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月下旬
京都
同行人：唐诺、盟盟、母亲
会有此行是对六月里那趟盟盟一句“我好想大胡子妖怪”的承诺，母亲同行是因她一直说想看京都寺庙的枫红。
这一趟，我们待了半个月（那时家中的猫口狗口尚没爆炸，天文一人就料理得来），也才第一次有融入在地人生活步调之感，如早餐像上班族在Doutor解决。这年盟盟念小二，请了长假但也带了一些老师交付的作业，早餐吃完就地写功课，唐诺则看一两份主要都是体育新闻的报（那真是日本的太平盛世，几年也不见一条社会新闻或重大灾难）。早餐完，就近去锦市场逛逛早市，空气中满满是外公家早餐桌上汇集加总的气味，而那时的锦市场尚是在地人使用的，而非今日的满满全是拍照猎奇的观光客。
乃至晚餐常就在高岛屋地下室超市打烊前半小时大落价时在水产部门附近鲨鱼一般地游逡，与师父比心眼比耐力地把握时机等他们把生鱼片或
寿司大笔一划打个对折甚至三折（视存货和附近游逡的鲨族之多寡），因此我发现鲨族顾客大多是那什么不多就时间多的退休老人和家庭主妇，但也偶有上班族女孩不耐久等、娇憨地指着某盒
对师父说：“这好好吃呐。”师父大叔笑笑，果然划成三折。
这一年，关西机场和南海私铁空港线开通，我们接受在日本商社工作因此常出差的小姨丈建议，搭直达快线Rapid至大阪难波，不可思议的只二十九分钟，因若搭即便是通勤快速也要近一倍的时间。
Rapid车身寂蓝似深海（嘿嘿好像我待过其中），车窗圆洞状似从船舱外眺，而的确关西机场是填海建成，车一出机场浮出地面便好长一段行经水面，好似后来《神隐少女》中那一段美透了的海原电铁。
入京都前，我们仍在离难波一站的心斋桥旅馆住两日，为了去神户和高野山。
我们如同一般人的所谓去神户其实就是去北野坂的异人馆一带，我很庆幸去了，因为两个多月后的一场七点二级的阪神地震，至今再看不到震前的原貌和人了（我清楚记得我们在三宫站的小报摊买伞备着时那个找钱给我的女孩的脸，三宫灾情最惨，整个阪神电铁包括其上交叠高架的山阳电铁神户高速线和东海道本线……全数塌陷，在场的无一生还者）。
异人，外国人统称，整个面海的北野山坂上遍布明治时代各国大商人们建的豪邸，如今还存六十多幢，其中大约有十多幢整修妥供人购票参观。我们尽管第一次来，也没想要买四处工读生在叫卖兜售的联票入内参观，只外头看看建筑、庭院里看花……整个的异人馆区，其实很像规模大十倍的淡水红毛城至真理大学、淡江中学、小白宫、至真理街二巷的那整个山坡，我少时特喜欢晃荡其间，这些年则带大陆好友前去（即便变动颇大，但觉是台湾少数值得一看的地方），他/她们的反应大多是：“哇，好像鼓浪屿！”
好像淡水的北野异人坂，我们索性丢了地图，上上下下的有路就走，总是总是，路径爬到尽头反身就哗地劈头盖脸蓝天蓝海的神户港，也许就是那时（或更早的在希腊米克诺斯岛？），种下“好想能在一海港的小面包铺住下，带着一只黑猫，骑扫把帮店主人送货”的梦的种子吧。
从英国馆直下的两侧长墙（忘了其中是待整的废墟或荒草地）夹道而下的石阶道旁亭亭坐着两只年纪不一的猫，不怕人也不讨好人，它们的猫况很好（毛色丰丽，眼睛干净明亮），一旁一方手写的告示，母亲帮我翻译：“这一群野良猫有邻人轮流照顾，已绝育，并定时喂食除蚤，游客无需喂食它们……”
那时我们除家中收留的猫，已被动地在照护附近的流浪猫，只觉距眼前文明友善此景尚有好大一段路得走（我们的邻人并没人抢着喂食或为之绝育，只丢猫、毒杀猫，有那自认为有爱心的便一塑胶袋装一窝未睁眼的小奶猫丢我们家门口，那猫马麻一定急疯了）。
我们在风见鸡の馆前小方场的一隅择一游人较少的咖啡馆，点完咖啡巧巧发现墙上挂着一大幅侯子《悲情城市》的日文版电影海报。对此我们并不惊讶，因这几年日本已太多侯子及其电影的研究访谈，其铁杆粉丝之追星族连我们亦被波及，例如《冬冬的假期》以之为场景的铜锣我外公家，每一阵子便会有日本背包客或小旅行团径来参观，我的重听但仍每天西装领带等病人看诊的九十岁外公有时午休在二楼看电视新闻，便有导游摇着小旗子带队上楼来并向外公询购门票，以为他是那指定古迹里常有的热心志工兼售票人。
不只对侯子电影，对电影，我始终有不服气的地方，比方说侯子和天文，侯子是我见过的人（包括文学圈）中勤于阅读的，但就算他对同一议题（如《悲情城市》处理的二二八）所下功夫与天文同，但影像的轻易被跨国跨文化跨领域地接受和欣赏，相较文字/文学生成的迟滞难解，我很为此两种载体耕耘和收获如此不相称觉得不平。在我看来，再好的电影的负载量含金量往往一个不错的短篇小说就足以负载，但我这快近乎鄙薄的看法和天文断续争论了好些年，天文认为电影自有其内在逻辑和美学，不需被与文字比较，即便两种意义与承载量如此不同的表现形式，她都能找到与之相处的方法。
我没被说服，以为美学形式在文学艺术里相较思维、意义……是次一等的衡量价值标准，即便在文学里能完成个人美学风格的不那么难，但要做到触及或内有思维的，才是我以为了不起的作家。
