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连横与《台湾通史》

在日据五十年中，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除了体制外的武装抗日、体制内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外，在文化战线上也展开了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斗争，连横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一 连横发愤著《台湾通史》

连横（1878—1936），字雅堂，号慕陶，又号剑花。1878年出生于台南府宁南坊马兵营。祖籍福建龙溪县。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1897年，连横赴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入学之时，将自己名字改为连横，有“合纵连横”之意，亦有仿壮士田横之义。次年奉母命返台结婚。任职《台南新报》汉文部，与友人创立“南社”。1905年，在厦门创办《福建日日新报》。复返台主持《台南新报》汉文部。3年后移居台中，在《台湾新闻》汉文部任职，与林痴仙等创栎社。连横的专职是新闻记者。受到孙中山等人思想的影响，他用手中之笔，鼓吹反清暴政，追求民主共和，是一位具有汉民族气节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台湾总督府严苛的殖民统治下，连横空有满腹文章，有志难申，有国难报，抑郁不平之气只能倾注笔端。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以新闻记者为职的连横返回祖国大陆，历时3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饱览大好河山，凭吊史迹，研讨时事，写下了大量游记和诗篇。后辑成《大陆游记》和《大陆诗草》。1913年2月，连横到北京参加国会议员华侨选举会，被选为国会议员华侨代表。

1914年初，连横居留北京，住在南柳巷晋江邑馆。为了能在北京谋职，1914年1月31日，连横（其时用名“连雅堂”）上书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为呈请事：兹依《中华民国国籍法》第十八条及《施行规则》第六条所规定，呈请许可复籍，理合另具原书及保证书。谨呈。”并请求更名为连横。对此，内务部予以核准，并要求福建省政府备案。在北京生活期间，连横入清史馆，查阅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的档案。

同时，移居北京，要求恢复中华民国国籍并更名的台籍精英还有吴子瑜，更名为吴世勋，林少英，更名为林子瑾，均得到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的核准。

连横在辛亥初年回到祖国大陆，主动恢复中华民国国籍，是想为国家尽一份力量。然政局动荡，袁世凯政权失德败政，连横怀才不遇，有国难投，颇为失落。“九派龙蛇将起陆，一时鹰犬亦登台”，“不分英雄多失势，遂令竖子竟成名”，这些诗句道出了他的悲凉心境。

1914年，清史馆成立，连横被聘为名誉协修。海外华侨对国家贡献良多，连横感同身受，对于清史的编撰，他提出应修“拓殖志”。为此，连横撰《上清史馆书》，指出“夫历史为民族之精神”，“无历史是无民族也”，“然修志固难，而修拓殖志则尤难”，因“国史记载，挂一漏百，通儒撰述，每喜凿空，则参考难。侨民在外，竞力工商，文史式微，无足征信，则采取难。地遍五洲，事历千载，海客谈瀛，虚无缥缈，则调查难。闽粤杂处，乡音不同，一地两名，译文互异，则选择难。闭户潜修，闻见不广，东西方向，反易其位，则撰述难”。“然而横不以为难也”，因“横生长台湾，壮游南土”，“潜心述作，于今十年”，“今史馆既开，征文考献，以横不肖忝侍诸贤，何敢不贡其诚以扬国家之休命？如蒙俞允，命辑斯志，伸纸吮毫，当有可观。岂唯史氏之责，民族之兴，实式凭之”。可惜，连横的建言并没有得到重视。

在馆中，连横接触了大量档案史料，在臧否人物方面和馆长赵尔巽意见有别，每起争执，心中感到不快。工作不到半年时间，1914年10月，连横返回台湾，再入《台南新报》社，集中精力撰写《台湾通史》。

