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建国前夕（上）
中共中央来到华北，同中央工委会合，表明夺取全国政权已直接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的城南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中，提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很快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从这时起，刘少奇的主要精力便转向为创建新中国，从事紧张的准备工作。
当时的华北，不仅已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它原先被分割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石家庄解放后，已有可能把两个解放区的机构合并，作为建立未来中央政府的雏形。五月九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决定将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通知指出：
“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以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叶剑英、徐向前、滕代远、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王从吾、萧克、黄敬、杨立三、赵尔陆、杨秀林（杨秀峰——编者注）十七同志为委员，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滕代远、刘澜涛、黄敬八同志为常委。”“中央已与中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五月二十日，华北局举行第一次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华北解放区是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四面八方都有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对敌人实行攻势，华北是个中心，这一特点决定了华北解放区最巩固，故中央才搬到这里来。因此，要把一切工作做得比别人好，否则就没有理由见人。华北的方针是建设的方针，进行土改，发展生产，训练干部，以便支援前线、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基本方针。我们现在建设的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取法。我们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又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故华北工作带有全国性的意义。我们要逐步走向正规化，强调统一，强调集中；反对分散主义和无政府状态。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讲清楚了华北工作在全局中所处的特殊重要地位，也说明了华北工作的基本方针。
随着解放区范围的迅速扩大，中共中央越来越需要利用报纸这个工具来指导各地的工作。六月三日，毛泽东批评“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毛泽东要刘少奇直接负责审看新华社电稿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大样。在不久后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称赞说：“现在少奇看大样。专政专得这样好呀。专两三个月也好，搞上了路，然后交给别人。”
为了适应全国急剧发展的形势，及时处理各方面遇到的大量新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从七月下旬开始，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在每晚六时以后实行集体办公，由刘少奇主持，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对需要处理的问题及时做出部署。刘少奇在七月二十六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总而言之是‘收’、‘发’、‘来’、‘去’。有各种来、去，如电报，写信，派人……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各地来的东西不要漏掉，书记处要分工一下”。“我们的方式要由游击到正规，手工到工业，乡村到城市。作长期打算。”“我们是可以开始建设了！”
“我们是可以开始建设了！”这句话对刘少奇说来，有着极不寻常的含义。从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他就梦寐以求地期待着“想从工业入手改造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现在终于可以使它成为现实了！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他提出要组建财政部，还要建立一个规模较大、部门较齐全的华北政府，下面设立农业部、工商业部等，并且由上而下地建立起供销合作社组织，开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刘少奇对事情总是想得很远。他在处理当前头绪纷繁的种种工作的同时，已在开始比较系统地思考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他吸取前一年土地改革中的教训，认为“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的问题，要弄清楚……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九月初，刘少奇写出《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的手稿，对怎样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应该包括哪些成分，合作社经济在其中的重要地位等作了初步探索。为中共中央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进行准备。
中共中央的九月政治局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次重要决策性会议。这时，人民解放战争正以破竹之势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经过两年和国民党的较量，总体力量已经超过国民党。尤其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极端不得人心，同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已日益迫近。毛泽东感到有许多问题需要同中央各领导人一起商量。从八月下旬开始，他先邀集各解放区领导人饶漱石、邓小平、贺龙、徐向前、薄一波、聂荣臻等，在西柏坡开会，讨论各解放区的财经、贸易、金融、支前等统一筹划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九月会议，着手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绘制蓝图。
九月八日下午三时，在西柏坡简陋的机关小食堂内，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毛泽东首先指出：“此会是政治局会。中央事先未准备召集全会，人数不足。现有七个政治局委员，另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十个是旁听的，故是政治局会议。自出延安后，这是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议事日程：过去十一天即是准备的，正式会议准备三天，后天结束。”
刘少奇主持这一天的会议。会议主要听取毛泽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全党工作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对这些困难要重视，但总的方向，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其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还没有过。这两个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于我们最有利的。”“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
