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理性对待列宁政治遗产

这篇前言，原先想用“正确对待列宁政治遗产”做标题，仔细一想，虽然我力求以客观的态度阐述和分析这个问题，但由于资料不全和认识分析水平的限制，加上任何学术问题难免都有争论和不同看法，自称一己之见是“正确的”，实有“欠谦”之嫌。而“理性对待”则应当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做到的。对列宁的政治遗产，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不加辨析，加以“神化”，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寻章摘句，用它作为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应把列宁和列宁主义全盘否定，肆意污垢，斥之为一种“原罪”。“苏东剧变”后，有些人包括一些所谓左派学者对列宁横加指责，甚至把一盆盆污水泼向列宁，这绝不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理性的对待，就应将之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分析列宁的言行、决策的动机和效果。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已经逝去的那个世纪留下的政治遗产，今人理应从历史的、学术的层面加以梳理和评析。

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在一次对话中说：“马列主义终结了，决不可能再出现。但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没有终结。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一条俄国通向历史复兴之路。”“我们必须分析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的名言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在沃勒斯坦看来，“列宁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列宁自己思想的概括总结，也不是他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实践总结，而是一种治国的策略”。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然有传承关系，然而，两者又有很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只有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具有实践性的品格；而列宁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可供实际操作的战略和策略，它具有创新、求实、可变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极端、片面和机会主义的特性。因此，一旦将这种理论和策略固化和教条化，作为指导实践的普遍原则，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合并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十分不科学的。正是如此，沃勒斯坦认为，马列主义已经终结，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各有其发展和研究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认为，“列宁并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却是”。[1]

根据对列宁著述的研究和思考，我认为此论有一定道理。列宁与马克思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两人在理论创造和指导政治实践方面都有重大建树；然而，马克思更多的是在书斋里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造，而革命胜利后的列宁，更多的精力是投身国务活动，参与制定大政方针和具体决策，处置突发事件，处理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这一点，列宁与马克思有很大不同。相对而言，马克思是革命的理论家，他的思路比较平稳、严谨和贯通，而列宁是革命的政治家，他的思路常常会出现跳跃、应变和反复，为应对和处置现实问题往往缺少缜密的理论思考，因此对列宁的政治遗产更要作全面的、理性的评析。马克思与列宁，一个是革命的理论家，一个是革命的实践家，两者面对的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这是研究者应当注意的。

众所周知，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俄国的创始人，他生前没有受到格外的推崇和赞颂，相反，攻击、诬陷他的人有之，党内因政见不同而与他争论、争吵乃至分道扬镳的有之，列宁是全党公认的最高领袖，但他并不享有一言九鼎、一锤定音、最终裁决的权力，只是凭他的个人魅力、才智和勇气驾驭着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惊涛骇浪中前进。但他死后，斯大林制造了一场“造神”运动，使列宁获得了他生前从未有过的尊崇，把一个有远见卓识、有魄力勇气、有丰富感情的伟人，变成了一个未卜先知、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列宁主义”这一概念，在列宁生前并未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认同和流行，在需要使用类似概念的时候，通常用“布尔什维主义”来表述。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树起列宁主义的旗帜，以标榜自己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他将列宁主义神化和教条化。经过斯大林的阐释和推行，列宁主义变成一部教义般的经典，处处事事都以列宁语录来装饰门庭，以其作为分辨正误是非的标准和阐释一切历史或现实问题的根据，这种状况即使在苏共二十大后仍没有多少改变。教条化扼杀了列宁主义鲜活的创造精神，造成全党全民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列宁是俄罗斯的儿子，也是时代的儿子。他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所生活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恰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是一个群英辈出、社会动荡的年代。列宁从小在俄罗斯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俄罗斯思想”浸润着他幼小的心灵；从青年时代起，他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这使他成为一个意志坚强、性格刚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无论如何，“俄罗斯思想”[2]的基因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有所表现。

