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素描

要讨论“历史学”的问题，须先说明“历史”是什么，因史学是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但要问什么是历史？这跟其他学门的情形一样，是一个重要却不容易回答好的定义问题。虽然过去已有很多说法，但引经据典徒费篇幅，要紧的是提出我们自己的合乎现代学术观点的说法来。如果我们把历史局限在“人”的范围内来说，则困难会减少很多。在这样的范围内，我们可以说“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的全部过程”。然而，在一般大学历史系里所研究的历史，范围还没有这么广，而是只限于有文字以后的历史；文字出现以前的所谓“史前史”，通常是考古学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在上面所说的定义中，“过去”与“过程”两词表明了历史属性的两个要点；前者表明了它的时段，后者表明了它的动态。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把历史的形成用这样一个图来表示：

所谓“过程”，是指变迁的过程，即司马迁所说的“古今之变”（由古到今的变）。“变”一定有它的道理。而史学就是依据历史现象研究其变之所以然的道理的一门学问。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到，历史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变迁过程，它不会再变了。研究历史就是研究这个不会再变的变迁过程。从动态的观点看，这个变迁过程的“变”是在“现在”这一横切面上发生的。所以历史乃是“现在”这一横切面向前移动时留下来的痕迹。因此，研究历史要认识的是这一横切面的移动。要认识这一横切面的移动，就不能不认识这一横切面本身。这一横切面固然是时间的指标，但它的实际内涵却是同时存在的活生生地分、合、生、灭的全部事物。史学家着眼的主要是这一横切面上的事物跟另外一横切面上的同一事物之间的纵的关系（如消长，绵延），所以历史研究要研究其变迁的道理，必有时间深度。社会科学家着眼的主要是同一横切面上诸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着眼虽然不同，但所关心的却都是横切面上的事物的动态。所以近年来这两种学科的人既互相批评，也互相靠近。这是学术发展的好现象。

“现在”这一横切面的实在性（代表实际事物）虽如上述，但它又有虚幻的一面。就理论上说，“现在”是“过去”和“未来”的交接面。面与面的交接中间是没有深度的，这可以由引伸几何学上的概念来理解。然而，一切的变以及一切生命现象的活性，却都是存活在这个没有时间深度的“面”上。所以它既实在，又虚幻。这种情形正可以用老子《道德经》上的一句话来说，它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正因为“现在”没有时间深度，近似所谓的“转瞬即逝”，所以有人从理论上看，认为一切的研究都是研究历史。不过，由于着眼的不同，史学跟其他社会科学还是有所分别。然而，这却显示了历史内涵的广大。

在史学家实际的历史研究上，“现在”一词之所指，比上面所述的绝对“现在”较有游移性和弹性。那就是，它并非我现在正在活着的“现在”，而是随研究者的研究课题而定的“现在”。因此，它是史学家所定研究课题入手处的“历史横切面”。例如，你如果研究商鞅变法，那么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受秦孝公重用而施行变法的时候是“现在”；如果你研究王安石变法，则这个“现在”是在公元11世纪后半期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的时候。所以，这样的“现在”可以上下游移，而且往往是一个时段，至于它的长短则须视问题的实际情形而定。在这上面，研究历史的人很容易掉入“时间的陷阱”，把不同时间层面上已有变化的事未能察觉地压在同一平面上或同一时段，视同未变。要避免掉入这样的陷阱，最好的办法是时时提高警觉，在对历史形成的理念中，时时保持那没有时间深度而瞬息万变的“现在”观。

从本体的观点看，历史有三个“相”（phase）。一是历史之浑然一体的全部，这是历史的本体，也即前面所述历史定义及历史示意图之所指；不过它只存在于人们的理念中，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获知这个全部。二是由文献、文物及遗迹等所保存下来的部分，这是上述第一相（历史本体）中残缺不全，或被扭曲，而错综杂陈的显现部分。三是研究历史的人依据上述属于第二相中的某些资料研究所得，而被认为是第一相中的某个部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是其典型。

另外，从分析的观点看，历史又可分为“事”与“理”两个层次。前者是现象的层次，后者是抽象的层次。“事”之单位化的具体表现就是“事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上图“现在”那一横切面上的一个点；它可以由人的感官直接认知。“理”则是“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关系通常都跟人的理性有关，所以它具有可理解性，而由人的感官进入思辩而认知。然而究其实，“事”与“理”乃历史之一体的两面，因为凡事皆有其所以然之理。史学工作的终极目标即是要由认识第一层次进到认识第二层次，以提供人们作为预测事情发展的参考，而使历史成为能为人生服务的知识。

