评价道：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这是对陈云的总体性评价，说得十分中肯。

八大筹备过程中，在思想理论上的主要成果，是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这个讲话，提出了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

《论十大关系》是由毛泽东集中概括而成的，也是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座谈会上部署八大准备工作时说：“八大中央的报告也要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我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谈，请你们准备。有材料请你们送一些来。”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五六年三月九日，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三十七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了解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问题，为起草八大报告作准备。

一九五六年初，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得知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十分赞成这种调查研究的方法。从二月中旬到四月底，他也用这种方法，先后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委的汇报。

陈云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这些汇报会。根据记载，主要有：

三月二日晚上，陈云同周恩来等参加听取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三月四日，同邓小平等参加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的汇报。

三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同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听取李先念对财贸工作的汇报。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同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听取商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同周恩来等参加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人的汇报。

四月九日下午和十日下午，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参加听取财政部负责人的汇报。

四月十一日下午，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参加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陈云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向重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来处理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不主张照抄照搬苏联的做法。例如，他在不久后谈到中苏两国对资本主义企业采取不同政策时说：我们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采用没收政策，而采取赎买政策，也就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恢复经济是很有利的。因为，资本主义企业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生产人民日用品的轻工业。有了日用工业品与农民交换农产品可以加强工农联盟。有了日用工业品和农产品，可以供应城市的需要，供应全国人民的需要。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在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物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而在苏联，“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把资本家的工厂统统没收了，那时民生日用品的供应很困难”。“瞿秋白同志亲自告诉我，在苏联他要买五个扣子，还要打报告到扣子生产委员会，领了一年才领下来。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买五个扣子是不是要打报告到中央委员会呢？不要的。我们也有些同志到过苏联，我也到过苏联，一九三五年我去的时候革命已经胜利十八年了，但在苏联的百货公司里摆的东西还很少，除了一些香水、花露水以外，东西并不多。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他们说中国百货公司的东西很不少。”

就在毛泽东开始听取各部委汇报的同一天，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不赞成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全盘否定斯大林，但认为应该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走适合各国自己情况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要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他提到的苏联教训主要有：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等等。毛泽东认为，我们对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毛泽东称赞陈云管理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地学苏联，而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据薄一波回顾，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时曾指出：“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

在毛泽东听取汇报期间，陈云应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邀请，于四月一日至六日去越南进行为期五天的不公开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为数极少的单独出访。当时越南正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三年计划，中国和苏联都派专家到越南帮助建设。在派中国专家到越南工作的问题上，陈云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同王稼祥、李先念、叶季壮、方毅讨论后，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为加强在越专家与技术人员的领导与管理，拟在对外贸易部设立“对外经济联络局”，“在越设立一派出机构”，称为“对外经济联络局驻越南代表处”。“派出专家应少而精，我们在业务上没有什么把握的部门不派”；“我们在业务上虽有把握，但估计越方已能独立工作的部门也不派”。“除了管理机构及某些专家留越时间较为长期外，其他一般专家及技术人员，均以订立短期合同为宜”。关于同苏方专家的关系，陈云说：“中苏双方都不要提出以中国或以苏联为主的问题，而应强调由越南自己作主。只要越南自己作主起来，事情就好办。”中国专家和苏联等国专家，“在越工作尽可能地加以分工”。中共中央同意陈云的上述意见，并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出：“拟在越南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局驻越南代表处，成为驻越南大使馆的一部分”，“拟任命方毅同志担任该代表处的代表”。

三月中旬，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通知，米高扬将在三月底到越南作公开访问。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说：“根据去年我们约定的，我们决定派陈云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米高扬同志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去河内。考虑到陈云同志不需要参加公开的集会，也不需要由苏、越、中三国发表什么共同的文件，所以，我们意见，陈云同志这次去河内将采取不公开的形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意见通知了苏共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立即复电中共中央：“欢迎陈云同志以不公开的形式来河内。”为准备这次访问，陈云致电方毅，请他在中国专家中间，“收集一下越方政府可能提出的有关经济和其他问题，以便到达后事先研究一下”。

