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评述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都是按照不同的假设条件各自发展，都有各自独立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二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相互独立的理论。8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国际直接投资格局逐步由美国占绝对优势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二者是企业参与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增强。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就是研究与争论的焦点。然而，早期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框架不同，很难把两者分析框架融合在一起。传统贸易理论包括比较优势理论、绝对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它的基本假设是完全竞争和同质产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等，它的基本假设是不完全市场，主要研究直接投资的形成和条件。由于早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完全市场假设前提与对外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相左，因此二者的理论很难融合在一起。

此外，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按照各自理论发展还有现实的原因。第一，二者的重要程度不同。国际贸易的发展早于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从属于国际贸易，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而兴起的，跨国公司的空前发展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这之前，国际贸易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第二，早期的国际分工是基于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和生产要素差异的产业间分工。因此国际贸易理论从国家层面分析国际分工的利得，而国际直接投资更多地从企业层面来分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改变了原有的贸易格局，产业内、产品内的分工获得了很大发展。此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联系越来越紧密，促进了该领域理论研究的发展。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FDI Flow）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IFDI Flow）基本持平，但是相对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IFDI Stock）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OFDI Stock）规模还较小。由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早期关于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以外商直接投资（IFDI）为主，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不够丰富，这也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较少。本章中我们将对有关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期能够为本书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支撑。根据对本书研究命题的论证逻辑，我们将从以下逻辑层次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第一，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互补效应；第二，国外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研究；第三，国内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研究；第四，国内外相关文献评述。

1.3.1 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互补效应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规模不断发展，发达国家的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索以及相应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在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后，资本实力雄厚和竞争力强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但是主要还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实际上，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从理论研究来看，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主要有替代和互补两种，即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减少贸易流量，也可能增加贸易流量；从实证研究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结论，甚至不同学者对相同国家的研究也会给出不同的结论。

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两种类型有时候也称为“美国式直接投资”和“日本式直接投资”（Kojima,1975；陈立敏，2010；汪素芹，姜枫，2008）。美国式直接投资包括四个特点：第一，东道国选择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第二，通常投资的规模较大；第三，为了保持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投资采取独资的方式；第四，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海外。美国式直接投资具有贸易替代效应，这是由于具有垄断优势的母国跨国公司进行了国际扩张，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替代了母国原有的出口贸易，甚至东道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并返销到母国，即这类投资减少了母国出口，增加了母国进口，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互相替代。然而，日本式直接投资特点与美国式直接投资特点正好相反：第一，东道国选择发展中国家；第二，投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投资规模较小；第三，为了规避风险，通常采用与东道国本土企业合作的方式；第四，把已经失去或者将要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移到东道国。日本式直接投资具有贸易互补效应，这是因为这类投资不仅不会减少本国优势产业的既有出口，而且在东道国的海外子公司会从母国进口子公司需要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等，这类投资带动母国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品部门出口规模的扩大，从而导致对贸易产生补充作用。

1.3.2 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研究

就理论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有贸易替代和贸易互补两种效应。但是，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结论可以分为三大类：贸易替代关系、贸易互补关系和二者关系不确定。

1．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

支持贸易替代理论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跨国公司贸易替代理论。前者是基于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忽视其他因素（如市场开放度）的影响；后者是强调市场开放度和技术的重要性，尽管也是基于相对要素禀赋差异。

在20世纪60年代，多数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存在替代关系（Gruber etal.,1967; Horst,1972; Baumann,1973; Adler, Stevens,1974），这与早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对外贸易的结构有关。但是，后期的一些研究仍然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替代关系（Pain, Wakelin,1998; Belderbos, Sleuwaegen,1998; Gopinath etal.,1999;Helpman etal.,2003; Kimino etal.,2007）。相对要素禀赋差异理论和跨国公司贸易替代理论都支持二者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由于相对要素禀赋理论的假设条件比较严格，因此更多的替代关系是基于跨国公司的贸易替代理论。

Adler和Stevens（1974）使用1966年美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美国在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的海外生产和美国公司的出口额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和美国母公司的出口额存在负相关，进而支持贸易替代效应。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8）研究了1989年日本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发现欧盟的贸易壁垒促进了日本对欧盟的直接投资，结论证实了日本86家电子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替代关系。Helpman etal.（2003）使用美国对38个国家和52个制造业产业的双边数据，分析了美国出口和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之间（对外直接投资的代理变量）的关系，发现了二者的替代关系。

Buckley和Casson（1981）认为出口存在交易成本，例如较高的运输成本和关税等贸易壁垒，但是出口不需要承担国外生产需要的固定成本。相反，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极大降低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影响，但是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承担在国外生产的固定成本。所以，当国外的市场规模足够大时，企业倾向于采用直接投资方式而不是出口方式进入国外市场，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替代出口。Grubert和Mutti（1991）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发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呈负相关的。

