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

A君：1955年8月17日日记，曾有这么一段记载：“午后步奎来谈学，属予写词三书：一《唐宋词研究》（史的叙述）；一《唐宋词作家研究》（详及各方面）；一《词选详注》（选词不必多，注须遍及各方面）。尽量写出自己的见解，勿有所顾忌。步奎谓此点予须向任中敏学习。又谓此三书成，则予之词学倾倒以出矣。”徐步奎所谈三事，前二项属理论，即一般所说的词学论述，第三项，作品解读，相当于一般所说的实践。徐步奎以为：一理论，一实践，倾倒以出，既概括所有，亦足以奠定其宗师地位。瞿禅先生对之颇认同。关于瞿禅先生的成名过程，你在多篇文章中曾有过描述。大致上谓其于志学之年，即已显出填词的天分；于而立之年，确定目标，专志研究词学；到不惑之年，名满天下；经过知命之年，到达耳顺，学界号之为“一代词宗”。瞿禅先生所经历，堪为一代楷模。而谓为一代词的综合，此“综合”二字，不知应当如何理解？

B君：对于倚声填词，瞿禅先生是一位当行作者。而作为一代词的综合，其声家本色，主要体现在词学承传上。承和传，承继与传递，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守旧与创新。而这两个方面的推行，又体现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因此，所谓“综合”，亦当于此过程获得答案。上世纪80年代，曾与唐圭璋先生探讨过这一问题。对于一代一代的划分问题，牵涉到分期分类问题。我在多篇文章中曾说及这一问题。几种不同的划分法，立足点似皆有所不同，并非信口开河。归纳起来，大致三种划分方法。第一种划分法，20世纪五代传人。从清季五大家说起，历经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计五代。第一代由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及文廷式组成；第二代由王国维、胡适、吴梅、夏敬观等组成；第三代由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以及施蛰存、饶宗颐等组成；第四代由邱世友、叶嘉莹等组成；第五代由80年代步入词坛的新一代组成。五代传人中，夏、唐、龙、詹四人为中坚，为民国四大词人。第二种划分法，民国三代传人。第一代即五代传人中的第二代，由清到民国的一代；第二代即五代传人中的第三代，民国四大词人，一代中坚；第三代即五代传人中的第四代，唐称之为后起之秀。第三种划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代传人。第一代为民国三代中的第二代；第二代即民国三代中的第四代；第三代即五代传人中的第五代。三代中，前之第一、第二代，由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三种不同划分法，第二种为唐圭璋先生所划分，第一、三两种是我的尝试。三种不同划分法，其排列组合，体现着一代又一代的承继、传递关系。不称大师，而称传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传人也未必等同于词人。三种不同划分法，各有自己的凭借，各自有所依归。但是，无论怎么划分，必定围绕着瞿禅先生。这位由清朝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词坛领袖，将近一个世纪，其于倚声填词的各个方面多所开辟，对各方面代表人物之联系，亦较为广泛。无论纵向还是横向，皆可见其领袖一代、“综合”一代之确实存在。

一 日札词例，确立系统

A君：瞿禅先生于而立之年，着手词学专门研究。经过一段时间探索，至1932年已有相当积累。当其阅读《古书疑义举例》（俞樾撰）时，即受其启发，拟作一书，曰：《词例》。1933年4月，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号印行，即以《夏瞿禅草创词例》为题，发布消息。称：

 

夏瞿禅先生治词学最勤，亦最淹博；所著词人年谱十种，将由本刊次第登载。顷方草创《词例》一书，约分字例、句例、片例、辞例、体例、调例、声例、韵例诸门。即如韵例中，复分平仄通叶、三声通叶、移上作平、改入作平、改平作入、改入作上去、改上去作平、改叶为叠、改单韵为杂韵、改杂韵为单韵、换韵、句中韵、短韵、复叶、借叶、韵杂、严用闭口韵、用方音叶、用古音叶、韵疏增韵、韵密减韵、当叶不叶、不叶误叶、叶否无定、叶韵别上去、上下片换韵、叶在韵脚第二字、闲叶、隔多句叶、和词改韵、移叶、叠叶、救隔多句叶诸例。其分析之精密，于此可见一斑。《词律》究一词之格律，此书将贯全宋元词为一系统。如此伟大著作，甚望其能早完成。近闻初稿已大致就绪云。

