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建国前夕（下）

天津之行给刘少奇留下很深的印象，使他进一步了解到恢复国民经济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的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工作同志谈了一谈，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

基于这样的认识，刘少奇感到必须尽快建立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机构。他在视察天津的紧张工作同时，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提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迅速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即须建立从上至下的国家的财政与经济机构。”为了审慎起见，刘少奇先把这个《大纲》草案送给一部分领导人征求意见。他指示工作人员：“抄朱、周、陈云、稼祥、董、薄、刘各一份。明日晚间送到。”

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回到北平后，又对这个大纲草案作了修改。三十日，把它报送毛泽东，并附言说：“毛主席：此件很简单，请阅，看是否即如此写法。”第二天，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

这样，领导新中国财政经济的统帅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很快成立起来。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成为中财委机构设置和运作原则的基本依据。六月三日，刘少奇在中财委成立会上作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

刘少奇回到北平的当晚，立刻向毛泽东汇报了天津之行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他的工作，并建议他就城市管理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向干部讲一讲。刘少奇在五月十二日和十九日，分别向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北平干部会作了天津调查的报告。

为什么毛泽东那么急地用电话通知刘少奇速回北平？是要让刘少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联，同联共中央和斯大林商谈有关两党两国的问题，这也是建立新中国一项重要准备工作。

本来，从一九四七年初开始，毛泽东一直想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就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由于战事和交通等原因，这一出访始终未能成行。只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底二月初，联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

四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迅速占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统治基本解体。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已迫在眉睫。同联共中央直接交换意见，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已成为更迫切的事情。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代表团，去苏联秘密访问。

从天津回到北平后，刘少奇立刻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他收集并分析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关情况，准备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交换意见；并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还约有关地区和部门汇报，准备同苏联交流工作经验。六月十六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指出：

“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已经基本地打败了国民党。全部消灭反动政权，解放全中国，已为期不远了。不久，中国人民的中央联合政府将要组成，中国将要进入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中国革命向来都得到苏联的援助，这种援助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中国人民将从各方面得到苏联更大的援助，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当与苏联建立经济上的亲密合作，我们将要取得苏联物资的和技术的帮助，我们将要聘请大批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更顺利进行。不久的将来，苏联专家会来到中国，他们将分配到财政、金融、贸易、合作、工业、农业、铁路、交通、工厂、矿山等经济机关中去工作。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对中国人民空前有利的好事。”

六月中旬，刘少奇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后就启程前往苏联。行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王稼祥一起商定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方针。六月二十一日，刘少奇、王稼祥从北平出发。陪同他们前去的有苏联总顾问、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还有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和翻译师哲。

刘少奇一行原计划乘二十日晚十一点的火车离开北平。不料由于科瓦廖夫的“汽车连出事故，致迟开三小时”。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半，刘少奇等从清华园车站动身，经沈阳同高岗会合后到达大连。在这里换乘道格拉斯飞机，经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亚等地，在二十六日下午两点抵达莫斯科。

代表团住在莫斯科城内一个公寓里。第二天，他们被邀请到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孔策沃的别墅。刘少奇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苏联方面参加会见的还有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斯大林对贷款、派遣专家和海、空援助等问题，初步谈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希望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形势同联共中央交换意见。斯大林同意这个要求，答应过三四天后进行会谈。

会见结束后，刘少奇召集代表团成员一起回忆这次会见的情况和谈话内容，拟出下一步会谈的要目。当天下午，刘少奇和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会见情况，并就贷款形式、代表团活动方式、派往中国的第一批苏联专家、解放新疆的时间等问题，请示毛泽东。

七月二日，双方进行第二次商谈。这天，刘少奇两次致电毛泽东请示有关问题。七月三日和四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并建议“由于我们全国经济机关方开始成立，地区不断扩大，专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实无法提出全部货单，可否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科兄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毛泽东并同意代表团以“书面报告的方式为报道情况，提出问题”。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两天的紧张准备。七月四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向斯大林提交一份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报告中，通报了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和苏中关系有关的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特别指出，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国情，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斯大林完全赞同报告中的这些观点，在阅读时连续批了十五个“对”字。七月六日，刘少奇又致信斯大林，就学习苏联经验和要求苏联援助的有关方面提出八个问题。他还致信米高扬，希望同他谈一谈有关商业和贸易的问题。