这次政治局会议由于议程较多，突破了原定开三天的计划，实际上开了六天。刘少奇在会议期间，还谈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应该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的问题。薄一波在发言中说：“少奇同志讲合作社，从思想上理论上解决了问题。”朱德在发言中也指出：“少奇讲了合作社，同志们都认为有了办法，把合作社章程、法令、干部都搞好。它发展，就是与资本家竞争的问题，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就带它们走上社会主义。”
九月十三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系统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和基本矛盾问题。这些都是新中国建设前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大问题。刘少奇提出：
“整个国民经济，其中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 “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政权也可能变，那就再需要一次流血革命。”“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
鉴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和党内有些急于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刘少奇特别强调：“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办得好不好，就是决定的关键。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
刘少奇的这篇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所作的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毛泽东十分重视刘少奇的这篇讲话。他在会议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九月政治局会议后，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继续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个大问题。这时，在东北局工作的张闻天也在探索这一问题。东北的工业比较发达，大部分地区（包括哈尔滨等重要城市）解放得比较早，在这方面已经积累起比较多的经验。九月十五日，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在九月三十日报送到中央。
刘少奇对张闻天起草的提纲进行认真修改，增写了许多内容，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特点，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和合作社的各种形式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说：“此件修改得很好。”提议“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不登报纸”。十月三十一日，这一文件先印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各领导人。刘少奇在附信中说：
“这个文件是东北局发来请中央审查的。已作了一些修改。中央准备把这一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印成小册子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并作为各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但为了免于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故一律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此件还须征求东北局意见后才能向全国发出，特印发各同志，请各同志提出意见，以便再加修改。各同志意见请于十一月十五日以前送交我。是为至盼！”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到这年年底，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设想。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说：
“现在我国革命的性质还是民主革命，但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革命，不论我们主观上如何看，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我们对资本主义是采取限制政策，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它一定要超出，我们一定不准超出，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存在，但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过渡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样对无产阶级有利。”
刘少奇没有“套书本子”，他从中国现实的阶级关系出发，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没有当过政，因此无须乎推翻。“今天的问题是，在我们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是不是马上反对资产阶级？”刘少奇认为：“还不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我们推翻国民党以后，把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时期，十五年内诚恳地发展它，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
刘少奇对合作社问题给予极大重视。他认为，列宁、斯大林对合作社的重要性都有过论述，我们过去没有系统地提出这个问题。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后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他说：“新中国的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它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国家经济而没有合作社，国家经济就无所作为；只有合作社而没有国家经济，合作社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无产阶级有了政权，有了大工业，还要有合作社，才有社会主义前途。”
刘少奇特别关心供销合作社的问题，这不仅因为他深刻地了解：“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在这样的国家中，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小生产者，是经过一种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而且还由于他看到了商业对生产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这一点，刘少奇在党内表现得非常突出。
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党内相当多人对商业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对市场的重要意义更认识不足。他们认为生产是基础，商业只是附属于工业。有的人还提出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哪一个重要的问题。刘少奇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深深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他认为不能这样提问题，需要把生产和流通、商品和市场的关系弄清楚。他说：
