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在武汉

武汉，这个号称“九省通衢”的华中最重要的城市，当时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迁到这里。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全民周刊》、《抗战》（以上两个刊物不久合并为《全民抗战》）、《抗战文艺》、《战地》、《自由中国》等进步刊物纷纷在武汉出版，使这里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中国共产党在这年九月间已派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分来到武汉。十月，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十二月初，叶剑英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部分成员从南京撤退到武汉。不久，八路军办事处迁到汉口旧日租界中街八十九号大石洋行，由钱之光任处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十二月十一日已在汉口公开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也紧接着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于汉口公开出版。

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到武汉的。二十一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同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提出要留王明“在汉相助”。他们随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二十三日，中共代表团同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决定：第一，鉴于代表团同长江局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第二，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由项英、博吉、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第三，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三项需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第四，长江局下设五个机构：参谋处，叶剑英为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

长江局的工作由王明主持。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主要是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如毛泽东这年十月间所说：“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民族义愤的高涨，这时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他们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过去也有一些改变，但没有进行其他根本性的改革。

从国共关系来看，两党合作已经建立起来，并在一段时间内有了较融洽的合作气氛，但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这两个问题，便成了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中的主要内容。

当王明、周恩来、博古十二月二十一日晚同蒋介石第一次会谈时，周恩来对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蒋当面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所想的亦不过如此”，并且表示：“外敌不足虑，他欲前进困难愈多，（我国）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双方还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参加。蒋介石说：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第一步似乎开始得很好，前景仿佛很乐观。但事实上，对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这些主要问题，国民党领导人并无意解决。他们对改善国共关系，只准备采取有限的、局部的措施，那就是邀请共产党人参加个别部门和个别机构。

一九三八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要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为此，陈诚亲自登门相请。同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表示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并由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出面相邀。对这两项邀请，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最初都婉言推辞了。一月中旬，蒋介石坚持要周恩来就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二十一日，中共代表团电告中共中央说：“蒋、陈提及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周再三推辞，说做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磨擦，恐不妥。蒋仍要周做，并表示：不要怕磨擦，可以避免磨擦；政治工作方针是加强部队，发动民众；副部长职权可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还未定，都可商量；康泽可以共事，不致捣乱；新政治部二月一日开始工作。中共代表团致中共中央的电报说：我们认为，孔祥熙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

蒋介石做出的另一姿态，是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参政会。一月上旬，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的具体建议。他说：为了动员和组织全民参加抗战，采纳各种抗日的好建议，要有一个民意机关，既要有国共两党、救国会、国社党等以及无党派人士参加，也要吸收其他坚决抗日和真正代表民意的分子参加。各集团军亦可派代表参加，以增加坚持抗战分子在政府和军队中的力量。蒋介石表面上采纳了这个建议。七月一日，国民参政会成立。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共有七人：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除毛泽东请假外，其他六人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第一次会议。

对改善两党关系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蒋介石仍采取拖延态度，或者不明确表示态度，或者答应了又改口变卦，使两党关系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那个同蒋介石当面商定的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得仿佛很顺利，并且决定由周恩来、刘健群来起草两党共同纲领。但到第二次会议时，情况就起了变化。周恩来把他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拿了出来，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却要把它移到下次再谈。以后，双方代表虽继续磋商，国民党中央却始终没有表示正式意见，共同纲领问题事实上被搁置起来，两党关系委员会形同虚设。

至于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曾考虑可以有三种形式：“a．恢复十三年（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其他党也加入；b．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c．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其中的第三种形式只是“临时办法”。但蒋介石拒绝了前两种形式，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临时协商”。

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的关系仍在原地踏步：采取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办法，主要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由于蒋介石这时表面上还采取维护国共合作的姿态，周恩来利用这种形式，在反对一党专政、扩大民主成果方面还是取得了一点小的进展。

新的风波很快就起来了。领头掀起这场风波的是国民党的CC系、复兴社。他们在一九三八年初突然发动一场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运动，鼓吹“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他们控制的《扫荡报》、《武汉时报》和《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报刊，在一、二月间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文字。二月十日的《扫荡报》发表社论，公然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把陕甘宁边区说成是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区域，指责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并说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取消这三种势力。“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问题，在武汉三镇弄得满城风雨，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二月六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联席会议，针对《扫荡报》等掀起的这场风波，决议：“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更加巩固统一战线，并先电中央及国际请示。”十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说明《扫荡报》等这种宣传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表示：对主义的信仰并不准备加以限制，孙中山已经说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对；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它们的存在，只愿溶成一体。周恩来重申：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回答：可以研究。并说：《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的意见。陈立夫补充说：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

这是一场试探性的攻势。鉴于时机还不成熟，以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报刊上这类宣传内容确实减少了，但他们的一党专政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改变。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的文章，通过回顾历史教训，阐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他说：孙中山先生的一个伟大特点，就是善于联合各种革命力量。“他根据每一个时期革命的需要，能将当时各种革命力量革命组织，特别看重的是群众组织联合一起，共同努力！”“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极端需要的。”