七月十一日晚十时，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地点在克里姆林宫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中方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出席。苏方参加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以及有关的军队领导人。斯大林首先说明这次会谈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斯大林在询问一些具体问题后，就对中共代表团在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其他同志发言甚少，会议十分严肃。”

斯大林主要谈了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东欧各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在战争中同希特勒合作，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所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却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投降日本，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然企图同美国建立关系，取得美国的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是极不利的，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

第二，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你们引述我在一九二六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

第三，外交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共在报告中所说的外交原则是对的。要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买卖，再谈承认问题。

第四，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刻承认你们。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立刻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这个条约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

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的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后，毛泽东就可以来，如果毛泽东还不便来，苏联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去。

此外，双方就在莫斯科办一所中国大学，为中国培训建设和管理人才交换了意见。斯大林还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在大连办一所海军学校，从蒙古的乌兰巴托到中国的张家口修一条铁路。双方决定共同组织一个关于借款条约的起草委员会，联共方面由米高扬及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等三人参加。斯大林还同意刘少奇同联共各政治局委员谈谈苏联各方面工作的经验。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关切地询问代表团的生活情况，并邀所有到会人员和中共代表团一起看电影。“斯大林亲自选择四个影片放映，并在放映时亲自向我们加以若干解释。”

十一日的会谈取得了很大成果。十八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以后十几天内，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广泛地进行参观访问和座谈，学习苏联政府和工厂、集体农庄的经验。他还把自己已有十年没有见面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接到身边，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七月二十三日，双方就苏联向新中国提供三亿美元的借款达成初步协议。二十五日，毛泽东来电同意刘少奇提出的“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并指示刘少奇同斯大林商量能否“在莫斯科于半年或一年内训练一千名空军人员，三百名地上机械人员，并卖给我们一百至二百架战斗机、四十架轰炸机作为明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毛泽东指示刘少奇：“你们待此事交涉完毕，即可回国。”

七月二十七日，斯大林邀请中共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赴宴，席间双方继续进行会谈。这次会谈气氛比较轻松，大家边吃边谈。谈话的重点集中在两党两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斯大林谈到两党关系时说：“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强制别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执行我们的意见。我们两党之间，经常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但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提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提议。”斯大林带着歉意地问中共代表团说：“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但他提到，一九四五年毛泽东或者可以不到重庆去，有周恩来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到重庆去，结果是很好的，使我们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斯大林又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妨害了你们？”刘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我们孤立了美蒋，使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斯大林最后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斯大林还向中国代表团介绍了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师哲回忆说：

“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他从来不主动提出讨论和解决哪些问题，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的每句话，体会少奇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斯大林根据中方要求或愿望进行商谈，提出意见、建议或指出解决的办法。并且他不准别人插手，以免横出枝节。因而在会谈中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七月三十日，刘少奇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贷款协定。随后，高岗离开莫斯科先行回国。当天下午，刘少奇还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座谈了三个小时，向苏联学习外交机构的组织和工作原则。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和王稼祥：“少奇可先回国，留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海两校事完毕，于八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一行，参加政协，然后再去苏联。”

八月二日，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把毛泽东电报中的这一意思告诉斯大林，并表示：“我希望科瓦廖夫和部分专家和我一起走，其他专家可以和王稼祥一起走。为了给科瓦廖夫和其他苏联专家一点准备时间，我将于八月十日离开莫斯科，希望您能对加快去中国苏联专家的工作给以指示。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与苏联一些同志座谈以外，我愿意完成您所交办的任何任务。”

以后的几天，刘少奇又对购买苏联高射炮、设立中国大学和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等问题同苏联方面商谈，并签订了有关协定。对中国大学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刘少奇、王稼祥建议“中国大学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较为方便。”毛泽东很快复电同意这个建议。

