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集大成的业绩及地位
A君：1927年，二十八岁的瞿禅先生任教严州九中，即着手撰写《词人年谱》并从事姜白石（夔）研究。1930年秋，三十一岁时，赴杭州担任之江大学国文系讲师，未几擢升为教授，首度携眷移居秦望山之月轮楼，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学教书及著述生涯。毕生所业，专注于倚声与倚声之学，著作山积。据所开列清单，有存稿可两箱，十五种。多半未成稿。需十年时间，可望完工。直至上世纪80年代，其公开出版的著作有二十馀种。作为关门弟子、“文化大革命”之前最后一届研究生，请你说说瞿禅先生的词学宗师地位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B君：上世纪60年代初，胡乔木致书瞿禅先生，推许其为“一代词宗”。而早在三十年前，瞿禅先生从事词学专门研究之初，前辈学人对于先生所取得之成就，即已十分赞赏。张尔田（孟劬）曾有函称：“先生湛深于词人谱牒之学，文苑春秋，史家别子，求之近古，未易多觏。”（1934年9月11日日记）其受业导师张震轩《游杭诗》有“卓荦我夏生，词坛树旗斿”语，亦特别称誉其精于词律（1934年12月16日日记）。及至40年代，同辈友人中有徐声越（震堮）者，谓其“近作，渐似随园，所谓老笔颓唐，才人胆大，不免为名之累”（1944年5月4日日记），则可见当时已经稍有名气。五六十年代，先生的著作得以广泛流传，则更加名满天下。就已经刊行的著作看，先生的业绩，大致包括词学考订、词学论述、倚声填词三项。
一 词学考订
A君：晚清以来，承接乾嘉经史校订馀绪，校雠之事已扩展到集部词籍。于是，词界有了校勘之学。论者以为，此事自王鹏运始。清季五大词人中，朱祖谋早年专力为诗，四十岁后作词并校刊词籍，乃因王氏之所导引；况周颐长于说词，不屑校词。王鹏运初刊《四印斋所刻词》，曾指出校词的难和易，认为“夫校词之难易，有与他书异者。词最晚出，其托体也卑。又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不难按图而索。但得孤证，即可据依，此其易也。然其为文也，精微要眇，往往片辞悬解，相饷在语言文字之外，其非寻行数墨所能得其端倪者，此其难也”。此中甘苦，唯有自知。在一定意义上讲，义理、考据、词章，乃天国之乐土。民国四大词人对此三事，皆有所建树，而又有所偏重。相比之下，四大词人中，只瞿禅先生兼而备之。但对此三事，瞿禅先生似乎并非孤立地看待，尤其是考据，瞿禅先生应有其特别的做法。希望说说你的体验。
B君：大致说来，瞿禅先生乃将义理、考据、词章三事，当作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看待。比如考据，同样是一种功夫，校核比堪，认真辨伪，但瞿禅先生并非只是着眼于一人一事或者一字一词，孤立地进行推断。其于考据过程，既以浙东学派长于史学的传统，引治史方法入词，又以当行作者身份，严四声之辨于词。瞿禅先生将考据看作是成就大事业的一种基本功夫。其治学生涯，自考订始，亦坚定不移，做了一辈子考订。对于瞿禅先生而言，下笨功夫，做大学问，既乃天赋使然，亦考订自身所产生的结果。
1．谱牒考订
A君：瞿禅先生《唐宋词人年谱·自序》称：“早年尝读蔡上翔所为王荆公年谱，见其考订荆公事迹，但以年月比勘，辨诬征实，判然无疑；因知年谱一体，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一长术也。”自序并谓，撰谱目的乃在于“为初学论世知人之助”。年谱所辑撰，计十种十二家。包括韦端己、冯正中、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张子野、二晏（晏殊、晏几道）、贺方回、周草窗、温飞卿、姜白石以及吴梦窗诸辈。其中，《张子野年谱》率先于1933年在《词学季刊》（创刊号）发表。1955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首次为之公开印行。彊村老人生前曾称赞其梦窗事迹考证，日本学人清水茂亦撰写专文予以推介。在《建国以来新刊词籍汇评》一文（载《今词达变》）中，你将《唐宋词人年谱》看作“治词业者，人人案头必备之书”。能不能说说你自己的体验？
B君：《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对之作了这样的解释：“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意即知人论世乃一大前提，无此，也就什么都谈不上。瞿禅先生之所以那么用功地为古人“考履历”，其着眼点，相信亦在于此。
A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这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一种最古老的批评模式，至今通行两千年。1929年，三十岁的瞿禅先生致彊村函称：“承焘学词未久，重以饥驱，不能专业于此。曩尝欲于先生、半塘、伯宛诸老搜讨校勘之外，勉为知人论世之事，作《词人年谱》及《词集考证》数种。”（10月27日日记）与诸前辈相比，于辑撰过程，除了旁搜远绍、匡谬决疑之外，瞿禅先生所撰词人谱牒，有何特别之处？其所谓为人之学是否已构成一门独立学科？如果说，王国维的《清真先生年表》为考订词人行实导夫先路，那么，是否应当说，词人谱牒之学乃从瞿禅先生开始？请说说你的观感。