“在历史上，小商品生产者是受商人的支配与控制的。因为小生产者依赖市场，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卖得掉，价高，就发展，反过来就会破产。商人正是利用小生产者的这种弱点，来剥削与控制他们。因此，尽管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反过来它又可以支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商业资本的史的考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末，今后要不要同过去一样去组织生产合作社呢？毫无疑问，应当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生产力。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商业不重要的结论。我们不是更重视生产就更轻视商业，而是更重视生产也更重视商业。要看到商品是经过市场来分配的。”“各种关系表现为市场问题，因此，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今后商品生产愈多，商业便愈重要。从来资产阶级是依靠商业积累资本的。商业如果组织得好，就有刺激生产的作用。‘重农轻商’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点，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观点了。我要重视农业、工业，也要重视商业，这三者是有机体的配合，是缺一不可的。特别在今天要着重提出商业问题，提出供销合作社问题，因为我们历来重视工农业，而忽视了商业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要与资本家竞争，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问题不在于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哪一个重要，而在于今天供销合作社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
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还初步论述了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他说：
“为了要恢复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必须首先恢复农业如棉花，这是计划的出发点。要从工业生产的着眼上来计划农业生产，重视重工业或轻工业。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重工业我们基本上还没有，打下太原后如果有办法恢复而且费力不大的尽可能恢复。”“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重工业有的可以搞出来，没有的可以不搞。”“主要危险性只是顾军工，不顾民工。如果不能联系人民，发展经济，即使供给有保证，也不能战胜。发展经济是一切斗争的终极目的。”
这年夏天，刘少奇的个人生活增添了一件喜事。他自从一九四六年同王前分手后，生活一直无人照管，工作又一直处在紧张状态，因此身体常常不好。邓颖超、康克清等大姐对此非常关心。一九四八年春，中央外事局干部王光美从山西土改工作队回到西柏坡外事局机关。刘少奇同她在延安时就已经相识，有些来往，这时更熟悉了。八月二十一日，两人终于喜结良缘。
王光美是天津人，北平辅仁大学的物理硕士研究生。她在大学读书时，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一九四六年初，中共北平市委介绍她到设立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任翻译。军调部工作结束后，王光美到了延安，被分配在中央外事局工作。以后她又到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同刘少奇结婚后，王光美从外事局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从此成为刘少奇的伴侣。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值刘少奇五十岁生日。十二月一日，是朱德的六十二岁寿辰。在人民解放战争捷报频传的日子里，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同志们，高兴地以他们俩生日中间的一天，合办了一次简朴热烈的祝寿晚会。几年来朝夕相处的老战友朱德，即兴写了一首五言诗，向刘少奇表示祝贺。他写道：
“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
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
献身于革命，群运见英姿。
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
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
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
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
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
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
今年虽半百，胜利已可期。
再活五十年，亲奠共产基。”
九月政治局会议后，革命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已由全面内战开始时的一百二十万人壮大为二百八十万人，其中野战军一百四十九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则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到三百六十五万人，至于能用在第一线的兵力只有一百七十四万人。情况表明，人民解放战争已到了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抓住国共双方力量对比转化的契机，果断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随着各个战役的胜利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地区越来越广大，城市接管工作日益繁重。解放区原来绝大部分是农村和中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和工业区后遇到许多过去十分陌生的新问题，需要及时确定相应的政策。因此，刘少奇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指导各地的接管工作上，先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有关文件。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举行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八日，刘少奇在会上说：“形势发展，胜利很快，我们为此很着急；但在这时更是急不得，急了易犯错误，再受挫折。这时很可能发生轻敌，而且我到新、藏、青等地也要发生困难的，故必须慎重；但另一方面又必须赶快进行准备工作，政策要搞一本手册，新区口号也要拟一个新的口号单子，调干部很多要准备。”他着重提出要搞好城市工作，指出：
“我们对农民对知识分子是搞得好的，已有不少经验；现在到大城市到工业区，对于与工人搞好仍是一个问题，尚未系统地完全解决，这仍须贯彻下去。一定要把工人工作搞好，这与经济政策、工资政策有关，还须训练工人干部，大批的、抗大式的、短期训练班式地系统地宣传教育，以便培养一批干部，研究工厂中及工人工会工作中的系统问题，我看这一方面还差一点工作。工人是我们的基础。”“城市工作应集中在市一级，而不应一切都堆在街一级政府。”“现在接收城市是学会了，但管理好，组织好，改造好城市，问题尚未解决。一九四九年应注意学习解决这一问题，城市里是依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人民。”