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用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生产方式来改造台湾的小农经济，鼓吹其对台湾的治绩，淡化甚至贬低闽粤移民对台湾开发的决定性贡献。连横痛感“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恨“台湾固无史也”，忧“台湾三百年来之史，将无以昭示后人，又岂非今日我辈之罪乎”？他不畏艰难，“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积数十年之功，搜集有关台湾的中外文献、档案和传闻，仿《史记》体例，写成《台湾通史》，“为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表图附焉。起自隋代，终于割让，纵横上下，巨细靡遗，而台湾文献于是乎在”。《台湾通史》“始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凡千二百九十年之事。网罗旧籍，博采遗闻，旁及西书，参以档案，而追溯于秦、汉之际，故曰通史”。《台湾通史》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都有论列，对大陆人民开拓台湾，台湾人民抗击荷兰、英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叙述尤详。《台湾通史》体现了连横热爱台湾、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台湾文献的坚强信念，对于保存台湾文献，弘扬台湾人民的爱国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连横自撰《台湾通史》，备尝艰辛。为使书籍出版，他迁居台北，受聘板桥林家熊，解决生计问题。他备齐书稿、凡例、纲目、自序等，携之分别拜访有道请正，乞题字、撰序。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题词“温故知新”，台湾总督田健治郎题词“名山绝业”。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下村宏撰序，“至其叙清朝经营事迹，则典据精深，记述详明，乃与江日升台湾外记首尾相接，可谓文献大宗矣”，“盖近世巨观也”。日人西崎顺太郎就职台南新报社，与连横相交。他撰序，认为《台湾通史》不同于政治史，“网罗本岛所关博物之资料，史实以外，更俾大益。识见之该博，考察之周详，诚堪敬服。此书刊行，不特足资本岛之文明，更足以贡献帝国学界者，为不少著者之劳有足多焉”。日人尾崎秀真撰序，“台湾史料当以抚垦拓殖最为伟观，而前贤之荜路蓝缕，往往见遗小儒，湮没不彰，连子独搜罗剔刮，廓而明之”，“台湾今日当我国图南关门，海峡为东西文化潮流折冲枢纽。台湾虽小，业成为世界的台湾岛乎？若然则连子之编纂台湾通史，其使命一为此后之豫言者”。日本人中川白云，当时任台湾银行董事长，为《台湾通史》题“文献可征”。

林南强，名资修，字幼春，台中雾峰人，林（文察）从孙。他与连横年纪相仿，理念相近，颇为友善，常在一起切磋诗词。通读老友的书稿，林南强撰序，题为“台湾开辟纪序”，“虽微大力者负之而走，吾知乔木先畴犹将易主，而况巧拙相悬、强弱异势乎？彼深山穷谷中雕题凿齿之遗，固已窃笑于旁而议其后矣。世之读此书者，其亦念荜路蓝缕之勤而怃然于城郭人民之变也哉”。作为台籍精英，林南强则主要推崇《台湾通史》对先民开垦台湾三百年史的叙述。

最后为“自序”和“凡例”。

自日本侵占台湾后，台湾总督府即展开对台湾的大规模调查，搜集台湾史资料。台湾总督府置史官，正史之外，多集资料，研究考察。由于语言上的障碍，日本学者要想写成一部较高质量、纵贯古今的台湾通史是十分困难的。在日本殖民台湾二十五年后，连横能够写出一部较高质量的《台湾通史》，台湾总督府上下还是能够容忍的，何况该书仅写到1895年割台为止。通读该书，台湾总督府工作人员可以了解1896年之前的台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发展情况。从台湾总督及日本学者为《台湾通史》的题词和序文可见，日本殖民者主要是肯定《台湾通史》的文献价值。

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连横在台湾将《台湾通史》分上、中、下三册出版并发行，全书用传统汉字，竖排印刷，设台湾通史社为发行所，并赋诗一首：“佣书碌碌损奇才，绝代词华谩自哀；三百年来无此作，拼将心血付三台。”

台湾总督府对《台湾通史》卷四“独立纪”颇为不满。为使著作能够出版，连横被迫委曲求全，改为“过渡纪”。在1920年版《台湾通史》中，卷四大标题为“过渡纪”，每一页书边的篇名仍为“独立纪”。书前目录卷四则作“过渡纪”，下有小字“起清光绪二十一年，终于是年九月。此篇原名独立，嗣以字义未妥，故易之”。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研究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