四月一日下午四时四十分，陈云抵达河内，受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热烈欢迎。胡志明主席亲自将一束鲜花献给陈云，同陈云拥抱。当晚，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设宴招待。宴会后，陈云与胡志明进行交谈。在谈到中国专家在越南的工作情况时，胡志明说：“中国专家工作是好的，但是关于许多问题应该发表意见，因为越南劳动党实在没有经验。专家方面提些意见可以帮助越南劳动党在决定问题时作参考。当然正如毛主席说的，最后决定应由越南劳动党政治局自己做，但中国专家应提参考性意见。近来中国专家过分谨慎了。”陈云说：“中国专家能看得到的意见是应该提的，所提意见不一定正确，只供越南劳动党中央参考。”他还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认为对于一切问题不是什么中国专家为主，必须以越南劳动党政治局为主。”胡志明同意陈云的这个意见。

四月二日下午，米高扬抵达河内。从这一天起，到四月五日，陈云和米高扬同胡志明等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五次会谈。这五次会谈，都是米高扬主讲，陈云只作一些插话。在这期间，陈云还应邀单独同越南财经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三次会谈，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越方之所以要安排陈云的这四次会谈，因为他们知道陈云在中国是主管财经工作的。他们向陈云提出了九个有关财经工作方面的问题，请他解答：工业化道路、农业增产措施及开荒、改造私营工商业、稳定物价、资金积累、货币流通量及货币发行、财经机构的设立等。后来，由于米高扬在越南的停留时间缩短了一天，陈云只回答了前三个问题，没有时间再回答其他问题。对此，越方表示十分可惜。

于越南工业化道路问题，陈云说：他到河内百货公司干部服务部参观越南商品后，得到很深的印象，这就是外国货主要是法国货很多，越南货很少，质量也差。陈云认为，如果说曾经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重工业，但还有一些轻工业的话，那末，可以说，曾经是殖民地的越南，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什么轻工业，因为那时法国人宁可输入法国货来榨取高额的利润，而不愿在越南本地发展轻工业。从越南的这种实际情况出发，陈云建议：越南不要采取重工业和轻工业齐头并进的办法，也不要采取先重工业后轻工业的办法，可以选择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办法。可考虑按日用品工业、有原料并有销路的出口品工业、必需和可能搞的重工业这个次序来使用力量发展工业。日用品工业容易办，得利大，收效快。办这样的工业，可以为办重工业积累资金，又可以满足农民购买力提高后的需要，同时可以进一步解决城市职工的就业问题。

陈云访越后，越南提出请求中国援助十三个轻工业工厂的项目。七月十三日，周恩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十五次全体会议，在讨论援助越南问题时，陈云说：“今年四月我去越南看了一下，他们可以搞一点轻工业，积累一点钱，现在都是向我们买。”“轻工业长期规划由他们自己搞，我们派往越南的小组只是去研究十三个项目，只是就事论事，至于搞多少厂，总交货人如何交货等问题，等小组回来后再研究确定。”会议通过决议：“同意接受越南的要求，立即派轻工业小组去越南对他们请求援助的项目进行研究。”

陈云这次对越南的访问，在中越友好历史上写下浓浓的一笔。他在访问中强调的越南建设要由越南自己作主，要按照越南情况办事，他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议，使越南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胡志明、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曾多次会见陈云、交谈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

在四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月二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两次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个主要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这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前五种关系都直接同经济建设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里涉及开辟一条跟苏联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对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开创性意义。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后来，他又指出：“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论十大关系》成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贯穿于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经济报告等文件的起草过程中。

八大筹备过程中，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总的目标的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具体到建设速度上却存在不同的看法。陈云是主张稳步前进而反对急躁冒进的。