 

对于如此伟大的著作，巨大的工程，不知如何部署？

B君：瞿禅先生毕生治词，读书、札词例已成为日常功课。七十馀年，从未间断。由于《词例》规模庞大，有关设想及部署，在长时间的搜辑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化。尤其是分别门类及立例问题，不同时间，往往出现不同的计划。例如《词学季刊》所列，有字例、句例、片例、辞例、体例、调例、声例、韵例，计八大门类，而瞿禅先生此前日记所载，则划分为辞例、律例、韵例三卷，并将其细加分列为六七十例。谓：“内有数例可删，其可增者当甚多。再翻各词集一过，举证不厌求多，再分类为一编，亦前人所未为者也。”（1932年1月2日日记）随时阅读，随时札入，并随时作出修订。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其目标则未曾改变。即为补充纠正万树《词律》、戈载《词林正韵》的疏漏失误，将贯全宋元词为一系统，这一目标，就始终未变。

A君：在瞿禅先生的课读生涯中，《词例》占居重要地位。初起之时，“翻词律，作词例，每日以一卷为限”（1932年3月15日日记），似乎很快即具备规模。其后不断充实，至1939年大致成书。有云：“思成二书，一研究词之形式，一研究词之内容。旧作词例，可改名《词形释例》。”（3月28日日记）但是，时至于今，仍未见此书刊行，不知何故？

B君：瞿禅先生著作山积，生前已整理出版者二十馀种。唯独此书令人担忧。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书稿仍在。1976年3月23日，瞿禅先生曾来信相邀，合作《词例》。曰：

 

我在去年暑假来京，忽已数月。初来因患脑病入协和医院用电流图，不料后来传染流行病发高热，几乎成肺炎。近来因病后体弱，脑病、冠心病犹在黏缠中，不能参加工作，仍请假休养。您有志继续治词学，甚可爱佩。在旧根基上继续深入，必有成就，幸勿中途废置。焘有一稿名《词例十编》（分字例、句例、片例、声例、韵例等十编），从前写了十多年，幸原稿尚在，何时寄往福州与您同写成，不胜盼望，看将来机缘如何？

 

当时我在福州公干，未得晋京随侍左右。1978年秋，重新报考研究生，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方才得知，瞿禅先生的《词例》仍为零珠散缣，并未成篇。一批人为整理、誊录，也忙了一阵子。但后来，或谓手稿散失，也就不知究竟。但愿有心人能珍重之，并发扬光大，而不至令先生一生心血白白浪费。

二 主持选政，提供典范

A君：编纂选本，徐步奎所提议三书之一，亦即上文所谓实践。对此，瞿禅先生似乎亦曾有过整体规划。1931年，在札词例之前，于3月14日日记写道：“拟选一词册，不主词之优劣，专取各家本色特体。如飞卿固多秾泽而亦有清苦者；范仲淹读《三国志》作俚词，犹在东坡山谷前；《白石集》中有效稼轩之作，其事比摘艳撷芬为难。成书当在皋文止斋之上。俟见解稍老时为之。”其后，主要考虑编辑以下几种选本。第一，《全唐五代宋金元词注》；第二，《苏辛词系》；第三，《唐宋十家词通笺》。

《全唐五代宋金元词注》是一部大型词丛编。以元断代，不阑入明清作品。重考证及校雠，并非只是抄辑而已。先着手校《彊村丛书》。全书若成，并可集补《历代诗馀》，目的在于令治词律者汇调以观，有所悟入。计划以三五年心力编成（1931年3月16日日记）。