连横对自己的著作颇为自负。因交通阻塞，该书在大陆流传不多。《台湾通史》刊行后，日本朝野颇为重视，台湾总督府警务局订购多部，重视此书的资料价值。林献堂先生亦购多部，来支持连横的台湾史研究。祖国人士则因隔阂，反有漠然之感。1926年春，连横携眷游杭州，住西湖，欲了“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的宿愿。

二 《台湾通史》的体例与主旨

中国传统史书与方志的区别主要在于，“史者，一国之志；志者，地方之史”。史以时代为中心，主要记载人们的社会活动，作出价值判断；志以地域为中心，主要记载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社会制度、历史沿革等，以保存史料为主，较少作出价值评判。

《台湾通史》在体例上有创新之处。连横称“台湾无史”，是指台湾无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连横指出，“台湾固无史也，康熙三十三年，巡道高拱乾始纂府志，略具规模。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其后靡有续者。各县虽有方志，而久已遗佚，或语多粗漏，不足以备一方文献”。之前，台湾地方志类史书甚多。不同于清朝台湾地方政府修撰的《台湾府志》，作为一部纪传体史书，《台湾通史》主要记载了台湾自明末至1895年近三百年的发展史。连横最初草拟的《台湾通史》目录甚至全依志名分为15目，最后借鉴了纪传体史书的编撰体例。《台湾通史》的体例为纪、传、志、表，是纪传体史书与地方志结合的产物，但志的篇幅仍高达60%，纪占10%、传占30%。为了因应台湾史的特殊性，在内容上有所创新，如抚垦乃台湾史大事，创“抚垦志”，所编辑之表亦丰，是极佳资料。

日本占领台湾后，即有意撰修台湾史，直到《台湾通史》出版后七年，才有伊能嘉矩的日文版《台湾文化志》的刊出。《台湾文化志》全文约150万字，使用了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在网罗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作者实地考察，反复对比史料，作出考证。《台湾通史》全文约50万字。无论在篇幅、资料方面，还是准确性、研究方法方面，《台湾文化志》明显优于《台湾通史》。因其是用日文写作，中国人一般看不懂，《台湾文化志》对中国普通读者的影响是很小的。

《台湾通史》是第一部以闽粤移民开垦台湾为主体的通史著作，详叙了台湾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连横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上写台湾史，有别于清修史书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视郑氏三代为伪郑，视台民抗清事件为叛逆，对郑氏的经营加以肯定，对台民反清予以同情，大书台湾民主国。之前的台湾府、县志等志书，涵盖的地域不够大、时间不够长、内容不够丰赡，台湾缺少一部首尾贯串、内容宏富而完整的台湾史。

《台湾通史》传承了汉民族的抗争精神。在日本严酷的殖民统治下，连横写《台湾通史》，“冀维民族精神于不堕”。他指出，“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然则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欤”？他警醒同胞，要“追怀先德，眷顾前途，若涉深渊，弥自儆惕，乌乎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性，此则不佞之帜也”。

连横本着乡土情怀，在日本殖民高压下，借宣传延平大义以反清，借反清以加深台胞的民族意识。告诫台胞不应忘记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深入了解先民渡海拓荒的艰辛过程，认识台湾沦于异族统治的悲惨命运。借此书展开台湾历史教育，发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台湾遗民这种仁孝义勇的民族性，表现则是坚决反对强权迫害，抗拒异族侵略，争取自由。连横以笔为剑，公开亮出旗帜，为保存民族传统和文化，宣传民族精神作出了不懈努力，难能可贵。连横这部中华民族观的《台湾通史》，具有鲜明的抗争特色。

《台湾通史》是一部汉人移民开发台湾三百年史。连横知“台湾固东番之地，越在南纪，中倚层峦，四面环海，荒古以来，不通人世”，“因文献无征，缙绅之士固难言者”。他指出，“延平入处，建号东都，经立，改名永宁，是则我民族所肇造，而保守勿替者”。连横以大量的笔墨来叙述闽粤移民对台湾的开发，缅怀先人创业的艰辛。限于文献史料，连横对台湾原住民的叙述甚少。对1896年之前的台湾史，连横以史前、荷据、明郑、清治来划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对台湾历史的分期，对后人划分台湾历史分期影响颇大。事实上，荷据台湾，仅占领台湾台南市的濒海地带，并没有控制台湾岛大部分土地，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同样是仅开发了台湾岛一小部分地区。