列宁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为了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用他自己的话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正是这个组织——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是苏维埃国家的开国元勋，他的理想是要在蛮荒贫寒的俄罗斯大地上，建造一个强盛、平等、共同富裕的新社会模型，既传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又可以复制，能够成为别国的榜样。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造一种新制度的实验，是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新社会，实现多少代社会主义者的追求。这个创举没有任何现成的道路可供选择，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正如列宁所说，“这样试试，那样试试”，“做了够多的蠢事”。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是一名拓荒者，他要铲除这块土地上的杂树荒草，耕耘种植、筑巢修路，建设新的家园。且不说拓荒者创业之艰辛，殊不知，他在开荒锄地的同时，也会铲除夹杂其间的名花异草、百年古树，使常年栖息在这里的飞禽走兽遭受伤害。因此，拓荒者往往功过相伴、善恶交融。对于这样一个为探寻“俄国复兴之路”，为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而献出自己一切的伟人，后人对待他所留下的遗产，理应怀揣敬畏之心，理性对待。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目光远大，注重实践，在时代转折关头能把握正确方向，善于应变，制定适时的战略策略，而这常常使周围的人一时无法理解和接受。有两个事例十分突出：一是他在1917年发表名为《四月提纲》的演讲，提出“将民主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被当时党内外大多数人视为背离经典的“空想”的激进计划，但他不屈从于多数，力排众议，坚持己见，说服全党，在革命主客观条件并不成熟的俄国，抓住时机，大胆地领导了一场社会革命并取得了胜利。这场革命，有人说它是“强扭的瓜”，是“早产儿”，但中外历史上哪一次革命是在各种条件齐备、有百分之百胜利把握的情境下发动的？二是新政权建立初期，人们革命激情高昂，但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新生的社会主义“婴儿”随时都有被扼死的危险。列宁审时度势，提出立即与德国签订“割地和约”的倡议，但他却受到来自各方的责难，有人说他是出卖俄国的“奸细”。党内高层的大多数人也不理解，捷尔任斯基甚至当面指责说这是一种“背叛”行为，但列宁不屈不挠，排除万难，终于使苏维埃政权赢得一个难得的“喘息”时机。革命胜利之后，苏俄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叶孤舟，国内外形势的严峻艰险是可想而知的。但列宁不畏险阻，勇于开拓，敢于担当，为新生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为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在实践中探索前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历史伟人的可贵品格。当然，他也和常人一样，会受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他的思路历程充满曲折和反复，他进行的社会实验有对有错，社会付出了不少代价，然而，世界上任何一项开创性的伟大事业，哪有不经过艰难曲折就轻而易举、一帆风顺地完成的呢？