一九五五年夏季以来，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是“小脚女人走路”，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在八大筹备过程中，毛泽东曾经提出：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在国际形势方面，毛泽东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加快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一切工作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要求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毛泽东还根据当时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高潮，提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反对保守主义、加快速度、要求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更大成绩的思想指导下，一个个高指标的远景计划相继出台。远景计划的高指标又带动了年度计划、年度预算的冒进。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中，基本建设投资为一百一十二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五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百分之三十点四，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一九五六年投资多百分之十二点四。但各方面自下而上地提出的要求仍在不断加码。据国家计委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一百五十三亿元，以后又增加到一百八十亿元、二百多亿元，比一九五五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一倍还多，而这一年的全年财政收入却只能增长百分之九点二九，两者之间形成的巨大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陈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推动下掀起的生产建设高潮，是高兴的，但又是比较冷静的。当时他兼任中共中央农业生产协作委员会主任，深深感到忧虑并经常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粮食产量以改变粮食供给落后于工业发展需要的现实。前面提到，毛泽东多次同他商讨如何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途径。陈云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到江南和其他地方进行过调查研究。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草案出来后，他认为整个文件“画龙点睛”之处是“四百、五百、八百”，实现这个目标“有可能、有希望”，但“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他分别提出了南方和北方的增产粮食的办法和条件。同时，他感到要真正实现农业四十条中规划中的粮食增产的速度，存在一个同国家财力是否适应的问题。

以后，一九五六年一月和二月中央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提出的各项计划指标越来越高，大大超越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特别是一月十日至二月七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安排上更加要求过高过急。陈云深深感到，这样做将会突破好不容易才做到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局面。他觉得有责任向中央郑重提出这个问题。一月二十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这四十条的基本的东西是要靠群众的人力跟财力，不是主要地靠国家支钱。”“国家要有一定的投资，比如民办的事业要加以公助，这是必需的。但是，中央各部，各个地方，也不能开大预算。”“大预算是不合乎情况的。”他还说：“现在开两个会议：一个叫计划会议，一个叫财政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应该好好地讨论生产，同时又讨论财力。一定要使我们的生产得到发展，但是财政要得到平衡。”“毛主席讲的是什么呢？叫又好，又快，又多，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又省。”

二月八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对《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作说明时，批评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冒进倾向，并指出生产经营中品种减少、质量降低的问题。陈云作说明后，周恩来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还说：“决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国务院二月八日的会议及其决定，重点是纠正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急躁冒进，同时，对远景计划和年度计划上提早完成工业化的急躁冒进倾向也进行了批评。

这以后，到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前，陈云协助周恩来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解决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指标过高的问题，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下来，使它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

二月十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几天前刚刚闭会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把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了百分之六。陈云在会上说：工业高潮来了，很好。但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回避。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尽了可能的，不叫“小脚女人”，超过可能的是“左”。二月二十八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经过压缩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由于各种指标的压缩难以一次到位，仍超过物力的实际可能，各部门间出现了争物资、争钢材的现象。陈云说：“过去吵财力，现在进到吵物力了。大家争钢材，表明我们的计划是很紧张的。”“各部门讲今年的计划（主要是品种计划和季节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需要注意。”周恩来支持道：“陈云同志说得好，过去吵财力，现在进到吵物力，我看以后还要吵人力。各方面能够提出问题，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但是，订计划不能只有加减法，还要有乘除，有比例。”显然，陈云和周恩来对虽然经过压缩的一九五六年计划各种指标仍心存疑虑，觉得它超过了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实际可能。

三月六日和四月十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讨论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问题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在这两次会上，陈云阐述了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的问题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在讨论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时，陈云在分析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状况后，指出：“预算平衡容易，如果现金不平衡很危险，必须要看现金能不能平衡。一九五三年开财经会议就是因为动用了上年结余三十亿，现金不够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每年总要结余些才行。”在讨论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时，陈云说：生产与基建的关系，“基建首先决定于生产，而不是决定于财力，钱是用来买材料的，如果材料买不到，钱又有什么用？材料的来源又首先决定于国内的生产，而不是进口。当然，某些特殊的品种，进口也很重要。”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他还提出年度的现金平衡要搞得切实有把握。听了陈云的发言后，周恩来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已经把结论做了。”他又强调：“生产是中心”，“生产是主要的环节”，在生产与基建的关系上，“首先就要进行很多平衡工作”。“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六月一日，陈云同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本着实事求是和综合平衡的精神，再次研究压缩一九五六年计划指标。

