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一个”的故事

在编写本书的时候，园区中国团队特意赶赴武汉，来到光谷创业街的“中国孵化器博物馆”。在这个咖啡吧式的小小博物馆中，呼吸着咖啡的香气，透过历史的雾霭，去触摸当年无畏探路的激情岁月（见图1-1）。

图1-1 科技企业孵化器博物馆

故事要从一个轰动全中国的大案说起。

1982年，武汉国营181厂的工程师韩庆生兼职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产品，救活了这家企业，却因收取了600元报酬，以“受贿罪”进了监狱。

“韩庆生案”轰动全国，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都知道此案背后的重大意义所在——是继续被那令人窒息的桎梏困住，还是挣脱牢笼迎接曙光？

最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科委主任方毅的亲自批示下，韩庆生被平反。本案后来被视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前奏”。当然，跟这个故事接近的，还有同一时期在遥远的北京城，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的经历。

总之，在此之后，科技人员下海创业再无禁锢，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悄然发生改变。同时，原本被锁在柜子里尘封多年的科技成果，也终于迎来了走向市场的机会，如同硅谷和以色列的轨迹，中关村、东湖光谷就此崛起。

尽管有了众多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但因为缺乏科学规范的引导和扶持，所以伴随着兴奋与壮志而来的，还有迷惘与混乱。

而且，在当时要想注册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性质的企业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因此很多创业者只能无奈地挂靠一些国营和集体企业作为自己的“婆婆”，然而这些“婆婆”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偏要管，以致频频出现“婆媳纠纷”，严重挫伤了创业者的积极性，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针对民办科技企业应该采取何种配套的特殊政策，才能便于对其实行系统保障、扶持和引导，形成一种有利于民办科技企业发展的特殊“小环境”，成为一些具有创新和改革思想的人思考的问题。

从政策层面上，我国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针，在科技政策层面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使“市场与竞争”机制第一次进入科技领域。高科技园区、高速公路产业带、企业孵化器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工具开始逐步走进科技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与此同时，鉴于企业孵化器在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联合国科技发展基金组织萌发了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企业孵化器的设想，时任该组织主席的鲁斯坦·拉卡卡先生于1987年亲自到中国拜会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等，就建立企业孵化器等问题取得高度共识，联合国科技发展基金组织遂决定在1988年资助中国开展在中国建立科技孵化器的可行性研究。

但其实在拉卡卡访华之前的1986年，宋健就已经在武汉表示，要学习国外企业孵化器的成功经验，通过孵化器为人才流动创造环境，做好创业者的“保护伞”。

于是，在20世纪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武汉，再次扮演了“敢为天下先”的“吃螃蟹”者。早在1984年，武汉就依据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建议，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的东湖地区成立了“东湖智力密集小区规划办公室”。这里是当时的中国“光通信老大哥”武汉邮科院所在地，这里拥有众多核心技术，急切地寻找着科技成果转化和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

但规划制定完成后，武汉市政府却尴尬地发现，落实规划的“英雄榜”找不到有经验的老同志来揭，因此只得把首创任务交给规划室的几名年轻人，其中一位就是日后被称为“中国孵化器第一人”和“孵化器教父”的龚伟。

就在这种“三五个人、七八条枪”，什么都紧缺的艰苦条件下，这些人却硬是创造出了一个永不磨灭的神话。1987年6月8日，中国第一个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诞生，见图1-2。

图1-2 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