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认为这个纲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应该“坚决赞助其实现”，“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新华日报》还为此发表社论。可是，国民党以后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个纲领。

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还宣布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周恩来二月十日会见蒋介石时，陈立夫曾提出能否在两党以外组织一个由双方共同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合作的一种办法。由于对国民党的实际意图还不了解，周恩来没有立刻表示态度。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说：“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所说的话实现起来，或把原来企图进步的东西变坏，如青年团变为特务机关，那人家决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的顽固派混蛋。”六月九日，周恩来见蒋介石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提出应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来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可以共同训练，但坚持各党派不能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活动。六月十六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章，规定凡加入者不得参加任何党派行动。根据这个情况，中共代表团认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只能暂时采取静观的态度。

周恩来还同蒋介石就承认并扩大陕甘宁边区、补充并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同样都没有结果。关于边区问题，周恩来等提出过多种方案。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他们致电中共中央说：“今日见蒋，对边区借口各县是国共两党县长并存制，有拖延意。”以后，这个问题就被搁置起来。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编问题，这两支部队事实上在敌后已很快扩大，进行着英勇的抗日斗争，蒋介石却一直不肯给予承认。周恩来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电告中共中央说：“前晚见蒋，要他发枪。他答：连坏枪也发出了。宋美龄氏答：（来了）新枪可发。”一月中旬，彭德怀到武汉参加华北军事会议。二十日，周恩来、彭德怀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说：“蒋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加发了临时犒赏费五万元。”第二天，他们又电告书记处：“补充师名义，（蒋）不肯，且不允增经费。”以后，经周恩来等反复交涉，蒋介石勉强答应增加五万元米贴，补充少量衣服，允发善后费和少量轻机枪，但扩编问题仍未解决。

由于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问题长期拖延不决，六月十九日，周恩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后，写出十条书面意见，送交蒋介石。这十条意见，除坚持持久抗战、扩大民主权利等外，对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问题提出了以下要求：一、请明令划定延安等二十三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直属行政院，并请委任林祖涵（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二、请扩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所属游击部队按各战区所属游击部队同等待遇；三、请增编新四军为七个支队；四、请依同等待遇，按时补充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以枪械、弹药、被服、粮秣及卫生、通讯、交通等器材。但对这样合情合理的要求，蒋介石的态度仍是敷衍搪塞。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日前与林（伯渠）同见蒋后又见何（应钦）”，“对扩大八路军事，他们借口二百师已满额，只允给其他名义，不愿给师的番号”。这样，问题实际上仍没有解决。

周恩来在武汉时期同蒋介石的这段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因为日本侵略军队正继续向中国内地扩大进攻，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在表面上一直做出愿意合作的姿态，实际上却对党权、政权、军权始终紧抓不放。尽管周恩来抱着很大的诚意，做出重大的努力，两党关系在表面上还能维持和好相处的局面，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新的危机却在悄悄地潜伏并滋长。

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中的一件大事。这年三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用来做这方面的工作，白天他在政治部办公，晚上才回八路军办事处去。

这件事在开始时也经历了一段曲折。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面设四个厅，第三厅是管宣传的。蒋介石想请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当厅长。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回忆说：“蒋介石他们的如意算盘想得很美：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又通过郭老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让周恩来做空头副部长，郭沫若做空头厅长，既装璜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这便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改组政府机构’。”而中国共产党却是要把政治部第三厅建设成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用来推动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以利于发动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突破国民党的片面抗战。

郭沫若和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最初不愿到这样一个机构去工作，认为在国民党控制下，第三厅办不成什么事情。郭沫若还表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原谅我的。”

周恩来耐心地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对他们说：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改组，政权公开。国民党就是寸权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他说是要一党专政嘛！我们如果有一个政府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现在许多人想到前线去工作，去拍新闻片，国民党就是不允许。如果没有他们司令长官的同意，他们就可以说你是汉奸，把你枪毙或活埋了。我们拿着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大家应该热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

他又对郭沫若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时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郭沫若是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在起义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但他的党员身分并没有公开。起义失败后，他经周恩来同意，流亡日本。在日本十年期间，对历史学、文学、古文字学等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而同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为了想借重他的声望和影响，请他回国，取消对他的通缉令。回国后，郭沫若恢复了党的关系。经过周恩来的说服，他同意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但希望能以共产党员的身分公开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来又劝勉他服从党的需要，还是以非党人士身分，忍受住内心的“寂寞”为好。郭沫若服从了党的决定，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分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

