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

战争，是人类社会最复杂、残酷的对抗性活动。伴随着战争行为主体，对作战环境、战场和对方态势反复且不断深化地认识与理解，大量、频繁且复杂的评估（判断）活动伴随着战争的展开，持续往复地进行着。但长期以来，战争节奏相对缓慢，加之信息反馈手段有限，无法为指挥官及时掌握战争行动进展提供必要支撑，以及对作战评估活动的认识未及深入等原因，导致各国长期将战争中“校准”行动实施过程的评估活动，视作指挥官对作战行动实施指挥控制活动期间的不自觉过程。尤其是在信息时代之前的战争实践中，评估活动似乎被简化为指挥官的主观判断过程。例如，火器时代的欧洲战场上，拿破仑总是亲临一线感受战场上有限且概略的战场表象信息，以其主观色彩强烈的个人经验与直觉加以衡量评判，进而形成对战场态势或战局发展趋势的判断，进而做出调控作战行动的决策。长期以来，评估都被浓缩成由指挥官个人发挥其判断决策功能中的简短片断。就此而言，评估过程长期都“隐没”于指挥官个人的决策思维与过程中。

历史上，美国武装力量对“评估”同样保持着类似的蒙昧态度，直到进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机械化战争时代后，激烈频繁的战争实践才促使美军部队形成最初的作战评估实践与理论。可以认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时，现代意义上的“作战评估”概念才得以形成，它最早由美军陆军航空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践运用，之后逐渐发展出最初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方法。

一、现代美军作战评估实践历程

美军的作战评估理论，是伴随着美军日益参与全球霸权角逐（同期战争形态加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演进期间）而逐渐形成的概念。据现有资料记载，即便当前作战评估经验最丰富的美军，最初也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的欧、亚战场上展开过相关实践。因而，本节将以机械化战争形态发展至巅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起点，从美军实践的角度，回顾其在此次战争中的作战评估实践；接着以20世纪70年代美军全力投入的越南战争为案例探究其作战评估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继而阐述美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的评估实践情况和理论发展；最后阐述2000年后全球反恐战争中，美军在作战评估领域的最新发展及趋势。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作战评估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萌芽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战争中，各种全新战争手段、作战样式爆发性增长，客观上为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美军“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队在欧洲战场上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后，为尽快判明战略轰炸的效果而开展的评估实践。此类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出现，但当时飞机仍未广泛应用于战场，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相关评估问题才受到重视并获得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空中作战、战略轰炸行动已相当成熟，但当时美军战略轰炸行动规划团队在制定行动计划时，最头痛的就是及时掌握上轮空袭效果，否则后继空袭行动的筹划与组织就将无以为继。为了及时获得轰炸效果，询问任务执行机组是最早想到的办法。因此，陆军航空兵作战计划人员开始主动听取飞行人员返航后的归询简报，继而为轰炸机配备航拍装置，返航后立即检查空袭中拍摄的航空照片。由此，出现了作战效果评估的前身——轰炸效果判定。

“轰炸效果判定”最终演变为“轰炸效果评估”（继而又演变为“战斗毁伤评估”），但其实践效果始终难尽如人意。这实际上反映了军队超视距作战能力大幅提升后，“从传感器到射手”指控回路的响应速度并未同步提升的现实。但战争的现实需求又急需一种较可靠的轰炸效果评估模式。当时，美军只能依赖各类航拍照片满足评估需求。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军还曾发展出一种理论上可行，但实践应用并不理想的评估方法：即在实施战略轰炸的前后，分别进行攻击前与攻击后照片分析。攻击前获得并分析敌方目标区域的基准状态，攻击后再获得同一目标区域的照片，对比判读攻击前后的目标区域情况，从而形成轰炸效果结论。然而，上述方法在实践上却面临很多难题。例如：轰炸激起的烟尘往往经久不散，任务轰炸机携带的航拍设备很难在任务过程中完成对轰炸后目标区域的拍摄；而等待烟尘散去后由其他侦察机进行侦照又会拉长信息反馈周期，使其很难用于战役或战术用途。战争中后期，美军还曾尝试过一种预先判断炸弹落点的评估方法，利用炸弹投出弹仓后瞬间拍摄的照片来判断其弹着点，但应用并不理想，炸弹在落地前易受气象因素影响而使预判失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美军在英国建立起欧洲战场的轰炸效果情报分析中心，主要用于分析对德国工业系统的轰炸破坏效果，对于战役层次的指挥官来说，分析中心的报告提供速度太过缓慢，几乎无法直接服务于战役、战术。例如，当时在这些分析中心里，战略轰炸的计划团队需要24小时才能获得初步的轰炸效果结论，得到最终分析报告则需要48小时。为了缩减评估响应时间，美空军开始集中编组评估人员，制定相应的判读评估流程，并将各评估小组直接部署在侦察机起降的基地内。在评估结论的应用上，逐渐形成了先战术，再战役，最后战略的评估模式，例如，战术层次的航拍分析结论通常在侦察机落地后2小时内完成，再通过电传打字机分发评估结论。

（二）越战时期的作战评估实践

美军在越南的战争行动，则面临了完全不同的评估挑战。自朝鲜战争后，美国的情报界在发展其情报收集能力时更为关注高升限的战略空中侦察照相能力，用以支持核大战中的侦察活动。至少在美国完全陷入越南战争前，美军仍忽略了陷入另一场大规模持续常规冲突的可能性。在美军大规模进入越南之际，美国国内的大众传媒的发展也对其战争期间的作战评估造成了戏剧性的影响。当时，随着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发展，这些传媒组织在战争期间持续报告了诸如“在这个夜间，又有多少敌军装备被美军空袭摧毁，以及又有多少敌军士兵在美军的攻击下丧生的信息；而此时，来自前沿的毁伤评估（并经新闻传媒的放大和扩散），很快成为某种令美国公众紧随美国政军领导层深陷这场战争的媒介”。但越南战争中的目标，大多都是难以判明和高度易逝的。对分析人员而言，要评估在雨林树荫掩蔽下移动或躲在掩体中的越南轻步兵部队遭受攻击后的毁伤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与此同时，来自上层要求获得“鼓舞人心”战果的压力，经常导致评估团队只能基于猜测来估算敌方所遭遇的损失。更进一步看，当时的情报军官也抱怨由于缺乏对地面作战毁伤情况的彻底评估和调查，妨碍了正确有效的毁伤评估活动。正如当时的一名军官曾意味深长地称，“尸体并不会导致第二次爆炸”。

为适应当地的作战行动，参战美军设计了在当时看来较为合适的作战评估流程，以满足不同层级指挥机构或组织的不同评估需求。“前沿空中力量控制人员的报告、侦察照片、空中机组的任务报告以及传感器数据”等，都是当时用于评估的主要信息源。SR-71战略侦察机和其他国家侦察平台资源，也可用于提供远距以外目标的信息。但就战役或战术级行动而言，这类来自国家战略侦察资源的评估信息仍需经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处理和传输，而使其难以运用于日常作战行动。为了克服战略侦察信息在收集、处理和分发过程中的延迟，需要评估分析人员能够在战区内获得并处理来自国家情报资源的评估信息。事实上，越南战争期间，战役、战术级部队更多地使用其掌握的空中侦察能力获取毁伤评估信息，并据此做出是否再打击的决策。RF-101、RF-4战术侦察机和Q-34无人侦察机，主要用于承担此类任务（尽管有人机或无人机在遂行此类侦察任务时各有其优点或缺陷）。