这次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好了准备。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上都提出要在全党进行政策教育。毛泽东说：使中央路线能在全党全军贯彻，这比徐州胜利还大；政策教育务要在一九四九年再贯彻，要出一本书，汇集起来，保证有把握取得全国胜利。他把指导编印政策汇集的任务交给刘少奇。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少奇修改《政策汇编》（似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以便重校一次。”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五十三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为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工作制定方针政策。
这次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是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主要工作从城市转移到乡村；经过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不断聚集力量，现在已面临着夺取全国政权、以城市领导乡村的新任务。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所作的报告中说：“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转变点。”会议就这一问题连续讨论了五天。
十二日，刘少奇在会上就城市工作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全党今后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但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照顾到种种问题。现在接收城市的问题已大体解决，管理城市的问题还没有基本解决，主要是私人企业的复工和接收企业的经营问题。“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得好，还要管理得好，还要改造。有些旧的东西要去掉，新的东西要生长起来，但也不能去掉太多，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就是去掉的太多了。把城市建设起来，发展起来，就是管好了，就使工人与农民接近起来了。”
第二，依靠工人，发展生产。但阎王老子并未命令工人阶级支持共产党。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疏忽不做工作，就去靠，那是靠不住的。必须时刻注意毛主席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保证工人生活，并通过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广泛地对工人进行唯物史观的教育；在此基础上组织工会，建立党组织。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工业，掌握城市，工人阶级就可能成为最可靠的力量。
第三，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主要组织制度、组织形式，有整个的代表会系统，由代表会选出各级政府委员会。这就是民主的形式，是由上而下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行政命令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一种主要的经常普遍运用的形式。各地应抓住代表会这一形式，大量的搞。大革命时期我们没有搞，内战与抗战时期搞得不多。现在不能再拖了，如再拖延，就不足以反官僚主义，不足以有力地克服行政命令中的一切毛病。
三月十三日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报告，对夺取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工作作了总的部署。他指出：“少奇同志讲的都很好，全部意见我都同意。”他号召全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克服困难，夺取全国胜利”。这次会议提出了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对中国共产党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如何把全会确定的方针具体化，用来指导各地的实际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具有开拓性的工作。特别是城市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过去很不熟悉的新任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非常注意，要刘少奇来“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准备迁往北平。这时，北平已在一月三十一日和平解放，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已先搬到北平办公。
三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二十五日，乘火车到达北平。在颐和园稍事休息后，前往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一千多人见面；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随后，中共中央机关暂时驻在香山。
刘少奇和王光美住在香山寺北侧的来青轩，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也都住在这里，离毛泽东的住处双清别墅不远。
在香山这段时间里，刘少奇的工作重点就放在指导城市工作上，尤其是北平和天津的工作。
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他连续六天听取中共北平市委和军管会、文管会、物管会、各区委书记和各工会工作干部，以及财经方面的工商局、银行、合作社和财政局等单位的工作汇报，了解北平接管以来的工作。四月一日，刘少奇召集北平市委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在接管完成后，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
“北平头一个阶段是接管，现在已经过去，秩序未受到大的破坏，大体已安定下来。虽然还有些特务活动，还有抢案，这很难避免，在较长时期内也还会有。照目前秩序来说，人民也可以生活下去，学生可以读书，商人可以做买卖，工厂可以开工，影戏院可以唱戏演电影，一切活动都可以进行，所以说人民生活必需的秩序已经有了。
“现在北平的任务是什么？干些什么？如何干法？北平人民及共产党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在目前情况下，更前进一步（不是两步），不能满足于目前的收获，必须把封建残余继续肃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北平，要恢复生产，发展生产，要把旧的封建制度与文化肃清。经过这一步之后，再走第二步。如何前进？一句话，就是搞生产，把生产提高，只要生产有了进步，各方面就都会进步。因此，我们在郊区，就是搞农业生产，在市内就是搞工业生产。”
如何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项亟待解决的困难问题。在当时新解放的城市中，天津的问题特别突出。
天津是华北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一月十五日解放后，社会秩序恢复很快，而生产恢复却很缓慢。这除了战争造成的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等因素外，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五十三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百分之三十。”由于许多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没有着落，这自然是极为严重的问题。