此外电影创作成本太高（相较于一个人加一支笔纸或一台笔电），必须面对的阅听者众，妥协度相对得高……我们谁也没说服谁，或许终归我只是心疼她被电影占去了太多时间，但天文也用例如写《荒人手记》的行动证明（土型人的方式，多做不说）她并没因此偏废。
临离开异人坂，看了一眼“西村咖啡”，它外观美极了，赤砖炼瓦密密覆着浓绿的常春藤，会员制的咖啡馆，天文前一年因影展时有日本友人邀进过，据咖啡狂小坂说咖啡好极了。
没想到我们一年半后再来此时，它门口贴一小小告示，意谓在此灾难（阪神大地震）后，就让我们在此有个角落休息解忧吧……它从此对一般市民游客开放。对社会阶层严密遵守到一板一眼别想改变的日本人，由此可见那打破一切的大灾难果然真是不可言喻的了。
高野山，在和歌山县境内，我们从大阪难波搭南海电铁的高野山线前往，不拣择地搭了一班每站都停靠的列车，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但倒也很合此行心境。是看过一些巡旅僧为主题的电影，对于那不分四季皆一袭布衣一顶竹箨笠帽一支系着轻铃的禅杖便上路，无论晴雨、年月，必要巡旅参拜完全国寺庙（或西国三十三所观音灵场？）的苦行好叫我向往呀。而高野山，平安时代空海大和尚在彼修行且创了真言宗之所在，便是巡礼的最终点，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呀？
我们车行入山，渐无人迹，列车也好一会儿没人上下了，此列车终站叫“极乐桥”，那时我尚未看过，或该说，《神隐少女》的海原电铁还在乌何有之乡。于是，前往高野山的这列车，成了我极力能想象的银河铁道。
银河铁道只此一途，极乐桥駅乘客通通下了车，命运一同地转乘登山电缆车走这最后一程。
十年后（零四年）才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为世界遗产的“纪伊山地的圣地与参拜道”，几乎没有游人，与我们一起下车的都是形只影单的老公公老婆婆，个个神色肃穆，是来还愿或发愿，好想知道哇。
作为日本三大灵场之首的高野山，尽管人稀，但一点不觉阴冷凄清。阳光下，已红的枫叶择杉林隙地有风时飒飒有声，通往“奥之院”弘法大师御庙的参道在绵连约两公里的杉树林间，林间步道是修整并不勤的石板路，但如此甚好，与两旁沉睡了数百年的武田信玄、织田信长、明智光秀、伊达政宗、上杉谦信、丰臣家、德川家……再合拍不过。我生长在台湾已禁映日片的时代，对战国史殊无接触，但母亲是熟读浸淫其中长大的，便小粉丝一下看到超级巨星们齐聚一堂，兴奋涨红着脸“哇哇哇”个不停。那些栖满绿苔泥的年岁久矣的墓碑和供养石塔，不由人地一定会对生、对时间、对历史、对人之存在、对死亡……有所感触甚至体悟，静静地走过这一途，令人想起《西游记》的最终篇章，师徒四人过“凌云渡”时，接引佛祖撑了只无底的破船，那师傅踏不住脚，鼓辘地跌在水里，早被撑船人一把扯起，那佛祖轻轻用力撑开，只见上游漂下一具死尸，长老见了大惊，行者笑道：“师父莫怕，那个原来是你。”是脱却了那胎胞骨肉身了……
而六月才来过的京都，未因季节的大不同而有所陌生，甚至不觉得其间的不在场。因为我清楚记得锦市场的每一家店胜过我住了近二十年附近的兴隆市场；我记得高岛屋地下一楼的每一商摊哪里买旬の味的和菓子、渍物、面包、巧克力、起司、鱼鲜乃至果酱（我一定买一玻璃瓶罐未添加糖和防腐剂的青森苹果果酱泥，慢慢在旅程里每日配茶吃完）；我甚至记着到锦小路和柳马场交口的杂物店一次买齐全家每个人可穿一两年的过季名牌袜子；也是这回，带母亲去寺町通的“寺村牡丹堂”。六月时和天文意外发现它除了卖仿德国Feiler的毛巾和围裙外，尚有不少细棉碎花的宽布袋装，母亲体胖，在台湾不特意找是很难找到舒适好看的大尺码衣。我们六月来时一口气买了各种好看的仿Liberty碎花图样的细棉布袋装六件，这回母亲可亲来挑穿秋冬长袖的。
不大的店是一对老夫妇看店，我清楚记得他们的脸孔，后来年年来都一定来买个两件（一件约五千日币，左挑右挑其实都是前次前前次挑剩的那些件），有一年老太太就不在了，老先生认真执拗但因此慢得令人想锐叫的动作折衣、装袋、包装，并，不会使用刷卡机。再后来，我觉得他们店里的大尺码衣已被我们买光了（没再生产，是因那裁制的邻居老太太也不在了吗？），我仍一定进去买条围裙或毛巾什么的。
二〇一一年始，老先生也不在了，看店的应是他们儿子吧，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肯于系条工作围裙待在一整店卡通动漫图案的廉价毛巾店里（因此我擅自帮他编派是不景气被商社资遣的），他包扎熟练，刷卡自如，短短结账的十数秒，我真想越界表达曾是他老父老母的友人，而他们店里的大尺码布袋装不好意思地全被我们买光啦。