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安全，需进入目标区域的侦察飞机经常只是临近目标及攻击区附近，并充分利用其电子对抗措施和战斗机的护航支持，以抵消越方的防空能力。由于侦照任务执行平台需要保护自己，并且在目标区域上空等待至爆炸烟雾散去（以便清楚地照摄到目标），因而在执行此类任务时，侦察机需要在此两者间取得平衡。由于对侦照平台出现在目标区上空的时敏性要求较高，因此当时美国空军的实践是使侦察飞机紧随攻击飞机之后5～7分钟，进入目标区域上空并完成侦照。这些侦察飞机除伴随攻击机群行动外，还需要能迅速响应目标军官的侦照指示，以便对战场上出现的那些临机目标进行攻击后的即时侦照，用于评估毁伤情况或效果。当然，即便在战场实时打击侦察方面，空军部队进行了大量改进和完善，指挥机构的计划及评估团队仍总是难以及时获取从其战术侦察平台获得相关评估信息。通常，从某个攻击机群完成对特定萨姆防空导弹阵地的攻击，再由伴随侦察飞机完成评估侦察照相，到这些评估照片信息传递至分析人员手中，继而由其完成毁伤评估并将评估报告分发至特定用户手中，会经历约12小时。但与此同时，敌方最快能在4小时内重置其萨姆导弹阵地及设施，因此尽管尽可能压缩评估信息从收集、处理到分发过程的时间，但仍然可能存在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情报分析人员就曾偶然性地利用作战飞机的机载火炮瞄准照相机所拍摄的战场照片，用于评估战果；而到了越南战争时期，空军更希望规范化这种评估信息的收集方式，当时空军战术空中司令部（TAC）计划利用越南上空美军战机机载火炮瞄准照相机胶片，以便“提供一种对武器投射后毁伤效果的永久性记录手段……至于在评估时标注出的（武器实际投射效能与预期效能）差异，有助于培训更为专精的机组成员和改进更可靠的武器投射系统”。1967年，美空军的战斗机开始携带机载火炮瞄准照相机以便在实施攻击时拍摄打击结果。这些照相机朝着机身后侧，在其展开俯冲并完成对目标（区域）的炸射攻击继而拉起脱离目标区时，这些后视型相机将能够拍摄炸弹命中的目标区域情况。尽管这类后视型照相机的解决方案，与传统的侦察机侦照方式相比，可能仍非最理想的毁伤评估信息收集方式，但它们的确在时效性方面更具优势。如此，可在攻击战机着陆后的数小时内提供关键性的评估信息，使其无须等待其他的侦察任务及结论，即可做出是否再实施攻击的决定。这一方式在越南战场上极具价值。

尽管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的战斗毁伤评估理论和实践逐渐成熟起来，但现实情况仍使其面临一些困难，而且这些困难亦被证明是难以克服的。例如，由于评估组织的分散化配置，对信使的需求以及评估信息的传输延迟，这些因素都持续地困扰着当时在越作战的第7航空队和部署在战场上的各级空军部队。第7航空队作战情报处处长在评论第7航空队与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在作战毁伤评估方面的重复工作时就认为，“要说（在避免多个指挥机构在重复评估方面）有什么已汲取或应该汲取的教训的话，仍要说我们太天真了……传统上，指挥官们都会拥有他们的情报参谋团队，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本级参谋团队的评估结论，而不会信任来自其他组织或机构的分析结论，更不愿向外界提供自己的评估信息与结论”。他认为联合部队下属各军种及其他各类机构缺乏（共享并充分利用评估信息的）意愿，而指挥机构在发号施令方面的天然优越感和权力感，也会阻碍情报评估及其运用。例如，在每次攻击行动后，高级指挥官更感兴趣的是立即将攻击后的毁伤效果照片通过日常运输机送往华盛顿，这些送返的信息甚至没有得到完全的分析和判读，在此情况下要真正发挥它们的评估效用几乎毫无可能。另外，前沿指挥机构急于邀功的心态又导致了他们与华盛顿决策层对战场的不同观点，这些前沿机构必须要在华盛顿下达针对下一阶段打击目标的命令前，解决当前可能仍需继续完成的任务。同时，为处理当时来自战场打击行动的海量照片，所需的判读人员和判读能力远超当时的战区情报能力，因而大量有用的评估照片被积累而难以为部队的行动提供有用的指导。当时，第7航空队负责情报的副参谋长无疑对此极为绝望，在他于1972年结束驻地部署时提交的报告中，他写道：“所有的情报来源、分析规则和分析人员都被投入到解决与毁伤评估相关的问题中，但（真正的战场情况和毁伤效果）仍是个谜。”此外，确定无疑的是，当时各级机构对战斗毁伤评估的战术、流程和组织仍存在着大量差异。

回顾越南战争中美军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虽然同期其作战评估理论开始逐渐向规范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但囿于认识水平以及当时的技术条件，美军作战评估理论长期固化在战术层次（战斗毁伤评估），难有更大发展。这既与当时美军不承认战役作为战略与战术之间的中间层次的地位有关，也是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忽视正确的国家及军事战略，过分倚重具体战术行动实现战争目的的必然结果。期间，美军的战场作战评估陷入极端注重细节的“数人头”的怪圈（通过计算杀伤敌人数量来显示战术胜利、提升士气并获得舆论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越南战争的几十年时间里，美军的作战评估理论仍处于探索、积累阶段。

（三）海湾战争及科索沃战争中的作战评估实践

1．海湾战争中的作战评估实践

海湾战争前，美军率先展开的新军事事务革命，显著改进了其作战筹划与组织的效率，或者说其自动化的组织与计划制定系统已具有快速、临机调整作战行动甚至打击目标的能力，但同时评估打击效果的能力却毫无进展，使之成为指挥官决策周期中最突出的“缺陷”。

海湾战争的爆发，使美军再次遭遇麻烦的作战评估问题。总体而言，其评估分析人员继续运用着越南战争中的评估模式，但同期的技术手段早已进化，加之对评估需求的变化，其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加速演进。在战略和战役级，对军级、师级作战部队的战役级作战评估活动，开始聚焦于判定其行动随时间流逝后累积的效果上，而不再关注具体战术部队任务是否成功。同时，各级指挥官对战术级部队的战斗毁伤评估结论也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这些战斗毁伤评估同样是战役级作战评估的基础。

（1）战术层作战评估方面。

战争中随着隐形空中力量和精确制导弹药广泛运用，联军空中力量能够同步对战区内分布广泛的大量目标实施同步精确打击，极大地增加了在广泛地理范围内进行战斗毁伤评估的需求。而美军的实践更表明，战争中基于情报或评估用途的图像判读，被证明是一门“深奥的艺术”，而非一类科学。例如，战争中联军的很多精导弹药只会在诸如大型建筑物这样的目标上留下较小的孔洞，而大部分的爆炸发生在目标（如建筑物）内部，这也对评估其毁伤效果造成了新的困难。因而，美军迫切需要设计并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毁伤评估流程，它需运用可获得的有限物理毁伤证据（迹象），并配合专业分析人员的军事判断以满足这类评估需求。