天津存在的问题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能不能正确地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迅速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不仅关系到天津一个地方，而且对江南即将解放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接管也有重要影响，直接关系到人民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薄一波指出：“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为此，中共中央在四月初决定刘少奇到天津去，解决如何尽快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问题。
行前，刘少奇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还邀请熟悉财经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和他同行。临行，他先向华北局报到。薄一波回忆说：
“四月初的一天，少奇同志来到华北局机关，对我说：‘我来向你报到。’并告诉我，他将去天津巡视工作。我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特意来告诉我。少奇同志严肃地说，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并嘱咐我，他在天津的活动，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再由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有什么意见，由我向他传达。此事，表现了少奇同志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
四月十日晚，刘少奇一行抵达天津，在旧德租界小刘庄的一座二层楼房中住下。那时，在市区内还经常能听到零星的枪声，国民党的飞机偶尔也来骚扰。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就开始到天津各主要工厂企业进行调查。他上午视察工厂车间，召开工人代表座谈会，听取工人和资本家两方面的意见，下午听取有关领导部门的工作汇报。在一个多星期内，先后视察了棉纺织厂、造纸厂、电工器材厂、汽车制配厂等企业，听取了天津市委、军管会、人民政府、工商局、粮食局、外贸管理局、公用局等单位的工作汇报。当时随同刘少奇去天津调查的张文松回忆：刘少奇“一到天津便系统地听取天津市领导工作情况的汇报，从天津概况、接管工作、政府工作、党的工作到工业、商业、财政、教育、外贸、公安、外事等，逐项汇报，务求详尽。少奇一面听汇报，一面提问、插话，有时也答复同志们的提问。汇报时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屋人，少奇时而坐在沙发上细听，时而站起来在人丛中踱步。有一次一个同志埋怨各部门间工作不协调，互相扯皮。少奇一面在人丛中绕来绕去，一面形象地打比喻说：你们看，在人多的地方走路难免要碰着这个人的腿、那个人的身子，要尽可能避免碰撞就是了。于是引起大家一阵哄笑。”
刘少奇在初步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从十八日起开始召开各方面的座谈会，同他们交换意见。他首先召集天津市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对天津整个工作提出意见。他说：
“天津是完整的接收了，很有成绩。现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当前任务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管理改造是为了发展。因此，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方面。总的路线，二中全会决议已经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这就是城市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
刘少奇这段话，是他这次天津之行的指导思想。正如他指出的：“这里讲的有群众，有队伍，有斗争对象，是很完整的一个路线。”他针对天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解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他说：“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
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都要照顾到，这才叫全面照顾。”他提出：“天津工作须重新安排，主要应该是工会工作与经济工作，但首先要搞好工会工作”。“城市是集中的，一切工作应该以集中为原则，不应以分散为原则。”他强调：“天津如果把工人、学生、妇女……都组织起来之后，差不多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组织起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接着，刘少奇又分别召集工商业家、内外贸易负责干部、文教干部等十多个行业的代表座谈。他特别邀请天津一些著名的工业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弢、宋棐卿等座谈。他感到在天津的资本家和工人中都有许多模糊认识。工人认为共产党来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有饭吃，有房子住，这就叫共产。在乡村分地，在城市还不是一样要分吗？”因此，普遍要求增加工资。有的工厂男工工资由六十斤小米增加到三百六十斤；学徒工工资由二十一斤增加到二百一十斤。资本家感到共产党对他们太冷淡，不了解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究竟放在什么地位，因而生产经营情绪不高，顾虑将来是不是会像土改时消灭地主那样地消灭资本家。十一日，黄火青在汇报天津私营企业的情况时谈道：“六区有三十三个铁工厂，开全工的一家，开半工的三家，其余二十九家都未开工。”“少数感到成品销路好，已扩大营业，但仍觉得摸不着底，共产党没有章程。主要的是工资问题，做法也是有‘左’的情形，这是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
但是，许多干部对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还不了解。他们在处理劳资纠纷中，对为工人谋福利这一点很习惯，一听说“发动群众”就很快发动工人斗争，“斗争谁呢？就是斗企业主，‘大肚皮商人’。”他们认为：“天津解放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找不到了，看不到了，于是就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来津后对他们很冷淡，不找他们，他们找来了不也见他们。报纸上是对他们骂得多而表扬少，在劳资关系上工资和劳动条件都订得高，……使得劳资关系很紧张，生产效率也因之降低了。”“贷款也不贷给资本家，政府也不理他们，又不许他们解雇工人，所以他们说是告贷无门，呼吁无门。”
这些现象严重阻碍着生产，特别是几万家中小私营企业的恢复和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几十万失业工人的就业也无法解决。这就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怎样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逐步向社会主义转变？
刘少奇在天津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他一方面同天津市委共同研究，作出紧急决定，要求党的基层领导到工会去，军管会成立劳动局，帮助解决劳资纠纷；一方面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各种场合向广大干部、工人解释中国的国情，提高他们的认识。他说：“中国经济有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只有百分之十是为有了这百分之十的工业才产生了无产阶级。所以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有其进步性。”“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最大量的”，国家手中的生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大量的生产品，特别是供给市场的生产品还操在私人资本家手里。私营经济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因此，“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以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