B君：一门学科是否成立，比如词人谱牒，至今是否已经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称“词人谱牒之学”，我不敢作此判断。但就瞿禅先生而言，当时是否已有学科创立之意识，则须仔细加以辨正。其为梦窗作谱之时，曾于日记中提出：“词人年谱各大家，须先作一篇事辑，世系、交游、著述，皆入事辑中。”（1929年2月19日日记）其后，于辑撰过程，亦曾为自己立下这么一条规则：“予为各词人谱，皆详于考索行事，锱铢不遗。二主遗闻最多，当有所去取以见义例。”（1934年9月16日日记）如此这般，就著书立说的角度看，应当也是一种发凡立例。后来有志于此道者，我想不至忽略于此。
2．声学考订
A君：瞿禅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全书凡五卷，又有不编年一卷，外编一卷。对于白石八十首词，一一加以笺校。卷首有《论姜白石的词风》为代序，还有辑传及白石词编年目；卷后有辑评、版本考、各本序以及白石道人歌曲校勘表和行实考。此书几乎将所有关于白石词的资料汇于一编。你在《建国以来新刊词籍汇评》一文中称：“此编可看作是白石声学之小百科全书。”姜白石是一位重要的宋词作家。清代中期，《白石道人歌曲》手钞本被发现，所传十七谱引起学界兴趣。先有方成培、戴长庚、张文虎等人对于白石用俗字谱记写的词调歌曲进行诠释，到20世纪30年代，瞿禅先生以及任二北、唐兰、杨荫浏、阴法鲁、丘琼荪诸辈，对于白石十七首旁注字谱的创作歌曲，相继进行翻译和研究。白石十七谱一时成为显学。1931年10月28日，瞿禅先生于日记中记载：“见《东方杂志》载唐兰《白石道人歌曲考》一文，辨得旁谱打反拽数字，甚可喜（丁即打，即反，即拽），但亦有可疑处。”随即四处打探作者下落。1932年，瞿禅先生于《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白石歌曲旁谱辨》，此文一出即成为其成名之作。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说，瞿禅先生这辈子是靠姜白石起家的。那么，你能不能说一说，对于白石声学，瞿禅先生有哪些方面的成果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B君：要了解瞿禅先生的白石声学研究究竟有何新的贡献，必须对于白石声学这一研究对象有个整体的把握。白石声学文本即其歌曲别集，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有钱希武刻本《白石道人歌曲》六卷。瞿禅先生据郑文焯考，谓其去取必谋之白石，可当白石手订稿看待。元至正年间陶宗仪钞本六卷、别集一卷，陶跋称“再与善本勘雠”，据郑文焯推测，嘉泰旧刻其时可能尚在人间。这是一般所说的钱刻陶钞。此外，有关载籍也曾著录。瞿禅先生《版本考》开篇云：“白石词刻本，可考者十馀，若合写本、景印本计之，共得三十馀本。宋人词集版本之繁，此为首举矣。”瞿禅先生将相关版本分作四大支：一为钱希武刻本，二为花庵词选本，三为南宋刊六十家词本，四为《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著录本。对于第一支，即导源于钱刻陶钞的各种文本，包括刊本、排印本、影本、石印本、写本共十馀种，瞿禅先生尤为看重。依其流播过程，瞿禅先生对此十馀种文本一一加以比勘、校核，其馀三支亦细加查考。最后，瞿禅先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姜词刊本以朱氏彊村丛书出于江炳炎手钞本者为最上。”因据以为主，并校以张奕枢、陆钟辉两刊本以及宋明选本如《花庵》《草窗》《花草粹编》诸书，辑为《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总目附记）。瞿禅先生的这一文本，承接宋刻元钞遗裔，乃白石声学最可信、最完善的一种文本。这是瞿禅先生对于白石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另一种乃述与作的启示。述，体现于文本的笺校当中；作，尝试另立为旁谱宫律之学。前者对于十七个歌曲旁谱、七篇小序所记录的有关乐律数据以及歌词中所涉及的与词乐相关的问题，诸如宫调、律吕以及鬲指、住字、落腔等专门术语，一一进行考订和笺释；后者在这一基础上将白石声学当作一般宫调律吕之学，于更高层面作进一步讨论，诸如对于白石序《霓裳中序第一》定霓裳为道调及序《征招》谓自古少征招曲的驳正等等。不过就述与作，亦即传旧与创始的程度看，瞿禅先生仍然着重于述，亦即着重于对白石声学自身的还原与体认。白石声学尚有许多未知之数，有待悬解之士再作新的提供。
A君：瞿禅先生1935年1月14日日记记载：“接武汉大学刘弘度（永济）函，谓予姜谱辨寻姜、张遗绪，功在严四声辨上去之上。”1939年7月10日日记又载：“午后三时赴巨川惠尔康茶叙之约。冒鹤翁已先在，谈至五时半。彼极不主词辨四声之说。谓同一词调，岂有《鹧鸪天》《满江红》与《侧犯》《兰陵王》异其作法。又谓白石词上、下片有同工尺而不同四声者。此语甚是。”1939年8月2日日记记载：“接孟劬先生北平复，谓宋词四声，须依调而定，有当严守者，有可通融者，恐非一律。白石《满江红》序所云，但指《满江红》一调而言，未必通于他调云云。午后以示疚翁，不以为然。谓一国不致有二令，同是词调，安得有守有不守。”并载：“午后与心叔过疚翁久谈，疚翁好自诧，所言亦多新解，受益不少。坐二三小时归，并过巨川处看疚翁四声破迷，只云结句四声须守。予意片中拗句亦须守，清真诸作可按也。”张尔田（孟劬）、刘永济（弘度）、冒广生（疚翁），你在《二十世纪词学传人》一文中，将他们列归第二代，就瞿禅先生而言，三位乃介于师友之间的前辈学人。对于词辨四声之说，三位前辈似另有主张。这是白石声学以外的另一话题。作为一代声学宗师，瞿禅先生对于这一话题，有何重要著述？