但糟糕的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军战区指挥官所拥有的战术侦察资源已大量萎缩。期间，战区指挥官只能直接控制有限数量的RF-4型侦察机和带有侦察吊舱的F-14型舰载机，要运用U-2这类侦察资源仍需先获得华盛顿的审批。同时，战争期间使用的无人飞行器（UAV）已能为地面或海上部队提供短距内的实时情报，但其数量上仍较为稀缺，因此各类部队对其需求非常高。在评估侦察资源出现较大变化的情况下，战区指挥机构评估团队结合其需求设计了相应的评估流程，在新的方法框架下，他们运用来自“国家情报体系、一线部队任务报告、伊拉克流亡者的情报以及战机航拍胶片等评估信息资源，并辅以主观分析判断及其专业的军事判断能力，进而分析、融合、理解并判读各类情报信息，以完成其各类评估活动”。例如，战机在任务途中通过发布其未经加密的飞行报告，（向指挥机构）传递其任务成功与否的信息。计划团队也会近实时地运用遂行轰炸任务的战机录像、照片，以及前沿地面部队的实时战报，评估其任务完成及产生的效果。即便这样做的时效性较高，但来自战机的信息仍只能在其着陆后4小时获得（比其他来源的评估用图像信息快得多）。至于源自地面人力情报的评估信息，它们从传输至指挥中心，完成处理并实际运用于作战决策，进而对作战行动构成影响，则需较长的反馈周期，通常只能用于战役级的作战效果评估。

（2）战役层作战评估方面。

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的国家情报资源，大量为战区提供“对伊拉克通信和信号情报，以及相关战略图像情报的分析判读”，这些情报源主要是一类“可见光、红外和雷达电磁频谱”，用于对整体作战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估。尽管有这些初步的探索，但当时美国军方并未设计一整套评估流程框架，将国家情报信息的运用纳入到战区具体的作战评估活动中。正因于此，战争中有时一线部队需要等待数天才能从国家级图像处理机构获得有关的评估信息。此外，直接获得并运用来自国家级机构信息的授权，通常亦仅限于将军层级，使其很难应用于高时效性的战役、战术用途。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不同，由于海湾战争时间持续较短，期间形成的很多战役级评估实践缺乏足够时间在实践中完善成熟。因此，很多以往就已存在的战役、战术级作战评估问题并未被解决。例如，不同指挥机构或组织之间的竞争性评估活动，常使评估结论令人迷惑和沮丧，来自国家情报机构的评估仅依赖其战略级资源，其形成的结论通常与来自战场的评估结论相冲突。在一些情况下，“国家情报组织似乎对战时战场指挥官的情报需求并不熟悉甚至反应迟钝”。此外，当时仍缺乏通用的基础性战术评估条令和流程，也使联合部队在展开实时评估时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战争期间曾出现这样的战例，联军对伊军某处地下核设施进行了攻击，但在攻击后的6天里由于缺乏足够且合适的战斗毁伤评估结论，导致在战争结束时联军都难以做出对其实施再次补充攻击的决定。

战争期间，情报及评估团队组织上构架的混乱，同样阻碍了评估信息的处理及其结论的分发。例如，当时建立的战区情报中心和一些特别的情报流程，主要由其他机构增补的参谋及技术人员运作，并未建立起一整套统一的、兼容各级评估需求的情报处理框架。此外，当时美军采用的基于效果的目标工作原则，更使分析人员在评估毁伤情况时遭遇麻烦，例如斯瓦茨科普夫将军曾幽默地揶揄他的情报军官，因为后者向其报告称某处桥梁被摧毁了50%（事实上该桥梁的4个跨面中被摧毁了2个），但实际上此处被摧毁了50%的桥梁已完全缺失了功能。正如过去的战争中那样，图像情报仍是各层级指挥官（为掌握战场、调控作战）所主要依赖的情报产物。尽管战场地形适宜光学侦察手段获得图像情报，但当地的沙尘天气经常掩蔽目标及附近地区，使得难以应用图像进行打击后分析评估。而且，当时美军及联军各类图像分发系统之间难以兼容，还妨碍评估分析及产物的分发，例如，当时联军部署于战区的具备图像分发、流转能力的12类次级信息系统中，只有4种可向其他系统传输信息。

评估条令规范方面，美军同样未估计到可能遭遇的困难，导致“只有非常少的训练有素的分析人员”可投入到战争评估实践中。而分析人员缺乏相关武器的信息、预期的瞄准点和打击的预期毁伤等级的认识，更限制了他们发挥其作用。例如，战场上的高精度武器系统使空军以一种难以展开打击后毁伤评估的方法应用它们，而评估团队更难对其实际造成多大的毁伤进行判定。

2．科索沃战争期间的战术层作战评估实践

1996年美军在其盟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的支持下，对科索沃实施了长达数月的空中战役。在作战评估方面，美军仍继续沿用了以往的作战评估经验与理论，但实践的效果却受人诟病。这场空中战争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美军技战术优势，但在评估方面仍表现出重大缺陷，美军在战后报告中承认，运用现有作战评估理论配合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战时对科索沃境内固定目标毁伤程度所做的评估一般都非常准确……由于塞尔维亚陆军和特种警察部队经常变换位置，给目标和战斗毁伤评估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显然，由于美军战时的实时评估过于依赖技术手段获得的情报，且种类单一，导致在对军事目标及机动目标的打击评估方面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战后，当南联盟经伪装且保护良好的军用车辆大批从科索沃地区撤出时，不仅促使北约及美军重新反思空中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更使美军意识到其作战评估理论存在的很多问题。此战之后，美军致力于完善其战斗评估理论，包括实现评估信息来源的多样化，重视发挥前沿及敌后特种作战力量的评估功能，以及构建针对小型机动目标的侦察和毁伤评估能力等，这些在其后继出现的评估手册中多有体现。

（四）2000年之后的作战评估实践

2001年及2003年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进入成熟阶段。海湾战争后，在经历全球战略格局急剧演变的同时，美军的作战思想、武器装备经历了井喷式的变化。这一时期，美军作战理论最重要的发展，在于形成以“基于效果作战”（EBO）理论为基础的战役级评估理论，同时其战术评估理论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在其历次信息化局部战争中也得到检验。

1．战术层战斗评估方面

美军构建了“战斗评估”（combat assessment）流程，它是“对军事行动中部队使用效能的确定”，包括战斗毁伤评估（BDA）、弹药效能评估（MEA）和未来目标工作或再次攻击建议。战斗毁伤评估，是对运用武装力量（致命的或非致命性的）针对预先确定的行动对象，实现对其毁伤结果后的及时、精确衡量和估计，可用于分析衡量各种军事行动中所有类型武器系统（陆、海、空和特种作战武器系统）的运用效果，其具体实施又分为3个阶段：物理毁伤评估、功能毁伤评估和目标系统评估。弹药效能评估，则是与战斗毁伤评估同步展开并相互影响的评估过程，是任务部队对行动采用武器系统和弹药效能所进行的评估，其评估结果将决定是否及如何调整后续战术打击行动中弹药及其投掷平台的运用战术，弹药引信和（或）武器投射参数。战时，弹药效能评估主要由作战部门负责，需要时情报部门也会参与和协调评估。再次攻击建议，是综合前两项评估后形成的建议，由作战部门和情报部门联合提出。例如，为达成预期作战目的对目标实施再次攻击，或进一步选择其他目标实施攻击等。具体内容，将在第七章具体阐述。