这样，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的事情都已办妥。师哲说：“少奇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八月十四日，刘少奇踏上归国的旅程。回国时，他把已经从技工学校毕业的女儿刘爱琴带回国内。行前，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感谢他对中国代表团的热情款待。

刘少奇的这次访问直接沟通了中共中央同联共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对以后中苏关系的发展以及苏联对新中国的态度有着重要影响，也为年底毛泽东的正式访苏做了准备。

八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同科瓦廖夫带着二百名苏联专家，抵达沈阳。

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南方还在打仗，因此苏联专家的大部分留在东北工作。刘少奇非常关心这些专家，“做了一系列细致、具体而周到的工作。他还亲自探望专家，了解专家的住宿条件和饮食情况，总之，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他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十分感人的。苏联专家无不感动地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你们对我们这样亲昵，尤其像刘少奇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关怀我们，并且一直注意我们的生活细节方面的问题，不能不使我们深受感动，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尽心努力做好工作、完成任务、做出成绩，那我们将问心有愧，也对不起两国的劳动人民。”

刘少奇在沈阳停留了四天。在这期间，他出席了东北局工作会议；主持了中国干部同苏联专家的联席会议和对苏联专家的招待宴会；并进行了一些参观访问。二十八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他在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后，强调指出：“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于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出，学习外国经验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他说：

“中国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而且我们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合作，所以中国不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政协会议、人民代表会这一套形式。不要这样想：东欧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搞无产阶级专政，那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东欧出发的，‘言必称希腊’，那就变成教条主义。我们的问题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决定。”

在新中国建设将要起步、各项工作基本上以苏联为榜样来进行时，刘少奇提出“我们的问题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决定”，是有重要意义的。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乘车赶回北平。

这时，中共中央机关已经从香山搬到城内的中南海，刘少奇一家住在中海西侧的万字廊。这是一排旧式的三间房子，王光美已带着孩子们先搬进去了。中共中央正在紧张地筹备召开新政协和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立刻投入这一工作。

在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全国进军。在一片胜利声中，刘少奇向准备出席政协会议的共产党员员讲话，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因为自己劳苦功高，就不满意有的民主党派人士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他说：“我们共产党员是最先进的分子，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不讲求代价的。”我们要研究历代皇帝、袁世凯和蒋介石等为什么坐不稳天下的教训，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坐得稳。就是要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民主人士。共产党员在政协会议上的行动要研究和学习，要谨慎、要商量，有组织、有指挥的活动；有什么提议、行动，要详细讨论、考虑，遇到同中央不一致的意见更要多用脑子。

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刘少奇出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和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会议将新政协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共四十五个，代表共六百六十二人。九月二十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最后确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成员的名单。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开幕时，响起了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五十四响礼炮声。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庄严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刘少奇在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四百四十八万名党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它在今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中深深地懂得：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才能战胜压在自己头上的强大的敌人，并在战胜这些敌人后巩固胜利的果实，成功地建设新中国。”“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这次会议充满着热烈欢庆、团结协商的气氛，体现了人民革命胜利带来的全新气象。会议充分吸取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如原来中共中央提出的国旗样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不同意，于是便放弃原有的方案，采纳有些民主人士提出的以五星红旗作为国旗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认真讨论，会议正式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以及纪年、国歌、国旗等决议案。很多民主人士对这次会议都非常满意，说：“这一回可搞得好了。”

九月二十九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总结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经验而制定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的临时宪法。它规定了新中国建国后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正如刘少奇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

三十日，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又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一百八十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宣言，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会议由朱德致闭幕词。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就要诞生了。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不屈不挠、流血奋斗的结果，也是刘少奇和他的战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换来的成果。当晚，刘少奇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以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及从一八四〇年以来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无数先烈。

近百年受尽苦难的中华民族终于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开始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刘少奇和他的战友为之奋斗三十年的事业，终于取得了第一步的成功！

中国历史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刘少奇，将要担当起新的建设国家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