（难免想到格林在某部小说里说的“所谓家乡，无非就是那几条街、几家店、几个人，但若没了这些，顿成陌生之地，是可以离开的时候了”。）
我们这回仍住六月来时的商业旅馆，只那时尚不知二楼有两间宽敞多了的和室榻榻米房，母亲一人住单人房，我唐诺盟挤一间仅容旋马的双人房，老样子的唐诺抱一床薄被睡床边地毯上，床让给我和盟。
这一趟来了半个月，因那时家中猫狗数尚未失控，天文和父亲就照顾得来，且他二人生活简单规律，我们骚动的这一国不在，他们正乐得清静且多出许多时间写稿。
这也是唯一一次饱看京都枫红的旅程。枫叶不似樱花那样梦一样的短，但后来这些年的气候暖化异常，即便针对枫叶祭去也不见得碰得到。
因为赏枫，专程去西北方的高雄。那时候，京都仍是京都人和日本国人的京都，不似后来这十年已成了世界的京都，只要是樱花季枫叶季来哪里都是令人望之却步的人潮。
我们搭巴士上山，至倒数第二三站吧的神护寺下车，只见四下全是无人迹的杉林，怕等会儿错过宿头地随意择巴士站旁三五家中的一小食堂吃中餐。那小店后一排大窗临溪谷，不红的杉林中杂着秋阳七彩的红叶美透了的屏风似的，我们边赏屏风边吃那荞麦面于是好吃些了。小店木造，泛着香气的杉木墙上贴着山口百惠三浦友和的《古都》电影海报，我因没怎么爱川端作品所以连小说《古都》都迟迟没看，只看过电影，这里，高雄附近的杉林场，想必就是电影和原著中苗子工作和成长的林场吧。
都说来京赏枫一定不能错过神护寺，我早早被照片中往神护寺的上山石段参道转折处错落有致的枫林及其下红伞的红毯座给吸引，十足是只问过程不求目的地拜观，因为创建于公元八二四年的神护寺在日本佛教史上是极重要的，它是真言宗遗迹本山，本尊药师如来，空海曾在此行镇护国家之修法，最澄也在此讲法华经……
我们才从小食店旁的小径拾级下溪谷，哇仿佛走入我久已没想起的《东京梦华录》里的岁时巷陌杂卖，有伙着家中欧吉桑欧巴桑在现场做着以附近草木削缕编制为器为大正明治风味童玩的，有谦畏跪跽道旁眼下一小篮可能是自家院里的秋橘，有卖棉花糖、吹泡泡、每个小摊都会做的（难吃的）广岛烧，有陈列着附近伐木时横切厚片布满香气年轮（我数了数，是三十龄之木）可当锅垫杯垫的杉木零余碎片，有将去年前年的枫叶做成压花卡片书签的害羞中学女生……我们买了一纸袋的烤银杏和现炸裹了粉但形状可辨的炸枫叶边走边吃，真不知该说风雅还是粗鲁。
过了溪谷的小桥便得开始仰攻了，因其石段参道既陡又窄且间杂坟起树根，我忙挥手要老小们先走，爬坡是心肺不佳的我的罩门，一天走十二小时不累，但爬坡十来分钟就当场把我现形成《天人五衰》那最后八十几岁的本多老人最终前往月修寺的那一段描写。
走走停停喘喘恰可饱看每一转折平阳处店家搭好的赏枫茶座，他们有几十年经验吧，所据处确实是坐看枫红山景最佳处，那向阳处的枫叶如血如火（此种就叫高雄枫的枫，已是日本美学骨髓中的构成了，它叶小和精致如婴儿手掌，五裂尖，无论和服上、折扇、手帕、杯盘、漆器乃至秋季旬之味的餐肴上也一定有其踪影），临水或遭杉林荫蔽处则成油彩金黄，就连落叶也好看，苔地上、水上、石上，无一不入镜，让人都要怀疑是清洁工或寺庙小僧摆弄的。
游人如我登顶成功通常已力竭，神护寺因外貌古朴，除非对其历史有兴趣，也就与石段尽头的山门处血枫拍拍合照就足矣。
如此这般被游赏的不只神护寺，例如不远的西明寺，我更不明其所以，多年来都只借其厕所一用，它厕所单独柴扉围篱环绕好似一小户人家，厕间里永远高窗大开，空气清新冷冽无一丝丝异味，寻常的水泥地干净到夏季来时引人想赤脚感觉其凉……至于西明寺拜的是何方神圣，从来都没关心，连写作的此刻也不愿费时间谷歌一下趁此弄清楚，我对不起西明寺。
谁叫它正杵在通往高山寺必经的溪谷处呢。
从神护寺原路下山，过溪谷，缘溪行，更是一长列的岁时巷陌杂卖，热闹但不喧嚣，其吃食花样愈多，我们也才明白之前巴士站那儿的小食店为何一个客人也没有。
路经西明寺借上茅房，再过桥返彼岸，沿坡回公路，朝北走不到十分钟即高山寺了。
高山寺也是我们很喜欢的寺庙，不只是因为它是联合国教科文通过的世界遗产故，它建于奈良时代，但实质的开基者镰仓时代的明惠上人（他还在境内种茶，是日本最古的茶园），寺里藏有国宝级的画作《鸟兽人物戏图》，此画常被京都各卖店用以作文创商品……总是这样，对于寺庙，个人直觉的喜好外，有时是时机，有时是第一印象，有时是无聊的罗宾汉劫富济贫的心理——总同情偏怜那较冷清无人迹的深山古刹……但它们都不领情吧，可能反倒同情其他门前杂沓，众人其心各异地前往参拜的（吃枫叶、拍枫叶、上厕所……）。
高山寺境内伽蓝僧舍零落分散，若不是铺着石板的参道引路，大多时候，只觉得是漫步在高大遮天的杉树林内，不由人不想些心事甚至大事，我以为，这不就该是信仰或宗教原应该给人的起码作用功能吗？
高山寺隔公路的对街即巴士的终点站，当然间或另有巴士过此隘口继续往深山和（苗子工作的）林场去，多令人神往，以至于多年后，盟盟也长成且健步与我们同，三人一回临时起意往林场里去（傻傻想寻那苗子的山林），差点迷失其中，是后话了。