2．战役层作战评估方面

科索沃战争后，美军反思了以往过于注重战术级评估的评估理论，并以同期出现的“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为基础，聚焦衡量判定作战行动效果，形成了显著不同于以往战术评估理论的战役级作战评估理论。

至此，美军战役级评估理论开始将以往的战术级评估活动纳入其内。对战役级行动的效果评估，将通过衡量、评价遂行具体作战行动所创造出行动效果，继而综合汇总具体战术行动的评估结论，形成对战役级行动的评估结论。在此评估体系中，战术层级评估指标体系具有直接和定量的特点，而战役级评估的重点则聚焦于作战行动而导致的间接效果与影响，因此其评估指标和结论以定性为主。对此，美军设计了两类用于评估其战术、作战行动的指标：绩效评估指标（MOP）和效力评估指标（MOE）。前者与任务直接相关，聚焦于战役框架下具体作战任务的实施效果，衡量评估任务部队对其所担负具体任务的完成状态或程度；后者则与（通过大量具体行动）达成的战役级作战效果和目的直接相关，它主要是定性指标，用于从整体上衡量作战行动（或战役中的阶段性行动）是否达成预期的最终态势条件、实现作战目的，或创造出预期作战行动效果的情况。在战役层面，通过综合运用战斗评估结论及两类指标，在以定量的方式对作战的微观、局部作衡量评价的基础上，实现对战役整体态势和实现程度的定性判断。在具体实施时，美军遵循自下而上、逐级评估的原则，通过融合具体战术行动效果评估结论，对战役级作战目的的实现效果及其进展程度进行衡量与判定。

在旷日持久的全球反恐战争中，美军还积累了大量低强度非传统战争的经验，这深刻地影响了其评估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例如主要作战阶段持续时间很短，但很快美军及盟国部队又都逐渐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游击战泥淖中，既无力很快稳定当地局势实现战前战略目的，又不甘就此放弃前功尽毁。因此，就作战评估的发展而言，在长达近10年的全球战争中，美军及北约盟军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准确地衡量评估其平叛部队在责任区域内实施稳定行动的成效，进而帮助指挥官调整部署和行动方法。

因而，进入全球反恐战争中、后期，美军作战评估理论的关注点开始向非传统冲突领域倾斜，重视与在阿富汗的美国及国际非军事机构展开联合评估，设计并实践用于平叛稳定行动的评估理论。例如，驻阿富汗国际安全部队领导战区评估事务的阿富汗评估小组（AAG），就于2011年召集一批专家修订战区内的评估流程，构建了适应低强度稳定行动的中长期持续评估机制。该机制由两个重要的部分构成：一是作战评估，通过运用一系列具体的评估标准、指标，聚焦于衡量安全部队遂行具体稳定行动的实施结果与效率；二是战略评估，专注于评估驻阿富汗北约部队整体战略目的的实现情况。对此，阿富汗评估小组认为在长期的驻阿富汗维持稳定行动中，评估过程应适应驻阿富汗援助部队的任务特点与当地环境，不仅需聚焦于军事行动或安全领域内的行动效果，还必须衡量评估安全秩序、当地政治管理、社会经济和阿富汗国内主要地区间关系等四类不同领域的状况。总体而言，两个层级的评估流程都致力于通过捕捉当前战略形势或作战行动的瞬间，来评估此前的行动效果并预测未来的挑战。

二、理解相关术语

美军认为，评估过程中建立对评估活动所涉及术语的共同理解，是首要需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美军各军种从本军种角度理解评估活动及其相关术语，随着联合作战形态日益成为常态，加之联合作战的评估活动还涉及多类非军方机构或非政府组织人员，他们对各类评估术语的不同认识、理解与界定，逐渐成为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2015年之前，美国国防部及各军种对“评估”（assessment）这一术语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例如，2011年版JP 3-0《联合作战纲要》，是“评估”术语的最初来源出版物，其中包含具体定义；2014年版JP 1-02《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的词典》列出了有关“评估”的4种含义。而导致对此术语更难以理解的因素，则是同期各联合部队及军种条令中对“评估”的定义繁多，共涉及19种之多。其中14种评估类型采用了《韦氏词典》对“评估”的定义，而非JP1-02中对该术语4种定义中的任何一种；另有4种评估定义，见诸JP 3-60《联合目标工作》中，其中对几种特定评估术语的界定与JP 1-02号联合出版物中对评估的界定最为接近。因此，美军自己也意识到，要整合各军种的作战评估流程与实践做法，急需首先统一定义，在2015年8月由空陆海应用中心综合四大军种相关条令后颁行的多军种作战评估的战术、技术和流程手册《作战评估》，首次对与相关评估术语进行了规范与定义。对术语的明确定义，将帮助各军种以及可能涉及作战评估活动的非国防部伙伴、机构和组织，建立对它们的共同理解。

（一）评估

在军事领域，美军将“评估”界定为：①在军事作战行动中，估计衡量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整体运用效果（效率）的持续过程。②判断行动进展是否正朝着完成任务、创造行动所需的某种条件或实现作战目的方向。③对现有或计划的情报活动的安全、效力和潜力进行的分析。④对现有或未来的雇员或“谍报员”的动机、资格和特点进行的判断（JP3-0《联合作战纲要》）。其中，前两个释义正对应着美军所称的“作战评估”，即“对不断变化着的作战环境，进行持续的观察和经验性衡量评判的循环，用以（帮助指挥官）做出对未来的决策，使其作战行动更具效率”的过程。作战行动的目的和预期最终态势，决定了指挥官的意图。评估必须要能反映出当前行动朝着实现预期目的和最终态势发展的进程。

由于评估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活动，因此评估活动先于并引导着每一项行动过程及活动的展开，并随着每次行动或行动阶段的结束而结束。但作为一类循环性的指导控制业务活动，在作战行动实施期间评估启动后，既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评估寻求解决以下四类基本的问题：

（1）发生了什么？

（2）为什么认为（事件）会发生？

（3）未来可能存在的机会和风险又是什么？

（4）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评估包括三类活动：

（1）监控当前形势，收集相关评估信息；

（2）评价行动进展情况，衡量评价行动朝着实现最终态势或下一预期态势条件、作战目的的进展，以及任务当前执行的状态或情况；

（3）建议和引导行动，使其能实现作战目的、达成最终态势条件。

图1.1描绘了评估期间需致力于解决的四类基本问题以及其包括的三类活动。

（二）作战评估

根据美军2015年1月颁出的1-15号联合条令注释出版物，“作战评估”（operational assessment）被定义为“一套连续进行的过程，它可通过衡量作战行动是否正朝着完成任务、创造行动所需的某种条件或实现作战目的发展，以支持指挥官的决策活动”。