蒋介石原来的打算是让周恩来和郭沫若当“空头副部长”和“空头厅长”，因此又安排刘健群来当第三厅的副厅长，想由他来掌握第三厅的实权。这件事关系重大，郭沫若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他对陈诚说：“刘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让他做厅长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陈诚竟回答：“你的大名是连借用一下都不允许的吗？”不仅如此，陈诚还想先造成既成事实来逼迫郭沫若承认。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陈诚请郭沫若吃午饭。政治部拟议中的高级人员，除周恩来以外都到了，其中也包括刘健群。饭后，陈诚说是要开第一次部务会议。郭沫若毫不客气地说：“我自己实在大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这会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的。”他得到周恩来同意，索性离开武汉，跑到长沙去了。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写信给已到长沙的郭沫若，告诉他：自己原则上决定干，“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并请郭也采取这个立场。政治部正式举行的第一次部务会议是在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郭沫若都没有出席。陈诚在会上报告说：在第三厅尚未组织成立以前，所有宣传事宜暂由秘书处代为办理。以后的十二次部务会议，周恩来和郭沫若也没有出席。这样一来，蒋介石和陈诚都感到不好办了。恰好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副厅长人选问题就出现了转机。二十四日，周恩来写信给郭沫若已说到：“前日去会辞修（即陈诚——编者注），适你的来信正到，他看完后给我看”，“关于副厅长，他说可即要范扬先生担任，厅长仍唯一希望于你。”周恩来向郭沫若明确表示：“我根据他谈话情形，认为你可以干。”他还叮嘱：“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三月一日，郭沫若回到武汉，并向陈诚提出三项条件：一、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三、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这次，陈诚的回答很干脆：件件依从。

由于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周恩来和郭沫若在三月二十八日才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议。郭沫若在会上报告说：第三厅正在加紧筹备，决定四月一日开始办公；关于第三厅主管业务，现正草拟整个方案及计划。四月一日，第三厅在武昌的昙华林成立。它的组织设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由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阳翰笙担任三厅的主任秘书。科长和科员中还有：张志让、洪深、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的文化界进步人士。这个阵容，可说是极一时之盛。周恩来对参加第三厅工作的共产党员说：“我们到第三厅去，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去坚决斗争，而且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有很高的策略思想，不要那么天真，不要那么盲目乐观，工作是不会一帆风顺的，但也不要悲观。你们三厅的人要团结起来，要放手工作。”至于对国民党那个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政治部宣传大纲，周恩来说：“我们宣传我们的十大纲领，各人宣传各人的。对他们那一套，我们是不管、不理、不睬，怕它什么？”

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四月四日上午，周恩来代行主持的政治部第十六次会议上，郭沫若报告道：本部主办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自本月七日起开始。工作部门分文字、宣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游行等。张志让、田汉、范寿康又分别作了一些具体说明，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而这只是第三厅成立的第四天。七日，继续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部第十七次会议上，范寿康又代表第三厅报告：定于本日下午七时召集武汉各界举行火炬大游行。于是，声势浩大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开始了！

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所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怎样搞好这次宣传？周恩来早就同第三厅一起进行了多次的研究。他说：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要到工厂农村里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文字宣传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周恩来要求大家注意各阶层民众觉醒和了解程度的不同和情绪的差异，针对不同对象提出易于触动他们的口号。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演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宣讲队都要做到本地人与外省人渗入组合，宣讲要注意对象，说出他们能懂的话，提出他们可以接受和可做到的办法。应该印发小型的宣传刊物及画报迅速输送前方；必须派宣传队分赴前线慰劳；必须募集药品和经费支援前线和伤兵；要做好救济儿童和救济难民的工作；而且还要使这次抗战宣传扩大到敌占区和敌人的队伍中去。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不仅对这次抗战扩大宣传周，而且对整个政治部三厅的工作，起了指导的作用。

扩大宣传周在四月七日至十二日举行。周恩来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号召抗战宣传第一要深入，第二要扩大。要把武汉的扩大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去，武汉要做全国宣传工作的模范。同天，他为《新华日报》写了题为《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的专论。

宣传周的六天中，每天有一个主要节目，如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它的第一天，恰好传来鲁南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三镇举行了十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上万人的歌咏游行使雄壮嘹亮的抗日救亡歌声响彻了整个武汉上空。抗日画灯火炬游行和夜晚几百条船相连数里的水上火炬歌咏游行，蔚为壮观。剧院、电影院全部上演抗战话剧、抗战戏曲、抗战电影，免收门票，特别招待伤兵和难民。还把抗战电影用卡车送到从来没有见过电影的农村中去，配合讲演。尽管最后一天准备举行的六十万人大游行，被国民党当局用发出假空袭警报的卑劣手段驱散，但经过几天的扩大宣传活动，武汉三镇的人民确实沸腾起来了。在刀光血影下几乎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又重新焕发出大革命时期那种热气腾腾的革命气息。

对这次宣传周中的火炬游行，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有过一段生动的描写：

“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是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那是有绝对弹性的气球，只要压力一松，它不仅立即恢复了原状，而且超过了原状。”