也从这趟来，我们成天混旅馆左近的锦市场（仍然是老话，那时的锦市场是在地人的市场而非观光客的市场）。母亲自幼习惯日式或该说变种的台日式混种饮食，进锦市场如鱼得水特自在，例如刚捞出大锅冒着蒸气的鱼浆制品，母亲买了几款一大袋便忍不住边走边吃起来（这也要多年后我才能分辨这鱼浆鱼板制品与台湾的完全是两种东西，原因无他，台湾都用下脚鱼和杂鱼，添加物亦为了能藏其腥，日本尤其老店如我最爱的东京筑地“佃权”皆诉求强调其用鱼鲜的高级和新鲜如鲷、甜虾、干贝……吃起来确实两样）。
我们也喜欢上一小铺豆腐专卖店，其包装分量如布丁的胡麻豆腐和汤叶豆腐叫人真难拣择地遂只得都买，点或不点几滴专用酱油，像布丁那样打开了以小匙挖着吃都好吃；还有左近一小爿的黑豆制品专卖店，店内只两三张小桌，其咖啡和点了才炸的迷你甜甜圈皆黑豆制品（汁、豆渣），原是二战末物资缺乏时用以代替咖啡的黑豆水（其实喝起来更像麦茶），近年则搭养生便车故又重新复出。
当然我们还是最爱看锦市场的鱼鲜铺，简直像走入一海洋生物馆，不知该说幸或不幸，比起同为海岛的台湾，他们吃得可真精真细真多样（若我们也同样卯起来那样吃，东海枯竭矣）。冬天来时，我喜欢一种烫熟卖的萤乌贼，国民便当大小的盒装三百多日币，指头大小的乌贼，蘸专用的黄酱或是单吃都鲜美极了。盟盟则爱每家鱼摊上都会有的白子，透明盒装，五百至八百日币不一，肥腴滑嫩像挤出整条牙膏状（不敢说像猪脑），盟常买了就找一街角掏出随身茶匙吃起来，说是世间至鲜之物，我从未尝试过，有一年大春来，双子座的大春好新奇事物，吃了赞不绝口地问盟盟这到底是啥物，盟答：“鱼的精巢的泛称，这季节这价钱大概是鳕鱼的。”
于是大春说了句儿童不宜的笑话：“我靠要我是母鱼我天天帮它吸。”
也爱看野菜店，枝枝叶叶缕缕置放在清澈水流的大石案上，这、不是卖来吃的吧。
也都买店家另外一盘盘卖的说是瑕疵的水果，价钱只要台面上的一半甚至更少，我带回旅馆仔细审视，往往无法发现所说的瑕疵在哪儿，虽然占了便宜，但仍不免觉得他们对物的严苛讲究和对商誉的维护至神经质浪费的地步（如面包店前一刻还昂贵不可及，打烊后全数装大型黑色垃圾袋置门前街边等垃圾车），唐诺淡然看此，认为这还都是经济高成长的荣景支撑的所以仍然近于炫富：“我不相信要是萧条个十来年他们还能维持这水准。”果然后来的失落的平成二十年，名店贩卖重贴赏味日期的过期食品、料亭重摆盘前客人没吃完的生鱼片、百货公司偷卖名牌赝品……不断出现。
也是这一回，我们自己来京时开始习惯玩路径而舍景点，例如清水寺，以前一定是人挤人地过清水坂、人挤人看看那在山门前一校校一团团合照的人群（其实还蛮好玩）、而后人挤人在清水舞台上看一眼那愈益零乱破碎的京都盆地天际线、人挤人电动步道也似不想去也会被挤去奥院小舞台再拍一次照再看一次本堂舞台的立面、最后人挤人去排队喝智慧泉……
现在则下午四点出发散步，沿四条走走停停至八坂神社，或平行四条修整中的白川南通（它与嵯峨鸟居本町保存区齐名，均试图保存甚至复原昭和初期时之风貌）。白川是琵琶湖之疏水道，不例外地像每个快速发展阶段的城市变成排污的臭水沟了（才会有《神隐少女》中为那小白龙琥珀川和腐烂河神的抱屈吧），哪一年开始整顿的我不晓得，但这年町村保留会正在重铺石板路，也见沿沟渠本来以屁股和厨房对之的著名料亭如白梅，开始以正面对之并夹岸植满美丽的花木，夜间散步于此，家家料亭仿佛演出中的舞台似的，可见盛装的艺伎正舞正做茶道正待客……
或走平行白川南通但最终在辰已小神社会合的新桥通，若抹掉新桥通的电线杆路灯会以为自己走在两三百年前的街道。
辰已小神社前的小方场叫人百看不厌，先说这个我看过最小的神社，次次都见有盛装的艺伎来此默默地静拜祈愿，我好奇极了她们的所祈之愿，尽管那美丽身姿背影的小小私愿应该不难猜想。
背对辰已，左手临小桥的茶屋门前永远的一方布招、一株杨柳或樱以及其下一张铺了红布的条凳，只冬天时玄关会放下暖帘，那店家的形制完全符合我对水浒里黑松林中歇腿打尖的店家想象（自然不是孙二娘的店喽）。
背对辰已的右首是小小的料亭，凭木窗即清澈的白川圳水，水清有鱼，也见过锦鲤，桥畔有柳有梅有垂樱，推窗对我一笑的是秋香我毫不吃惊。此川圳上跨有一约只四公尺长的小桥名“巽桥”，从这一年起，每来此桥我都拉从不肯拍照的盟盟坐桥栏上拍一张合照，多年下来，若将照片集拢排序，已能做成一段缩时摄影短片，流年暗转偷换。
每天傍晚从四条河原町“我们家”出发，大路小巷里晃悠一通至游人一空的八坂神社、游人一空的圆山公园、无人迹的常乐寺山脚奥幽处的阴森终令人回返公园、缘无人的东大祖谷寺参道、宁宁道、越灵山观音参道、朝八坂塔走至上田町，此小路口朝左上看，永远叫人惊艳感动的八坂塔，近五十公尺高的这五重塔处在窄迫的民居间，并未减其孤高庄严，这京都最古老的塔楼建筑正前是一株樱，秋日其叶火红如高雄枫，它四时不同的颜色变化为那伟岸不语的古塔增添了不同的表情和生命活力（更别说它临八坂那侧有株观赏用树，终年结实累累的金色夏柑衬着黑木塔愈显亮丽，叫人好想摘颗试试它是真果假果）。