盲目生产与盲目推广双轮双铧犁，是反映当时经济建设中存在急躁冒进倾向的一个突出事例。原来以为多使用双轮双铧犁可以深耕土地，增产粮食。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规定：“推广新式农具，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三年至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一九五六年第一季度原设想生产八十万部。二月十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从物资平衡的角度提出第一季度减少生产双轮双铧犁二十万部到三十万部。四月十九日，陈云签发中共中央《关于修改一九五六年双轮双铧犁产销计划指标的通知》时，根据同样理由，将一九五六年全年的双轮双铧犁生产计划由三百五十万部减少为二百五十万部，销售计划由二百七十万部减少为二百三十万部。这个经过削减的产销计划指标依然过高。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发现，双轮双铧犁在南方水田中，同耕牛不能配合运作，尤其在淤泥田中很难使用。五月十五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陈云掌握的情况，又提出将一九五六年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由二百五十万部再减为一百八十万部。到十月底，双轮双铧犁生产出一百七十万部，因为不适合实际使用，只销出八十万部，销出后又因不合用而退回十五万部；没有退回的，有很大一部分因无法使用，只能挂在墙上，被称为“挂犁”。

六月十五日至三十日，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议程中没有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主要报告是《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在为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作准备时，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建议，六月四日，刘少奇召集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参加的会议，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提出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财政开支。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认为既然预算数字不可靠就应该削减，在经济建设中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会后，周恩来和陈云负责对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数字进行削减。六月十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六月四日会议的决定，基本通过决算和预算报告初稿。十二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这个报告草案，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查，并决定由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代表国务院作这个报告。会上，陈云继续阐述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他说：预算打冒了或打少了都不好。“根本问题是预算来的，预算不平衡，现金也不能平衡。”“今年不但没有结余，还要动用上年十亿结余。”现金不平衡就要发钞票，钞票发多了，消费品不够，物价就要上涨。“物价涨百分之五，等于把增加的工资涨光，猪肉、鸡、鸡蛋会紧张。”就这个话题，周恩来说：预算不平衡，会直接“影响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六月十五日，李先念向全国人大会议作报告。报告中有一段被周恩来称为“比较精炼地说出来的”话：“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在刘少奇支持下，《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六日、二十日连续发表《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两篇社论，配合宣传李先念报告的指导思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陈云和周恩来自二月以来反复表明的反冒进的主张，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之后，陈云又协助周恩来着手抓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是为八大准备的一个重要文件。八大即将召开，但国家计委报送的“二五”计划两个方案的指标都过高过大，与实际国力相差甚远。周恩来十分着急。七月三日至五日，陈云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参加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两个“二五”计划方案。周恩来和陈云认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虽削减了一些，但也是不可靠的，危险的。陈云表示不赞成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他们一致主张把粮、棉、钢等高指标降下来，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会后，国家计委调整“二五”计划方案，于七月下旬编出一个新方案。八月上中旬，陈云出席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审查新方案，对部分指标又作了调整。

陈云对经济问题一向深思熟虑，对情况摸得比较透。“二五”计划建议中的主要指标，比如到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为五千亿斤，棉花产量四千八百万担，是经陈云反复权衡后定下来的。国家计委第一方案是一九六二年产粮六千四百亿斤、产棉七千万担。周恩来相信经过陈云权衡后定下的指标是比较稳妥可靠的。九月初，周恩来在阅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一九六二年粮食生产五千二百亿斤，棉花五千二百万担”，仍更正为“到一九六二年要求粮食生产五千亿斤左右，棉花四千八百万担左右”，并写下旁注：“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国务院最后敲定提交给中共中央的“二五”计划建议的指标，是经过反复推敲、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