为了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统一认识，解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四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和五月二日，刘少奇先后在天津市干部大会、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作报告。在这些报告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针对工人和资本家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讲了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他指出：
“关于剥削问题，这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剥削行为不是由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剥削也要分清有几种：奴隶的剥削制度已经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我们也废除；但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今天还不能够废除”。“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就认为资本家对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是有历史功绩的。”“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但我们也要限制它。”“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有人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有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
为了通俗地说明这个问题，解除有些资本家存在的“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的顾虑，刘少奇借用天津市领导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如东亚毛纺织厂资本家现在剥削一千二百人，要能多办工厂，剥削两千人、两万人那更好。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剥削他，他舒服，不剥削他，他不舒服。”
刘少奇强调说：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犯错误，“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现在还必须允许资本家存在，因此就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是一利。国民党时是一利，只利资本家不利工人。而现在，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对的政策是两利，就是也允许资本家对我们剥削，剥削不能完全消除。剥削是不好的，但在现在来说，也有一点好处的。”“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刘少奇也讲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说：“工人和资本家间是有斗争的，而且是不能避免的。这斗争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天生的，不能不斗的问题。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但在联合当中不能缺少斗争。因此，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但以哪个为主呢？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因此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如果斗争到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
刘少奇的讲话尖锐鲜明，一如他平素的个性那样，尽管个别用语可能说过了点头，但总的说来，正确地阐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有力地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起到很好的作用。正如薄一波指出的：
“他（刘少奇——编者注）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他讲话之后，大家感到讲得好，对如何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当时，华北局曾派人到各地择要进行了传达，六月份还起草了一份给太原、石家庄、张家口、唐山等市委的电报指示，要求‘普遍宣传少奇同志在天津所讲解的各个问题’（毛主席同意了的）。”
同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生产密切联系的，还有一个职员和工人的关系问题。在刘少奇拟订的调查提纲中，“职员问题”仅次于“自由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刘少奇天津之行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解放前，工厂在国民党和资本家统治下。他们依靠一部分职员和工头，其中有些人做过对不起工人的事，如打骂工人、克扣工资等。过去工人只能恨在心里。解放后，工人有了说话的权利，就要报复；而职员又是脑力劳动者，穿长袍，轻视体力劳动。因此，职员和工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有些工人甚至要求清算职员。
刘少奇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职员和工人统统是工薪劳动者，雇佣劳动者，虽然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但基本上都是劳动者，因此，职员和工人的关系必须搞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在四月二十五日召开全市国营企业职员大会，推心置腹地同他们交换意见。他实事求是地分析工人和职员之间产生不团结现象的原因，劝告他们要改正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正确看待自己；要实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他还用自己走过的道路和中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启发他们，指出：“如果用这两种方法，就会取得工人的谅解，解除对立现象，达到团结。”“我劝大家放下架子，进工厂时穿工人服装，让工人看和他们一样，就能去掉隔阂。”
刘少奇从发展生产的角度出发，反复告诫各级干部要十分爱惜技术人才。他说：“不能埋没人才。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人才，埋没人才比破坏房子、破坏机器的罪过还大。斯大林说：‘爱护干部，要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要发现人才。”他多次说，某些高级技术人员的工资应该高于或至少等于党的负责干部的工资。