但抗战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六月十二日安庆陷落，武汉情势日见紧张。六月下旬，周恩来领导第三厅制定了大规模进行“七七”周年纪念活动的计划。通过纪念活动，更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要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进一步推动全民抗战。纪念活动除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化装表演车在街头里弄、码头工厂、伤兵医院和武汉近郊宣传，举行抗战画展和木刻画展外，有两件很重要的活动：一件是组织慰劳团到各战区慰劳将士，一件是广泛发动“七七”献金。

“七七”献金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募钱，而是通过宣传募捐来激发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在三厅成立前，政治部也搞过三天募捐，结果才募得四千元。这一次却不同了。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武汉人民对献金的反应十分热烈。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全体成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前参加献金。周恩来将他当月政治部副部长的薪金二百四十元全部献出。毛泽东从延安打来电报，献出他的国民参政员的月薪。远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把他们在“七七”那天节食素餐省下的一千元菜金，交中共代表团献出。短短五天内，参加献金的达五十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一百万元。阳翰笙描述当时这种盛况：

“七号这天早上，献金台周围已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献金。献金中有纸币，有银元，有铜板，有银元宝；还有耳环、手镯、戒指、珠宝等金银首饰，后来发展到献银盾、银盘、奖杯，还有药品、衣服、食品等等。”“我们在武汉三镇共设了六座献金台，每台八个工作人员，后来增加到二三十个工作人员还应付不了”，后来“又增设了十几个流动献金台。来献金的人中，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当时有人说：‘这次献金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献金运动的伟大成果又给了人们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第三厅成立后，还建立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准备分赴各个战区的前线。它的成员主要是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和被国民党强迫解散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等很有影响的救亡团体中选拔组成的。左抗敌演剧队的成立大会上，周恩来鼓励全体队员：“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的口味。你们要入乡随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宣传的预期效果。你们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除了演戏，还要做许多工作。”

除演剧队和宣传队外，第三厅的直属文艺团体还有一个儿童剧团。这是上海一些儿童在一九三七年九月组织起来的，经过长途跋涉，沿路宣传，来到汉口。它共有二十二人，最小的才八岁，大多是十一二岁，年龄最大的团长也只有十六七岁。周恩来知道后，两次要邓颖超去看望他们，在经济上给以接济。周恩来自己也找他们聚谈。他满怀深情地对孩子们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眼前的事实，你们的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周恩来勉励孩子们要有“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第三厅成立后，经郭沫若出面力争，把孩子剧团也接受为第三厅的直属剧团。

演剧队、宣传队成立后，同孩子剧团一起，在昙华林进行集训。内容有政治学习、业务准备和军事训练。集训结束时，周恩来向他们讲话。他说：现在许多老百姓还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下，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来了的消息。边远地区的民众还不懂得为什么抗战。只有全国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才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他再次勉励他们要深入民众，做好抗战的政治动员工作。孩子剧团因为年龄小，留在后方活动。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战区前，周恩来又叮嘱各队负责人：要利用合法身分，争取自立条件，独立开展工作。

这些其实只是周恩来在武汉工作中的一部分。在这样紧张繁杂的工作中，周恩来始终是那样精力充沛，举重若轻。他的工作总是那样有条不紊，有着极高的效率。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用强烈的词句表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和赞叹。他写道：“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恐怕可以说，能使郭沫若如此折服和倾倒的人是不多的。

除了同国民党谈判和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以外，周恩来还在武汉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取得重大的成功。

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年内战的长期隔绝状态后，重新同外界进行公开的接触。那时，许多人都对中国共产党怀着很大的兴趣，想看一看它是不是真如过去反动宣传所说的那样“十恶不赦”，也很想知道它的真实情况和具体主张。于是，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便成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窗口。

周恩来由于历史原因，在国民党上层和爱国民主人士中本来就有很多朋友。这次，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武汉来，同各方面从容周旋，重叙旧情，广结新交，开诚合作，向他们诚恳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接触的面是那样广，包括各类政治态度很不相同的人；结交的朋友是那么多，并且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重。这就使许多人缩短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距离，或者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接近起来，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十分重视。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他同陈诚、邵力子、张治中等接触较多，对他们当时的政治倾向有着影响。