Brainard（1993）将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和国际贸易理论结合起来，认为跨国公司的当地建厂、生产和销售产品会替代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因此企业会面临通过直接投资还是出口来满足国外市场的权衡，因为投资和出口两种方式都具有各自的特点：直接投资的优点是海外经营的变动成本较低，缺点是投资建厂的固定成本较高。相反，直接出口的优点是在东道国没有建厂的固定成本，缺点是容易受到贸易成本的影响。运输成本、关税成本和贸易摩擦等贸易成本会直接影响企业在二者之间的权衡，随着贸易成本的增加，企业倾向于选择东道国生产和销售的方式，从而避免较高的贸易成本；随着东道国固定成本的增加，企业倾向于选择直接出口方式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

Gopinath等（1999）利用1982—1994年美国食品加工行业数据，分析了10个发达的东道国，发现海外子公司的销售（对外直接投资的代理变量）和出口之间存在负向关系。Kimino等（2007）分析了1989—1992年17个国家对日本的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发现跨国公司的市场扩张型投资或者贸易壁垒引致型投资替代了贸易。Pain和Wakelin（1998）使用1971—1992年11个OECD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数据，发现不仅一些具体行业存在贸易替代关系，而且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也是存在贸易替代效应，尽管有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

总之，一些实证研究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理论，但是这种替代关系随着东道国和行业的不同而不同。因为，行业和部门的差异，东道国的关税、东道国的发展水平、运输成本等都影响贸易的替代效应。

2．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创造）效应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有些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互补效应（Markusen,1983）。而且，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互补关系，而且这种互补关系主要体现在行业间、行业内和企业内贸易。

一些研究考察了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支持二者存在互补关系（Lipsey, Weiss,1981; Lipsey, Weiss,1984; Gubert, Mutti, 1991; Meredith, Maki,1992; Graham,1999; Wilamoski, Tinkler,1999; Lipsey et al.,2000; Pantulu, Poon,2003）。例如，Lipsey和Weiss（1981）分析了1970年美国对44个国家的14个行业的直接投资，认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制造业出口具有正向影响，并且采用企业的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分析框架解释了这种互补关系。另外，Lipsey和Weiss（1981）说明了要素禀赋差异不仅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正向关系，并且美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挤出了其他国家的出口。Lipsey和Weiss（1984）认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互补关系不仅出现在中间产品出口上，还体现在最终产品出口上。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认为日本海外投资本质上具有贸易创造的特点（Yamawaki,1991; Goldberg, Klein,1997; Lipsey et al.,2000;Pantulu, Poon,2003; Kimura, Kiyota,2006; Yu, Zhao,2008）。例如，Pantulu和Poon（2003）使用1996—1999年日本对29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日本出口具有积极的影响。Lipsey等（2000）支持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和制造业产品出口存在互补关系，而且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发现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一直在强化。

除了日本和美国外，还有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Blomstrom etal.,1988; Lin, 1995; Chen, Chen,1998）。例如，Lin（1995）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四个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发现我国台湾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些国家存在出口创造效应。Lim和Moon（2001）使用韩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存在正向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欠发达的东道国比在发达的东道国更明显。

3．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二者关系不确定或混合效应

随着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Pantulu, Poon,2003）。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来分析，而不是理论问题。在实证研究中，由于数据归并的程度和实证检验方法的不同，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互补效应相互抵消。简单地说，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二者之间的不确定性更多的是一种混合效应。

贸易替代理论和贸易互补理论都有着各自的假设前提，现实经济中这些假设条件可能很难得到满足，这导致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经济社会中存在很多因素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有时候很难区分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是其他因素引起的还是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的。

在实证研究中，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存在不确定关系，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效应的不确定性（Pfaffermayr,1994; Svensson,1996; Goldberg, Klein,1999; Blonigen,2001;Swenson,2004），以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Wang, 2007）。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替代或者互补关系，这种关系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当产品、企业、行业或者国家的样本发生变化时，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不同。

1.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

早期，中国政府主要是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因此学者更多侧重于研究中国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中国贸易的影响。随着中国政府从对资本流出的限制到鼓励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也逐渐显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而且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也分成三类：替代、互补和不确定（或者不显著）。

1．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

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替代效应（张燕，谢建国，2012；王胜，等，2014）。例如，王胜等（2014）使用2003—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把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三类，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中国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会减少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出口流量，而对中国贸易进口流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仍然是以突破和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为主。

2．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效应

很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创造效应（蔡锐，刘泉，2004；项本武，2005；王英，刘思锋，2007；孙敬水，张蕾，2007；唐心智，2009；谢杰，刘任余，2011；张春萍，2012；蒋冠宏，蒋殿春，2014；王恕立，向娇娇，2014）。例如，王恕立和向娇娇（2014）使用2003—2012年中国对45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数据，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影响机制，按照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对东道国进行分类，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国别差异，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创造效应，而且反向进口效应大于出口引致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国别差异。