刘少奇还在各种场合一再指出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强调这是搞好城市一切工作的基础。他除在所视察的工厂中接见工人代表，详细听取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外，还分别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他对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还在全市进行转播。刘少奇在这些报告中，阐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中国共产党同工人阶级的血肉联系，告诫工人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分清敌友，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使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此外，他还对按行业组织工会和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学习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同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总体设想密切相连；反过来，通过实践和调查研究，又进一步充实并发展了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例如，他提出让“资本家替国家制造东西，我们帮助他，共同买原料，共同推销。”实际上是用加工定货的方法，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四月二十六日，他在天津干部会上回答了各级干部提出的四十多个问题。对有的干部提出“国家资本主义何时能实行”的问题，刘少奇明确回答说：“我说现在就可实行，具体办法就是定货。至于如何进行，详细的办法尚须研究。”他还提出组织交易市场，搞好城乡物资交流，并支持贸易部门提出的由政府设立纱布和证券交易所的想法。不久，天津市委就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办起了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和在几个行业初步实行了加工订货。他还在同资本家的谈话中，提出和平赎买、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设想。
刘少奇在天津的工作是紧张繁忙的。他先后调查了工交、财贸、外事、文教、市政机关等十几个行业，听取了二十多次汇报，作了十多次讲话。他在五月二日还召开有一百二十八位工商业者参加的大型座谈会。他的这些工作收到明显成效，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各界出现团结、向上的情绪，促主要生产行业六、七月以后就恢复到解放前水平。九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四月份的二百九十三户增加到了三千八百户，职工人数增加近百分之二十。以工业、商业迅速复苏为标志，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出生气蓬勃的兴旺景象。
五月六日深夜，刘少奇同天津市委领导人进行了这次天津之行的最后一次座谈。他欣慰地说：“来津后帮助你们解决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私人工厂中的劳资关系。资本家现在比较高兴了，情绪稳定，准备搞生产了，甚至有资本家讲，一年内可改变天津。证明这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利用私人资本家的积极性来生产是见效了。”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注意到了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提醒天津市的领导同志，对某些调皮捣蛋的资本家，将来要进行批判，要进行适当的斗争。五月七日，刘少奇又在对《天津日报》一篇报道的批示中指出：“在劳资问题上批评‘左’倾之后应注意右倾情绪的生长。”“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虽然也不要去煽动劳资间的恶感。因宣传劳资感情融洽，是要麻痹工人阶级觉悟的。在客观上劳资阶级对抗不独仍然存在，而且在根本上是无法融洽的，即无法在根本上调和的（虽可设法暂时缓和一下）。这样宣传是违背马列主义精神的。”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这一批示后，指示转发华北局予以注意。
天津恢复发展生产的成就和经验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资产阶级，防止了南方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资金大量外流。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当时就曾深有感慨地说：“五月初，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向私人资本家明确的解释了四面八方的政策，在解除私人资本家的思想顾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针对高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攻击，公道地指出：
“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刘少奇在天津调查期间，了解到唐山市开滦煤矿在生产方面遇到严重困难，弄得不好有停工停产的危险。开滦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矿，关系到国计民生。强烈的责任心使刘少奇在天津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让临产的妻子王光美先回北平，自己立刻赶赴唐山处理问题。
开滦煤矿是英国资本家在中国开办的带垄断性的企业。当时从华北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靠它供应煤炭。唐山解放后，中共唐山市委向开滦煤矿派出军代表。英国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采取消极态度，缩减生产，停购器材，向国外转移资金，致使大量煤炭积存在煤场销不出去，五万职工的生活失去保障，拖欠职工薪金达几百万银元。唐山解放不久，开滦煤矿总经理、英国资本家裴利耶和中方总经理余明德，写信给毛泽东和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要求大宗借款和减产。
五月五日晚，刘少奇在天津会见余明德和裴利耶，了解开滦煤矿的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待外侨投资的政策，对他们要求借款的问题答应到开滦调查后再予解决。五月七日下午，刘少奇到达唐山。这时，“正赶上煤矿工人因为矿方发不出工资酝酿罢工”。刘少奇连夜听取开滦煤矿军代表的汇报。张文松回忆说：
“第二天清晨我在大厅里看见少奇同志一个人在散步。他头发乱蓬蓬的，脸色也不好。问起来才知道他在为工人罢工筹思解决办法，一夜未眠。少奇要下到矿井去视察，经过同志们劝阻，好容易才打消了他的计划，但他仍然在井口细致地了解情况。”
刘少奇先后两次召开开滦各煤矿工人代表的座谈会，听取矿工们对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意见，关切地询问工人群众想些什么，对人民政府有些什么意见和要求。刘少奇恳切地对工人们说：“开滦的事情，横竖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拿主意才是。你们组织起来以后，要努力排除生产上的障碍，推动资本家维持生产。无论如何，要把开滦的事情办好才行。”
刘少奇又分别召集军管干部、资本家代理人、井下工人座谈。他果断地提出解决问题的三条基本原则：第一，要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开滦，尽快安定职工生活，同时向工人讲清困难，发动工人克服暂时困难；第二，对待中外资本家要讲策略；第三，开滦煤矿不同于一般的私营企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要置开滦于国家监督之下，其生产计划、产品分配、价格政策、材料供应等都要遵循国家的方针办事，要推动中外资本家维持开滦生产。
同时，刘少奇还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开滦恢复生产：指示华北贸易公司，每月以相当于十五万袋面粉的物资换取开滦的煤炭，以维持职工生活；中国人民银行向开滦发放贷款以支付拖欠的职工工资；政府每月以现款购煤两万吨，并以杂粮、坑木、布匹交换开滦煤炭，使开滦资金得以周转。当时在开滦煤矿担任军管会主任的王林回忆说，这些指示“使我们的耳目为之一新。他帮助我们既克服了一些同志对管好开滦一筹莫展、失掉信心的右倾情绪；又纠正了那种排斥中外资本家，急于接管、没收企业的‘左’倾错误思想”。“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经济措施，既维护了开滦工人的利益，又推动了中外资本家维持生产，为开滦迅速恢复和蓬勃发展准备了条件”。
开滦煤矿问题解决后，刘少奇在九、十日分别视察唐山机车车辆厂和林西矿。这时，他接到黄敬转达毛泽东要刘少奇速回北平的电话通知，决定连夜赶回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