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小规模生产与交换的经济制度

1.1.1 小规模农业的产生

早期的文化传播研究表明，农业首先起源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积三角洲地区，具有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和生产单位。这些研究还表明，中国农业遵从了类似的模式。事实上，中国农业在西北黄土地上开始获得独立，所形成的小型农耕成为了中国生产方式和其他文化特征的主要方面。

1.1.2 黄土地上的劳动密集倾向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上游的黄土高原。平均海拔50～150米，平均降雨量250～500毫米，具有不规则的垂直下切的黄土地貌；不可能进行像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样的大规模小麦作物灌溉。中国农业取而代之地进行小规模的粟米种植，这种作物不需要更多地浇水并能更好地吸收黄土地所含有的水分和矿物质。不规则下切的黄土地同样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牲畜管理，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法依靠动物资源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由此所造成的劳动密集型科技倾向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以及勤劳精神。对人口增长的重视还催生了对祖先的崇拜，从而强调了血统的扩展（Ho,1975）。

1.1.3 较少的牲畜投入

在之后的历史阶段，这种没有明显的牲畜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模式扩展开来。而使用多套耕牛进行耕作的大规模农庄则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得到发展和推广，这种习惯在后汉时期由于缺少耕牛而被单套耕作所取代（Wang Zhirui,1964:100;Li Jiannong,1981a:155）。在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一种667平方米的更小的农田单位代替了前汉时期流行的较大的831平方米（125×125尺，汉代的一尺等于23.09厘米）的农田单位（Li Jiannong,1981a:156—158）。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以后，当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北向南转移时，由于畜牧业因这些地区高密度的人口而更加难以发展，依靠劳动密集型科技的趋势愈演愈烈（Wang Zhirui,1981:99-100）。此外，过高的人口密度还会加速传染病的传播。

鉴于一英亩用来生产小麦的土地在丰收年景里能够提供2988000大卡的热量；如果将这样一片土地用来放羊，仅能提供318750大卡的热量。简单比较下来，如果一块播种小麦的土地产生100大卡的热量，则养猪将产生7大卡、养羊产生11大卡、乳制品43大卡、稻米131大卡、大豆129大卡、马铃薯260大卡，而甜薯则为482大卡。由于农田提供了超过放牧场10～70倍大卡的热量来养活人口，因此大规模的畜牧业就不受鼓励了（Majia,1930:202-204）。

其结果，宋代以后人力耕作就变得比牛耕更加常见（Majia,1930:209; Sudo,1962:73-138）。在20世纪10年代，畜牧业仅占中国农业生产的大约1%（Perkins,1969:30）。

1.1.4 血统观

劳动密集型科技发展趋势使中国强调扩张家族的血统。中国人世袭观念的扩展与日本人不同，日本人讲究家族品格或威信的扩展。自17世纪以来，由于在战国时期人们的生活更具挑战性，日本人的遗产制度是以长子继承制为特征的。日本人通过这种制度，希望培养一位能干的儿子，或促使他们从其他家庭领养一个能干的儿子，以便延续一个传统家族的品格或威望。

比较而言，中国自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就采用了公平分配的方法，关于这种方法有很多种解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封建或半封建时期，世袭权力包括了封建等级在内。由于等级是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像经济资源那样进行划分的，因此是与经济资源一起由一个继承者继承的。在封建或半封建制度被帝国所取代以后，每一个注册的家庭都需要向政府纳税；公平分配的继承制度为纳税提供了基本保证。此外，儒家均贫富的主张、中国人对血统延续的强调以及传统中国小规模的生产模式，都为这种方法提供了可能。

这种继承制度的重要性在于，中国的制度使得男性结婚比率比日本人要高，因为就结婚来说中国男性拥有更好的经济基础。中国还有童养媳制度，这种制度将收养的女孩当作女儿并在年龄适宜时与继父较大的儿子结婚。这一制度使得贫穷的男子没有机会为继承而结婚。另外，纳妾制度使得富人能生养更多的儿女。

中国男性和女性的结婚比例都高于欧洲，中国的男性结婚比例高于日本。在中国，婚龄较欧洲更为年轻，并且鼓励再婚。中国的家庭观念实际采用了孔子的思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及“理想的国家应当是没有未婚的成年男女”（Lin,1991）。

经过生育控制，传统中国家庭的规模与欧洲或日本的大致相同。然而，中国的高结婚率或低结婚年龄，与其他的外部因素一起，导致了中国更快的人口增长。

1.1.5 人口增长

北宋时期（960—1127年），中国的人口增加到了1亿（1086年），相比来说，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则仅达到7000万人。在清代早期（176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了2亿；1790年左右，人口增长到了3亿；到1850年，达到了4.3亿（Durand,1960; Liu与Hwang,1979:88）。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估测了中国1400—1957年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39%（Perkins,1969:81）。汉利与山村估测，1721—1846年日本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03%（Hanley-Yamamura,1977:63）。因而日本在整个德川晚期的年人口增长率显著低于1400—1957年的中国。

1.1.6 小规模农业

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平均有5.5口人（Durand,1960），耕种着一两公顷的土地（Wu, 1947:49）。尽管中国实行地主制度，但土地的持有通常是分散的，每个单独的地块都很小。其原因在于这些土地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购买的、分配给了几个儿子，或由几个佃户耕种（Wu,1947:55-56）。

1.1.7 小规模商业活动

中国政府的长期铜铸币反映了中国在传统时期小规模交换的盛行。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前771年），中国人开始使用铜铸贝币。在战国晚期，硬币的形状从纺车形变为中间带有方孔的圆形铜币（Peng,1954:78）。之后的2000年内，铜币在中国是标准的零售交易货币（Peng,1954:67-92,179）。

中国广泛使用的铜币与其他国家的习惯有所不同。在17世纪，日本大约有3/4的货币是用金银铸造的。到了18世纪，这一比例下降到了将近1/2，之后在19世纪又上升到了大约90%（Ohkura与Shimbo,1978:118-119）。在早期的现代法国，皇室造币厂铸造的钱币主要为金银材料，只是到了17世纪这些金属出现短缺，同时日本的铜金属进口到了法国，法国才开始铸造供穷人使用的铜币（Miskimin,1984:127-260）。

中国在1800年前后铸造的铜币其价值仅相当于银币的1%。在大规模和长距离的交易中，使用铜币数目太过庞大（Lin,2006:4）。从哥伦布到达美洲到金本位于19世纪70年代被广泛采用，这一时期内，银的价值相对于金维持在1（金）∶14.5（银）～1∶15.1（Peng, 1954:611）。中国使用的银是从市场上获得的，但不是由国家铸造的。在中国的传统时期没有管理货币系统的中央银行，金属货币除了某些时候被转化为法定货币，在某种程度上面值膨胀以外，都被用来作为反映其实际内在价值的实际货币。中华帝国铸造的铜币的长期普遍使用，表明了传统中国小规模交换的主导地位。

中小规模的商人是“会馆”这种省际老乡协会的主要成员，大多数是在明清时期形成的，从事地区间的贸易。中小规模商人有时会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自福建金门岛的一个商人家庭Taiyi Hao，于1850年在长崎定居，从事日本、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活动，也只雇用了大约十名雇员（Lin,1998:28）。

尽管中国的生产与交换大多是由那些促进了财富更公平分配的小农民与小商人进行的，但中国依然经历了科技进步并拥有社会流动性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