作战评估，是任何一种作战行动及其指控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核实与分析任务完成情况所必需的重要前提。指挥官，在其参谋团队和下级部队指挥官的协助下，在与跨机构和多国伙伴以及其他作战行动的利益攸关方的配合下，持续地监控作战环境，评估作战行动是否正朝着实现预期最终态势的方向发展。基于评估结论和建议，指挥官为后续作战行动的调控施以相关指导，确保作战行动始终聚焦于完成预定任务。作战评估可应用于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军事行动。作战评估，作为一种在作战中以评估结论为导向的经验汲取方法，为指挥官及其参谋团队提供对行动未来发展的洞察力，使其能把握住修正、纠偏作战行动发展趋势的机会。

结合美军对作战评估的定义及其实践，“作战评估”概念主要对应战役级作战评估活动。为简化阐述，后继内容中提及“作战评估”时，主要指战役级作战评估活动；而战术级作战评估，则以“战斗评估”指代。

（三）战斗评估

在美军的一整套评估体系中，战斗评估处于评估概念体系的最底层，它被定义为“对军事行动期间部队运用整体效能的判定。作战评估由以下三个主要部分组成：①战斗毁伤评估；②弹药效力评估；③再次攻击建议。其目的在于为战术作战行动的进程确定建议。联合部队级的作战通常由其作战部门负责，联合部队情报部门予以协助”。同时，战斗评估聚焦于判定使用致命或非致命性能力或武器对目标进行打击的结果，因此，它是联合火力和联合目标工作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开展战斗评估，充分理解目标与联合部队指挥官作战目的、行动指导和预期行动效果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

如其定义所述，战斗评估由三项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分别是战斗毁伤评估、弹药效能评估和再次攻击建议。

（1）战斗毁伤评估，是对运用武装力量（无论是致命性的还是非致命性的）针对预定确定的行动对象所造成毁伤结果的及时、精确衡量和估计。战斗毁伤评估可用于分析衡量各种军事行动中的所有类型武器系统（陆、海、空和特种作战部队的武器系统）的使用。全面的战斗毁伤评估，需要联合部队指挥机构情报和作战部门之间协调、综合的努力。战斗毁伤评估具体实施的三个阶段分别为：物理毁伤评估、功能毁伤评估和目标系统评估。

（2）弹药效能评估，与战斗毁伤评估同时进行并相互作用，这类由战术评估团队对武器系统和弹药效能所进行的评估，将决定和建议对作战战术、武器系统、弹药、引信和（或）武器投射参数进行必要的改变，以增强部队的效能。弹药效能评估主要是作战部门的责任，同时需要情报机构进行必要的参与和协调，是综合战斗毁伤评估和弹药效能评估结果后的一种评估，向指挥官提出为达成预定作战目的再次攻击目标和进一步选择目标的系统建议。

（3）再次攻击建议，基于前两项评估结论而形成的具体目标工作建议，其考虑的范围包括作战目的、目标、瞄准点、攻击时间、战术及武器系统和弹药的选择等因素。再次攻击建议由作战部门和情报部门联合提出。关于战斗评估的3个过程及其具体阐述，参见后续章节。

三、作战过程的实证性评估思维

长期以来，美军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囿于战术层次难以向战役级跃迁，实际上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根源正在于美军始终未能认清实施高层次评估活动的基本逻辑。加之长期以来，普遍认为随着当前指挥信息系统广泛应用，以及战场数据收集、分析和处理能力的迅速提升，以往以定性为主的评估模式将向依托数据和系统为主的工程化定量评估模式转变。因此，长期以来美军都以实现评估的定量化为发展方向。

但实际上，美军在20世纪末几次局部战争的评估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工程化定量评估思路和模式，仍难以应用于紧张的信息化作战指控过程。借助丰富的实战经验和评估实践，美军逐渐形成了从实证性维度衡量、评判战役级作战行动及效果的思维。

（一）战役级作战评估

而美军之所以在发展其战役级作战评估理论方面走了很多弯路，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长期以来不承认“战役”（代之以“小战略”或“大战术”）是不同于战略与战术的独立战争层级，这直接导致美军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长期在战术层级徘徊。越南战争，是美军军事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承认“战役”概念之前最后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战争期间美军一直希望以精心安排的具体战术性作战行动实现特定的战略目的与效果。但战争实践表明，（越南）战区指挥官需要担负起更大的独立领导责任，而非与白宫的决策者们一起对各类战术部队发号施令。反思越南战争战经验教训后，美军在作战理论上汲取了东方军队对处于战术与战略之间层级的战役的概念。

接受了战役或战役级行动的概念后，美军随即就遭遇到战役或战役级作战行动的评估难题。随着对战役概念认识的深入，美军很快意识到战役绝非一系列战术行动的简单线性叠加；相反，战役更强调各类战术行动之间的配合与互补增效，其本质上是各类战术行动效果（直接及间接）非线性的组合与积累。因此，就衡量战役级行动的直接或间接效果而言，同样不能简单地累加构成战役的各具体战术行动的评估结论。海湾战争后，美军从同期出现的“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中找到了展开战役级作战评估的灵感。

1．基于效果作战与作战评估

“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可描述为：军事行动中不再单纯强调军事力量的应用（或军事行动直接造成的毁伤效果），而是以改变敌方体系状态以实现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目的为目标，综合采取各种国家实力要素工具，以达成预期行动效果，实现军事政治目的为最终目标。

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将传统作战理论所强调的对作战力量（或能力）的运用技巧与模式，转化为强调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效果）。从作战评估角度看，该理论与评估的结合正在于“效果”两字。因而，要辨识、衡量一次作战行动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判断行动所产生的各种效果。简言之，评估军事行动的效果，就是“通过分项评估遂行具体任务（tasks）创造出的行动效果（effects），来衡量、判定预期作战目的（objectives）是否达成，最后综合得出预期最终态势（end states）是否实现”的过程。

2．战争行为复杂性对评估的挑战

面对冷战后更加不确定的安全态势，美军认为，地理上复杂的行动环境、事物间或系统间复杂的因果联系，以及作战行动与这些复杂因素间相互影响与作用后，对其结果的复杂定量、定性分析，都使得衡量行动进展和效果的作战评估活动更为困难。由于体系、系统以及网络、节点、链接之间的相互关联，指挥官及其评估团队必须在复杂的作战环境背景（可能包含作战区域的治理、当地社会发展、外交及战略沟通等系统）下，持续衡量评价其行动实施情况及进展。复杂的作战环境中，很多子系统都属于高度适应性且缺乏结构化的系统。类似的，这些系统的构成部分及其行动也都难以框架化地描述和理解，这正是在复杂作战环境中展开行动评估所遭遇的主要挑战。甚至美军在应用其基于效果的评估理论于战争实践后，仍经常遭遇困难甚至是失败。

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由大量独立的要素、组件构成，它们之间持续相互学习并适应系列内其他要素的行为方式展开活动。这些系统包括大量的组成部分，其个体可能非常简单，但构成整体后，却导致整体系统的行为和功能难以被分析。当然，在很多复杂自适应系统中，系统中的个体要素同样也较为复杂且具有自适应性能。通过个体要素之间能量与信息的交互，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建立起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能量及信息反馈循环回路，它们相互纠缠并交织，难以分析和理解。表1.1即为复杂自适应系统的特性、影响和表现。