B君：字声既与字义密切相关，而就倚声填词而言，义之外，又牵涉到音，则更须讲究。瞿禅先生早年阅《蕙风词话》，与友人翻《说文》，曾“欲依双声或叠韵求字义”。以为“东冬韵皆有大、多、高等义，支韵皆有小、碎、直、尖等义，元韵有远义。诸如此类，分部移录，亦可成一书”（1929年2月7日日记）。其后有了充实的例证，瞿禅先生对于词辨四声之说，更加坚信无疑。如札片玉词，因清真注意去声，进而追寻词中字声演变状况，发现“前人只知词辨四声，未尝究其演变历史”，并且发现“以声音论，飞卿始重平仄，清真始严上去，寄窗、梦窗更进而论四声阴阳”。瞿禅先生准备就此事加以详细检讨（1939年7月20日日记）。1940年，应之江文学会会刊之约，从3月10日到4月22日，瞿禅先生作成《词四声平亭》一文。全篇共六章，所谓“字句斟酌，亦至费心”（1940年4月1日日记），这当是瞿禅先生的一篇力作。
而继《词四声平亭》之后，瞿禅先生撰著《四声绎说》，既于更大范围对字声演变进行宏观把握，又对词中四声之例有所发明。《绎说》指出，“宋词与汉、魏乐府有不可并论者，汉魏之时，四声犹未发明，故乐府不但不分四声，间且不守平仄。宋词起于唐律之后，四声运用于文字已极纯熟，文家宫商在口，无待寻讨，其势不得复离”。并指出，“永明以前，文与乐分，文人不得不于文字本身求声律，以求离音乐而独立。宋代之词，文与乐合，文人更与文字之声律助音乐之谐美，其与汉、魏乐府文术故殊也”。这是对于大背景的展示。而就宋词自身，《绎说》则以大晟府诸家之词，如周邦彦《绕佛阁》、万俟咏《春草碧》进一步加以论断，谓“以汉魏以来文字声调之趋向推之，宋词之有四声，盖理势然也”。《绎说》之作，起自1941年4、5月间，见日记记载。故其“后记”云：1941年6月初稿，1963年1月改，收入《月轮山词论集》，于1979年9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刊行。这是瞿禅先生的另一力作。
瞿禅先生《词四声平亭》付印之后，曾广泛征询意见。十几年过去后，1956年1月23日整理旧稿，此文仍在箧中（见日记）。2月18日，汇集《读词（书）丛稿》（杂说），计十四篇。不见《词四声平亭》，而加入《唐宋词字声之演变》（见日记）。12月，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唐宋词论丛》，此十四篇皆在其中。如此看来，40年代所撰著的《词四声平亭》，应当就是50年代所刊行的《唐宋词字声之演变》。此文列举事例，揭示出一系列事项，为词辨四声之说提供了证据。其曰：“一、温飞卿已分平仄；二、晏同叔渐辨去声，严于结句；三、柳三变分上去，尤谨于入声；四、周清真用四声，益多变化；五、南宋方、杨诸家拘泥四声；六、宋季词家辨五音分阴阳。”瞿禅先生此说，虽仍有可商榷之处，诸如唐圭璋、盛配辈均持有异议，但与唐宋词字声之由疏而密演变这一规律，却大致相符。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之言倚声者莫不奉为圭臬。
二 词学论述
A君：论述之事，是否即为思想、艺术的批评？或者是对于豪放、婉约的判断？就词学本体而言，应当未必。正如吴宓在《文学与人生》课程之目标与目的所言：师者，个人之贡献，在于“以我一生之长给予学生”。一生之长，即其成长与进步所取得的经验。依据吴宓所指，那就是“从诗歌到哲学（爱情与智慧）——仁智合一；情理兼到”。这是哲学层面上的提升。论述之事，应当也就是这么一种提升。而教书、育人，瞿禅先生毕生执教，专致治词，大致亦当这般考量。
B君：瞿禅先生专擅考据，高头讲论，固非所长，亦无意建造什么体系，但其有关歌词本体的问题，亦即艳科与声学问题之所论列，既能从大处着想，指出向上一路，又在方法的运用上，注重逻辑关系，颇能从中获见其高明之处。对于提升，就瞿禅先生而言，一向都颇为注重。
1．艳科论述
A君：沈祖棻生前为青年教师及研究生讲解北宋名家词，听课对象中，有人以为宋词不大好懂，特别是婉约派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同样，古代词论家对于这些词的批评也不大好懂，以为要批判其思想内容比较容易，要肯定其艺术技巧则比较困难。就词学蜕变期的论述看，这是较具代表性的一种意见。而从歌词本体看，这应当牵涉到对于艳科与声学的理解问题。你在《漫谈二十世纪词学传人》一文中，说到显学与绝学，以为世纪末所出现的大量著述，将艳科变为显学，而令声学沦为绝学。其中所指，是不是你在多篇文章中所说的重思想、轻艺术，重豪放、轻婉约，以政治批判替代艺术研究这一偏向。在这一问题上，瞿禅先生如何表述自己的观感？
B君：“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这是《旧唐书·文苑列传》对温庭筠的评语。两句话代表了对倚声填词的看法。弦吹之音与侧艳之词，二者相提并论，说明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就是声学与艳科。声学与艳科二者无所偏废，方才称得上完整的词学。后来人将问题想歪了，以为艳或者侧艳，就是邪艳，因此高举批判旗帜，对其大加鞭挞。尤其是蜕变期的论述，大部分文章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而对于声学，则尽量加以回避。于是，所谓显学与绝学也就这么产生了。我所说的没有词学，或者残缺的词学，指的就是这种由偏废所造成的缺失与偏差。瞿禅先生以声学闻世，其对作为艳科的词，也曾持批判态度。不过，瞿禅先生的批判，出发点乃在于推尊词体，并非一棍子打死。他说：“思中国词中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以外国文学相比，其真有内容者，亦不过法兰西人之小说。求若拜伦哀希腊等伟大精神，中国诗中当难其匹，词更卑靡尘下矣。东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轩之豪，举不足以语此。以后作词，试从此辟一新途径。王静安谓李后主词‘有释迦、基督代人类负担罪恶意’，此语于重光为过誉。中国词正少此一境也。”（1929年8月26日日记）说明自己有所承担。而且，瞿禅先生还曾记下钱基博评王国维的一句话：“世但称王国维之考古学，而忽其处世积虑欲挽我国之道术。”（1935年7月16日日记）相信这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鞭策。
