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解放战争期间永定地区的教育

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永定地区成为解放区。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永定地区的教育发展很快。根据老干部王福宁回忆：1945年日本投降后，宛平县七区政府就委派宛平县教育科科长谭九臬领导里外十三（里十三指潭柘寺地区的十三个自然村，外十三指永定地区的十三个自然村）的教育工作，成立了里外十三中心小学，中心校设在鲁家滩。中心小学免费发放课本，课本是油印的语文、算数、常识三本小书。这时外十三地区各村学校都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由于教师缺乏，很多学校不能开课。

设在斋堂地区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从斋堂等老区抽调爱国青年到永定地区来参加教育工作，同时还聘请当地有文化的人参加到教师队伍中来。当时进入教育行列的教师有：王宝林（家住在桥户营）、冉文成（家住王村）、王中（家在万佛堂）、张荫德（家在曹各庄）、程元明（家在上岸）。那时各村都有学校，教师的工资是每月30斤小米，因为有边区政府的支持，学生可以按月交小米顶学费。这时候永定地区的教育实际是共产党领导的教育。

当时，教员们每月都要去鲁家滩开会，汇报上个月的工作，听取上级布置下个月的教学计划。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中心学校每个月都要搞小区统考，考完试后将考卷交到鲁家滩，进行统一判卷。记得当时考试成绩最好的是石门营的张进国和曹各庄的张荫德两位教师任教的班级。为此，张荫德还被调到南辛房任教。

可是好景不长，重庆谈判后不久，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携“还乡团”（因其成员每人佩戴白色袖标，故当地百姓称其为“白箍儿”）卷土重来，占领了门城镇和里外十三地区，永定地区又重新沦为国统区。

由于“还乡团”的破坏、捣乱、肆虐横行，不仅村内人心惶惶，家长也不敢让孩子去学校。有的学校不得不暂时停课，有的学校干脆就停课了。勉强开课的学校教学秩序也十分混乱，永定地区的教育陷入了瘫痪状态。只有栗元庄小学还在上课，因为“白箍儿”中队长刘玉保是栗元庄村人，又是栗元庄大边乡的副乡长，所以，他把原来石门营学校的连体桌椅运到栗元庄，逼着各村孩子到这里上学，学习国民政府的教材，对师生进行反动宣传。

据李文德老人回忆，李炳仁、张荫德、白老师三人是1946年前后相继来校任教的。其中，张荫德在边区政府工作时就是地下交通员了，到学校工作以后，继续以教师的身份为党做地下工作。

据邓广孝老先生回忆：外十三靠西边的万佛堂、艾洼、老山儿、北沟、双塔儿、邓家坡、西坟地等自然村，在抗战时就是八路军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人民政府的干部也经常来此组织群众开展工作，群众基础很好。抗战胜利以后，宛平县七区政府成立了万佛堂行政村，并决定进行联合办学。决定下达之后，各村凑了些桌子、板凳，勉强将学校筹备起来了，七区政府派了一位老师，又从当地聘了王忠立先生，学校就开学了。

据1935年出生的阎永志老人回忆，1946年6月宛平县第六区栗元庄乡成立了“义勇壮丁队”，这个义勇队就是被当地百姓称为“白箍儿”的地主还乡团，他们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疯狂地向人民进行反攻倒算。

当时，冯村学校的名誉校长名叫张贵，他配合反动当局强迫学校全体学生订校服、戴美式帽，还发给学生每人一条“法绳”、一根“军棍”，强令学生上学时要手持军棍，把法绳掖在腰间，为应急所用。这些被称为童子军的小学生，每天都要穿着深米黄色上衣和黄色短裤，戴上半白半蓝的领巾上学。这样给大多家境并不富裕的家长，增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每个学生家长要为此拿出五万五仟元金圆券来付校服款，不然，他们的孩子只能面临退学的噩运了。

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边区政府为学生准备了两套学习教材，一套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修身、算数等；另一套是边区政府油印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学生心爱的教科书，上面印着“木马”“大刀”“哥哥大，弟弟小”“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什么根，长什么苗”“什么秧，结什么果”等浅显易懂的文字内容。这本薄薄的小书，后来还引来“还乡团”疯狂的收缴。“还乡团”挨家挨户地收书，不交书就抓人。孩子们和家长就把书藏起来，并谎骗敌人说：“书丢了”“让小孩撕了”。还有的说：“让老师收走了”。结果敌人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收走几本书。

当时由于学生多，学校房子又旧又小，有一天，本就不大的校舍又失了火，没办法只能将学校就近搬到了邓家坡，并按年龄和接受能力的大小进行分班教学。在教学内容上，仍然保留了《三字经》《百家姓》这类教材，同时增加了写字和算数课的内容。学生写字用毛笔学着“写仿”，用石笔在小石板上练字，既经济又实惠。算术课学一些简单的加减乘除和珠算。