冯玉祥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是原西北军的领袖，是国民党内的主战派。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战后，他同蒋介石的矛盾加深，曾写信给刘湘说：我同共产党交朋友，没有吃过亏；同蒋介石拜把兄弟，可弄得我好惨，请以我为鉴。在他身边，也有几个共产党员在工作。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虽先后委任他担任过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但没有给他指挥实权。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他迁居武汉后，到处发表演说鼓吹抗战，还请人办了《抗到底》、《抗战画刊》两种刊物和一个出版抗战图书的“三户印刷所”。一九三八年二月七日，周恩来通过鹿钟麟向冯玉祥表示：拟请一见。冯玉祥最初还有些顾忌，托鹿钟麟代为表示：“因外间耳目众多，不便相见，惟努力作不见面之默契可耳。”但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十四日，周恩来到他的寓所拜访，交谈对时局和抗战前途的看法。他们淡得很畅快，特别是对前一阶段华北和上海作战指挥的得失进行详细的探讨。冯玉祥在当天日记里谈了对周恩来的印象：“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周恩来离开后，冯玉祥对他周围的人感慨地说：“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第二天，他在会客室写下了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十九日，他又到汉口同周恩来等见面。周恩来向他谈到正在日见发展的国共磨擦的情况。冯玉祥感叹地说：“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在这种时代不求进步，是一种自杀办法。为大众谋利益，为大众而信仰，哪有这种办法？”“应当多送学生去陕北学习，以应时代的推动，不要被时代的齿轮压炸了。”以后，他常派他的专车将周恩来接到寓所晤面，同共产党员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白崇禧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主战派。他是桂系的领袖之一。军事委员会改组后，出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同周恩来常常见面。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广西学生军开赴前线，路过武汉，他邀周恩来向学生军作讲演。三月上旬，日本侵略军在津浦铁路北段大举增兵，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白崇禧奉派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他在行前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他的寓所，请教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在津浦铁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周恩来的这个建议深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这个建议。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又要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周恩来告诉张爱萍：“曾同白崇禧谈过此事，现派你再直接向李宗仁做工作。”张爱萍向李宗仁讲了几条：一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而且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张爱萍开始讲的时候，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他高兴起来了，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爱萍转告周恩来。这些建议，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大捷。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两次重大胜利，周恩来对这两次战役的胜利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五月发表后，周恩来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也称赞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七月上旬，李宗仁从前线到武汉。周恩来在寓所设便宴招待他，一起谈了加强团结抗战的问题。十月，在第五战区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共产党员钱俊瑞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分任主任。周恩来、叶剑英还派张友渔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政治部主任李世璋那里做设计委员，加强同程潜的联络工作。

川军将领、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一九三八年三月从河南前线到武汉。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他，希望川军能同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邓锡侯回河南前线后，曾派人给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送去一批弹药。以后，他的部队移驻鄂北，又经常在枪枝、弹药和物资上支援新四军。

对滇军将领，周恩来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在武汉会见滇军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同名——编者注），并答应张冲的要求，派共产党员薛子正去担任他的秘书（后任参谋长）。张冲以后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些工作，对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川、滇将领的起义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七七事变发生时是第二十九军旅长。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就是他所属吉星文团。一九三八年初，何基沣到武汉。周恩来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称赞说：“南京中山陵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并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他到延安去看看。经过周恩来的安排，何基沣在二月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等的接见。离开延安前，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一九三九年一月，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开始时，他和另一个秘密党员张克侠正共同担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率领所属第五十九军、七十七军的大部起义，使华东野战军通过他们的防区，直插徐州城下，切断黄百韬兵团同徐州的联系，对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对其他各党派人士，周恩来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也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通过这种经常的开诚交谈，使他们逐渐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他们中很多人以后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

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他见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他对邹韬奋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谈话中，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对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钱俊瑞、徐雪寒等主办的新知书店，李公朴、黄洛峰等主办的读书出版社，周恩来十分关心。生活书店在抗战爆发前，总店在上海，分店只有广州和汉口两处；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全国分店已达五十余处，总店先后移往汉口和重庆。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也都移往后方。这三家书店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党组织经常给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他们出版的许多进步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对引导青年进步和走向革命产生了重大作用。

当时从各地来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很多，有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不可能把他们都容纳进去。周恩来在筹组政治部第三厅的同时，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为了这件事，周恩来特地拜访冯玉祥，请正在他那里帮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来主持文协。老舍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别妻离子从济南只身流亡到武汉的。他曾说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在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界人士中间，老舍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冯玉祥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并对文协给予慷慨的资助。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等都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十三人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在会上发表热烈的讲演。他说：“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他还说：这种“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上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为文协理事，周恩来和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宋美龄、孙科、柳亚子、陈立夫、陈诚、何香凝等一起被选为名誉理事。文协没有设主席和副主席，由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负责一切。五月中旬，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周恩来应邀参加。老舍以后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地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在一月九日为它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不久，他又约见《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等，对他们说：“《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是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反动谬论。”当时，《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党报委员会领导，周恩来是党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党报党刊的日常工作并不由他负责指导，这同以后重庆时期还有所不同。