这八坂塔面对的下坡小街上田町，是一寻常的市井小商街，傍晚时，家家正收市关店冲洗门前街道中，空气中满满是这家那家准备吃饭的柴鱼汤和炭火烤鱼味，叫人闻之归心似箭。
尽管如此，通常我们还是择上坡路走八坂（此时若八坂塔门扉闪身而出那白娘子和许仙我一点不会吃惊的）。而后三年坂、清水坂，至清水寺，打烊了的店家和无游人的这一条路，不四顾路过风景的话，半小时就走达，如此我们天天傍晚都这么走一遭，把它走成我们辛亥隧道旁山坡上的家的每日后山遛狗。
这款散步上瘾后的代价是，简直无法再在白日游人多时来，尤其带了初来的友人同行因此必须在清水寺开放期间同挤人潮。
也这一回，一人买了一个计步器（真是山东条直人，既然都一起走路，只需一人佩戴就好啦），盟盟为想赢过我们（其实她必定赢的，因同距离她步幅小步数自然多），我们吃饭喝咖啡时，她亦原地来回小跑或扭屁股，一天下来她大约可得六七万步之数，有一天还破了八万步。
此行其实我心事重重，因为旅行后回去得面对“四百年来第一战”的首届“省长”竞选活动，这，干我何事？
之前的九二年初某日，我忘了是谁（王小棣？）约了在东丰街如今已不在的茶馆“客中座”（那临街透明墙的一角曾是侯子天文谈《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剧本，也是与友人谈天、受访的地方），那天同样是客的民意代表暨社民党党主席朱高正游说我们参加社民党，在座的除了后来加入的我、唐诺、大春、侯子外，尚有焦雄屏和蔡康永（蔡那时从外国念电影回来不久，在小棣的“民心剧场”和“稻田电影工作室”工作并一起过公社式的生活）。
但凡对台湾解严前后有记忆的都该对朱高正在台湾民主进程里的角色印象深刻吧（虽然大都止于他跳上主席台、扯断麦克风、爆粗口、阻挡表诓……），他以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身份返台翌年，在毫无资源、仅以数百场大小演讲拿下云嘉南选区最高选票当选增额民意代表，参与民进党建党，在立法机构行礼如仪加表诓部队的数十年如一日中每每在审查法案和预算时一场场务实认真精彩地质询演说……
他引我注目的是不从众不讨好群众，甚至勇于说违逆群众的实话和不方便的真相，使之能独立思考判断并不再被任何有野心不道德的政客操弄驱使……尽管当时他的每一场下乡演说仿佛昔年最红的名伶登台，是台下群众纷纷扔金戒指上台的。
整场见面，他都在讲印成小册子的社民党党纲党章，其内容大致参考德国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的主张，他当真为初次见面的我们逐条说明其意义，说当真，是后来起伏政坛也掀掀风潮的大小政党往往至终连其党起码的主张都无法提出无能说清，更何况完整的党章党纲。
但朱并不神圣至高化他这党纲党章，结束时他说，这是我们与人民所订的契约。
此于当时右派的国民党和左言右行的民进党（只要从可拉近贫富差距的土增税遭其与国民党联手封杀即知），我深以为有稍具左翼精神的社民党的主张和声音存在的必要，于是当场答应加入社民党并任决策委员（我和唐诺大春任决策委员，每周三晚类同国民党中常会地得开决策会，侯孝贤则任党顾问）。
我得承认，唐诺是遭我拖入的，因他向来是不以这方式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是的，公共事务，多年来我老被访谈者必问的“参与政治”这一题，我始终更正为“参与公共事务”，我是以参加一无权力无资源但有清楚主张理念的小党作为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真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回答这提问）。
至于这决定冲动吗？我不知道花了近十五年的时间追索所做的决定算不算冲动？
推前十五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我对自己站稳文学立场抗拒政治正确的部分是有自信的，对被指摘为资本主义/国民党走狗帮凶部分我更觉不值一顾一想（因自己既未像刘克襄陈水扁入过国民党，我眼前熟悉的无论眷村或身边友人并无一人看起来或未来与他们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会有任何勾联），但我对他们在做此指摘时巨大真实的愤怒感到困惑不解，我企想知道在此我熟悉的世界之外是否存有另一平行世界，在那里，我们被视为帮凶、恶魔、加害者、既得利益者……而我们不自知？
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杀父娶母，其治下的底比斯从此灾祸瘟疫不断，之后他从神谕得知这一切源自自己酿成的大祸，尽管所有皆出于不知，但他不觉自己可以是不知者不罪可以是全无罪愆的。他决定选择戳瞎双眼、自我放逐而去。