就复杂的现代大规模作战行动而言，评估团队难以完全随时理解其所处的复杂、自适应及缺乏结构化的作战环境及过程。而作战实施过程及效果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点，使得要从工程及结构化的角度解构作战行动的种种效果殊为艰难，甚至不太现实。习惯于技术化思维的美军最初在作战评估领域也尝试过工程化评估模式。例如，利用作战行动与作战环境（敌方作战体系）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及概率，以及交战过程中实时获得的作战数据，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如网络化效能评估、体系贡献度模型、贝叶斯网络等），通过工程运算衡量（行动）对敌方作战系统或体系的毁伤程度或效果。

但在历次实战评估经历中，美军发现此类理论上可行的方法很难真正应用。导致此种困境的原因可能如下。首先，现有的工程评估模型和方法，都是对上次战事中作战行动评估经历的抽象与归纳。但在信息化战争形态下，作战目的多样、作战手段与方式运用灵活，使得未来的战争难以利用前次战争中形成的评估模型与方法，针对具体作战行动的评估需求定制化程度越来越高。其次，工程化的评估模型，需要大量基础性数据和明确信息支撑，这要求提前精准掌握敌方作战体系的大量细节，这些信息是未来作战实施期间展开实时工程化评估的基准，这对和平时期的情报准备活动提出极高且难以实现的要求。最后，就作战实施后的具体评估而言，现有工程类评估方法，不仅需实时获取、分析战场持续涌入的大量数据，还需明确具体作战行动与其作战效果（敌方作战体系遭破坏程度、战场环境特定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不同作战行动在导致出现具体行动效果过程中的权重，但这些关系与数据需求在战时高强度的指挥作业环境下都非常难以满足。上述因素，导致难以在实战期间运用工程化思维解决高实效性的作战评估问题。

例如，作战初期，为压制敌方网电作战能力，需要从硬、软杀伤两个方面计划对敌方网电作战系统的打击行动。为此，多样化的作战行动会陆续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体系的功能既可能急剧降低，也可能会逐渐被弱化，但无论最终预期作战效果如何实现，都与大量相关作战行动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系。要以工程方法评估其效果，需要明确具体行动与敌方目标体系出现变化之间的关系（是否呈现出相关性或因果关系）、与出现特定效果相关的各类行动的权重比例（贡献度），以及大量具体细节数据。显然，要全面掌握这些细节和情况，在战时不仅困难更极为耗时。而且这类工程化方法不仅要求有坚实的数据支撑，而且对评估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这在战时指挥机构紧张、高节奏的作业环境中难以广泛运用。正因于此，美军才在其评估原则中强调，谨慎建立评估中（行动与效果间的）因果关系，而应以衡量特定作战行动与其产生效果的相关关系（相关性）为主，并避免在战时背景下运用复杂的公式化评估模型。

3．从实证角度观察衡量行动效果

在当前的工程化评估理论和工具手段难以广泛应用实战的情况下，从有利于战场评估实践的角度，基于现有战役指挥条件和情报收集处理能力，以实证化的方式衡量战役作战进程和效果将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实证性评估模式，即战役期间的评估活动，主要是以战场上可观测、可衡量的行动的结果及效果的表现、征候和迹象（量化数据，或非量化状态描述），辅以数据与公式为基础的评估模型，作为衡量判断战役行动结果及效果的主要依据。特别是复杂的大型战役，不同阶段的行动所导致的效果具有复合性和多维性；因此，要衡量战役作战行动效果的结果，同样需要揭示其在不同领域（如军事、政治、经济、信息和心理等）呈现出的不同表征现象（有的表征会即刻呈现，而有些维度的表征呈现则有滞后性）。实证性评估方法，并不排斥量化评估模型或方法，后者仍可应用于底层战术层评估活动，但在评估涉及因素和态势高度复杂的战役级行动中，目前的工程量化评估模式仍难以胜任。

考虑到战时紧张的指挥作业环境，美军通常避免以计算的方式处理各种数据形成展现行动复合性效果的单一指标来衡量、呈现战役级行动的复杂效果，避免工程化评估过程导致评估团队纠结于各种量化数据并损害评估的时效性。相反，美军采取的实证性评估模式，即尽可能利用现有条件在战场环境中通过观察行动在不同领域内的呈现表征，力求从多个维度反映其效果（即围绕特定作战目的制定多个绩效和效力评估指标）。美军认为，任何一次作战行动，即便那类由联合部队通过筹划的一系列行动而遂行的复杂作战行动，其最终都会产生各种直接的、间接的效果，间接效果虽然不易观察和衡量，但并非不能观察和衡量，采用全新的角度或思维模式在战时现有条件下找出其表征方式仍是有可能的。而这也是美军在战前筹划阶段设计效力评估指标时，强调采取“头脑风暴”的方式激发评估人员思维，找出特定行动效果的各种呈现方式的原因。

而且，就战役级行动而言，这些不同维度的评估指标，有助于从更具体的角度调控后续作战行动，实现评估的最终目的。例如，在战役初期夺取制空权的空中作战行动，得出90%、抑或89%的制空权夺取率，毫无意义。

如图1.2所示，是完成夺取制空权作战阶段后，在后续作战期间对维持特定空域制空权所进行周期评估。现代制空权是一种对特定空域的排他性主导权，在设计评估制空权时需要考虑敌方威胁特定空域的能力和因素。按照实证性评估思维的逻辑，对于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对手，可针对特定空域设计四顶具体评估内容；换言之，可认为夺取特定空域制空权采取行动后的效果，可通过四个维度呈现出来：

（1）敌机向该空域出击强度（敌方残余空中力量的维度）；

（2）己方战机在该空域遭敌方防空雷达照射频次（地面防空系统态势感知维度）；

（3）己方战机在该空域遭受攻击强度［遭敌方地（空）防空力量实际攻击的维度］；

（4）敌方机场可运作程度（空中力量必要的地面支持体系的维度）。

实战期间，敌机出击强度、己方战机遭照射频次以及受攻击情况等，通常都会以某个确切数值的形式出现，但单论这些数值并无太多意义；故而在呈现反映较长时间段内评估项目状态或趋势变化的效果评估中，需要在收集到这类评估信息数据后，将其转化为表达趋势的定性信息提供给指挥员。例如，在判定敌机出击强度的等级时，可首先根据此前夺取综合制权阶段敌机的最大出击架次确立基准判断值，继而再以本评估时段内确认的敌机出击架次，除以前述基准值，形成一个百分比数值并赋予约定的挡值意义。再设定这四类指标的百分比挡，即由低至高以每20%为阈限分为五挡，分别设计：5—高（80%以上）、4—中高（60%～80%）、3—中（40%～60%）、2—中低（20%～40%）和1—低（20%以下），继而再根据特定时段内各评估项目的评估结论，在雷达图上定点并将各点连接成线。