由于经常接见来访记者或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同武汉的新闻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三月，《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汉口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周恩来同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四月，范长江同数十名记者到津浦铁路前线采访，经历了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五月下旬，回到武汉。《新华日报》举行盛会欢迎他们。周恩来临时因事没有出席。二十六日，他写信给范长江说：“长江先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上归来的记者们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六月七日，他又致函范长江说：“昨午已与陈辞修部长约好，本星期四（九号）正午约津浦战场归来诸记者会餐，地点在中街新生活宿舍。届时当可静聆诸先生对于二期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的高论，希预告怀着满脑意见的诸记者能分类准备为好。关于约请的名单，将由政治部函你代约，预计有二十人以上。”这次会餐后，周恩来根据记者们反映的情况，向陈诚提出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具体建议，并由陈诚将记者们反映的情况到军事委员会作了报告。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范长江的思想不断进步。到重庆后，就由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郭沫若还办了一张《救亡日报》。这是他从日本归国后，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在上海创办的。他自己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沪战告急时，周恩来通知郭沫若：上海沦陷后把《救亡日报》迁到广州去出版，继续由夏衍负责。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夏衍到武汉向周恩来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报社情况、报纸销路以及各方面对报纸的反映后，对夏衍说：“问题不单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和喜欢不喜欢看你们的报。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周恩来还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夏衍努力按照周恩来这个指示去办。《救亡日报》在华南，在香港，在海外，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恩来在武汉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通过他范围广泛的活动，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使很多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不仅在当时对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以后全国解放战争中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和一部分国民党将领的起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在武汉从事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收到显著的效果。

在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以前，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只有埃德加·斯诺等很少几位外国朋友到过陕北，向国外作了报道，帮助各国人民了解一些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后，这里既有常驻的外国使节，有来自全球的各国记者，还常有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前来访问。这就大大扩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面。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的国际宣传组，这项工作也归周恩来领导。周恩来指示他们：对在武汉的四十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邀请他们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这些资料由于及时和准确，往往比国民党通讯社的资料更受到外国记者的重视；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周恩来自己同在武汉的外国朋友也保持频繁的接触。他不仅同斯诺、史沫特莱、鹿地亘夫妇、爱泼斯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到武汉访问或参加援华工作的外国朋友，有些人后来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了重要的帮助。

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由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一个深夜，周恩来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他。周恩来用熟练的英语向他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因为白求恩急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周恩来就嘱咐王炳南，为白求恩一行去延安作出安排。这样，便开始了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

四月，荷兰著名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到达武汉。他是受宋美龄邀请来华拍摄新闻纪录影片的，他又是个荷兰共产党党员。周恩来到旅馆去看望他。伊文思后来说，经过交谈，他发现周恩来“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精通军事和文艺，是一个兴趣极广的人”。伊文思在津浦战场拍摄纪录影片后，希望到延安去拍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国民党不允许，使他很生气。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周恩来作出安排，使伊文思在武汉拍摄了中共代表团活动的镜头。伊文思这次拍成的影片，便是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的《四万万人》。他回忆说：“这次访问认识了周恩来，并得到他许多的关照，也了解到中国的许多真情，同时也因此对周恩来的伟大、深谋远虑和文武全才有所体会。”周恩来还派人将伊文思赠送的一部电影摄影机和三盒胶片送往延安，帮助开创解放区的电影事业。

六月，长期在华工作的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从上海到达汉口，同斯诺等人筹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他们计划在全国组织三万个工业合作社，希望得到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的各方面的资助。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积极支持他们的活动。八月，“工合”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艾黎以技术顾问的名义主持实际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工合”迅速发展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

九月二十九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他们中有爱德华、柯棣华、巴苏等大夫。十月七日，周恩来第一次会见他们。巴苏大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着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面发动群众抗击敌人。他现在是政府军事委员会群众动员部门的负责人，所以他非常忙。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看来他好像连每天刮脸的时间都没有。电话和通讯员不断地打扰着招待会。”“见到我们，并得知我们要去八路军那儿，他显得非常高兴。他说八路军将会给我们最热烈的欢迎。”

十月十日，周恩来再次会见他们。巴苏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在爪哇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们全体再次见到了叶剑英将军和周恩来同志。医生、护士、外科助手乃至军医署长和市红十字会的大夫，也普遍洋溢着欢快的气氛。我们这些印度人也从救护工作中解脱出来，沉浸在欢乐之中。”“在全体来宾中，周恩来同志是唯一庄重的人。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最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即德国友人安娜利泽——编者注）同志说，二十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感到骄傲。我补充道：‘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这个医疗队后来在中国大地上布下的友谊种子是尽人皆知的。

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在武汉进行的国际交往，无论对当时和后来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共代表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这些都是公开的工作机构。在内部，还有着负责指导整个南方的党的工作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担任着长江局副书记。他白天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晚上就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长江局的会议，并处理有关的工作。