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家，旧制度的摧毁者、颠覆者，新制度的创造者、保卫者和建设者；他既是一位有崇高理想、高度理论修养的思想家、哲学家，又是一位充满激情、个性鲜明的实践家；在进行理论思考、设计未来和制定战略方针时，他常常充满理性和人文关怀，但在处理新政权下一些急迫而又棘手的问题时，他有时也显得急躁和生硬。对此，南斯拉夫学者德 · 列科维奇曾提出“两个列宁”之说，他认为，列宁的遗产中似乎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面，或者简单地说，存在着两个列宁——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和本质的列宁。本质的列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现实要求来研究问题的列宁，这是革新家和创造者的列宁，这个列宁强调宽容、民主和人道主义；而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一个迫于极端严峻形势，迅速寻找摆脱险恶困境的、思绪万变的活动家，形势迫使这个列宁迅速思考、急促决断，他不能每次都周密、全面考虑各种关系，有时态度生硬、脾气暴躁、不容异己，是个有限民主的代表者，这时的他，不仅是个过于严厉的领导者，而且是惩罚措施、监狱乃至集中营的支持者。两个列宁是列宁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两者紧密相连而又相互交错。[3]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路易斯 · 费希尔在《神奇的伟人列宁》一书中也有多处类似的描述。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个人历史作用问题持十分严谨的态度，他们都反对对领袖人物搞个人崇拜，厌恶对他们个人歌功颂德。列宁生前，也十分注意这一点。他是全党公认的最高领袖，但他总是把自己看作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普通一员，许多人包括党内高层人士可以直接对他进行批评和与他争论，他曾批评过越飞将他与党中央“等同起来”的言论，也曾严厉批评过有人在他生日时曲意逢迎的行为。可是，20世纪30年代起，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风日盛一日。1938年，斯大林亲自参与并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当年这本被奉为“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一部歪曲史实、传播不少错误理论的“无人化”的党史书。在这本书里，只有两个“神”及一群“鬼”，唯独没有“人”活动的踪迹。“神”便是列宁和斯大林，“鬼”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人物。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应该如何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斯大林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他把列宁奉为神，是为了把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也就是把斯大林自己奉为神；他把列宁主义神化，是为了把他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披上列宁主义的外衣，变成必须遵行的不可逾越的教义。这些做法不仅使苏共和苏联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而且贻害了不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尤其是一些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的伟人，至今有些人仍保留一种极端化的思维方式，他们要么把领袖人物奉为无所不知、永远正确的神明，要么将他们视为十恶不赦的“妖魔”。其实，一个明白无误的真理是：杰出人物之所以成为历史伟人，在于他能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当然，伟人也是人，也会有缺点、犯错误，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也会有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对于已经逝去的历史伟人，严肃的学者（包括许多西方学者）一般都怀有敬畏之情，人们对这些伟人也有批评，甚至是很尖锐的批评，但大多含有理性的成分，极少采用恶意谩骂和不顾事实的诬陷。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对列宁思想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已取得许多积极成果，然而，不能不看到，当今思想界有一股偏执、片面、极端之风漫溢。例如，有的人仍固守传统的思维模式，对已故伟人不能做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评论；有的人则对已故伟人轻率地加以全盘否定和摒弃，对前人的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缺乏科学理性的态度。这种风气对学术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前人、故人，要求我们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的功过是非，不搞极端化，不感情用事，这样才能为他们“祛魅”，将他们真正还原为“人”。在这本著述中，我力图从一个视角，说明列宁既不是“神”，更不是“鬼”，而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坚强意志、刚毅性格，有崇高理想、优良品德，又有错误、缺点的“伟人”。

自20世纪60年代起，我就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和苏联史的教学研究工作，退休后仍关心这一领域的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也陆续撰写了若干著作和论文。半个多世纪来，不论求学还是在职，我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并且经历了研究心态的变化。在“文革”前，我基本上是教条式的读书方法，给学生上课或撰写论著，停留在“读经”和“注经”的水平。从政治或宣传的层面看，这样做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从学术层面看，这并非一种科学的态度。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我得以在教学和研究的实践中逐步跳出传统思维和方法的束缚，获得一种“心灵的自由思考”的乐趣，学术上也收获了一些新的认知。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的研究重点开始放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史上，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写一本专著，对列宁的政治遗产做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较为客观理性的评析。几十年来教学和研究的积累，终于在退休后得以实现。可是近年年高体衰，写写停停，断断续续，进度很慢，历时四年，才告完稿。书稿虽已完成，仍觉得意犹未尽，加上精力和水平的限制，书中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在这里，我诚恳地欢迎同行和读者给予批评和帮助。

注释

[1]高静宇：《当今的列宁和列宁主义：对话沃勒斯坦》，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9期。

[2]对“俄罗斯思想”的解说，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写道：“应当记住，俄罗斯人天性很极化。一方面是顺从和放弃权力；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和要求公正的反抗。一方面是怜悯心和同情心；另一方面可能是残酷无情。一方面热爱自由；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被奴役。”（见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48—249页）

[3]参见《苏共历史问题》，1991年第3期。转引自王丽华：《国外列宁研究中的不同观点》，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