作为知识的一个门类，历史学跟其他社会科学各学门一样，是有其社会功能或存在价值的。我约略举几项比较显著的说：一是档案价值，例如国界争执（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或产权争讼时，往往以历史档案来作为争胜的根据。二是精神价值，例如国家民族面临重大困境或危机时，为提振国人的自尊与自信、提振国人奋发图强的力量，也往往诉诸光荣、长远的历史，我们有的歌词中“炎黄世胄，东亚称雄”词句即其例。三是预测作用，例如前些时全球股票突然大跌，立即有人依据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历史预测，认为这是另一次即将面临的经济大恐慌；又如国际上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测，首先总是拿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来作依据；又如日常小事，对某人行为的预测，如果对他的历史背景一无所知，那就根本无从预测。对发挥历史知识的这些价值，史学家要承担基本的责任；其中尤其是“预测作用”的发挥，是史学家的责任重心。

有人从“现在”这一横切面上的“事”的分合生灭瞬息万变的观点，认为历史发展的巧合因素太多，而历史资料又太有限，所谓“鉴往知来”只是理想，只是一场“高贵的梦”。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当然，这在史学家之间目前还有争论；不过持肯定看法的人仍占着绝对多数。我觉得这争论跟历史的真知能否获得，以及对所谓“鉴往知来”的“知”是否要看作一成不变抑或只是提供预测的参考有关。因为世事随时都可能有外来因素介入，要了解这种随时可能会变的活生生局面、要应付这样的可能活局，先前的事例只能作为参考。而且事实上，所有社会科学的知识都不敢说能作百分之百准确的预测（知来），都只能说是提供预测的参考。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成为一门知识的存在价值——成为一个专业学门。史学也是如此。我之所以不同意那种否定的看法，理由也是在这里。我可以举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明我的看法（下一节的另外一个例子，对这一点也可以有所补充，请参阅）。

当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秦国已实行国君集权的郡县制；而东方各国则仍实行封建制。当他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绾等人上奏建议说：新征服的东方各封建国家，地处辽远，不在其地封王，恐怕难以治理，请秦始皇把皇子们封去做王，政治才能安定。秦始皇把这意见批交朝廷讨论。廷尉李斯说：周朝的开国之君文王和武王封了那么多子弟，但到后来他们的亲戚关系疏远了却互相攻击像仇人一样，周天子也管不了，周朝就是这样亡的，请秦始皇一律采行郡县制，才能带来长治久安。秦始皇裁决说：先前天下人都为战争所苦，就是因为有王有侯的缘故；现在国家统一了，如果又封王立国，那是撒战争的种子，这样怎么能求得天下太平？照李斯的意见做（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中国遂统一于皇帝集权郡县制的体制之下。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自春秋初年“县”制出现以来，到秦之实行皇帝集权郡县制，再由秦始皇把这一体制推行于全中国，乃是一脉相承的自然发展。所以李斯和秦始皇的见解正符合这一长远的历史发展，而秦始皇依此见解所作的决定正是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不幸，这个顺应历史发展而诞生的秦朝却在好些偶然因素的凑合下（如秦始皇的猝死及朝廷间权力斗争的趁机大发等），很快就解体了。建立汉朝的刘邦，以为秦的速亡跟不行封建有关，所以当他诛除了异姓诸侯王后，大封子弟为王立国。但十几年后，文帝即位，宗藩问题随即发生；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几乎把朝廷推翻；武帝时仍然有宗藩反叛事件。历朝大臣如贾谊、晁错、主父偃等人都曾提出解决宗藩反叛问题的办法，直到武帝时才使“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参看《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及《汉书·诸侯王表》）而使全国一体的政治体制回归到秦时奠定基础的皇帝集权郡县制之下。汉朝在这期间不断的宗藩反叛事，正合于先前李斯和秦始皇所作的预测——封建制会使政局动荡，郡县制才能带来长治久安。在这个历史实例中，刘邦跟李斯和秦始皇一样，也曾经利用历史知识来作预测。李斯等人的预测，依据的是周朝近千年的历史；刘邦的预测则是依据秦朝覆亡的历史。可是，李斯和秦始皇的预测相当准确，刘邦的预测却错了。对与错的分别出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有重要的两点可说。第一，李斯和秦始皇所依据的周朝实行封建制的历史已有近千年之久，封建制解体及郡县制兴起的历史发展已经稳定，并已成为潮流，而秦朝的覆亡乃偶然因素所造成；历史的潮流不会因为某一个偶然的因素而改变，顶多只激起一阵小浪，舞台上换几个人而已。第二，李斯是荀子的学生，秦始皇做太子时受过良好的宫廷教育；刘邦出身平民，做过亭长，脑筋虽灵，但读书不多，他是豪杰型的人物，在地方上是地头蛇，因此，他对历史的认识无法跟李斯和秦始皇相比。李斯等人的预测是由对周朝长期发展的历史作了分析性的认识后提出的；而刘邦却是用形而上的思考方式对历史作“断章取义”的解释后得出来的。我认为这样的差别是他们运用历史知识之有无成效的根由。所以一个人要运用历史知识来作预测，其可靠程度取决于他对所采用的历史整体的认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