长江局一成立，首先面对的任务，便是要恢复和加强南中国各省的共产党组织。在抗战前，由于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几次“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已遭到普遍的破坏。除了十四个游击根据地保存一些党的力量以外，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只留下北方局所属组织和上海、西安等地保存下来的部分组织，其他都已被摧毁殆尽，有党的关系的党员为数极少。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由中共中央自陕北派出的、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的、还有这时经组织营救出狱的党员分散到各地，但人数仍很少。这同全国蓬勃发展的抗战形势显然是极不适应的。如果不首先把各省的党组织恢复或加强起来，就谈不上开展党的工作。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这一年间，在南中国先后建立共产党省委或省工委的，有河南、湖北、江苏（以上三省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前建立的）、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安徽、广东、云南、浙江、江西、福建十三省。党员人数到一九三八年九月已发展到六万七千七百八十人（军队中的党员未计算在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入党的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除一部分到陕北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外，其他的逐步成长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在长江局内部，这一项工作由博古主持。周恩来对南方各省的状况十分熟悉，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贡献。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为长江局起草致中央书记处电，提出对四川工作的意见。电文中说：“四川已无疑地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连接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的会变成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而“目前党的工作却极落后”，因此，应该“迅速加强四川党的工作”。具体办法是：请求中央迅速派得力的川籍干部赴川主持党的工作；请中央从抗大、党校、陕公中挑选一批川籍学生回川工作；在重庆设《新华日报》分社，筹办印刷厂；努力发展军事工作；不放弃运用上层联络，推动各方特别是川中实力派抗战等。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性建议，两天后就得到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它为武汉失陷后南方局在重庆的工作做了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导的武装斗争，最重要的是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和新四军的组建并东进抗日。这项工作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它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书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一月十一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不参加新四军整编，仍在鄂豫皖边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原的游击战争。同月十四日和二十二日，长江局两次作出决议，决定把留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队由长江局参谋处直接指挥，归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留原地发展，以“保护后方根据地，保证进行党和群众工作，以及训练干部的工作”。在当时的新四军中，只有这一部分工作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对这项工作，周恩来抓得很紧。二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调彭雪枫由晋来豫。十五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联席会议，决议：“黄河与长江间成立一军区，在其下分为四个军分区”；“雪枫同志加入河南省委及四支队军政合作委员会，并负责领导全军区军事工作”。三月，彭雪枫作为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来到竹沟，兼任第八团队留守处主任。竹沟，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在新四军发展的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守处在豫南各县进行广泛的抗战动员，建立地方党组织，开办各种培养干部的训练班，开展统战工作，放手发展了武装力量，并且陆续派往敌后，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九月二日，周恩来、叶剑英又指示中共河南省委，要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敌后，开创豫皖苏鲁抗日根据地。周恩来、叶剑英对这一部分新四军工作的指导是正确的。以后的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五师，都是在这里打下最初的基础，然后开赴敌后，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正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以参加祭黄帝陵为名，私自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武汉。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等，要他们寻找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周恩来立刻派人到汉口车站守候。十一日，张国焘乘车到达汉口。周恩来和长江局其他领导人对他反复进行了批评和规劝，张国焘毫无悔改之意。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十七日，周恩来等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点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谈话后不到一个小时，张国焘就逃离八路军办事处，并留信说：“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周恩来在长江局机关支部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上讲话，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指出张国焘不思改悔，同党同革命闹对立，搞分裂，直至公开叛党，告诫大家要以此事为鉴戒。

在武汉时期长江局的工作中，周恩来也有失误。这一点，他自己多次说过。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说：“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在这段时间内，长江局曾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的名义多次致电中共中央，并发表过《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是错误的。尽管这些文电主要是王明的思想，但周恩来是长江局副书记，并且署了名，也有责任。十二月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名义批评中共中央过于强调独立自主时，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了过去在各方面得到很大的成绩，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但也认为不能把全面抗战同片面抗战对立起来，说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碍统一战线等。

为什么他会有这些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确实面对着一个异常复杂的局势：随着日本军队的大举侵入，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必须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武汉失陷前，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国共关系还比较好，这同武汉失守后有很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时在某些问题上需要作出一些让步，有些事情也需要得到国民党的同意或承认。可是，针对国民党存在的两重性，怎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在维护合作中又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怎样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一切？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对当时的周恩来说来，也是一件还缺少足够经验的事情。

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宣传：“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提出了他的一整套政治主张。王明说这一切都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这时又担任着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是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回国的。王明的文章《救中国人民的关键》，同时刊登在《共产国际》、《布尔塞维克》等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机关刊物上，被广泛地宣传。这就使他的言论带有很大的迷惑力。周恩来和王明自然是不同的。只要客观地考察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的全部活动，不难看到：他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没有作过无原则的妥协和屈从；他一直坚持抗日和民主是不可分离的，竭尽全力地推进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他积极宣传持久抗战的主张，要求他和叶剑英负责指挥的河南竹沟那部分新四军要放手发展武装力量，开赴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从总体上看，他在这个时期的工作是正确的。但在有些问题上，他一度受到过王明的影响也是事实。以后，周恩来在一生中不知多少次地谈到他的这些失误，把它引为终身不忘的教训。