在此案例中可形成以下判断结论：经前期持续作战行动，敌方可用机场及完备程度已有所降低，但敌机出击强度仍未见降低，可判定敌机日益依赖少量可用机场及跑道升空作战；在地面防空监视及反击方面，敌方可能启动了部分隐蔽备份的雷达设施及防空发射单元，在此阶段对己方掌握空域构成较大威胁。利用上述评估结论，评估团队即可形成以下评估结论建议：后续行动继续打击敌方具有起降能力的残余机场，强化对敌对空侦察预警系统的打击力度，在该空域维护一定数量的滞空战机保持空优。

4．从评估角度解构复杂体系和环境

通过充分的实践，美军为实现实时的作战评估，在战前及战中都需持续考虑复杂作战环境的结构和功能，提前明确其中的关键变量。关键变量可被视为作战环境中呈现的一种关键资源或条件，它会对指挥官的意图目的造成直接的影响，并可能影响（作战体系）网络的构成和维持。一项关键变量，（可视作）在作战环境中塑造（态势发展）的聚焦，用以实现指挥官的预期最终态势，这在组织并设计评估框架时非常有用。明确系统中的关键变量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影响着作战环境中关键构成子系统的重心和所涉及的各行动方的行为。通常，这类关键变量在设计一些关键效力评估指标和具体指标时会有所助益；它们会成为塑造行动环境及衡量行动的聚焦，帮助评估团队衡量、辨明行动朝着实现（下一阶段或整体）预期最终态势发展的进度。

随着作战行动展开，评估团队逐渐获得大量信息，他们将基于这些信息形成自己对行动进展、态势变化，以及行动中蕴含战机和风险的假定。检验和调整这些假定，需要选择并更新对作战环境中关键变量的认识。成功的辨明并对这些关键变量采取行动，将导致系统出现显著的变化（朝着预期的下一阶段预期态势），并通过观察具体评估指标的变化情况得以证实。评估过程中，还需校验明确的关键变量，确保其有效性。评估团队还要注意的是，必须随着对复杂自适应且缺乏结构化的作战环境的逐渐深入认识和理解，周期性地更新修订其评估计划，以避免其过时跟不上形势的变化。

评估团队必须定义各效力评估指标，并明确那些可揭示出关键变量变化情况的具体评估指标信息，如此才能在复杂自适应且缺乏结构化的作战环境中衡量行动的进展情况。表1.2描述了在明确这类关键变量时所需考虑的结构和功能。

在形成相关用于辨明关键变量的假定时，下面的一些方法可能有用。

（1）概略地审视整体情况，而不必过早将注意力聚焦于作战环境中的细节；

（2）寻找那些可用于表明以往对环境理解需要修正的迹象或信息；

（3）寻找行动中潜在的转折点和转折因素，这些平衡点可能是某种“态势或规则的转变点”；

（4）寻找在作战环境体系中可能出现的新行动模式或范式；

（5）从作战环境中重要的行动参与方的角度，观察和看待形势及其发展；

（6）注意有关行动参与方的历史性信息，以往的战例经常可用于在复杂自适应且缺乏结构化的环境中，解释很多行为或状态；

（7）界定系统的边界，需要对复杂自适应且缺乏结构化的系统展开深入分析研究；

（8）承认行动中无时不在、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二）战术级战斗评估

如前文所述，美军战术级评估的实践经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开始，但长期以来美军战斗评估都仅局限在类似于“战果统计”的层次，只关注于作战行动产生的即时的结果。但随着战争环境和形态日益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乃至今日的自媒体崛起后，战争越来越难以将自身局限在“不被外界注意到的阴暗角落”，战争行为的影响日益“外溢”到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领域（政治、经济、心理等），甚至一些以往明显处于战术层次的小规模行动也可用于达成战役，乃至战略级效果。在此背景下，仍仅从战斗的即时结果的角度衡量战斗的效果已不再合时宜。

因此，与战役级作战评估类似，美军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同样以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为基础的战斗评估理论与原则。但与前者不同的是，战斗评估更多地聚焦于战术行动在军事行动产生的直接效果（也包含与目标直接相关的作战体系的间接效果），其评估原理与战役级作战评估相似。当然，战场上实现战术目的（杀伤敌人、夺取要地等）的具体作战行动的遂行情况，相对较容易探查和明确，因此随任务部队实时反馈其具体战术行动的实施情况，就能顺利完成战术评估活动。

究其根本，在于战术层的作战行动，更为强调作战行动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或效果，及其在战术层产生的间接效果：前者在外在表征上（敌人伤亡、缴获情况等）相对容易辨识和量化，后者虽然难以迅速辨明且量化，但它们仍主要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和战场范围，仍是能够辨识和衡量的。实际上，战斗评估起源于以往战争中的战果统计活动，但在时效性、准确性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在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后，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此类评估活动更快地成形和发展。

四、作战评估原则

美军认为，在整个作战评估过程中，应以下列七条原则指导指挥官及其参谋团队。

（1）时刻以战场指挥官为中心。鉴于评估活动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指挥官的决策活动，因此实时作战评估，是指挥官决策周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评估将帮助指挥官判断当前行动的进展和状态，为修订后续行动计划提供潜在有价值的建议。通过明确作战行动的重要阶段、重点方向及部队，指挥官将能使作战评估聚焦到他所关注的方向、时节及领域。指挥官必须明确他本人对作战评估的预期，确保其评估团队能够充分地履行其职能。展开作战评估期间，有时指挥官还需要指导并确保其评估团队与其他参谋业务部门同步且协调地展开各类活动，消除各部门之间在评估时可能存在的冲突和壁垒。

（2）融合下级及参谋部门的努力。作战评估，需要各级指挥官、指挥机构各业务部门和任务部队共同实施，并非某位指挥官或某个评估组织的单独职责，因此将指挥机构各业务部门的努力融入到作战评估活动中至关重要。经合适架构的评估组织及机制，将使各参谋业务部门能够有效地审视和理解战场上纷繁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整合不同参谋业务部门对战局发展趋势的理解，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升行动的筹划、组织和调控效率。例如，减少业务部门间重复的工作，使其正确理解对当前行动的前景或效果，抑或避免因相信片面信息而错误地调控各类行动。

（3）评估过程尽可能简洁高效。在当前作战行动节奏日益加快，指挥控制周期越来越短的前提下，评估准确性和及时性之间矛盾将更加激化。要在紧张复杂的作战实施期间高效展开评估活动，不仅要简化评估流程及其与其他业务活动间的交互关系，还需要设计合适的评估标准尽早明确具体指标。美军的评估实践表明，越是高节奏的作战行动，评估过程的时效性越为突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比评估结论的准确性更加重要。美军认为，概略且及时的评估结论往往比准确但延滞的结果更有助益。为此，美军的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非常重视采用实证性的评估策略，即利用战时所可能收集到的评估信息与情报，经简单的数据分析和综合迅速形成评估结论。例如，美军近年来公布的多本评估手册几乎都未出现复杂的公式和评估流程，其评估方法都强调能够在战时紧张条件下为普通参谋人员所应用。