八大筹备过程中的重大收获之一，是形成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个方针切合实际，为党的八大所肯定。八大的政治报告明确地指出：“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陈云当工作取得重大成绩时，总是头脑格外冷静地想一想事情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面，特别是在发展中出现了哪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八大筹备过程中，为了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比许多人更早地察觉到并大胆地提出改进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

过去七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商业工作上采取了一套办法：首先，抓货源，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农产品独家收购，把资本家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这两头都控制在国家手里；其次，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只准各地零售单位在当地进货，不准到上海等地进货；再次，大、中、小城市和集镇各有一套严格的市场管理办法，比如在价格上规定资本家收购不能高于牌价，销售不能低于牌价。这样做，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对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这套办法在实行中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前面说过，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锣鼓声中，陈云就已敏锐地看到，统购包销以后，缺少市场自由竞争带来产品的品种减少和质量下降。公私合营以后，这种情况很可能进一步发展。三月三十日，他又说：“质量降低、品种减少的情况，从一九五三年统购包销后就开始了。统购包销是为了稳定物价，防止投机倒把，这很必要。但也有一点毛病，就是产品都由政府包下来了，结果大家都不大注意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后来，他把这套办法实行中带来的一些消极因素概括为四点：

“一、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后，产品质量普遍下降。道理很简单，因为产品质量好也发不了财，不好你也统购包销，所以就不注意质量了。

“二、工业品的品种规格减少。有许多东西减少得很多，只剩下几种大路货。人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许多有特色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大胖子买不到袜子，小孩子买不到皮鞋。难道说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大路货吗？当然不应该是这样。

“三、货不对路。

“四、市场卡得太死，没有活动的余地。过去延安的新市场，锅、碗、马鞍等什么东西也有卖的。现在专行专业，不许跨行跨业，搞得太死。”

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陈云对几年来的统购包销作出全面的评价，并提出要克服工作中的弊病。他说：

“六年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对保证生产、稳定市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它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管理生产的方法，这只能是一种过渡的暂时的办法。在定息形成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应该考虑采取新的更加完善的办法。”

陈云提出的新办法，主要有：把由商业部门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办法，改变为由工业部门组织专业公司来管理这些企业的生产和购销；商业部门除对人民需要的大宗商品仍实行统购包销外，对工厂生产的日用百货要按照质量好坏和市场需要情况进行选购；商业部门选购剩下的商品，工厂可以委托商业部门代销或者自销；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内部的上下之间、地区之间的业务往来，必须是自下而上的选购关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派货关系；除若干供不应求的品种必须按国家计划分配外，其他品种都应该按质论价，由用货部门选购，不准搭配；国境以内，任何地方都不得采取互相封锁的办法，不得阻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不得阻止当地商业机构向外地采购；暂时不在计划以外增加先进工厂的产量，以便目前在生产上还落后的工厂，在一定时期内，有机会改进生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陈云指出：“实行这些办法是工业生产、商业经营和工商关系上的一种大转变。”“因此，必须对某些商品先行试验，即令试行有了良好结果，其他商品也只能有准备地分期分批地实行。”陈云还针对实行选购和工厂自销办法的种种疑问进行了解答。

有人问：实行选购后，内地的某些落后的工厂是否会被上海、天津等地的先进工厂挤垮？陈云回答：

“只要把上海、天津等地先进工厂的产量限制在国家计划指标以内，那就给了内地落后的工厂以改进生产来推销商品的机会。”“当然那些不肯努力改进生产，一扶再扶也扶不起来的落后工厂，就应该淘汰、改组。这种淘汰、改组，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