《台湾通史》公开申明闽粤移民来自大陆。连横指出，“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闽居近海，粤宅山陬，所处不同，而风俗亦异”。“缅怀在昔，我祖我宗，横大海，入荒陬，临危御难，以长殖此土，其犹清教徒之远拓美洲，而不忍为之舆隶也。故其轻生好勇，慷慨悲歌，十世之后，犹有存者”。

《台湾通史》具有“反清复明”的意识。一心向往中华祖国的连横，有着反抗清朝专制统治的强烈意识。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连横撰写史书，对先民反抗清朝统治给予高度肯定，对郑成功、朱一贵、林爽文等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台湾通史》卷一是“开辟纪”，主要记述了隋大业元年（605）以后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联系。连横认为台湾的“立基”始于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建立政权，肯定郑成功的历史贡献，而非施琅征台。《台湾通史》对清朝统治者持蔑视态度，充斥着反清复明的意识，有大汉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如对施琅的评价：“施琅为郑氏旧将，得罪归清，遂藉满人，以覆明社，忍矣！琅有伍员之怨，而为灭楚之谋，吾又何诛。独惜台无申胥，不能为复楚之举也，悲夫！”字里行间，对施琅降清征台颇有怨言。

《台湾通史》阐述了台湾儒教文化来自祖国大陆。连横指出，台湾原为“荒服之地”，至延平至，在职官、典礼、刑法上仿照明朝制度推行之。关于教育，连横指出，“台湾为海上荒岛，靡有先王之制也……延平克台，制度初建，休兵息民，学校之设，犹末遑也。永历十九年八月，嗣王经以陈永华为勇卫。永华既治国，岁又大熟，请建圣庙，立学校……清人得台之后，康熙二十二年，知府蒋毓英始设社学二所于东安坊，以教童蒙，亦曰义塾。其后各县增设”。

《台湾通史》详叙了台湾人民1895年反割台抗日武装斗争。《台湾通史·列传八》写了反割台人士，有《丘逢甲列传》、《徐骧列传》、《唐（景崧）、刘（永福）列传》等，对他们的抗日事迹大加赞扬。关于徐骧战死，连横写道：“十三日，日军大举，以击三发之营。徐骧、精华援之，相战数日，弹丸尽，退于他里雾，日军复迫之。徐骧方食，趣诸军出，回顾曰：‘今得弹丸千，犹足以持一日夜，顾安所得者？’奋刃而前，左右数十人从之，欲伏险以击。中弹踣，跃起而呼曰：‘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字字血泪，饱含着作者对抗日英雄的敬仰之情。连横指出：“夫史者天下之公器，笔削之权，虽操自我，而褒贬之旨，必本于公。”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连横顶着压力，记录抗日英雄史迹，可敬可佩。

《台湾通史》重视经济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突出劳动人民的作用。他强调：“前人作史多详礼、乐、兵、刑，而于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每置缺如。夫国以民为本，无民何以立国，故此书各志，自乡治以下尤多民事。”纵观全书，正史之轴是政治史或帝王史，而《台湾通史》有田赋志、户役志、教育志、抚垦志、关征志、邮传志、宗教志、风俗志、艺文志、商务志、工艺志、农业志等，基本上以民本为轴，从中可以看到台湾近三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脉络。

《台湾通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连横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正史、方志，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实地走访，加以考证，配有大量图表。《台湾通史》保存了乡邦文献，记录的史实许多是可信的，为后人进一步加深对1896年前台湾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修台湾史之难，连横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在《台湾通史·自序》中指出，“顾修史固难，修台之史更难，以今日而修之尤难”。一为“征文难”，二为“考献难”，三为“档案难”，“则欲取金匮石室之书，以成风雨名山之业，而有所不可”。实际上他还有第四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由台湾人写台湾史，真正是难上加难。但他知道，“然及今为之，尚非甚难，若再经十年二十年而后修之，则真有难为者”。