我亦觉得也许我们在另一平行世界里或许依然并未犯有罪行，或连我们的族裔曾做出伤害一时一地之人的事都不知……但我不觉得自己可以虎着脸没事人般过日子。
曾经好些年，我日常率性跑野马式的阅读之外，一直有支小小的支线，那时唐诺常每十天半月去光华商场找散佚的围棋杂志和台银经济研究室出版的经济学名著翻译丛书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马尔萨斯的《经济学原理》《人口论》、李嘉图、熊彼特、哈耶克……务必搜全读全，这嗜好直至今日如克鲁格曼的文章篇篇必定不错过。
此同时，我则一本一本地翻找被查禁的党外杂志和禁书（好比林正杰和张富忠合著的《选举万岁》，零四年我们与此“中坜事件”的主角许信良一起做民主学校时，我曾顺手带去请他签名，他写“往事并不如烟 同志仍须努力”）。
好比林义雄林家血案照片和林省议员时期在华埠短期游学所写的家书合集，雷震的《雷震回忆录》、许信良《风雨之声》、陈鼓应的（当时不会想到零四年底的选战，我和他同场帮许信良站了好几次台）……
这些书和杂志周刊，或许于拆毁我熟知的世界有功（我用哪吒剐骨还父剔肉还母形容这一场外省二代迟来的民主启蒙），但，清创以后呢？我从来不是虚无甚至犬儒之人，无法从此像有些失去信念的人选择轻盈聪明不冒犯他人甚至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姿态过活，我也无法像一些陆续离开三三（唉其实不过是人生常态的当兵、就业、成家、出国念书）的踹一脚借此作用力可更利落洒然不再有牵扯地离开。
（其实，我也多想学他们的那快意呀！）
但我总想到办三三那些年在无数的校园演讲座谈时公开讲过的那些话，讲那些话的年纪尽管未定型也不成熟，不也已经很能欣赏一些艰涩的文史哲作品？不也有一肚子的意见？不也会精心选择或挑剔朋友了？为何独不能对自己的政治认同或国族情感有所思省和判断？
我无法像某些人爽快将一切抵赖给所谓“党国洗脑教育”（当时和现今的国民党烂得当然不差我们再赖它一条罪状），只是若因此错失了一丁点对自己是否也该负些责任的深沉自省，是很可惜的，也欠公允。
所以，此中不论有没有人因认真而追究，我自己就无法放过追究自己，无法，无法推给谁呀，天文？唐诺？我父亲？
（我仍羡慕离开的人像孩子一样的总有“大人”可怨怪推却。）
第一次，我有一种活在没有先知与神祇世界之感，这对于一向不依靠任何他人前行的如天文与唐诺或许没差，但对向来以有可崇拜可依靠之人为幸福的我，这下仿佛被抛置在一渺无人迹的雪原啦。
一直到八六年读到朱高正办的“自由台湾”上他一期一期执笔的文章，我这一场跋涉才暂得歇。朱前一年获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台，他本着后来（九〇年）在德国出版的学术著作《论康德的人权与基本民权学说》（此作被全球哲学权威刊物《康德研究季刊》的书评推崇为研究康德法权哲学的四本必读著作之一），一期一篇地谈立宪主义的国家哲学，以最能得康德国家哲学思想神髓的艾宾浩斯（Julius Ebbinghaus）留下的“人格自由主义”的国家哲学大纲为其张本，谈“国家”的概念，谈权利的概念，谈“人的权利”与“人的利益”之判……朱的几篇如《国家的本质在于保障人民的权利》，解消了我们一代之人对国家的神圣性和优先性，《国家的目的不在满足需求而在保障权利》，提醒了彼时在一片强力主张并要求自身权益时得追究是否以需求和利益取代了权利，若此，届时必是强者的需求和利益才是是非曲直的判准，那整个社会又将不可避免地坠入“万人对万人斗争”的前国家状态了。
乃至再重提其实我们高中教科书都念过取代“君权神授”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其要义“国家乃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所订的契约，人民将统治权让渡与国家之时，也保留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也使得对饱受苦难的中国近代史充满同情到恨不得为国奉献所有的我们一代人从此清醒不少（我十七岁时的少作《击壤歌》中漫溢的“爱国情操”可当范例）。
如此地拆解国家神话，还原于它的产生和原来的功能意义，于我，要比看了好些年的八卦蒋家宫廷密辛和无止境的政治黑牢冤情（但爱莫能助）……要于我有正面能量多了，最起码，我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爱国主义者（曾经那乡土文学最激烈时，我们在窄窄的淡水真理街上错身假做对方是空气的一些建筑系学生及其师王津平，多年后某饭局巧遇，王津平对我说“当年我和××赌你是国民党学生还只是爱国主义者，我赌你是后头那个我对了吧？”），最起码，我知道爱国之前要问，爱的是什么样的国？谁的国？（资本家财团的国？）