八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等离开武汉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为了开好这次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先举行十多天会议。这时，任弼时已受中共中央委派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向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传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他谈话时所说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周恩来在二十六日的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国际指示与毛泽东等同志的报告。关于抗战形势，他指出：抗战面临着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在第二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并使正规战与游击战适当的配合。新四军中的老干部要大胆放手去发展游击战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我们拥蒋合作，拥护三民主义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之下。他还强调：根据今天中国战争长期性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于各种区域的不同情况，要采用不同的方式，不要机械的呆板的规定，要有具体性与灵活性。

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各方面负责干部五十五人。这是六大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王稼祥在会上再一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在三十日下午，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他详细叙述了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接着又剖析抗战中国民党政策的矛盾性：第一，联苏实现了，但是还存在反共的思想，所以在各方面或明或暗地反对苏联影响的扩大；第二、联共政策实行了，可是同时又在国民党区域内发展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第三，要群众，因为抗战需要群众，军队补充需要群众，粮食的供给需要群众，同时又统制民众运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包括：坚持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信仰共产主义；实现三民主义，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实现三民主义；认定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不是削弱国民党，而是推动国民党进步；坚持民众的动员；坚持国内民主；坚持国际和平阵线；坚持反对汉奸、托派；发展我们的力量，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等。

这次中央全会的时间很长，开了一个多月，共有四十多人发言。毛泽东在十一月五日、六日作了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六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南方局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委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十三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批准以周、博、凯、吴（克坚）、叶、董六人为常委，江西、上海工作归南方局管。）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初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增强团结，推动各项工作迅速地向前发展。

周恩来没有参加完这次会议。他在会议第二天发言以后就离开延安，在十月一日回到武汉。四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转交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和统一战线的主张。八日，他将所谈内容写成书面意见交给蒋介石。十四日，再次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主张表示赞同，但对两党关系问题仍不表示明确态度。由于日军正以强大兵力开始向武汉进攻，局势日趋紧急，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陆续撤出武汉，周恩来同蒋介石关于两党关系的会谈不能不暂时中止。

十月七日至九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文章。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中国抗战，经过十五个月的英勇奋斗，完全证实了一个真理，即是：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写道：“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日本强盗既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赶到中国的‘堪察加’，迫上昆仑山，我们也不能很快的转弱为强，反守为攻，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因此，中国战争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争取最后胜利。”他从抗战形势发展的全局来观察武汉战役所占的地位，指出：“保卫武汉的战斗，从整个抗战的形势看来，它只是第一阶段能否即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关键，而决不是能否继续长期抗战的关键。”他详细分析了抗战发展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同时又指出克服这些困难的种种有利条件。这时，由于武汉既濒危急，新的困难又已开始，一些悲观论者又怀疑这个前途，而一部分侥幸论者想从孤注一掷中挽救这个危机。周恩来冷静地说明相持局面到来的可能性，明确地告诉他们：“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这篇文章发表后，还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使许多人从惶惑中看清前途，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十月十九日，文协、政治部三厅和鲁迅纪念委员会三个单位联合发起，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周恩来不仅为《新华日报》的纪念专刊题了词，还同博古、邓颖超出席纪念会，在会上发表讲演。他热烈地赞颂鲁迅从不动摇和妥协的战斗精神，用来激励大家。他说：“到今天，抗战已经一年有余，更走到一个艰苦困难的阶段，纪念鲁迅先生，更应该学习这种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鲁迅，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特别要紧的是要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伟大前途的认识，为达此目的而努力。”

这时，武汉已准备放弃，各机关、工厂陆续内迁，周恩来一直坚持到最后。临撤前，他镇静地对中共湖北省委的今后工作做了细致的安排。他指示当时留在武汉的省委成员钱瑛、王翰将省委机关先向宜昌、沙市方向转移，以后根据游击战争的发展情况再考虑进入敌后。还说：省委今后主要抓游击战争的工作，陶铸随省委机关转移。待应城陷落后就去领导那里的游击战争。这个安排，对以后新四军第五师在鄂中平原和江汉湖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十四日晚上，局势已经十分紧迫了。周恩来来到汉口《新华日报》社，为《新华日报》汉口版口授最后一篇社论。社论郑重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这篇社论排出来后，周恩来又亲自看了一遍。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当报纸正在开印时，接到电话说：日军已经迫近市郊。周恩来命令报社其他人员撤退，由留下的工人将最后一天报纸坚持印出了一部分，张贴散发。周恩来自己在安排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撤退并检查了政治部对敌宣传科的工作后，才同叶剑英撤离武汉。

就在这一天，汉口陷落了。

周恩来在武汉工作了十个月。怎样看待他和长江局的这一段工作呢？这时，正处在全国抗战开始不久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从过去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里走出来，踏上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这个更加广阔的舞台。尽管在这个时期中，长江局的工作多少受到过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受到一些损失，但它在这个关键时刻对南中国各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许多都是在武汉开端的。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