A君：1936年，瞿禅先生三十七岁，在4月27日日记中记到：“夜不成眠，枕上看东坡词。东坡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始有词，与予时地适合。今年拟写旧词为一集，以作纪念。”瞿禅先生以东坡自况。在许多方面，包括歌词创作、处世治事，乃至整个人生阅历，瞿禅先生对于东坡，既深切了解，又无限同情与敬仰。1984年，瞿禅先生八五华诞，你作《寿星明》，推尊其为“今代坡公”。1986年，瞿禅先生在北京病逝，你有《鹧鸪天》（敬挽夏瞿禅师），将其当作东坡化身。谓：“新浙派，众星尊。髯公青兕认前身。”在中国文学史上，东坡与稼轩都是瞿禅先生所推崇的人物。上世纪60年代，你在攻读研究生课程时，瞿禅先生曾讲苏、辛词。几十年来，尤其是词学蜕变期，学界对于苏东坡的评论和研究，不是说豪放，曲子中缚不住；就是说旷达，“一蓑烟雨任平生”。但是，这一切似乎都只是停留在一个层面上，即形下层面。如果用钱基博评王国维的话来衡量，所谓“处世积虑”者，是否另有所指。例如，1948年3月，在西湖罗苑，瞿禅先生《唐宋词录最》前记中，其“造理”一条就曾指出：“（造理），北宋晏殊、欧阳修，胸襟酝酿，已萌其端。苏轼之后，难为踵美。苏轼一家之作，其间亦有等第。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诸篇，似犹未离迹象；若《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永遇乐》（明月如霜）以及《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超象外而得环中，信非张、吴之徒所能企望。此等不但苏氏之盛制，殆为宋词之极作。自伶人文人之词，进为学人之词，论词至此，叹为观止。”以为唐宋词中，造理之作，苏轼一家，难与比美；而苏氏所作，仍有高下之分、等第之别。十分明显，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对比，亦即形下层面和形上层面的对比。对此，不知当如何辨析？
B君：两个不同层面就立意与造境的角度看，一个借助于他物（中介物），令有限的时空得以延伸；一个无所依傍，于“可喻不可喻”状态创造境外之境。两个层面，一个未离迹象，一个超象外而得环中，是明显的两个不同的世界。瞿禅先生以之论苏词，亦曾以之论苏诗。谓苏轼西湖诗饶有哲理意味，并曾以之比晋、宋时代的玄言诗，揭示其隽永理趣。其曰：“在晋、宋时代产生了玄言诗，是说老庄哲理的。后来产生了山水诗，所谓‘老庄告退，山水方滋’，其实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以山水具体的形象来描写抽象的哲理。但是当时谢灵运诸人寄托哲理的山水诗，还往往‘落理路’、‘堕言诠’，如他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情用赏为美，世味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此等末篇说理，在谢诗里成为一种习套。苏轼的山水哲理诗却都是意境优美、情趣隽永而没有理障的。”谢与苏比，或者堕言诠、落理路，或者没有理障，于若有若无中自然流露。这就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区别，或者着迹象和不着迹象的区别。诗如此，词亦然。例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之体现心境，将自然界的风雨和人世间的风雨联系在一起，令其“坦荡之怀，任天而动”（郑文焯语）。但仍然执著于风雨之有与无的实际体验，以为只要心中无风雨，就不怕外间风和雨。这应当就是一种踪迹。而《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之对于退（醉）与进（醒）以及永恒（江海）与瞬间（此身）的思考，乃至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的联想，都需要凭借。例如，杖和小舟。这当也是一种踪迹。至若《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永遇乐》（明月如霜）以及《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诸篇，所谓神识超迈，则难以寻求其踪迹。如谓缥缈孤鸿，寂寞沙洲；疏星暗度，玉绳低转。又谓铿然一叶，黯黯梦魂惊断；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飘然而来，忽然而去；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赵翼评李白语）。与前二者相比，着迹象和不着迹象，成习套或者不成习套，瞿禅先生的审美兴趣，即已明显可见。
2．声学论述
A君：词辨四声之说，乃声学论述的一个重要题目。其间，不同意见展开讨论，是不是也牵涉到提升问题？在这一方面，瞿禅先生有何特别建树？请说说你的看法。
