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战评估，并非新近出现的指挥控制活动，虽然它起源于战争史之初，但作战评估近年来却日益成为各主要国家军事理论界研究、实践的重点和难点。其地位之所以突显，源于当前信息化局部战争形态下，作战组织实施日益呈现出高精度、快节奏的特征，传统上依赖战场情报系统和一线部队反馈信息了解掌控战局，结合指挥官个人经验、直觉形成判断决策的过程，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快节奏的联合作战指挥控制活动。因此，嵌入联合作战计划与指控流程、有组织且成体系的评估活动，日益受到西方主要国家军队重视。例如，2012年英军首次颁布了2-12号联合条令注释文件《评估》,2015年年初美军发布1-15号条令注释文件《作战评估》，同年8月美国联合参谋部又授权空陆海应用中心（ALSA）发布了多军种战术、技术和程序手册（MTTP）《作战评估》。这些文件的颁布，表明西方军队正积极总结近期战争中的评估实践经验，凝聚共识形成适用于三军联合作战的评估条令与规范。

在美军的作战理论中，作战评估，是作战过程中指挥机构持续展开的一类指控业务循环。作战持续期间，评估活动通过指挥机构内专业评估团队连贯地观察和衡量不断变化着的作战环境，向指挥官揭示战场态势变化趋势，进而通过影响参谋团队的主动筹划与设计活动，使未来的作战行动更具效率。如果运用得当，作战评估使指挥官能够更全面地嵌入到下属部队、行动涉及的中立方以及联军部队对作战行动的具体组织与实施活动中，促进共享对态势和战场的理解，确保行动效果和目的的统一。

美军认为，成功的评估活动必须要能融入作战的指挥与控制过程中，它们应与其他指控业务流程共同且协调地展开，使指挥官获得一种为完成其任务而前摄性地判明隐现中的战机与风险的手段，进而主动适应作战中的不确定性，把握可能的战机、避免可能的风险。通过评估，及时判明作战中战机与风险，使指挥官获得对敌方的决策优势，使其能充分抓住战场上稍纵即逝的战机，进而迅速达成作战目的并结束交战；或者重新聚焦联合部队的能力以减少己方作战行动失序的风险，又抑或加速己方作战目的、行动终止条件和最终态势的达成。相反，如果未能实施合适的评估，将错失作战中的战机，且难以应对战场上大量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导致陷入与敌方的延长交战，招致更大的伤亡甚至失败。

在当前美军联合条令体系框架下，涉及各类作战指控活动或流程的条令中，以“评估”为主题的条令仍最为稀缺，各军种对此类活动的理解也相对最为零散和混乱。对此，美军联合参谋部（JS）和各军种在近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渐意识到了此缺陷。2013年11月，由美军联合参谋部负责联合条令制定及规划的J-7部门主持的“联合条令规划会议”上，与会国防部及各军种代表决定尽快制定以“作战评估”为主题的联合条令文件，弥补现有条令文件与战争实践之间的差距。为此，J-7部结合此前各军种在作战评估领域的实践，以及相关军种条令文件中对“作战评估”的阐述，制定了JDN1-15号《作战评估》条令注释文件。未来如有必要，还可能制定专门以“作战评估”为主题的独立条令出版物。

引发美军对“作战评估”条令规范问题关注的根源，在于近期的战争及评估实践。在这些战争中，美军发现其各级军事组织在计划制定和任务执行方面投入相对较多的精力，但仍仅投入相对较少的努力来构建结构化的评估方法，从而使指挥官及其指挥机构的评估活动滞后于战场形势的发展（难以充分发挥评估的功能）。美军近几次军事行动中，深刻体验到了现代战争对作战评估的巨大挑战；期间很少有令人满意的评估实例可供记录在案。即便期间部分评估活动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也是在付出相当多精力和反复进行后才得以实现，而且这些评估活动的时效性仍不尽如人意。导致评估实践方面乏善可陈的重要因素，在于缺乏可为各级部队评估实践提供指导的具体条令规范和共同认识，而这些来自理论和条令层面的规范，正是各级部队将其评估活动融入作战过程所必不可少的。在现实作战环境中，由于行动的复杂性、缺乏结构化评估理论指导，以及评估活动本身的较高要求，无疑使现有的评估理论真正全面应用于实践，各级指挥官只能疲于尽可能理解当前态势；而难以像预期的那样，通过评估活动持续向决策过程反馈当前最新的情况，形成真正的决策优势。对此，美军及其他西方国家军队近期加强了对作战评估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成果。

为紧跟西方军事强国在作战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最新发展，借鉴美国军队在该领域的有益经验与做法，全面梳理、归纳美军在作战评估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更为迫切。恰逢2010年以来美军接连颁布多本与作战评估有关的指挥官手册、多军种手册，辅以此前颁布的联合、军种条令中涉及评估的相关内容，使本研究有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