3．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二者关系不确定或者不显著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或者关系不确定（张如庆，2005；陈石清，2006；项本武，2009；俞毅，万炼，2009；周昕，牛蕊，2012；柴庆春，胡添雨，2012；陈俊聪，黄繁华，2013）。例如，周昕、牛蕊（2012）利用2003—2009年中国对40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替代关系，且对外直接投资对零部件贸易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体现出中国企业正在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融入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并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3.4 国内相关文献的评析

从以上文献的结论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互相替代，然而很多实证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创造效应。由于传统贸易替代理论与实证结果不同，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理论被提出。贸易替代理论和贸易互补理论都有相应的适用条件，因此需要综合、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不论是贸易替代效应还是贸易互补效应，实际上都是存在的。从宏观层面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实证研究上。这是因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理论或者贸易互补理论都是基于不同的假设条件，而宏观上对外直接投资混合了不同特点的投资，不同投资的贸易效应可能不同。例如，根据投资阶段的不同，可以分为国际化初期投资和国际化后期投资；根据投资产业不同，可以分为比较优势投资和比较劣势投资；根据投资的东道国不同，可以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投资的动机不同，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根据投资的分工体系差异，可以分为垂直型投资和水平型投资。因此，从宏观层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时既会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会存在贸易挤出效应（陈立敏，2010）。

其次，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贸易替代效应或者贸易互补效应存在一种动态的变化。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二者可能发生逆转。而且，当贸易效应细化到行业或者产品时，一国可能会同时存在贸易替代或贸易互补的情况。例如，一国是具有技术比较优势的国家，如果该国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进行垄断优势扩张型投资，那么在发达的东道国的投资（美国式投资）会对出口产生贸易替代效应，而如果该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比较劣势的转移型投资，在发展相对落后的东道国的投资（日本式投资）会对出口产生贸易互补效应。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建立生产基地，该企业的投资会替代了企业产品的出口，但是该投资也可能带动了母国上下游企业的产品出口。例如，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动态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再次，贸易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不能简单认为一种是不利的，另外一种是有利的。评估贸易效应的关键不是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本身，而是替代或者互补的内涵是什么。例如，一国是资源匮乏的国家，如果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具有负外部性产品的出口，如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那么这种贸易促进效应不利于该国产业结构调整；相反，如果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那么这种贸易替代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利于该国优化产业结构。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在一些实证研究中，由于变量的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 of Variables）、变量的联立偏误（Simultaneous Bias）和数据的归并偏误（Aggregation Bias of Data），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可能出现伪回归的问题（Forte,2004; Head, Ries,2001）。联立偏误是指其他变量能够同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Pantulu, Poon,2003; Alguacil, Orts, 1999），例如，如果母国企业对高收入国家具有出口或者投资偏向性，那么出口和投资在高收入国家就存在正相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创造效应，在消除收入影响因素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替代关系。Blonigen（2001）指出由汇总数据导致的归并偏误对实证分析会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Swenson（2004）认为很多实证研究不支持传统的贸易替代理论，这是由于数据归并造成的。他使用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具有显著的贸易互补效应，但是当使用行业层面和产品层面的数据时，实证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贸易替代效应。

最后，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战略，但是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研究还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缺乏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产业结构、比较优势、要素含量和分工方式具有自身的特定，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也是近十年才迅速发展起来的，而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区位分布、投资动机等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有着直接关系，具有典型的国家特色。然而，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的直接应用国外已有的理论，并且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方面。

第二，偏重贸易数量效应的研究。无论是从微观层面，还是从宏观层面，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即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互补效应。实际上，这些研究只是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规模的数量影响，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还不多。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政府已经把经济结构调整放在首位，不再简单追求数量的增长。例如，中国作为“世界的加工厂”，出口产品中内含了大量能源，是净内含能源出口国（陈迎，2008），中国环境承受能力已到极限，因此贸易结构问题更为重要。

第三，贸易效应的研究忽视了贸易利益分配问题。实证研究中采用的贸易数据都是海关统计数据，传统海关贸易数据存在重复计算问题，高估了贸易的实际收益（邓军，2014）。中国的加工贸易占有一定的比重，中国进口中间产品，加工和组装后再出口，创造的增加值远远小于出口总值。因此，采用传统的总额贸易，无法评估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贸易效应。

第四，产品层面和行业层面的研究非常少。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限制，例如缺乏细化行业，甚至产品的投资数据，导致无法从产品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国外的研究同样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很多研究采用代理变量的方法，如采用企业海外子公司的销售收入或者雇用人数或者海外投资项目数量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代理变量（Lipsey, Weiss,1981; Lipsey, Weiss,1984; Chedor etal.,2002;Blomstrom etal.,1988; Yamawaki,1991; Lipsey etal.,2000; Lipsey, Ramstetter,2003; Head, Ries,2001; Blonigen,2001; Head etal.,2004）。

第五，政策建议缺乏深度和可操作性。由于无法获得详细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贸易效应的研究深度不够，提出的政策建议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政策建议尚显粗糙，缺乏足够的操作性。当然，这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如深入研究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国家内部创新体系培育等方面的内在联系。