连横并非坐在书斋里不闻世事的学究，他用世之心甚深，鼓吹排满，远游祖国大陆各地，因其志难伸，倦游而返，埋头著史。《台湾通史》不是对史料的简单罗列、拼凑，其间夹杂着连横对民族精神、民族气节的深刻认识。连横这种处理史料的方法降低了《台湾通史》的客观性、准确性，却强化了《台湾通史》的主观性，使其具有很强的教化功能。随着台湾后来回归祖国以及关于台湾地位的争议，《台湾通史》存在的价值与日俱增。这是当时连横所始料未及的。

由于连横私人修史，财力、精力有限，难以将当时已经公开出版的史料一网打尽，《台湾通史》存在一些缺陷。连横在引用资料时，未注明出处；抄录他人著作原文或略加修改，却未说明；对一些史料未深加考证；汉人中心主义较重，反清事件多解释为汉人民族革命，与历史事实有一定距离。

尽管《台湾通史》有一些谬误，但它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是那个时代其他台湾史类著作难以相比的。1920年，连横妻子沈少云为《台湾通史》做后序，指出“台自开辟以来，三百余载，无人能为此书，而今日三百余万人，又无人肯为此书。而夫子乃毅然为之，抱其艰贞，不辞劳苦，一若冥冥在上有神鉴临之者，而今亦可以自慰矣”。

三 《台湾通史》对原住民的书写

限于文献史料的缺乏以及汉人中心主义，连横对台湾原住民的叙述甚少。《台湾通史》没有专列一卷，来谈原住民在台湾岛上的生活及生产状况，《列传》中也没有详叙原住民的重要人物。这不能不说是《台湾通史》的一个缺失。在《台湾通史》中，原住民是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是待开化的一群人。在《抚垦志》中，原住民作为被教化的群体，作为闽粤移民开垦台湾的征讨对象，才被谈及。

连横指出：“台湾固土番之地，我先民入而拓之，以长育子孙，至于今是赖。故自开辟以来，官司之所经划，人民之所筹谋，莫不以理番为务。夫台湾之番，非有戎狄之狡也；浑沌丕榛，非有先王之教也；岩居谷处，非有城郭之守也；射飞逐走，非有炮火之利也；南北隔绝，互相吞噬，非有节制之师也。故其负隅跋扈，则移兵以讨之；望风来归，则施政以辑之，此因理番之策也。清廷守陋，不知大势，越界之令，以时颁行。而我先民乃冒险而进，剪除荆棘，备尝辛苦，以辟田畴，成都聚，为子孙百年大计者，其功业岂可泯哉？”连横对清政府的禁垦原住民土地政策持有异议，对闽粤移民开垦番地表示赞赏，忽视对原住民家园与权益的维护。

谈及林圯埔的开发，连横指出，“圯之初拓斗六门也，斩荆棘，逐豺狼，经营惨淡，未尝一日安处。乃又为番所迫，身死众亡，则圯亦自怨其败矣。然圯没未久，党徒继进，前茅后劲，再接再厉。而昔日跋扈之番，竟降伏于我族之下。日月也由我而光明，山川也由我而亭毒，草木也由我而发扬，则圯应又叹其成矣”。这种表述，洋溢着大汉族主义的自我中心论，轻视原住民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努力及贡献。

连横关注对台湾原住民的治理。他指出：“夫台湾之番，非可羁縻而已也，得其地可以耕，得其人可以用。天然之利，取之无穷，而人治之效，乃可以启其奥。是故理番之事，台湾之大政也，成败之机，实系全局。”

台湾番乱的根源是闽粤移民开垦番地，对此连横是认可的。他指出：“当是时，荒土初辟，农多余亩，争垦番地，尚未并进，故番无仇视外人之心，而行旅无害。然其后汉人日进，拓地愈广，如杨志申、吴洛、施世榜等且先后而至半线，辟土田，兴水利，以立彰化之规模，其功大矣。”对闽粤移民中有人盘剥原住民，连横亦多有揭露，“番之互市，社商主之，每事朘剥，朋比为奸，汉从之侵耕番地者，所在皆有，番无可吁诉”。