由于“还乡团”的肆虐，这所学校实在难以维持，勉强坚持了一年左右就解散了。学校解散后，在这所学校读书的艾洼、珠窝、万佛堂、黑江、双塔、邓家坡、老山儿等村的学生们于1947年转到了冯村学校。

冯村小学校长叫张贵，就是人称作“白箍儿”掌柜的“反动校长”。他从不过问学校教学工作，却和叛徒薛振江一起，戴着“白箍儿”回到冯村抓捕地下党员和村干部。闫永志老人说，一天下午白老师带着学生去南涧沟干活儿，路过冯村西头时，张贵正招呼村民去前街井台儿开会，并且气急败坏地煽动村民不要跟着共产党跑。在井台儿开会时，张贵当众把缴获的边区革命教材全部烧毁了。

由于“还乡团”的捣乱和破坏，其他各村学校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人民政府派来的教师有的被迫撤走，有的转入地下。他们白天教书，晚上做群众工作，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上岸小学的谭杰老师就是死里逃生的一个。

谭杰是从老解放区到这里教书的革命青年，他来到上岸小学后工作积极，和村里群众关系很好。“还乡团”说他是共产党，派人来抓他。虽然有群众掩护，但他还是被敌人抓走了，被五花大绑带到“还乡团”老巢栗元庄队部，敌人审问时他什么也没有说，最后被敌人押到村南万人坑内进行活埋。由于天将黑了，埋他的两个“白箍儿”中有一个人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马马虎虎埋完就走了。因为土层较浅较松，谭杰同志在他们走后，从土坑里拱出来，用牙把绑他的绳子咬断，逃进山区被救。

据阎永志老先生回忆，1947年杨秀峰老师还在冯村小学任教，当时跟着他念书的学生有：阎永志、阎桂珍、阎永好、刘砚耕、刘学忠、刘长祥、刘毅等。

据李振生（1940—2014年，20世纪60年代冯村唯一的北师大毕业生，曾任教师、作家、编辑，恭王府义务导游员）回忆，1947年年初，冯村小学只有一个大教室（大殿北耳房），有30多名学生，并且都是男生。教材有《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还有边区政府油印的小册子，内容为“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等。到了1947年年底，教材改用新式国文；《开学了》《国父孙中山》《放风筝》《曹冲称象》等课文。

教师的教学方法是读、背课文，毛笔字是描红、写仿影、临帖。1947年秋，自己在冯村学校上一年级，在上第一堂课时，杨秀峰老师便把他书写在教室墙上那张“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条幅念给学生们听，之后便一句一句地教学生朗读。杨老师还把“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锄”写在纸上做字帖，让学生仿写。李振生感慨地说：“由于自己毛笔字写得好，杨秀峰老师曾去我家中访问，还当着爷爷的面儿一个劲儿地夸我有出息。临走时，杨老师把一个紫石砚送给了我。杨老师第二年（1948年）调到了大沟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秋坡小学退休，1961年去世。

1947年3月，河北武安县的赵玉华调到学校任教，由于那时社会时局动荡，教师时来时走，可赵玉华老师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积极组织学生打篮球、学车技、拉京胡、练书法。

1947年年底，冯村小学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改为新式国文了，有《开学了》《国父孙中山》《放风筝》《曹冲称象》等课文。学生的学习用品是每个人有一个用木框镶嵌的长方形石板，使用叶腊石作笔，写满后再擦掉，可以反反复复地使用。

李振生还回忆说，1947年底，杨秀峰等老师相继离开冯村小学，由于赵玉华、孙润身两位老师前后来到冯村小学任教，冯村小学才一直勉强支撑了下来。

1948年年底，门头沟解放，“还乡团”和大边乡一同被摧毁，学校又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从此永定地区的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门头沟解放后，冯村小学的学生也增加到四五十人，教材内容也随着形式的发展进行了变动。

李振生回忆起赵玉华老师时十分感慨：1948年，门头沟解放以后，赵玉华老师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积极带领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他带着学生，手拿小彩旗，来到石门营大道（公路）旁，欢送途经门头沟去山西解放太原的解放军官兵。还带着学生在校门外的南墙上用白灰写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等激励人们斗志的标语。他自编儿歌教学生，鼓励学生学好本领，报效国家。我至今还记得他编的儿歌有一首是：

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小姐妹小兄弟，大家一起来歌唱；

小河流水哗啦啦，解放军打仗过我家；

烧点汤来送给他，同志同志喝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