有人问：实行选购和工厂自销以后，市场物价是否会波动？陈云回答：

“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市场上占了绝对的领导地位”。“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像粮食、布匹等等，仍然由国家计划分配。在我们这里没有通货膨胀。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是在巩固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推销和自由选购，也就是在计划经济许可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因此，我认为，实行选购商品的价格，一般会在国家批准的幅度内摆动，不会造成全国物价的波动。”

这里，陈云提出了在巩固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推销和自由选购，也就是在计划经济许可范围内的自由市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大方针。二十八年以后，当重新发表这篇讲话的时候，陈云对当年提出的这个方针作了说明：选购这个设想，当时实际上没有做到，因为那时可供商品少。

要把市场搞活，既要克服商业上统购包销中的弊病，还要有正确的物价政策。部分商品的统购包销改为选购自销也有价格管理问题。为了系统调查物价状况，以便制定相关的物价政策，陈云于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七日连续十多天主持物价座谈会。国务院经济部门特别是商业部门的负责人李先念、骆耕漠、刘建勋、曾山、姚依林、吴雪之、杨一辰、刘卓甫、程子华、张启龙、邓辰西、陈国栋、喻杰、吴波、李哲人、段云、何畏、吕谦、艾中全等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讨论了品质差价、地区差价、季节差价、购销差价，讨论了工业品与农产品的比价、粮食与棉花的比价、粮食与桑蚕茧的比价，还讨论了价格和市场的管理体制问题。价格起着调节供求关系和调节生产的作用。陈云说：价格不对，立即会影响生产。猪收购价低，农民便杀猪吃。他提出农村小土产的价格要放开，要让农民自由一些，做到管而不死，要搞一个竞争格局。他说：小东西不能搞垄断贸易。如果不放开，不出两三年，必然会跟苏联一样。座谈会后，陈云在谈到价格政策时归结为一句话：“统一价格已产生不好的影响，今后应该采取好货好价、坏货坏价、优质优价的政策，否则事情不好办。”

市场不活同生产和经营的组织形式过于集中统一、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也有密切关系。建国以来，随着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加强，把所有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的现金集中于国家银行，统一计算企业的盈亏。这对稳定金融物价起过重大作用，但用钱向上领，有钱向上缴，妨害企业独立进行经营管理的弊端也渐渐凸现出来，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一九五六年一月四日，陈云在修改《中央批转银行党组关于改进银行对社会主义企业信贷结算工作的请示报告》时提出：“我们的某些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有些公私合营工厂不该并的并了，手工业也盲目建大社、并大社，集中生产与统一计算盈亏的弊端表现得更加严重。八月二十三日，陈云召集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第八办公室、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和中央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座谈改进工商业组织形式。陈云十分重视市场的作用。他说：“现在看来，不仅服务性行业集中是错误的，即使制造性行业过于集中也是错误的。”“如果全部集中起来，统一计算盈亏，产品必然会减少。苏联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商业部门的合作小组自负盈亏，经营积极性大，搞得较好，工业也可以这样办。小工厂和手工业品种复杂，千变万化，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适应市场需要。大工厂需要有小工厂配合，否则人民多样性的需要无法满足。国家市场要有自由市场配合，没有肩挑小贩是不行的。因此，不论是工业、商业和手工业，盲目搞集中，搞统一计算盈亏，是错误的。我们要勇敢地大胆地来设想一番，最低限度是大多数不应该搞大的。手工业绝大多数（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不应该搞大社，不要统一计算盈亏；地方工业一般也不要搞大的，就是重工业也不一定都要搞大的。”

农村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绝大部分，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搞活市场，发展经济，离不开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离不开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陈云在研究改进工商业组织形式时，联系到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主张放宽政策。他说：“农业方面，除粮食、棉花及其他主要经济作物由国家掌握外，其他都可由农民自由经营，可以到自由市场出售。由于中国劳动力多，土地少，这样做是适合我国情况的。”