B君：在《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一文中，瞿禅先生既由“多”到“一”，为自己的论题“唐宋词字声之演变”归纳、概括出一个结论，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由疏而密，由辨平仄而四声，而五声阴阳的结论。这是对于论题所做的正面论述。至反面辩驳，则由“一”到“多”，对于宋人的不同看法，逐一加以分析、推演。例如：宋人有谓词之初起，不辨字声而亦可歌，拘泥于字声，斤斤辨别四声阴阳，岂非多事？沈括、朱熹皆主此说。对于这一责难，瞿禅先生文中有一段话，曾逐层加以剖析、驳正。其曰：“予谓此事有专家非专家之分，专家之中复有派别之分，同派作家复有时代先后之分。沈括未尝为词，朱子亦视词为馀事，不能执其说以绳周、吴之作，此专家非专家之分也。苏、辛才气奔放，不顾拗尽天下嗓子。周、吴则不惮辨析毫芒，此派别之分也。清真、玉田并号知乐，清真在北宋推为集大成者矣，而玉田《词源》犹讥其‘于音谱且间有未谐’，此同派复有时代先后之分也。字声辨析愈明，则其合乐之功益显，此无可疑者。”正面、反面，两相对照，其理自明。之后，瞿禅先生以中原音韵之论阴阳，以及近人谱曲，以文字配音乐者，亦复斟酌字声高低，用作旁证，以进一步肯定自己的论断，谓“词辨四声，例正视此”。
正、反论辩完毕。为避免极端，于中间立论，瞿禅先生针对今人论歌词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揭示二义，以为警策。一曰不破词体，一曰不诬词体。明确指出，词可不守四声，其拗句皆可改为顺句，一如明人《啸馀谱》之所为，此破词体也；谓词之字字四声不可通融，如方、杨诸家之和清真，此诬词体也。瞿禅先生以为过犹不及，后者之弊，有甚于前者。认为“盖前者出于无识妄为，世已尽知其非；后者似乎谨严循法，而其弊必至以拘手禁足之格，来后人因噎废食之争，是名为崇律，实将亡词也”。
至于《四声绎说》一文，其论述方法，即与《唐宋词字声之演变》大致相同。依旧“一”和“多”的归纳、概括以及分析、推演，不过范围扩大而已。即从永明以前的字声演变说到永明，到永明以后之唐诗四声及宋词四声，最后归纳于“一”，得出“词失乐后，更须守四声”的结论。
无论由“多”到“一”的归纳与概括，或者由“一”到“多”的分析与推演，亦无论正面论述或者反面辩驳，瞿禅先生的论述皆有理、有据、有节，确实令人信服。
A君：事物的发展繁复多变。倚声填词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沿革，乐谱散佚，歌法不传，今之填词者，既不能悉知音律，对其发生、发展过程所出现的某些关节问题诸如填虚声作实字问题，仍处于一知半解状态。1939年1月3日，瞿禅先生于日记中记载：“十一时过鹤翁谈词，指花间《后庭花》一首，每七言句下有四言一句，为填虚声作实字之实例。十二时归。”1904年11月16日日记又载：“与吷翁谈宋词谱一字一声，吷翁谓绝句填虚声为实字而成词。是词本一字一声。眉孙当筵唱昆曲。吷翁谓，昆曲一字多繁声，若填其繁声为实字，又成一新文体。予甚韪其说，而眉孙、贞白、蒙庵不以为然，谓繁声尽填实字，则不可歌。然词由填虚声而来，何以可歌？特词体既成，实字外又有虚声，故后变南曲为昆腔。吷翁自谓阴阳平亦不能分，则是怪论。谓词本无韵书，仅以诗韵参之方言，此说甚是。”诸前辈意见不一，瞿禅先生对此皆有所取舍，只可惜未曾将论题展开。
B君：瞿禅先生日记中的两段记录牵涉到歌词发生、发展过程，文学语言与音乐语言的应合问题，吷翁（夏敬观）谓绝句填虚声作实字而成词。鹤翁（冒广生）亦主此说。二者都将一字一声看作词体成立的标志，以为非如此，若一字多繁声，就变为另一新文体。瞿禅先生赞成这一说法。吴眉孙、吕贞白、陈蒙庵（运彰）不赞成。这是对于歌词来源的一种描述。众多起源说，这是其中一说。在《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一文中，瞿禅先生对此曾有进一步的阐释：
词之初起，若刘、白之《竹枝》《望江南》，王建之《三台》《调笑》，本蜕自唐绝，与诗同科。至飞卿以侧艳之体，逐弦吹之音，始多为拗句，严于依声。往往有同调数首，字字从同；凡在诗句中可不拘平仄者，温词皆一律谨守不渝。
这段话表明歌词的发生、发展，关键有三事：一，从乐律到声律，由不定声到定声；二，从律式句到非律式句，由一般到个别；三，从无邪到邪（侧艳），由同科到不同科。此三事乃结果，亦过程，是乐歌形式推移转换的过程。这是就夏氏论述所作的推断。我在《倚声与倚声之学》一文中，称之为夏氏三段。谓“蜕自唐绝，与诗同科”，乃印证词来源于诗。说明词之初起，歌词是跟着音乐走的。其后，歌词与乐曲逐渐脱离，而音理仍然体现在字格之上。这是其中一段，为词源探本，乃论题中之一般。谓飞卿（温庭筠）多为拗句，乃以文字的声律体现乐律，令文学语言适应音乐语言，并用文学语言将乐曲的变化固定下来。这是瞿禅先生的一项重要发明，乃论题中的个别。谓与诗同科，又谓侧艳之体，由同科而不同科，乃词体定型的标志。似以说“情”，实则仍然立足于“声”。因其着眼点仍在于以字声变化追逐乐音（弦吹之音）变化这一事情之上。这是第三段，由个别回到一般。以此三段敷衍、陈列，往返论辩，其音理、字格之配搭、应合，也就清楚地得以说明。
三 倚声填词
A君：胡兰成《今生今世》录存瞿禅先生词二首。其一《好事近》：
覆了十分杯，数语便成轻别。念劫短长休问，又柳丝堪折。来禅楼阁好帘栊，幽恨燕能说。已够杏花临影，负一弯黄月。
其二《临江仙》：
欲待花时寻酒伴，醉中容易沾襟。明年红紫属何人。无穷门外事，有限酒边身。并恐花无逃劫地，不如随水成尘。恼他莺燕语殷勤。斜阳馀一寸，禁得几销魂。