对于原住民群起抗争，阻止闽粤移民开垦番地，连横以“番乱”称之，轻视原住民抗争的正义性、合法性。但他反对一味以武力解决，赞成怀柔，支持“土番之变，势出无奈，劳师远讨，似非所宜。盖以番如野兽，深山藏匿，难捣其巢，不如宽以抚之，怀德远来，善为驾驭，则番自服”。

连横支持怀柔的抚番策略：“自古以来，有安民，无扰民；有治民，无移民。无故而使千五百里之人，轻弃家乡以糊其口于路乎？”“蛤仔难之民，久违王化，其心叵测，骤欲驭之，惧生祸端。信哉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与智二者而已。智者之虑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于民生国计，倘敬事以爱民，蛤仔难之民，即尧舜之民也，何祸端之有？”

原住民是台湾岛上的最早居民，先来者为主。作为后来者，闽粤移民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双方相安无事，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台湾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于原住民，连横赞成“划田畴以养之，设庠序以教之，治舟车以道之，劝工商以兴之，故国无赘民，而地无旷土”。

连横用传统纪传体史书的笔法书写台湾史，手头缺乏关于原住民的文字资料，也没有使用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原住民做长期田野调查。这些主、客观条件限制了连横对台湾原住民做较深入的研究。

四 大陆知识精英与《台湾通史》

连横私家修史，自费出版《台湾通史》，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1920年，台湾人口约450万，能够静下心来读《台湾通史》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所以《台湾通史》的销路并不佳。为了使自己的书能够获得共鸣，连横与台湾及祖国大陆的友人联系，将《台湾通史》赠送给他们一阅。

连横将《台湾诗荟》邮寄给远在上海的好友徐仲可。1925年1月12日，徐仲可致函连横：“《台湾诗荟》均已拜领，又承以大著《台湾通史》见惠，尤纫盛意。俟寄到后，展读一过，当作一书后文以谢。并乞先将数十年来历史示知，以便彼时握管如何？先生亦许我乎！”

读完《台湾通史》，徐仲可写下读后感，送给连横，肯定《台湾通史》的史学价值：“通史者，通贯古今之史，与断代史异，则尤易烦不易省者。雅堂为是，凡一千二百九十年之事，悉具于八十八篇，而乃巨细毕举，无漏无蔓”，“台湾文献，于是不坠。”“知幾谓作史须兼才学识三长。雅堂才学伟矣，其识乃尤伟。知民为邦本，非民则国曷以立，故于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详言之。视昔之修史徒重兵、刑、礼、乐者，何如耶？珂不敏，比亦粗有撰述，于民事辄致详，犹雅堂之志也。”1946年《台湾通史》在重庆出版时，连震东将该函作为序言之一刊出。

1912年，连横进入上海华侨联合会，担任编辑工作，与张继、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相识。民国初年，章太炎声誉日隆，连横将《台湾通史》邮寄给住在上海的章太炎，恳请指教。章太炎对《台湾通史》颇为称许。

1924年2月25日，暂居于上海的张继致函连横：“前年在章太炎先生宅得见大著《台湾通史》，叹为极有价值之书，屡欲得一部置于座右，借以追怀先民，景慕鸿范。数月前台湾学子数人来沪游历，托其代寻，不知尊处尚有存留者否？如蒙不弃，赐我一部，幸何如之。”

连横将《台湾通史》邮寄给张继，1924年3月24日，张继复函：“承赠《台湾通史》一部收到，谢谢。《大陆诗草》一册，已交太炎先生，再三翩诵，曰：‘此英雄有怀抱之士也。异日当为之作《台湾通史》序’云。海天渺茫，曷胜向往。”

通读《台湾通史》后，张继予以高度评价：“以子长孟坚之识，为船山亭林之文”，“包藏人类生存为历史进化重心之奥义，洵为近世中国史学之伟作也。”

张继代乞章炳麟先生作序。1927年1月，章太炎为《台湾通史》题辞：“又十四年，遗民连雅堂以所作《台湾通史》见示。台湾故国也。其于中国，视朝鲜、安南为亲。志其事者，不视以郡县，而视以封建之国，故署曰通史，盖《华阳国志》之例也。”“作者之志，盖以为道土训者必求其地建置之原。”“郑氏系于明，明系于中国，则台湾者实中国所建置。”高度敬佩连横的“遗民旧德”。“雅堂之书，亦于是为台湾重也。”不知何故，这篇题辞并未送给连横。1938年，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太炎文录续编》，收入这篇题辞。连震东仍不知此事。这篇题辞并未收入1946年重庆版《台湾通史》，至1955年后台湾出版的《台湾通史》才作为序言之一刊出。