一九五六年八月底，陈云召集中央农业生产协作委员会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草案并提出修改意见。这个文件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持起草的，意在解决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新形势下产生的一些问题。陈云在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这个文件时，对改进农业管理形式提出了意见。文件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积极发展副业生产，除了必须集体经营的，可以由社统一经营外，一切利于分散经营的，应该尽可能鼓励和帮助社员家庭各自经营或提倡社有私营，做到合理分工，有利生产。”对此，陈云表示赞成，说：合作社和农民谁搞副业的问题解决了，“看来还是尽量由农民自己搞好”。文件要求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持农业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并规定：“在完成国家的农业税和农产品的统购任务、履行同其他经济部门所订立的合同义务的前提下，农业合作社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制定全社的生产计划。”文件要求贯彻执行互利政策，并规定：对于自留地，“为了满足社员家庭饲养业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应按社章规定允许社员留够。但是也不应留得过多”。陈云的意见是：“事无大小，统统计划不行。个体生产是集体所有制的补充。这种自由市场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都是国家统购。如果没有这百分之二十五的自由就搞死了。这个百分之二十五的自由是必要的。现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恢复一九五三年的情况，搞死了不行。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

陈云把市场的作用问题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统统计划，把市场卡死，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陈云说：“苏联十月革命后，市场完全死了。我们今天也把市场搞得很死，若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天下就会大乱。”新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怎样才能走好这条路呢？陈云认为可以从资本家那里找到一些有用的经验。他说：“在资本家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好的。我们要把这部分好的东西当作民族遗产保留下来。”他数了数商业资本家在业务方面有以下长处：

“一、有鉴别商品好坏的能力，并且知道如何使用。例如，食品公司请了许多老的猪经纪，他们一摸就知道猪有多重，大体不差。

“二、熟悉商品的产地和销路。

“三、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市场需要什么，很快就能供应上。上海头天有人排队买东西，第二天就出现租凳子和卖水的。我们的商业工作人员不会去这样做。顾客问什么东西有没有？回答说没有。再问什么时候有，回答是不知道。

“四、会运输保管。比如私商运猪死亡率很低，他们知道何时喂水，有的还能给猪治病。现在食品公司也出了几个会养猪的‘状元’，但是不如私商多。到内蒙古买马，我们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四，他们是百分之一点五。仓库保管东西，我们往往乱摆一气，他们则知道怎样摆好。

“五、管理费用能够精打细算。”

总起来说，陈云提出的这些设想，包括：商品要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不能统统计划而把市场搞死；对部分商品变统购包销为选购自销、变统一价格为放开价格；在生产和经营方面改变过于集中和统一计算盈亏的管理形式；在农业方面给农民以搞副业的经营自由，以个体经济补充集体经济。这些已形成从商业、工业到农业方面改进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设想。陈云在提出并描述这些设想时贯穿着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弃资本主义之短，取资本主义之长，充分汲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陈云经过比较研究，反复阐明这样一个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在大范围内不合理，在小范围内还是合理的。社会主义生产，在大范围内合理，在小范围内还有不合理的。我们要做到在大范围内合理，在小范围内也合理。”后来，他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是大不合理，但每个资本家在管理生产上却有合理的地方。现在社会主义是大合理、小不合理，比如有人说：“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社会主义就是质量下降”，“社会主义就是往下派购”。我们应当改变这种情况，使社会主义大合理、小也合理。不久，在讨论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时，陈云又说：“资本主义国家是小计划、大自由。他们是大的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而小的方面比如一个工厂却是有计划的。我们是大的方面有计划，小的方面常碰头。我们要大计划、小自由。”

第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是学苏联的，苏联把市场搞死了，我们要吸取苏联的教训，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陈云说：苏联“大小生产一律纳入计划。我们是否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又说：“过去只有国家市场，没有自由市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多层次的，人民的需要是多样性的，大工厂和小工厂、集体经济和家庭经济各有优势，具有互补性，不能采取简单划一的组织形式。陈云认为，要有大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也要有小工厂进行多品种小规模的生产，以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工业和手工业盲目合并、集中，“以致品种、花色减少，使人民的需要和便利受到影响”。“目前，办工业、办商业、办手工业，都要为消费者服务，为消费者打算，为消费者便利着想。”应该从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把市场搞活，增加产品的品种、数量，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与适合人民市场的需要”。