《临江仙》见《夏承焘词集》，《好事近》未见著录。你在《夏承焘与中国当代词学》一文中，对于瞿禅先生歌词作品的结集与出版，曾有过详细说明。指出：瞿禅先生已结集出版的歌词作品共计452首，散佚于日记中及日记以外之未刊稿计53首。两项相加，合505首。如加上《今生今世》所录存，最少应有506首。据已刊诸集所著录，《清平乐》（鸿门道中）居首，作于1921年二十二岁时，《浣溪沙》（题瑞萱图）殿后，作于1982年八十三岁时，期间相隔六十馀年。就当前情况看，瞿禅先生歌词作品，应当仍有遗佚。
1960年，瞿禅先生六十一岁，自赠诗云：
古如无李杜，我亦解高吟。莫拾千夫唾，虚劳一世心。江湖秋浩荡，魂梦夜飞沉。脱手疑神助，青灯似水深。
此诗首载于《天风阁诗集》。吴无闻为其加注释曰：“千夫，众人。唾，唾馀。此句谓作诗贵创新，不要摭拾别人唾馀。”就整体上看，你以为，瞿禅先生的创新，如与古今诗人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B君：只就眼下作品而言，我以为，这一问题须从诗篇后解加以体验。诗篇前解将李杜与“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层面的联想与对照。而后解，则为另一层面，江湖与魂梦。这一层面，若与前解相比，似有所超越，已在人天之间。故而，于脱手之时，也就觉得若有神助。这是我的一种粗浅体验。正像苏东坡那样，所谓学际天人，瞿禅先生其人、其作品，种种奥秘之所在，并不那么容易把握得到。
1．第一义与第二义
A君：1949年，瞿禅先生五十岁，在2月24日日记中记载：“接陈从周信，为改二词。复书告文字工拙犹是第二义，须从根本着想，乃不为游词；必有真诚大志，乃许为小词。”第一义与第二义，以禅喻诗论者，往往因此而生发出一通大道理来。如谓禅有大、小乘之分，诗有汉、魏、盛唐与大历以往之别；或谓禅之第二义（声闻辟支果）与第一义（具正法眼）相随，诗则一知半解（浅显）与透彻玲珑（深沉）相形。说得头头是道，未必能有第一义之悟。瞿禅先生以根本与非根本，亦即真诚大志与文字工拙，加以判断，其理不辩自明。所谓单刀直入，应当就是这么一种本领。
B君：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在道场。瞿禅先生学诗与言诗，可能也相信这么一套。而其善于思考，却能于细微处见真章。如曰：“讲古诗选。予主五言诗至杜甫始大成。章太炎必谓唐人不及汉魏，殊不可解。”（1930年10月29日日记）又曰：“读韩诗毕。复天五。告学古诗好韩、苏、黄三家。韩取其炼韵，苏取其波澜，黄取其造句。”（1937年4月13日日记）瞿禅先生的切身体验，颇能启发思智。
A君：况夔笙（周颐）题林铁尊（鹍翔）《半樱填词图》云：“数词名，当代一彊村。馀音洗筝琶。”瞿禅先生以为“推尊至矣”。实际上，瞿禅先生对于彊村老人也是十分崇拜的；而对其填词，则似乎有不太满意之处。如谓：“阅《彊村语业》。小令少性灵语，长调坚炼，未忘涂饰，梦窗派固如是也。”（1929年6月17日日记）其时，尚未结识老人，只是通过友人打探得到地址，谓“朱古微住上海虹口东有恒路德裕里”。而在这之前，检点旧作，则特别满意年来所作《浣溪沙》。谓：“两结各能融情于景，极自喜。今年所作小令，此为第一。”（1929年2月9日夏正戊辰除夕日记）其词云：
闲事寻思各有情。未曾写得小诗成。瓶花看吐两三分。
不是寻常愁与恨，黄昏情绪最难名。小窗杳杳数山青。
这里说情与景，谓“融情于景”，与“性灵语”，不知有无关联？
B君：对于彊村小令，瞿禅先生说“性灵”，乃将其与“坚炼”对举。“坚炼”之义不甚明晰，至“性灵”，如将其当“恣性灵、忒煞些儿”（柳永词中语）看待，则所谓“涂饰”，可能就是“敛其精神，镂心雕肝，切切讲求于字句之间”（冯金伯《词苑萃编》吴焯语）的意思。所说与“融情于景”，应无直接关联。二者乃两种不同层面的问题，属于不同的审美追求，可知这一时段，瞿禅先生对于倚声此道，仍处于探索阶段。
2．画境与化境
A君：画境与化境，两种不同的艺术境界。倚声填词之由画境而化境，其追求过程，首先必然牵涉到取径问题。对此，历来声家都十分讲究。尤其是周济于《宋四家词选》所作标榜之后，相关问题更加成为词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当然，对于周济之所标榜，可信亦可不信，后世声家，皆自有把握。据闻，你的另一位词学导师吴世昌（子臧）先生，就不信周济的那一套。而且，对于朱祖谋这位尊体派祖师爷的某些观点，亦多所质疑。上世纪60年代中，瞿禅先生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遇上子臧，就曾说及此事。谓：“晚宋云彬、吴世昌来，同饭。”并谓：“坐（座）间（吴）谓周邦彦词多写故事，是一特色，此建安五言诗写故事之法。又孙光宪有十五首《浣溪沙》，亦联写故事。又谓新买得姚亶素遗书，中有一笺，谓朱古微学词本不从梦窗入手，而后来劝人为词学梦窗，实有流弊云云。”（1964年12月31日日记）子臧先生谓其取径小山，以入清真、稼轩，而不听止庵之问途碧山。瞿禅先生则谓：“早年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于一家，终仅差近蒋竹山而已。”（《夏承焘词集》前言）二氏经验之谈，皆体会有得之言。你在二位导师门下多年，曾有多篇文章，对其治学业绩进行过介绍。关于取径问题，有无进一步的了解？