张继、章炳麟、徐仲可等人对连横的大作，予以较高评价，主要还是着眼于《台湾通史》的体例与主旨，看重其正面价值。虽然张继、章炳麟将《台湾通史》与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相提并论，誉为传世之作，因其未在大陆出版，因此，在当时的大陆知识界，鲜有学者知晓这部史学著作。

《台湾通史》刊行后，连横又写了若干相关的短文以为补充及订误。其子连震东在北平生活期间，将《台湾通史》送给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一阅。具有深厚史学素养的徐炳昶通读《台湾通史》后，予以高度评价，连横闻知，有千里知音之感，致函徐炳昶：“此书刊行之时，日本朝野购读颇多，而中国人士则视之漠然。唯章太炎、张溥泉两先生以为民族精神之所附，谓为必传之作。横亦颇以此自负。更欲撰就续编，记载乙未以来三十余年之事，昭示国人，借资殷鉴。而索居台湾，文网周密，不无投鼠忌器之感。归国以后，倘得一安砚之地，从事修纂，必有可观。而身世飘零，年华渐老，此愿未偿，徒呼咄咄，固知弃地遗民，别有难言之隐痛也。”连横有撰写续编的计划，因年岁、资料等方面的原因，未能如愿，却可看出他对日据下台湾历史的关注。

晚年，连横自顾一生：“我辈台湾人，凡台湾之历史、语言、文学，皆当保存之，宣传之，发皇而光大之，而后足以对我先民。不佞二十年来，既刊《台湾通史》，复撰《台湾诗乘》，今又研究方言，亦聊以尽台湾人之责任尔。”1933年春，连横以主要著作已成，为了实现终老祖国的愿望，举家迁回大陆，在上海定居。

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通过重设“国史馆”议案，连横阅报大喜。1934年1月26日，连横写信给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继：“横才识庸愚，毫无表见，而研求史学，颇有所长。他日开馆之际，如得各员检校，承命通儒，伸纸吮毫，当有可观。然伏处海隅，未能自达。倘蒙大力为之吹嘘，区区寸心，效忠宗国，是则丘明作传，秉直笔于尼山；班固修书，扬天声于大汉。”

连横与林森相识二十年，曾将《台湾通史》邮寄给林森。1934年2月1日，连横写信给林森：“台湾固中国版图，一旦捐弃，遂成隔绝。横为桑梓之故，忍垢偷生，收拾坠绪，成书数种，次第刊行。亦欲为此弃地遗民，稍留未灭之文献耳。比闻四中全会通过重设国史馆案，此诚国家之大业，而民族精神之所凭依也。横才识庸愚，毫无表见，而研求史学，颇有所长。如得追随大雅，供职兰台，博采周询，甄别善恶，秉片片之直笔，扬大汉之天声，是则效命宗邦之素志也。”

连横颇想发挥自己的史学专长，为国家修史做一点贡献。因“国史馆”的设立尚处于研议阶段，连横仍不得用武之地。1936年6月28日，连横因肝癌在上海病逝，终年58岁。

连横生长于中华祖国积贫积弱之际，国家遭到列强宰割，台湾首当其冲。连横年轻时亲历亡台之痛。近代资本主义将全球各地逐渐联为一体，中西文化冲突加剧，连横面对西洋文化，不是一味排斥，而是加以吸收，与时俱进。连横的本业是新闻记者，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在日本侵略者残酷的文化政策之下，连横凭一个学者的良知，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完成了《台湾通史》、《台湾诗乘》、《台湾语典》、《雅言》等多部著作，涉及史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可分割的关系，以保存中华文化、宣扬中华文化的姿态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文化侵略。连横一生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就是对日本殖民当局最顽强的反抗。连横乃传统文人，为一乡之士，因其在台湾文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终为一国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