在八大筹备过程中，陈云逐渐形成这样的认识：“主力军需要有游击队配合，国家市场需要有自由市场配合，大工业需要有小工业配合。农业社内个体经营作为集体经营的组成部分，油坊、酒坊都要恢复起来。”

以上这些，都为陈云在八大会议上提出并系统论述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作了重要的准备。

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新建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千零二十六人，代表着全党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此外，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也应邀列席大会。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十一年前在延安举行的。七大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七大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恢复国民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他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开幕式上，陈云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并被大会主席团会议选举为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

大会在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的基础上，分析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基本任务。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怎样才能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改进计划经济体制。九月二十日，陈云在大会上发言，就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所发生的问题，包括由此而来的在工商业管理方面一些带原则意义的问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他明确地指出：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自上而下的派货，限制私商的采购和贩运等等，“不但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还指出：“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主要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对于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加上其他方面的影响，一部分农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在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盲目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发生了部分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问题。陈云说：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经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为解决上述问题，他提出采取以下措施：“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和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不怕有些商品的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改变对某些部门计划管理的方法”。陈云设想经过改进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这样的：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陈云在八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一讲话，特别是他提出的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主张，标志着陈云在认识上对苏联发展模式的重大突破，也是他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邓力群在回忆中说：“按照陈云同志的设想，我们的经济并不是越‘大’越‘公’越好，而是要多种经营同时并存。陈云同志用‘经营’这个提法，没有用‘经济’的提法，据我个人的理解，他讲的意思，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经营形式并存。”“当时陈云同志讲完以后，参加会议的代表以及有些外国同志都称赞这篇讲话，认为很好。毛泽东同志也认为讲得很好。可惜的是，以后没有按陈云同志讲的这些意见去做，而是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我们党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借鉴苏联的经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当时中国经济力量十分有限而百端待理的发展阶段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事实说明，这样做，对于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必要的力量，统筹兼顾，顺利实现中国的初步工业化，迅速奠定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而在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后不久，陈云就从这种体制运行的实践中很快地察觉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使经济具有活力，在国家计划之下，一定要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大的方面计划管住，避免出现无政府状态，而小的方面可以放开，让市场去调节，避免把经济管死了。由此他形成了“大计划与小自由相结合”、“国家市场与国家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相结合”等思想，并由此提出了“大工厂与小工厂相结合”、“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相结合”等主张，并着手对刚刚建立不久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以改进，以发挥其优势，弥补其不足与缺陷。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充分反映出陈云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敏锐性和深刻性。而这种敏锐性和深刻性，是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的真正把握。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也会有弊，有长处也会有短处，不会是只有利而无弊，只有长处而无短处，而是利与弊、长处与短处的对立统一体。只能权衡利弊之间、长处短处之间谁主谁次、谁重谁轻，利是重要的、长处是主要的，就是可行的，就应加以肯定和推行。但同时不要忘记它还存在弊端和短处，应时时注意加以克服和采取相应措施，尽可能防止和消除其弊端、短处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待任何一种制度、体制、政策、措施、计划、方案，都应采取这种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陈云提出的改进计划体制的思想和办法，就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态度。

九月二十七日，经大会投票选举，陈云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最后，主持闭幕会议的陈云，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他们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七大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继续。

八大之前，陈云已是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八大后，陈云是中共中央四位副主席、六位常委之一。但是，陈云始终要求有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要把他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苏联政府赠送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一人一辆汽车，陈云坚持把给他的那辆汽车退给有关部门。实行工资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为一级，陈云把自己改为二级。八大之后，《红旗飘飘》丛书要给每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陈云始终不同意登他的小传。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推举出来的陈云、邓小平这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少壮派”，在以后党的历史的重要关键时刻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