《苏辛词系》为词总编。分列苏词各种作风，以后人词分系于下。自刘过至文道希，为第一编。又分辛词作风为苏所无者，另为一编，以后人词系之。又后人此派作风，而为苏、辛所无者，亦另为一编。如此约分三、四卷。每词皆附小评，说其流变。瞿禅先生以为，这是效江西诗派之体，而分析加详，希望有益于初学者（1937年3月7日日记）。

《唐宋十家词通笺》是一部笺注读本。分人、地、时、事四部（1948年9月22日日记）。

三种选本，既效法彊村诸前辈，又有自己的目标。其所设想与规划，都十分庞大，不知如何驾驭？

B君：瞿禅先生治词，目标远大，编纂选本，追求卓越。上世纪50年代，与友生论词，友生谓，外国第一流学者皆好为古典文注释，我国人便不屑为。因下定决心，作一详注词选。谓：每日注一二首，别出手眼，不蹈陈言，集词例、词笺、词史为一编，不厌求详。暑假中可着手（1950年6月21日日记）。这是在上述几种选本设想、规划过程中所作的进一步设想与规划。即将有关词的所有知识集为一篇，令其成为一部词学小百科全书。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和《词例》的部署与实施略有不同的是，编纂词选一事，瞿禅先生虽曾考虑每日注一二首，于一定期限内完成某一项目，但所处环境及各种条件之限制，早岁之诸多设想，相当一部分尚未付诸实现。至晚岁，已完成部分，除了《唐宋词录最》（华夏出版社，1948）、《宋词系》（1940年稿，未出版）、《唐宋词选》（与盛弢青合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唐宋词欣赏》（与怀霜合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外，并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中华书局，1958）、《龙川词校笺》（与牟家宽合作，上海中华书局，1961）等专家词集刊行。

瞿禅先生的设想与规划，尽管未及完全实施，但其目标确定，门径已开启，后来者循之以往，必有所成。

A君：瞿禅先生主选政，目标、宗旨都十分明确。如其《宋词系》前记，就曾将其前因后果说得清清楚楚：

 

卢沟桥战役起，予方寓杭州纂《乐府补题考》，书成而杭州陷。顷者避地沪渎，寇氛益恶，惧国亡之无日，爰取宋人词之足鼓舞人心、砥砺节概者，钩稽史事之注，以授从游诸子。并取诗大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名之曰《宋词系》。

 

此稿1940年间完成，1971年9月失而复得，喜出望外。其为时、为事而作的宗旨十分明确，而其馀各选本，不知有何标榜？

B君：“青史无名端可耻，著书留与后人看”（陆游《雨夜》）。我相信，这应当也是瞿禅先生编纂选本的一种意愿。

三 以身立教，为人师表

A君：瞿禅先生十九岁自温州师范学校毕业起，即投身教书生涯。终其一生，无有旁骛。任运自在，无挂无碍。曾有《教书乐》记述其教书心得。为人、为学、为师，皆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不仅其所述作以一流水准衡量，其所授课亦以最好品级奉献。并且，于实践过程中不断地使之精益求精。

例如，1953年4月14日日记曾载：“晨上二课，天五来听一课。谓予讲词已臻炉火纯青地步，如马连良之演戏，惟轻松而力量不足。谓微昭听予课，仍有吃西点之感，好吃而不能饱。天五谓引证材料再精简，亦充实内容之一道。多引材料（不精妥之材料），反使内容空虚也。此语极是。以后讲课，当求更精要更深刻。”

又，1954年3月15日日记亦载：“午后步奎过谈，劝予写出旧稿，不必顾学生需要。谓讲课、学术著作是二事，后者虽不能以教今日之大学生，然为将来教大学之教师所取资，勉强作浅说新文，有时甚困难，且未必能作得好。若论为人民服务，亦应拿出自己最好者与他人不能为者与人民。及今不为，将贻他时之悔云云。”