B君：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云：“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乃将周邦彦看作最终归宿。以为依次学习，便可舍筏登岸，由南宋渐进北宋浑成之境。所谓舍筏登岸，似乎已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二位导师对于周济之所标榜，理解不一定相同。但是，对于周邦彦，某些看法可谓不谋而合。例如：子臧先生谓，周词写故事。瞿禅先生说美成词，亦谓：“美成概括唐诗之外，尚有敷衍唐诗之例，如《夜游宫》《瑞龙吟》乃衍‘断肠萧娘一纸书’、‘人面桃花相映红’二句而成，集中此例当尚不乏。”（1948年12月22日日记）所谓“敷衍”者，就是写故事。此外，对于辛弃疾，二位导师的见解同样亦有共通之处。子臧先生谓：稼轩中年的时候，功名热度高到万分。醉中醒后，直嚷着要做官。稼轩真想做官。他血管里翻腾着的每一个白血球都想吞噬金兵，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有奔出来的力量要和金人拼个你死我活。所以他真想做官，而且是大官（据《辛弃疾传记》，《新月》1931年第3卷第8、9期）。瞿禅先生讲稼轩词，以为：“稼轩乃军事家，故词多奇变，为东坡所无有。”（1950年4月7日日记）以为：“《摸鱼儿》上承《离骚》，为宋词之中心，犹诗中之杜老《北征》，有观止之叹。”（1950年4月26日日记）与友人论词，对于辛弃疾，亦倍加推崇。有一回，偕吴天五于湖上访马湛翁（一浮），翁问治宋词事，瞿禅先生举稼轩为造极峰以对。谓：“温、柳失其为我，龙洲、后村失其为词，惟稼轩《摸鱼儿》诸词，内刚外柔，为独有千古。”（1950年4月15日日记）另有一回，张仲浦来，与谈辛词。瞿禅先生即指出：“摧刚为柔，对立统一，由其政治遭遇使然。”（1964年6月22日日记）子臧先生执著于辛，在一个痴字。痴就是真，真言语，真性情。以为稼轩和小山，或者“明白自然，清丽宛转”，或者“沉着雄健，言随旨远”（《罗音室诗词存稿》〔增订本〕“词跋”），皆不出其真。这是子臧先生的着眼处。瞿禅先生对于辛，着眼其遭遇，以为词中英雄。谓其奇变，乃千锤百炼的结果。在取径问题上，二位导师确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及审美偏向。如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于门径的抉择，子臧先生似乎侧重于先天的秉赋，而瞿禅先生则侧重于后天的历练。
A君：先天与后天，对于一个人的造就，关系重大。但在不同情况下，由于所处环境不一样，各自表现方式也不一样。瞿禅先生推崇辛弃疾，亦十分赞赏苏轼。以为苏轼能达能任，并曾就这一问题，与吴天五展开讨论。天五谓：“达任只是一理，达其理自然能任，能任亦必能达。东坡达多于任，子美任多于达。”（1950年4月19日日记）看起来，两人似皆从世界观、人生观的角度立论，着重说其对于人世间是非善恶、荣辱美丑的态度，谓能达能任，故能做到“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嵇康《养生论》）。这当中，是非或者荣辱，其之与道，应有形下与形上两个不同层面的区分，而达与任，又如何体现这一区分？对于倚声此道，瞿禅先生说自己早年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于一家，其所谓“合”者，与苏轼之能达能任，不知有无关联？
B君：当年，瞿禅先生在《唐宋词录最》前记中，为编纂选本发凡立例。既将唐宋词有关应歌、抒情、体物、造理四大门类及各门类之所逮属，逐一加以列述，又于造理一端，特别附上一段议论。其高明之见，上文已作阐释。但这段议论的意义，不仅在于论述上的提供，而且更加重要的，乃在其体现了对于为人、为学的一种追求。即其对于苏轼造理之两种等第分列，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已可见其不同的取向。大体上说来，瞿禅先生论辛弃疾，赞赏其奇与变；论苏轼，乃倾心于大与化，以为辛之由平到奇、到奇变，为东坡之所无；而苏之能达能任，由任到达，则他人所无，包括稼轩。因此，瞿禅先生的目标是，由稼轩到东坡的提升，也就是由人间到天上的提升。这一提升，用宋人的话讲，乃“指出向上一路”（胡寅评东坡语）；而在瞿禅先生自身，即在其所追求的“合”。
3．传旧与创始
A君：与稼轩比，瞿禅先生对于东坡之所论述，似乎要少得多，但其追求东坡化境，对于东坡其人、其词所发表的意见，却往往非同一般。1934年10月，为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所撰序，谓坡词“横放杰出，尽覆花间旧轨，以极情文之变”，并列述四项创举，以证其“变”。曰：宋人以议论为词，源出于坡；曰：宋人摭经子入词，坡为权舆；曰：寓以诗人句法，发自坡公；曰：词家制题之风，撢其朔亦必及坡。1936年8月6日日记写道：“校敦煌词毕，为作一序。世人谓东坡覆花间旧辙，始廓大词之内容。其实敦煌词已有咏身世、咏战争者，与晚唐诗无别。至飞卿诸人，专以为酒边花间之作。五季承之，乃成敝风。坡公可谓复古，而非开新。”瞿禅先生所发表意见，似牵涉到传旧与创始，或者复古与开新，此类问题，至关紧要，但其前后所述，好像并不容易求得一致，不知当如何把握？
B君：传旧与创始，朱熹对于述与作的一种诠释。谓：“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四书集注》）在旧与新这一意义上讲，谓之为复古与开新，亦未尝不可。
不过，无论述与作，旧与新，或者古与今，都并非绝对。瞿禅先生所持见解，一向亦颇为通达。其谓坡公非开新，而乃复古，明显站在旧的立场之上；而谓坡公极情文之变，洵前人所未有，又明显站在新的立场之上。前后所说，看起来好像不一致，其实并不矛盾。一个说复古，或者传旧，所指乃题材；一个说开新，或者创始，所指为意境。以为歌咏身世、战争，有别于酒边、花间，与晚唐诗并无不同，乃变旧为新；以为“耆卿阐其变于声情，坡肆其奇于文字”，凡有数创，令情与事不可尽，则变简古为细长。对题材抉择，虽守旧，仍为着创始；于意境创造，既泮为江河，亦已造成沛然莫御之势。因此，所谓“覆花间旧轨”云者，如从题材开拓及意境创造两个方面加以考量，即瞿禅先生之所论述，同样也应从这两个不同角度加以阐释。首先，就题材开拓看，谓坡公守旧，乃针对世人而发，谓词本当如此，并非自坡公始；其次，就意境创造看，谓坡公四变，乃针对花间而立，谓词本不当如此，务必依照坡公路数往前走。总之，其目标一致，都为着推动倚声填词向高处发展。