于是我不免天真地以为这是台湾未来民主化的基础，诉求每一个人自由自律自主“人格自由主义”的启蒙……说天真，是我低估甚至不察觉诸多看似努力于此的前辈同道，事后才知他们措意的不是“国族神话”的解构（不再拜神），而是换我们的人做做看（换个钟意的神祇），神，依然是要拜的，而且拜得更虔诚。此为后话。
被说服加入社民党的我们仨，大春才在开完第一次决策会议就觉不有趣不再去；我并不希望隔行如隔山之人又萌“唉呀反正作家都是浪漫随兴之人”，便咬牙留下，那唐诺应是更咬牙吧，因为了解他的朋友都知，对他而言，三人成众，超过三人的场合都叫“群众”，他是深信文学艺术的创作或阅读是没有“集体”这个概念的。
十几人的决策会党员同志，有云林农民、有农渔会系统的、有台中市议员、有中小企业主、有欧基会（欧洲基金会）留德留英法回来的年轻学者……我们最聊得上天的是早先的黄国钟律师和后来的林深靖，他们都勤于阅读，往往我们书都传来传去地看。
决策会都在周三晚间在青岛东路立法机构旁现今小七楼上住商混和的楼层中。我们开会那天，天文就去幼稚园接盟搭公车回家，有时会开完了与朱高正去吃宵夜喝酒，天文就得陪盟先睡，这些，都写在她《荒人手记》的得奖感言里了。
我和朱高正同姓，自然他先把我当同宗晚辈看待，后来叙起我们都是朱熹后人，他祖父名为朱天×，尽管我们祖谱至我们这上下四代之排辈为“青天海云”，与他或不同堂不同支，但他从此不再与我叙这关系，只醉后会问：“你们怎么跑到山东去了？”
我们的酒友有时是他的老友老同学或当时实际赞助支持他的小企业主，他总看着我和唐诺慨叹：“唉你们就是一点野心权力欲也没，都当公益来做。”
公益？！当时的时空背景是，李登辉动用省籍情结清除他党内政敌，乃至被认为最有实力的郝柏村在受李邀任“行政院长”后，除与李自“肝胆相照”至“肝胆俱裂”中，亦须在立法机构中被一个半的政党压制羁困（合理的节制叫制衡，不合理的叫羁困），何谓不合理？例如八〇年代后期台湾著名的炒作土地股市的“台湾钱淹脚目”时期，终有“财政部长”搬出开征“土地增值税依实际交易价课征”的土增税，却遭李登辉的地方土豪金主全力反扑，此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向来以公平正义自称的民进党民意代表基于世称的“李登辉情结”，采取了激烈反对的立场，所用的口号是“外省人又抢本省人的土地”（时民意代表翁金珠在立法机构质询语），李得一个半政党的支撑（一个民进党加半个国民党），王建煊这年十月辞官，力挺此政策的郝柏村比他晚三个月下台。
其他政策先不论，我一直以为“土增税”的溃败使得台湾告别了“台湾经济奇迹”的年代（经济起飞但贫富差距未失控），走上另一条路了至今。
值此，我正在时报周刊每周写我的“小说家的政治周记”，喊破喉咙，只淡淡被视为在为同是外省人在本土政权/意识崛起中的失落，连同为外省二代的友人都委婉要我别再说了，快快融入当下做个正港台湾人别被认出吧……但，这与是非黑白是不能得兼的吗？我们说出该说的话，只因为出身故，是算不得数的？第一次，我有萨义德“在场的缺席者”之慨，没错你在场，但你没有发言权表决权。
参加社民党，或许想在当时省籍情结凌驾一切（或曰“国族主义”轰轰而来）因此有识之士只得噤声之际（多像台风来临前夕那强烈气旋袭击卷走所有云朵水气熏风至真空耳鸣状态），发出原该有的监督权力的声音。
体制内社民党在台湾立法机构只有朱高正一席，他在大多数民意代表忙于选区红白帖或为少数利益团体护航或只做政治性发言的质询中，一项一项法案本着社民党的党章党纲理念推动（在面临工业化挑战、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摩擦转剧之后，建立能够保障每位公民“人格的自由、自律和自主”免于遭到资本经济力侵犯的社经秩序），谈“促产升级条例”、谈老农年金（只这项争取来的政策后来走样成了每一场选举前的买票绑桩工具），以“社会连带”和“跨代契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制度（早了二十年出现的“世代正义”之关怀和对策）……
台湾立法机构之外呢？朱高正要求并安排大家轮流下乡办说明会，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开讲是在云林（哪里呀的）一处田中庙埕前，我与大学时我上过他社会学的张晓春老师台上开讲。张晓春老师台上讲完轮我，我才一开口，台下百来群众忽地一散，全跑至与我们同侧的舞台搭建处和庙檐下，事后夜市酒摊上张晓春笑说他原先大惊云林人对国语感冒至此，随即才见灯光下愈来愈大的雨，听的人，站在我们旁边和身后听完。