吴天五，瞿禅先生终生密友。在材料引证方面，在如何令学生吃好又吃饱的问题上，提供意见。徐步奎，瞿禅先生早年学生，就教学与科研以及今日与未来的关系问题，提供意见。瞿禅先生皆随时记录，引为自勉，务必令教与学以及学术研究更上层楼。

潘希珍（琦君）在瞿禅先生逝世后所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对之江当时的课读生涯曾有一段描述：

 

我进之江大学，完全是遵从先父之命，要我追随这位他一生心仪的青年学者与词人。我上他《文心雕龙》第一堂课时，却只是满心的好奇。他一袭青衫，潇潇洒洒地走进课堂，笑容满面地说：“今天我们上第一节课，先聊聊天。你们喜欢之江大学吗？”那时同学们彼此之间都还不熟悉，女孩子更胆怯，只低声说“喜欢”。他说：“要大声地说喜欢。我就非常喜欢之江大学。这儿人情款切，学风淳厚，风景幽美。之江是最好的读书环境。一面是秦望山，一面是西湖、钱塘江。据说之江风景占世界所有大学第四位。希望你们用功读书，将来使之江大学的学术地位也能升到世界第四位甚至更高。”

 

美好湖山是最好的读书环境。你在瞿禅先生门下多年，亲得教诲，不知有何特别体验，以共分享？

B君：对于教和学，一般都以教学相长为旨归，进行规划，瞿禅先生对此亦十分重视。所不同的是，瞿禅先生将教好书摆在首位。不仅虚心听取各方意见，以提高自己的授课方式及功效，而且特别擅长启发式的教学方法。除固定时间系统讲授专题外，还利用其他方式加以诱导，于不知不觉中令学生逐步进入状态。

瞿禅先生逝世后，施蛰存先生主编的《词学》第六辑刊登了“夏承焘先生纪念特辑”。我在《我的老师夏承焘教授》一文中曾有以下一段话，记述当年从师问学的情形：

 

我当研究生的第一学年，夏先生教读苏、辛词，逐首讲解，他讲我记。到第二学年，他对我所发表的意见非常重视，或者当场做笔记，或者等我走后再追记。夏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听施生讲说辛弃疾文章。”“夕，招施生来谈刘禹锡乌衣巷诗，互有启发。”等等。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不曾具备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颇有些畏难情绪。针对我的具体情况，夏先生曾送给我条幅，曰：“老罴尚欲身当道，乳虎何疑气食牛。”他以当道老罴自比，而以食牛乳虎见许，鼓舞我的上进心。这就是师生共勉。不仅如此，夏先生还以师生合作的方式，将自己所有的知识交给学生，扶植学生，手把手地将学生带进学术界。夏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与施生散步，谈合作词论事。”“老矣，畏作文用思，如青年学子能代操笔，互相进益，亦培养后进一法也。”师生合作，为我独立进行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段所依据的“日记”，文化革命中被抄，不知是否尚存人间。而已出版的“日记”，1965年2月2日（夏正元旦）还有这么一段记载，亦摘录如下，以为参考：

 

今年破旧俗，不贺年。改龙川词系年。施生来，与散步至黄龙洞，红梅才有数朵，为说论文题可作“宋词如何写新题材”，此古人之古为今用。

 

A君：以身立教，为人师表。瞿禅先生之教与学，能入而能出，能放复能收，已经出神入化。凡是见过瞿禅先生、听过瞿禅先生授课的人，对其风格、神韵，大多赞不绝口。

“平生事业犹无竟，桃李门墙起异军”。这是你在《鹧鸪天》（敬挽夏瞿禅师）一词最后的两句话。在你的心目中，是否以为，瞿禅先生这位“今代坡公”，既为“指出向上一路”，作为他的学生，就应当有决心、有志气，超越自己的老师？

B君：学生超越老师，这正是瞿禅先生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