（4）融入指挥周期和行动节奏。无论何类作战过程中的评估，在时效性方面都具有极高的要求，任何评估结论或建议只有及时提交给指挥官及业务部门，其评估才能最终发挥效用。因此，作战评估应努力实现与指挥官的决策周期和行动节奏的同步。融入指挥周期及行动节奏，在作战实施之前的筹划组织阶段就应考虑相关事宜。例如，作战评估计划应与联合作战计划制定流程（JOPP）步骤同步展开。避免因缺乏计划和失序，而使作战评估期间宝贵的时间和评估资源被滥用的情况。

（5）确保评估持续且聚焦展开。作战行动中持续展开评估的需求，主观上源于指挥官需要持续掌握战场动态的需要，客观上则在于评估活动本身需持续展开的特点。有时，即便仅需评估作战中特定“片段”（如重要阶段、方向或行动），这需要持续收集、分析和处理此“片段”前后的背景性信息。因此，评估活动应在整个作战实施过程持续展开，用以实现预期的评估目的。与此同时，尽管评估活动具有连续性，但其在实施时更应是聚焦的。有经验的指挥官应抵制这样几类倾向：仅仅因行动中某些待评估事宜易于衡量和评价就对其展开评估，或是仅仅因某些事件或行动难于衡量评价就忽略掉对其的评估。应以指挥官为核心，以聚焦且有重点的评估活动，协助其准确掌握行动重要阶段、方向的行动实施情况。

（6）广泛融合外源信息和情报。为筹划组织高效的作战行动，评估流程应能够使作战指挥机构随时将战场上实时获得的环境态势信息融合入评估过程中。对于一场行动力量多元、作战样式复杂的作战行动，为了完整获得对当前行动、作战环境和态势的正确理解，仅凭军方作战编成内部的情报信息收集资源无法完全实现。作战指挥机构需要广泛整合来自外部的评估信息，如非军方政府机构（中情局、国务院等机构），商业机构（私营保安公司）、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相关组织等），以及他国政府或部门可用于评估的相关信息。

（7）谨慎建立评估中因果关系。美军尤其强调在实施作战评估，应以衡量特定作战行动与其产生效果的相关性为主，而非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评估团队在形成最终的评估结论建议时，必须谨慎且准确地阐述当前联合作战行动，及其所导致的作战环境及态势的变化。对于战场上任何作战行动而言，其引发的特定效果通常与多种变量和因素相关，因此某个因素或变量的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某种行动效果的变化，或者说某个行动效果的出现源自此前的某个行动。而这也正是衡量作战效果，被各国军队普遍视为全球性难题的重要原因。有时，评估团队的评估结论能够显示出行动及其效果之间的相关性，但不应草率地认定两者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五、各战争层级的评估活动

作战评估发生于军事行动的所有层级，发生于战略、战役和战术层级的评估活动也都相互联系和依存。尽管不同层级的军事行动，可能具有特定的行动使命和独特的行动节奏，但这些不同层级的军事行动及其评估活动共同构成相互关联的整体，图1.3体现了这些不同层级军事行动的作战评估的相互影响。通常而言，战区—战略级和战役级的作战评估，聚焦于在这两类层级的军事行动所实现的一系列广泛的使命、行动效果和目的，以及预期的最终态势；而战术级的作战评估则主要聚焦于战术任务的实现。在各个军事行动层级，合适地聚焦作战评估的信息收集与分析重点，有助于减少工作冗余，并提升整体作战评估的效率。

对同一行动任务而言，涉及此任务的支援方和受援方的作战行动计划相互关联，协调同步两类部队行动任务的作战评估工作将能获得最佳效果。如图1.4所示，对处于战区战略层级的某一行动，以及为实现此层级行动预期最终态势，而在战役层和战术层分解细化出的具体任务而言，某一层级行动的作战评估活动都与其上一层级的评估活动紧密联系，此联系包括接受来自上一层级的评估指导，或者为其提供所需的评估信息输入。例如，战术层级的作战评估应着重阐述本级评估将如何与战役级的评估相联系，并如何支持着后者；类似的，战役级的评估指导则应阐明本级与下一级评估活动间的关系和交互机制，通过此机制战术层级的作战评估数据将能够被同步整合进战役级的作战评估活动之中。

评估活动发生的层级及其强度，与承担特定行动或具体任务的部队层级相关。例如，战术层级指挥机构日常运用绩效评估指标对具体任务展开评估，并在评估时考虑那些与直接或衍生的行动效果相关的效力评估指标，后一类评估指标往往支撑着高一级指挥机构的评估活动。低层级指挥机构的评估活动通常进行得相对频繁，其行动实施区域也是评估人员聚焦的区域。战役级和战区—战略级指挥机构的评估活动更倾向于聚焦作战行动的效果评估，以及衡量行动为达成行动目的和实现军事上的最终态势的整体进展情况。由于评估过程需要支撑指挥官的决策周期，正式评估活动的频率应与战局、战役展开的节奏，以及指挥机构的运营节奏一致。

六、作战评估的目的

美军认为，作战评估的目的，在于强化指挥官的决策质量，提高决策时效，促进更富效率地实现作战的最终目的。

为指挥官决策活动提供重要支撑。对行动的及时准确评估，是指挥官OODA决策周期中关键的组成部分，它可为各级指挥官提供以下相关信息：当前的战场态势、战役或作战行动的进展情况，以及对后续作战行动计划与实施的建议。作战评估的核心功能，就在于帮助指挥官在整个作战目的的背景下，综合考虑判定当前战役或作战行动的实施情况及其效果，这将有益于指挥官及其指挥机构对当前行动的调控，并更适当地筹划可为后续作战行动。与通常对指挥官决策起到支撑作用的情报活动不同，评估是以作战目的为最终指向的、对战场情报信息作进一步精炼和处理的活动，它对指挥官决策过程的支撑更加直接和明确（图1.5）。

促进重新建立行动的协调与同步。战役级作战由大量行动构成，这些行动交织、反复地展开，相互影响并协同增效，共同用以实现预期的作战目的。因此，大规模作战实施期间，指挥机构的大量精力与工作被消耗在各类行动的协调与同步上，但效果仍不尽如人意。现代战争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战前精心制定的行动协同计划，在战事展开后很快就失去了作用，需要在战事进行过程中根据具体进展情况重新建立新的协同。因此，作战实施期间，及时准确把握当前态势和各作战力量的行动进展，就成为协调、同步各作战力量有序高效遂行行动的必要前提。尤其是对一场持续时间较长、行动范围广大且规模庞大的战役而言，通过聚焦且有重点的评估，及时掌握主要方向、主要作战力量的行动态势及进展情况，将促进实现行动的协调与同步，确保主要作战行动有序同步、协同增效地实施。

促进理解作战进程并筹划后续行动。除了直接支撑指挥官的决策活动外，作战评估还具有促进指挥官及其指挥机构、其他相关部门和人员，持续理解和共享战场环境、态势及行动进程信息的功能。作战评估活动，不仅涉及指挥机构的各个业务部门，而且还常涉及其他机构，如决策层、非军方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等。指挥机构内部，持续的评估活动有助于各参谋业务部门及时更新对当前行动和态势的理解，帮助其制定后续作战行动的计划。例如，美空军战时每日发布的“空中任务分配命令”（ATO）就是在昨日作战行动结束后，参考昨日作战评估结论及建议，于当日凌晨完成制订和发布的当日空中作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