那时正是所谓的“李登辉挂钩或厚植黑金势力”形成之时，李大量任命提名（尤以县市议长）地方有黑金背景的实力人物，好一场以本土化为名的背后以此厚植个人的政治资本，所以会冲击其利益的土增税怎么可能通过实施？
幸亏当时传媒分派站边不严重，也都肯监督日益黑金的执政国民党，所以，这些黑金政商挂钩的故事层出不穷斑斑可考，我在每次的说明会说都说不完，常说的是政商挂钩变更地目点土成金的如当时的嘉义王曾振农张花冠夫妻。
如此至年终的全面改选，选制开始有所谓的政党比例制，也就是大家较熟悉的不分区民意代表。社民党经过决策机制在不分区名单列了三人，排首是台中市议员庄乃慧，二三是侯孝贤与我。一看就知我和侯子是借项上人头一用的，而在一选区多席次的选制下，社民党尽可能在诸多选区都提了人选，一为求竞选过程的宣传理念；二冲选票过门槛，得以在不分区获得席次（亦即所谓的挂票桶）。
资源匮乏的社民党，我和侯子成了当然助选团，四处帮社民党候选人助讲（侯子讲老农年金，我讲一个又一个国民党黑金故事）。选战后期，侯子索性找了念真弟弟阿东开车（侯子为其买了一辆九人巴士，电影开拍时当工作用车，其余时间让原就是计程车司机的阿东赚自己的），我们一行人（有一趟还载了中时专门跑弱势人权路线的记者杨索——你看，社民党是被归为弱势少数族群的），在包括云林的中南部都晃荡了一星期，除深切感受到同为在野阵营的民进党打压小党的不手软，如大散黑函说社民党是拿了国民党钱或王永庆钱（台塑六轻正欲在云林麦寮设厂）来分民进党票来乱的……
这我也才知道云林有一些小眷村（多年后我才知好友郑丽文出身其中），我们选了晚间家家户户吃晚饭看电视的时间想挨家挨户发文宣传单，不料整个村子立时掩门闭户兼熄灯，同为眷村人的我，百感交集。
选前最后一个周末（超级星期六），斗六，朱高正在万人空巷的会场上台，聚光灯中，不骂国民党，不骂民进党，用全场没人懂的德语，背诵歌德的浮士德其中片段和圣经创世记的头几章节，再以闽南语娓娓翻译并说明歌德在德国现代化起源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全场皆安静凝神地聆听，无论是老农民们或年轻人或我们。
立我身旁的杨索对我说：“我觉得他根本是讲给你们几个人听的。”噢不，他常常如此，不投群众所好所期待地骂东骂西，他讲与他们无直接利益的教科文预算之争、讲远方外面的国际局势，一心想让终日埋首田作没时间或无法阅报也看不懂电视新闻的农民乡亲知道此时此际外头世界在发生什么，他像五四那时进省城或出洋念过书的读书人，返乡总不忘告诉父老乡亲那沧海之阔、轮船之奇。
我亦有幸看过最好时光的朱高正。
九三年中，与李登辉禁卫军集思会斗失败的新国民党连线民意代表们退出国民党，与稍早辞官的前“财长”王建煊成立新党。新党在政治言论市场选择了“为小市民代言”的区块，实则是一连串阻止贫富拉大的如“阳光法案”“土增税”挫败后社会力的支撑。这些政策与社民党的主张有重叠处，也曾在跨党次团体“圆桌早餐会”合作过（九二年那场选举完，社民党仍只朱高正当选，从此社民党被讥为一人党），遂有与新党合并之议。
朱仍走完最后一里，通过党员大会、提案、决策会决议与新党合并，用新党名，采我们在意当真极了的社民党党章党纲，党员同志可自由选择入不入新党。
我和唐诺终松口气，“解甲归田”，至于我曾在专栏中白纸黑字公开说过何时离开社民党的：“什么时候离开？被很多人这样问过。嗯，直到它壮大到因此会有很多政治人物肯于加入，或开始腐化的时候，当然。”
两样都没发生，一如我向来理性过度又不失乐观的判断。
九四年底，是首届“省长”民选，在尚未台湾大选的年头，其民意基础势将是最大的，两党倾其所能，民进党立即喊出“四百年来第一战”，推出参选的是陈定南，国民党则派当时李登辉视如妾如子的宋楚瑜，朱高正则代表新党打这场赢不了的仗，尽管我们不是新党党员，得帮他打这一仗是势必的，我想到的是整个冬天都得在、这回可不只是云林或台中基隆高雄……九二年底那趟跑过的，而是全岛，往往在朔风野大时被工作人员载到我往往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地方，有时是渔村港边小码头、有时是庙埕、有时是夜市口……得讲上一小时并能汇聚人群，好等那尚在上一个点、上上个点的朱上场。有一回年轻党工兴起，在新竹市号称“民进党大本营”的天公坛开讲，我在台上，举目所及一个人也没有，我不免悲壮地讲完两小时，以为只要旁边公寓窗帷后的哪怕只要一个人听到并改变投票，都值得。
但思之令人疲惫，也觉得自己不年轻了，那年我三十六岁，在京都，与唐诺刚过结婚十周年，我们在咖啡馆里举杯，唐诺学日本人语：“承蒙这一向的照顾。”
第一次，我有些分不出哪里才是我想久居之地。
我简直地想在京都待下去，不回台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