A君：瞿禅先生曾经准备以应歌、抒情、体物、造理四大门类，编纂一部唐宋词读本。其对于倚声填词，十分注重另辟新境，一生一世，都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即使是成名之后，仍然“颇思为词体别创门径”（1950年6月21日日记）。步入晚年，所作《浣溪沙》（自题学步集）有云：
六十犹为学步人。昌诗敢负百年身。川原放眼看青春。
慵倚箫声梦巫峡，欲凭酒胆颂昆仑。江天夜夜月如轮。
谓六十学步，放眼看青春，充满活力。而“慵倚”与“欲凭”，“梦”与“颂”，两相对举，则体现不同的价值取向。以为应当歌颂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物。歌词作于1964年，可能与时势相关。就其创作实践看，所传五百馀首《瞿髯词》，是否依四大门类进行布局？而又如何实现其对于门径的开创？希望能说说你的体验。
B君：依我看，应歌、抒情、体物、造理四大门类，既可概括全部唐宋词，瞿禅先生的《瞿髯词》，亦未能超出这一范围。《瞿髯词》中，四大门类作品，大体上又可划分为两大部分：某些应时、应事之作，包括诸如题画、赠别等等一类应酬之作，皆可划归应歌之列，尽管这类作品未必可被之管弦。此外，抒情、体物及造理之三门类，在《瞿髯词》中亦占一定比重。就意境创造这一角度看，前者为时、为事而著，为时、为事而作，言近旨远，多数只是就眼前的人和事亦即其歌咏对象，予以讽颂或者讽刺，以表达当时之所思、所想，基本上仍在于传旧。后者多为己而作，不受一人一事之所局限，颇能见其性情，多为创始之作。至造理之作，则较为少见。我特别喜欢后者，其襟抱、气度，最具髯翁特色。例如《浪淘沙》（过七里泷）：
万象挂空明。秋欲三更。短篷摇梦过江城。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杯酒劝长庚。高咏谁听。当头河汉任纵横。一雁不飞钟未动，只有滩声。
1927年，过富春江七里泷所作。时，严州中学任教职。歌词体物，着重于景物布置。谓短篷摇梦，河汉纵横。不飞未动，只有滩声。天上、人间，既着一“摇”字，将其连接一起，又以静（雁和钟）与动（江上滩声）的比对，将上和下予以照应，令天地六合，共为一体。
又，《望江南》（自题月轮楼）：
秦山好，带水绕钱塘。一道秋光天上下，五更潮信月苍茫。窗户挂云潢。
秦山好，飞观俯西兴。沧海未生残夜日，鱼龙来啖半江灯。人在最高层。
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斜阳。诗思比江长。
秦山好，晴翠九龙环。隔个屏风住西子，露双佛髻是南山。东面爱凭栏。
秦山好，绝顶爱寻诗。花外星辰灯皛皛，云边栏槛雨丝丝。凉意薄罗知。
秦山好，隐几听惊雷。残险已无罗刹石，怒潮欲到子陵台。秋色雨中来。
秦山好，短咏写云蓝。谁坐秋香横一笛，满身淡月杏花衫。唱我望江南。
1930年，初到钱塘时所作。时，之江大学任教职。多年愿望得以实现。事业、诗书，心境、环境，尽皆一如理想。月轮楼，之江寓所，在钱塘江边秦望山之月轮山上，故取以为名。谓秋光上下，月色苍茫，天上、人间连接一起，楼外钱塘，像银河一般，悬挂窗上；山上飞观，居高临下，残夜半江，鱼龙灯火，皆尽收眼底；面面江窗，面面面江，千里万里风帆，从枕边经过，十三层宝塔，看管着斜阳，此时诗思，比江水更长；九龙环绕，晴翠簇拥，隔个屏风，住着西子，边上露出，佛祖双髻，凭栏而望，一切都那么可爱；花外云边，星辰灯火，缕缕雨丝，些微凉意，绝顶寻诗，只有薄罗才能得知；隐几而卧，侧听惊雷，钱塘潮直奔子陵而去，秋色于秋雨之中，显得更加明朗；短咏云蓝，谱写乐章，花外星辰，秋香横笛，谁个浅着杏花，满身淡月，为我歌咏《望江南》。
歌词从各个不同角度，对于周围物色，细加体味。地、天、人，互为上下，仿佛置身于神仙境界。
又《贺新郎》（雁荡灵岩寺与天五夜坐）：
办个蒲团地。好同君、僧房分领，十年清睡。钟鼎箪瓢都无梦，但乞松风两耳。便无事，须人料理。倦矣平生津梁兴，念兵尘藕孔今何世。滩响外，夜如此。昨宵梦跨双鸾逝。俯下界、云生云灭，洞箫声里。唤起山灵听高咏，山亦阅人多矣。问磊落，英奇谁是。突兀一峰云外堕，更破空、飞下天河水。山月落，晓钟起。
1942年，上海之江大学任教职。五六月间，离沪归浙东，与吴天五夜坐雁荡灵岩寺所作。谓兵尘藕孔，平生倦矣。故于滩响之外，梦跨双鸾，腾空而逝。其时，突兀一峰，堕飞云外。整个世界，只剩下山月与晓钟。山月晓钟，一落一起，相互交替，以至于无穷。一瞬之间，今夕不知何夕，主人翁亦即随着山峰，飞向永恒。
以上篇章，写作年代不同。由于岁月沧桑，阅历洗练，其于体物、抒情、境界亦有所不同。大致说来，三十前后，涉世尚浅，故多天籁之声。尤其是《浪淘沙》（过七里泷），灵心一颗，更加坦荡澄明，如天际洗月星辰（琦君语）。据闻，先生于病痛之时，曾多次嘱无闻师母为其低声吟唱。其后，步入中年，初闻哀乐，环境与心境也就有所变化。不过，正如其早年入室弟子潘希珍（琦君）所云：读圣贤书，悟得安身立命的志节，也要有明哲保身的智慧。瞿禅先生尽管不谈禅，谓一谈就不是禅了，但其于夜坐时，置身云天之外，却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因而，由此所达至精神上的提升，又令其回复天籁；其所造空灵之境，如布目前。
这一切，已非南宋诸公之所能牢笼。而其所谓创始，即另辟门径者也，应当就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